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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女人,只要她表现出一点差异,就会被认为是狂人
在上世纪的世界文坛中,有两位著名的“狂人”作家——英国女作家伍尔夫和法国男作家阿尔托。伍尔夫自幼饱受精神疾病困扰,多次尝试自杀,最终在 59 岁时投河自尽。而同样为精神疾病所困的阿尔托,一度在精神病院治疗了 9 年。
在下面这篇文章中,法国作家维维亚娜·福雷斯特对两者进行了对比。在她看来,作为被称为疯子的男人,阿尔托利用了疯狂,从而获得了疯狂的力量;伍尔夫并不试图商讨她的“疯狂”问题,她不炫耀这种疯狂,也不利用它。
《激情如初》
[法]维维亚娜·福雷斯特 著
张新木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出版
2020-9
肉体与呼吸
——安托南·阿尔托和弗吉尼亚·伍尔夫
撰文:维维亚娜·福雷斯特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部用肉体和呼吸写出的作品,通过一个文本体本身进行的过滤和表达,其轨迹一直通向河水,而水是贯穿伍尔夫所有作品的素材,她自己最后也没入水中。没有一个作家像她这样体现文本,甚至以死亡来体现。
这位被人们认为性冷淡的作者,用自己的每一寸皮肤来写作,一种与世界没有严格界限的皮肤,但是它吸收和表现着对这个世界的所有渴望,既是客体也是主体。一个多毛孔的身体,不可计数的身体,时时被一种内部天性所折磨的身体,弗吉尼亚·伍尔夫就像一个被海浪不断冲击的大不列颠岛,被一切自然因素、一切气味、一切声音、一切感觉搅得烦乱不堪。还有它们的不在场。

“我有一个承受世界并诉说现实的身体。”这是安托南·阿尔托说的话,同样也适用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看来,现实并不是或多或少有些刻板的合理性的总和。文本不是模仿,不是重复,不是填充,而是设计出空间,尤其是指出空白、缺失:那些记载现实的逃逸点。但这些断裂的地方在这里不是深洞的洞口,不是需要穿越的深渊的入口,不用跳入其中或消失于其中。欧律狄刻不是奥菲斯。她在地狱中别无他求。
这个“现实”通过文本,与思想和身体经常是即时相连的,被接受的话语却让我们背离现实,把我们引向更具功能性的循环体系,这个现实与真实很不相同,却被话语定义为“现实”。重新回到被禁止的真实,用其他的语言来表达(力比多的语言),阿尔托用一种渴望、一种高傲的绝望接受了这一现实。弗吉尼亚担忧地关注着这个现实,并且试图达成一个共识,即她所截获的东西不想亵渎任何东西。更不预见任何东西。
这里倒不是要比较这两个作品的价值,或比较两位作家的生活内涵,而是要看看一个女人的态度,这个使人流放、使人疯狂的预见态度和男人的态度有什么不一样,男人志在颠覆一切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如果女人做出这样的举动,就会被社会认为是“出格”。为了表现他的拒绝和学识,阿尔托必须争取他的边缘性。
奈瓦尔、尼采、荷尔德林、阿尔托等都生活或工作在一种非正统状态中,这种状态被称为“精神错乱”,他们通过某些极端的创新路线,似乎到达了这种状态,正如从中而来的痛苦那样。这个如此糟糕的距离,对这些男人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进入一个按他们尺度制造的体系,进入得既非常容易,又很有必要,可是这只是一个虚假的体系,这种组织压迫着他们,他们无法进行自我表达,不能用自己的气息来呼吸。然而这个距离,作为女性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距离是强加在她身上的距离。作为一个女人,她首先就处于社会的边缘。作为少数派,她首先就被排除在体系之外。因为是女人,所以只要她表现出一点点差异,就会预先被认为是狂人。
再者,这种由于怪癖引起的最原始的感觉,它带来了既摄人心神又充满危险的经历,弗吉尼亚在孩提时就本能地经历过了。她自愿称为“精神失常”的最初病情,就发作于母亲死后,那时她才十三岁。这种疾病一直困扰着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失常的视觉、失常的听觉对她来说跟“标准”一样熟悉,而当她恢复到标准状态之后,她便觉得这比无意义的烦乱还要荒唐。
对令她惊讶的东西进行调整,调整到所谓正常的生活中,就像语言和代码所建议的那样,对她而言比远离自己的差距更加富有悲剧性,更加荒诞,更加不可思议,尤其更加令人迷惑。然而她还是很开心地去感受这一切,全身毛孔都吸收着这种甘美,擅长于精确享受。
男人被称为发疯,女人被称为发狂,安托南·阿尔托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就是这个叫法,这个名称。在这种“疯狂”中,他们的标签并不相同:男人是精神分裂症、偏执狂患者,而女人是——并不十分肯定——偏执抑郁症患者。他们有过的是不同的经历,但是人们就是这么说,他们自己也这么说:男疯子和女狂人。
作为被称为疯子的男人,阿尔托使尽了自己男人的力量。他获得了疯狂的力量。他强加了疯狂,从疯狂出发进行操作。这样做肯定是有道理的。首先,他与那些制造壁垒的人有所区别,与那些预设认识的人有所区别,他们没有道理,却也不无道理。
希望成为另外一个人,从他们强加的理智中脱离出来,这能超越身为男人的事实,却又包含了这个事实。
疯狂让尼采兴奋:皮埃尔·克罗索维斯基在《恶性循环》中描述了这种通过疾病让自己与众不同的愿望。尼采、阿尔托、奈瓦尔的存在毕竟都是合法的。他们是社会世界中的不可分割的居民。他们希望能成为另外一个世界的居民,一个更加真实、更加直接的世界的居民,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真实生活的世界。
弗吉尼亚·伍尔夫被称为疯狂的女人,她并不试图商讨她的“疯狂”问题,甚至在文章中也避而不谈。她不要求这种疯狂,也不炫耀它,不利用自己的“疯狂”,至少在她的研究中她不会理智地这样做。因为“疯狂”是她的第一状态;那里逃离她的是偶然的世界,她知道怎样更好地发现这个世界。至于生活本身,她就像当时的所有女人一样,她并不拥有其他任何东西。她缺少的是存在,是对社会世界的完全融入。阿尔托和尼采所寻求(自我发掘)的东西,她天生就有。但是她没有与生俱来的话语。而他们有。
她是女人的状况,她是知道的,她在《奥兰多》和《自己的房间》里分析过,《三个几尼》对这个问题更是做了详细的分析,她是一个差别、一个错误、一个体系的过分,而这个体系中的实证性、成功和典范都属于男性的社会。让自己与众不同没有任何的意义,其结果只会取消这个差别。作为一个女人来看这个世界,听这个世界,解译这个世界,这本身就是在表达一种差别。诚然,弗吉尼亚时而疯狂时而理智。她同时具备两种状态。她知道镜子两边的情况,也知道镜子的表面,但是毫无疑问,疯狂也许是最不令她惊讶的东西。
令她惊讶的是从女人的角度看到的正常状态,这在《奥兰多》尤其是在《三个几尼》里得到了证明。在其他作品中也是这样。女人要适应这个状态,但又不全身心地投入这个状态——这就给她强加了这种世人皆知的距离,赋予她另外一个视角,激励了她特殊的清醒。一个生活在男性甲胄之外的女人,她善于截获粗俗的生活,并且有能力揭露这个熟悉的世界的怪异。
她不想要这样的“分离”,分离比死亡更能萦绕安托南·阿尔托,但是她热衷于同时表现这两个阶段:展示在统一性中颤抖的东西。
她是作为女人和作家在说话。她并不是作为一个女狂人在说话,因为那样就没有人能听到她说话。因为没有人听到她说话。人们对阿尔托进行检查,把他关起来,但是人们清楚检查的是什么,关起来的是什么,人们尽力阻止不正常的内容。而一个女人可疑的话语,完全不符合男性规则的语言,人们听都不听就将它扔到一边;她自己也不坚持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些什么。她自己也听不到,兴趣索然地做个评价。甚至《达洛卫夫人》里的塞普蒂莫斯都在做着令人心碎的回应。

安托南·阿尔托的粗暴,他的尊严,跟别人活得不一样的意愿,逃离原来的身份,达到身体之外的支配,这些与一个女人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女人的身份让她不能完全生活在标准中,生活在标准的荒唐中。为了显示她的界限,必须拥有自己的位置。弗吉尼亚知道,女人的地位处于被消除的地方,至少被放在隔离的地方。但是从这种消除和隔离中,弗吉尼亚看到了奥秘;此外,她以很强壮的身体存在着,具有很强的生理力量,从这个不在场和距离出发,她就能更好地证明一个在场,但是面对平庸事物及其丰富性,她仍然让人惊愕万分。她能回顾和召唤那些不为人知的、缄默的、被取消的东西,她(和其他人一起)体现着这种消除。
由于很早的时期就天真地忍受过这一切,弗吉尼亚·伍尔夫没有任何预谋,就像安托南·阿尔托一样,她发现了从开始滑坡的地方开始的流放,那是被取消的地方,而不是在废除中:在地狱中。与阿尔托不同,她情愿保持着距离,不去利用它,至少不是有意识地去利用。
如果说《到灯塔去》和《海浪》升华了这些糟糕的时刻——母亲的缺失充斥着整个精神风景,那么《生命的瞬间》则诉说了一个生来就任人摆布的女人的抱怨,同时也揭露了维多利亚社会那愚蠢的反常。《三个几尼》进一步揭露了这个社会现象,并且将其政治化:弗吉尼亚·伍尔夫确信,在一切压迫的根源处,都会看到种族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将女性列为少数派,并且奴役女性。而且“家庭小说”在描写私人生活方面向来都很残酷,这时会转向外部世界,与当时横行肆虐的专制和纳粹主义融为一体。
阿尔托,他揭露“对性的阴暗的贪婪”,呼唤“女人的被遗忘的女性”。弗吉尼亚·伍尔夫,正因为她是女人,成了指责的对象,她有可能成为那种女性。她承担着保持特色女性的重任,这自然会将她带到那些通灵诗人想要跨越的界线上。但是她本身就是那个身体,有可能激发那种“我们没有妥善安置的事物的自然反抗”,这是阿尔托说过的一句话。和他一样,她知道力量存在于何处,力量又会在何处瓦解;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比她的作品更加重视性事,重视力比多领地。然而,她的领地是全新的,多元的,并且忽略了教条的等级,无视强加的一价性。利顿·斯特雷奇惋惜地说:“在她的作品中,没有任何性交成分。”然而力比多、性事在她的作品里随处可见,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支撑着那些承载期望或拒绝性交的隐讳场景,以不同的程度、不同的密度来描写性欲,这种多样化到目前仍不为人所知。在这种非中心化上,在这种多元化上和分散上,权力是不起作用的。极大的危险!
危险的弗吉尼亚·伍尔夫!这句话我们重复多少遍也不嫌多,通常,我们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位作家发现了未知的土地,启动了身体和认识的新程序。让我们强调一下她所忽视的东西,她所忽视的就是:床上实施的性代码。性冷淡!
性冷淡还是多元性事?
太性感?多元的性欲、性感和女人,作为女人的性感?人们拒绝给她任何性事的权利。人们不检查她,也不囚禁她:她自己称为“疯狂”的东西,应该在私人的层面上解决;她的社会地位允许她这么做。
这个“疯狂”,即她在作品里从来不张扬的“疯狂”(然而这让人更加放心),人们将不会知道。人们发现这样将更好。人们将这个女人定义为“性冷淡”。这是语气问题!她没有将语气放在应该放的位置上,并且由此打乱话语的整个顺序。
由于她的冷淡,她消失在滑稽中。她被取消了。她成为一位作家……却被剥夺了谈论性的权利。然而无论是在日记中还是在作品里,没有一行字为这个资格进行辩护。她能够流淌着性欲的汗水,能够写出许多作品,几乎每个词都隐含着性的潜力,人们却听不见,也读不到书中谈论性的部分,或说得更确切些,人们断定书中几乎没有谈论到性……“在她的作品中,没有任何性交成分。”
她是否也知道,犹豫、拒绝和否定构成了遭受质疑的事件?虽然戴着惩罚小学生的驴耳纸帽,但是她并没有学好她的课程。她不知道应该在哪里使用语气,主语是什么,宾语应该放在哪里。
她不模拟,也不模仿吗?她冷冰冰的。她拒绝,不如说她选择了无数属于她自己的道路?性冷淡。她在讲述家庭故事的时候没有用自己的语言吗?她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因为她没有在上述小说中代表脱离了肉体的女人。
但是这些禁忌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致她不敢听到她所知道的东西,不敢知道她所听到的东西。她向前走着,一直心存疑虑,越走越远。她好像一直处于一个奇怪的发源地的边缘,在这里痛苦就如她在最后一本书《幕间》里描写的一个恐怖的场景:“一条蛇盘绕在草丛里。死了吗?没有,嘴里吞着一只鼹鼠,以致它呼吸困难。蛇没有能力吞下鼹鼠;鼹鼠也死不了。一阵痉挛紧缩着它的双肋;血流了出来。这是一种反向的出生——一种骇人听闻的颠倒。”
安托南·阿尔托所呼喊的就是这同一个令人窒息的空间吗?“我不是一个埋藏在自我世界中的即将出世的胎儿。我就是我,是我。”出生?死亡?存在?“我为了尽力活着而进行斗争,为了尽量与幻想的形式(所有的形式)一致,这个让人发狂的幻想就处在真实的世界中。”他强调说。弗吉尼亚也在做着同样的斗争,她经历着两种状态,她的作品里浸透着“让人发狂的幻觉”带来的感知,这个“让人发狂的幻觉”是理智的,有逻辑的,她天生就认同这一幻觉,认为它是合法的,并且自认为因超越了极限而带有负罪感。
从这些意义的颠覆中,从“性欲与性冷淡”的误解中,产生了部分的冲突,这些冲突将她推向死亡,将她带到《幕间》里的唯一一个因素上,即伊莎常常对她的丈夫感到失望:“从其他人的身上,她感受不到任何明确的快乐和仇恨……在她喝午餐酒的时候,她更能意识到对水的巨大欲望。”贪婪。饥渴、拒绝和享乐。但是阿尔托呢?“一切都过量了。一切都是这个不停地承载生命的过量。”对拒绝的虔诚,不可改变的追求。安托南,弗吉尼亚,他俩互不相识,但是两个人都热衷于——这是阿尔托说的——“不从存在的思想中除去生活的事实”。
(1977 年)
本文摘自《激情如初》
原标题:《因为是女人,只要她表现出一点差异,就会被认为是狂人丨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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