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华》报与中华苏维埃时期的审计

原创 杨媛媛 审计观察

《红色中华》报是中国共产党于1931年在中央苏区创办的中央机关报，被称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喉舌”。报纸既刊登政府公告文件、区内外动态，也刊登与苏区群众息息相关的新闻报道，为中央领导了解敌情、判断形势提供了参考，也为苏区群众了解、参加革命工作提供了途径。

在《红色中华》报存续的十年间，检索“审计”一词，共有 29 篇相关报道，另有与之密切联系的节省运动、反贪污浪费斗争、经济审查等内容。这些报道多数集中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阮啸仙担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时期，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审计工作在“保障苏维埃财政政策的充分执行，裁判检举对贪污浪费的行为，使财政收支适合于目前革命战争的需要”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也为今天研究这段审计历史提供了丰富的佐证资料。

记录了中华苏维埃时期审计机构的演变

《红色中华》报中的审计报道，以较多的笔墨记录了中华苏维埃时期审计机构的发展演变，比较完整地记录了这一时期审计地位逐步提升的过程。

财政部审计处。1932年8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在财政人民委员部下设审计处，省财政部下设审计科，对各级政府财政的预决算进行审查，加强对财政的监督。

然而报道显示，审计制度并未得到有效落实。刊发的《福建省苏报告》一文直言，“省财政部也没有审计科……预算决算没有按照财政条例按期做到，省财政部亦没有详细去审核”；年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周年纪念向全体选民工作报告书》及《财政人民委员部一年来工作报告》中，只提到“实行预算决算制度”“肃清过去贪污浪费的现象”，没有“审计处”的任何记载。由此可以推测，这时从事财政工作的人员，还未树立审计应该与财政分离的观念。

中央人民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在财政部下设审计处的做法，无法有效保证审计足够的独 立性和权 威性。1933年1月7日《红色中华》报刊登《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训令第十二号——统一会计制度》，直接、生动地解释了财政未能彻底统一的主要原因 ：“收钱是他，管钱是他，用钱也是他，他要钱用时当然会自己打开柜子任意拿用，那里还会向你做什么预算决算等候批准等麻烦手续呢？”各级政府还是习惯于过去财政自由开支的做法，存在很多贪污浪费的隐患。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财政管理不规范的局面，解决军事经济需要与贪 污浪费之间的矛盾，发挥审计的作用，苏维埃政府决定将审计部门从财政部门中独立出来。1933 年 9 月 15日，《红色中华》报刊登《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公布“成立审计委员会以高自立、梁伯台、吴亮平为委员”。审计委员会隶属于中央人民委员会，审计职能从财政部门分离出来，初步提升了苏维埃审计的地位。

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的三位委员，都各有其他职务，无法投入主要精力从事审计工作。《红色中华》报的报道显示，高自立担任中央工农检察部副部长，除调查贪污浪费案，还负责查田工作 ；梁伯台任国民经济部副部长，另担任《苏维埃中国》一书编辑委员会主任 ；吴亮平任中央内务部副部长，另外肩负着开办苏维埃大学及组织起草选举法的重要任务。

正当审计工作亟须开展的紧要关头，1933 年 11 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阮啸仙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在中共六大后就曾担任过中央机关审计处处长的阮啸仙，具有比较丰富的审计工作经验。他的到来，有力推动了中央审计委员会体制的变革，推动了审计工作的发展。

1934年2月22 日，《红色中华》报公布17 日毛泽东签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其中第八章—— 审计委员会，明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审核国家岁入岁出及监督预算执行。苏维埃组织法的颁布，使中央审计委员会地位再一次提升，标志着审计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审计工作也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同年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审计工作暂告一段落。

延安时期恢复审计机构。1937 年 1 月，中共中央从保安迁驻延安，2 月，临时中央政府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着手恢复审计机构，建立国家审计委员会，谢觉哉任主席。1937年4月23日《红色中华》报刊登《苏维埃政府关于财政措施的新规定》，要求没有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地方，财政部、供给部要负责审计。

见证了中华苏维埃时期审计工作的开展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于1932 年 2 月 17 日在《红色中华》报发表题为《发展生产节俭经济来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的社论，号召苏区军民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提出“节俭一文钱即是对革命有一分的帮助，谁要‘浪费一文钱实等于革命的罪人’”的口号。苏维埃政府一面号召广大干部群众、机关企事业单位节省每一个铜板，一面开展如火如荼的反贪污浪费斗争。审计委员会紧紧围绕党的各项决议开展工作，利用《红色中华》报这一平台，及时分享好的经验做法、指出存在的问题，为苏维埃财政保障起到了积极作用。

推进节省运动。1934 年3 月13日，《红色中华》报号召为 4 个月节省 80 万元而斗争 ；9 月 11 日，刊登《中央审计委员会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总结》，公布 4 个月节省130 多万元的成绩。审计委员会以数字报道的方式分析了此轮节省运动取得的巨大成绩，也以具体的审计调查取证事实证明节省运动存在的问题。

在《红色中华》报号召开展节省运动的 6个月间，审计委员会及相关人员接连发表数篇报道。4 月，审计委员会检查中央各部 3 月节省情况，刊登《一月来响应本报节省号召的成绩》；人民委员会发出指示信，指出许多县没有依照中央审计委员会核准的数目开支经费 ；审计委员会委员谢觉哉发表《后方军事机关节省运动的转变》，认为他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行政机关相比是落后的，原因是存在“节省是为着帮助军事，而不是军事机关本身的 事”的 错误思想 ；审计委员会主任阮啸仙发表《 把“ 节省每一个片，为着战争， 争取前线上的胜利”提到福建省苏面前！》，驳斥福建省苏财政部关于透支的理由，批评他们企图以文件来得迟为借口掩饰浪费的事实。审计委员会在《红色中华》报上刊登好经验、点名批评错 误 行为的做法，极大地提升了节省运动的“效益”。

与中央工农检察部协作开展反贪污浪费斗争。在《红色中华》报的相关报道中可以看出，虽然中央工农检察部在反贪污浪费斗争中起主导作用，但新成立的审计委员会也通过审计调查、核减开支等手段，与中央工农检察部分工协作，共同在反贪污浪费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3 年 12 月《红色中华》报刊登题为《每月节省三十万来帮助革命战争—— 节省经济与开展反浪费斗争》的社论，第一次刊登审计委员会职能履行情况。标题虽名为“节省”，社论实际指出的是“不节省”背后隐藏的浪费现象。根据中央审计委员会报告，许 多苏维埃政府及军事机关存在浪费及预算不实的问题，10 月份中央总务厅预算浮开至 5000 元，总卫生部预算中列出的医院伤病人员及工作人员，与实际人数相差很远。

1934 年 1 月 4 日《红色中华》报刊登《人民委员会对于中央总务厅与瑞金县苏贪污浪费案的处分》，公布了对瑞金县财政部严重贪腐的会计科长唐仁达执行枪决的决定。该案此前由中央工农检察部开展调查，前往瑞金负责调查的工农检察部副部长高自立同时也担任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一职。同期刊登《 怎样检举贪污浪费（ 中央工农检察部的指示）》， 指出中央工农检察部在反贪污浪费斗争中，查出了几个大的贪污浪费案 ；中 央审计委员会通过裁减军政机关不必要的开支，仅 12 月份就节省 20 多万元。

预算决算与财政收支审计。中央审计委员会成立以后，先后对中央各部门、瑞金县苏及各军事机关开展预决算审计，核减浪费的支出。1934 年 3月，阮啸仙领导下的中央审计委员会，进一步扩大审计范围，集中对政府机关、企业、群众团体等单位开展审计。

《红色中华》报于 1934 年 3 月 17 日刊登《中央审计委员会审查三月份中央政府预算的总结》，从核定预算、改善工作方式及核减工作人员、节省经费等方面着手，指出各部首长不重视预算决算、一些财务审计干部业务能力不足、节省运动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在 3 至 4月份刊登的其他审计报告的总结中，同样发现各单位存在以上共性问题。

反映了中华苏维埃时期国家审计的特点

通过总结回顾《红色中华》报刊登的审计类相关报道，可以看出中华苏维埃时期的审计存在以下特点 ：

具有较高的站位。中华苏维埃时期的审计，始终保持着较高的站位，牢记其目标是保障苏维埃财政政策的充分执行。中央审计委员会曾多次在刊登的报道中呼吁被审计单位建立会计制度，也曾指出一些单位的会计站位不高，思考问题不全面。“我们苏维埃的会计工作，还未曾提到政治水平的最高点，我们的会计工作往往不能设想到战争的实际状况”。

以节省运动中的军委总供给部、国家政治保卫局为例，1934 年 5 至 6 月，两个部门增加红军及赤色保卫队六万多人，与4月相比，预算总数仍是减少的，但一些会计却教条地认为节省数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目标。中央审计委员会在总结中指出，会计的工作还不完善，存在“文牍主义”，没有充分调查分析红军人数增加与预算总数减少的关 系，导致没有体现出来的节省数有三四十万元。这种思想的转变“不仅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工作， 恰在这个地方表现了我们会计工作的弱点”。

推动了相关制度建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成立后即面临着建章立制的艰巨任务。建章立制的过程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帮助各单位发现财务管理中的问题，建立健全制度，也是这一时期审计的重要任务。1937年 3 月开始，中央审计委员会在审计中发现各单位普遍存在会计账目不清、忽视预决算、会计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于是迅速将问题刊登在《红色中华》报上，以“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纠正各级苏维埃在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呼吁建立苏维埃会计制度，要求相关款项都要有详细的计算和检查。

1934 年 3 月，中央审计委员会在给粤赣省苏主席团的信中公开，预算实际上已经开支半个月才交上来，是形式主义，决算也不按期交 ；5 月在《红色中华》报上表扬粤赣省苏，自上次 严格 指示后，有些好转，纸张 灯油等都能按实际预算实行。在对中央政府预算的总结中，中央审计委员会指出，开展审查的目的之一是“健全与建立会计制度”；在审查国家企业会计和互济会反帝拥苏同盟财政收支时，均发现存在会计账目不清的现象。几个月后，中央审计委员会在总结成绩时指出，苏维埃会计工作已经建立，预决算制度也初步实现。

开创了审计结果公开的先河。马克思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 卫者， 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中央审计委员会在对中央 各部、地方政府、企业、群众团体的经济活动开展审计后，及时形成书面报告，刊登在《红色中华》报上，第163 至 232期中，共有9 期刊登了这些报告，充 分 利用了《红色中华》报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特性，向苏区的干部群众公开审计结果，既肯定成绩，也揭露问题，严厉批评存在不重视预算决算、贪污浪费严重等现象的被审计单位，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审计结果公开的先河，在苏区的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中起到惩戒和威慑作用。（作者单位系审计署审计博物馆）

来源：《审计观察》杂志2020年第8期

喜欢此内容的人还喜欢

原标题：《《红色中华》报与中华苏维埃时期的审计》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