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慈悲为怀 | 导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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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片共同的土地上，命运不停歇地关联。

作者 | 连然

慈悲本是佛教术语，为慈与悲二者的合称——爱众生并给与快乐称为慈；同感其苦、怜悯众生并拔除其苦称为悲，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

在藏地，于藏人，佛教已浸入日常生活之中。信仰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一以贯之在万玛才旦这位藏族导演的电影中。

导演今年51岁，头发花白，见面那天他戴黑框眼镜，穿黑色衣服，黑色皮鞋，疲惫的目光从镜片后看过来。他说他的花白的头发也不是为电影操心得来，家族遗传吧，他说一句。

这些年，他看到老物件的消失，纯粹藏语的逐渐消亡，感到痛心。官方的、民间的“抢救”都有，然而收效微小。眷恋的事物难以停留在时代中，他生出无能为力感。但时代是自顾自轰隆向前的，许多消失是一种必然。

11月20日上映的《气球》，是万玛才旦近年作品中首部真正意义上全国院线放映的作品，上映后排片甚寥，他无奈发出对“公平排片”的呼吁……“希望更多的观众能看到，能了解藏地普通人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存处境，这个很重要”，万玛才旦说。

01 | 何所谓慈悲

慈悲即在万玛才旦的文化中。他曾说过，藏族文化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以人为本的文化，处处体现对人、对生命的关怀，“慈悲智慧，宁静和谐”。

导演的第一部35mm长片《静静的嘛呢石》，片名中的“嘛呢石”，是藏区刻有经文或者佛像的石头，用以表达藏人的祈愿，他曾在采访中提起，“四千多部《大藏经》，刻在嘛呢石上，就是一面面石墙。你若去藏区，就会看到这种景观”。

当初选用嘛呢石作为片名，是为一种象征，“整个藏区就像嘛呢石一样，几百年、几千年来，一直静默着。但那些细小的变化却时刻在发生着，身处其中，也许不会感觉到。好多人建议我改片名，但我还是坚持了”。

他想通过这个故事，“表现藏区日常生活表面的平静之下，传统与现代的交织渗透，表现浓厚宗教氛围下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纯朴的人对信仰的虔诚”这些平淡朴素里的灵光，才是他的家乡的真实面貌。那时他说，作为藏人，最大的梦想就是拍出纯粹的藏族电影，关注最普通的那一群体，然后完整地艺术地再现。

万玛才旦最新的电影《气球》，讲述了主人公达杰一家因一只普通的避孕套卷入了一系列尴尬而又难以抉择的事件当中的故事，同样关乎藏人在信仰与现实冲突间的挣扎。

20世纪9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在藏地推广，故事发生在已经有三个孩子的卓嘎和达杰家里。达杰的父亲去世没多久，卓嘎肚里又有了第四个小孩，迫于经济压力，卓嘎并不想生下来，但上师算出来这个小孩会是达杰父亲的转世，达杰不同意打掉这个孩子，矛盾与困境出现了……

电影里，女主角卓嘎对信仰做出了反抗，她自行前去医院做手术，尽管没做成，后来她又跟着妹妹去了寺庙……结局看似是开放的，但在信仰与现实的双重压力之下，抉择是如此困难，带着慈悲心看待卓嘎的的导演也不能为卓嘎做下决定。

因为信仰早已是藏族人日常的一部分，很难有人能把信仰跟生活分离开各自看待，信仰，包括佛教中的生死观，包括慈悲为怀，都早已经融入到生活之中，融入到藏族人思维方式与行动里面。“所有的表达与行动都是跟信仰有关系的”，而“因果轮回”是佛教的基本观点，杀生是佛教里最大的罪孽。

万玛才旦同情卓嘎，像同情每一个处在抉择困境中的女性。卓嘎的这些抗争与觉醒看起来不够彻底，是因为她处在信仰与现实压力的两难之中。

他也成长在宗教信仰氛围浓厚的家庭中，年幼时被爷爷认为是其舅舅的转世，信仰对于他，亦是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是后来离开藏地许多年，受到其他文化与价值体系的教育与熏陶后，万玛才旦对信仰与文化有了反思。在电影中，在一个像梦境一样的超现实场景里，两个小男孩把痣从哥哥身上取了下来，拿在手里，在沙漠里跑来跑去，而那颗痣本来是被视为奶奶转世的存在，他的思索这样被寄托进去。

对万玛才旦而言，那片土地上的人如同兄弟姐妹，他对卓嘎这样的女性，不只有深幽的认识，还有着深切的同情，他会觉得她们的命运就是自己的姐妹们的命运，在那片共同的土地上，命运是不停歇地关联，她的命运，也是他的更大的命运的一部分。

《气球》的最后，一只红气球破碎，一只红气球飘向空中，飘走了。镜头给到了小孩，给到了卓嘎，也给到了达杰，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幕，这一个红气球的消失，是期待或是其他……

02 | 失落与衰败

万玛才旦的上一部电影《撞死了一只羊》，阐述的命题中同样关乎“杀生”与“救赎”，他想要通过那部电影，传达出个体的觉醒与族群的转变，“好像从一个旧的时代，暴力的时代，走入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新时代的带来的不会只是希望，也将对旧时代的冲击一并带来。

冲击，一种冲击是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对藏族文化的冲击，或者放大一些，是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是所有人、各种文明都要面临的更新换代如此之快的世界提出的残酷的身份认同的命题。残酷不只是因为变化快，而是因为跟你一起出生的各种东西在被淘汰……

现代化带来便利不可否定，技术解放双手，从前要骑马去放羊，现在骑摩托、开车、甚至用无人机都可以；点酥油灯，从前必须用酥油，现在开灯就等于点过了；念经，从前是自己念或者请僧人念，现在录音机与唱经机打开就好了……消失的不只是一些古旧器具，一些仪式感，还有与他们共存的情感，一个民族积淀的感情。

还有纯粹藏语的失落。万玛才旦小时候说的是非常纯粹的藏语，没有任何其他的词汇与表达方式掺杂进去，而如今，许多年轻的藏族人在表达一个事情时，话语里已经有很多外来词汇了，一句话需要五六个单词，可能两三个单词就是汉语，“他们讲的时候他们是完全意识不到的，但是听的时候能清楚的意识到，句子的结构甚至可能也发生变化。有时候尤其可能文字的书写，已经不是一个很纯粹藏语书写的方式，可能掺杂着很多其他语言的表述方式的影响”。

尽管从民间到官方，一些机构、学校、寺院僧人、社会学者会定期收集已经渗透到藏语当中的新词汇，做规范的翻译，再做成小册子，分散到村庄，推广出去，做一些补救的工作，确实也起到了一点作用，但收效微小，并不能挽回局面。明明知道语言的状态在发生变化，纯粹性在流失，但作为个体无能为力，他感到心痛。

还有一些传统职业，万玛才旦眼睁睁地看他们消失在自己的成长中。比如驱逐冰雹的人。冰雹，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会来，会打碎农人一年的辛苦。所以有防雹师，那些用法力、咒语驱逐冰雹的人。但后来有了人工防雹技术，收割速度也加强、加快，防雹师就慢慢消失了，“现在看不到了，在我小时候，每个村子都是要有防雹师的”。他本来打算拍一系列纪录片记录这些消失的职业，但只拍了这一部，因为太快了，消失的速度太快了，而影像，影像其实也不能留下什么。

藏戏的衰败也是如此。在万玛才旦寻找演员的过程中，经历过很多民间的藏戏班子，很清楚地能感受民间的藏戏，民间传统的文艺力量在衰败。“有些地方去年还在演，但是去了之后已经不演了。演员有些可能处于生活的压力，出去打工了，有些可能嫁出去，没人动道具，道具都埋着厚厚的土，放在那”。他亲眼看到这些东西在流失，正在或者即将不复存在，没有办法不痛心。“痛心当然就有眷恋的感觉，你没有眷恋为什么痛心。”

甚至细节到帐篷，从前帐篷是牧民的必备品，去哪带哪，而如今，草原上到处都是那种砖木结构的房子，帐篷已经没什么存在的必要了。许多人的后代已经不会制作帐篷了，这项陪伴牧民逐水草而居的传统手艺快要断代了。

更切身的感受是，万玛才旦2005年拍摄了电影《静静的嘛呢石》，15年过去再回头看，电影中的许多物件已经没有了。

万玛才旦对现代化没有意见，他坦然接受现代化带来的便利，只是也很眷恋着那些旧日事物的温度。他用自己的方式，身体力行地，用小说，电影或记录或创作，属于藏地的画面。但所谓大势所趋，他也会哀叹一句，“拍电影对改变现状来说，其实也没有什么用。”

他在藏地出生，成长，从那里离开又回去。相对于世代生活在那里不曾离开的人而言，万玛才旦对家乡的感情是复杂的，他的根在那里，他当然爱他的家乡，但也因为那些抽离的时光与境遇，他看待事情的方式与从前不一样，面对一个事情时，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对很多事与很多人的记忆也发生了变化，反差出现了。

他对信仰、文化、对家乡现今这样的处境有一种思索，“一方面会思考、同情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时时刻刻会为他们着想。”

03 | 动物性上升

他的家乡在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一个坐落在安多藏区黄河上游的村庄。小时候他也在山上放过羊，进城是为了读初中，接着上中专时接触到唯物主义，让他对从前深信不疑的转世等说法产生疑虑，再到后来，他离开藏地许多年，接受到其他文化体系的教育与熏陶，对照更加明显，反思加深。

他离开家乡是放弃分配来的教师公职，要去甘肃上大学。学成又被分配到州政府，在公务员的身份上度过了四五年。后来他又考了硕士，在北京实习，顺道去了北京电影学院一趟。再次回到青海，在某个资助藏区教育基金会的支持下，他得到了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的机会，生命就此与电影联结起来。

2002年，在北电读电影的万玛才旦交出作业——《静静的嘛呢石》短片。一路将镜头对着神话体系的熏陶，信仰与心境的挣扎，再到现实生活的困境，他拿了下许多奖项，2005年电影版本的《静静的嘛呢石》获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2011年的《老狗》获得布鲁克林电影节最佳影片；以及获得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摄影三项提名；2018年的《撞死了一只羊》获得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

多年来，他总是在外生活工作，但人跟家乡的强烈联结不会因为片段分离而弱化。几年前，他搬离北京，回到西宁生活，熟悉的场域滋养他。家乡的人对他而言，如同兄弟姐妹，他一方面会思考、同情自己的民族文化所正在经历的种种，另一方面时时刻刻会为他们着想，有着深切的同情，在那片共同的土地上，命运不停歇地关联。

电影讲的是藏地当下女性面临的困境，主题正好与当下的女权运动形成呼应，但故事其实是在很多年前成形的，万玛才旦并没有刻意寻求这种呼应，“跟生育有关系，跟政策有关系，还要跟信仰有牵连。这样一个故事肯定它的中心肯定会落在卓嘎这样女性的身上。”

万玛才旦说，在藏地，整体感觉上男女是平等的，一个家庭当中，根据自身的体力特点，男女有各自的分工，没有太多的某些观念或身份上的歧视，“女性在一个家庭当中的地位，或者她决定的权力还是很大的。很多事情还是女性说的算，女性是起到主导作用的。”

经济方面的决定权，通常是协商的结果。一个男性或者一家之长通常不会武断地去分配经济资源，分配还是会由家庭中主要的男性与女性协商决定，“可能实质上的平等，更多的被体现在经济层面”。

但生育权又很不一样，其已不仅是性别平等的问题，后面涉及的东西太多，涉及到信仰、观念、文化与现实等很多东西，相互之间连接紧密，无法割裂讨论。

在羊的世界，多生多好，生的羊羔越多，主人家的经济状况一般会越好，所以种羊被从外地找过来配种，而生不出小羊的母羊，就面临被卖掉的命运。卓嘎的处境在这时与一只动物殊途同归起来，不同的是，她是怀到了小孩，想要打掉，却被扇耳光。

人与动物的对比，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与放开，似乎让人的动物性比更加明显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人的世界，生育是有限制的，如今社会的人口结构发生改变，对新生儿的需求增大，原本被限制的生育被放开，动物性上升了。

“当母羊生不出小羊的时候，它面临的就是被卖掉杀掉的命运。它跟卓嘎的处境是有些相似的，它因为生不出来，要面对那样的命运。而卓嘎却是快要生了，所以要陷入一个困境。”

但万玛才旦总也是带几分慈悲心的。就像在《撞死一只羊》中，司机要把一只意外被撞死的羊送去超度，即便那是一只羊；就像在《气球》中，镜头朝向那只母羊，她的眼神是如此忧伤，即便她已失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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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万玛才旦：慈悲为怀 | 导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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