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脱离人生正轨:日本年轻人自杀率走高背后

澎湃新闻记者 陈沁涵

2020-12-03 06:58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20岁的木村和雄是一名自杀未遂者,今年6月的一个闷热午后,他独自在家服下60片镇静类药物羟嗪。“30片之后就有强烈的眩晕感袭来,继续吞下剩余30片时,呼吸越来越困难。”
木村说,他永远也忘不掉那个生死彷徨的时刻,“服药后几近窒息的感觉真的非常痛苦,我自己拨打了救护车电话,看到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就失去了意识。”
经过抢救,他幸运地活了下来。而演员三浦春马、竹内结子,以及数千感到绝望的日本人在近几个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今年7月起,日本自杀率连续4个月超出去年同期,年轻自杀者明显增加。
令和2年版《自杀对策白皮书》显示,2019年日本自杀者超2万人,呈现下降趋势,但10岁至19岁人群中,自杀人数为659人,自杀率达到3.1(注:自杀率=每10万人中自杀的人数),逆势增长。15岁至39岁人群去年的自杀者总计5229人。日本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在10月27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年轻人自杀问题严重,政府将重点关注推进自杀预防对策。
自杀,已成为日本年轻世代的第一大死因,这在发达国家中绝无仅有。
“日本年轻世代生活在一个遇到困难后不得不用自杀来解决的社会。”日本中央大学人文科学所研究员高桥聪美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自杀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1978年-2019年日本自杀人数变化/日本厚生劳动省。

1978年-2019年日本自杀人数变化/日本厚生劳动省。

隐秘的校园霸凌
“受疫情影响,学校从明天起停课,后续安排将另行通知。”4月7日晚,木村和雄在便利店兼职结束后疲惫不堪地往家走,手机突然收到停课通知,内心一阵窃喜。他打开Facebook扫了一眼,才知道几个小时前政府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东京等7个都道府县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范围也包括他所在的大阪。
木村告诉澎湃新闻,他在大阪一所专门学校(类似于国内技校)就读设计专业,从小自认为审美出众,对个人形象也十分在意。但是从高一开始,脸上的青春痘层出不穷,起初冒一个挤一个,但到高二时已蔓延到整张脸,不得不戴上口罩。
“班上有同学给我起了‘火山脸’的外号,嘲笑我,说我受了诅咒,书本上经常被别人乱涂乱画。”木村回忆,被霸凌最严重的时候,每晚不是失眠就是做噩梦,睡不着的时候就想第二天找什么理由请假。有时看到镜子、玻璃等反光物里的自己,很想哭。
木村越来越频繁地旷课,即使去学校也几乎不和同学说话,勉强读完高中后进入专门学校。不出他所料,同学依然不友好,2年里曾多次发生肢体冲突。
校园霸凌是日剧和动漫的常见主题,其中不少情节令人不寒而栗,但现实中的情况似乎并没有好一些。
日本慈善机构“日本基金会”(Nippon Foundation)2018年对全国18岁至22岁人群进行调查,30%的受访者称“曾考虑过自杀”,其中近五成表明是“学校问题”,三成称家庭问题。回答“学校问题”的学生中大多数谈到了“校园霸凌”。2019年霸凌・自杀预防海报比赛优秀作品(作者:前川雅美);海报文字:“实际上,大家都讨厌霸凌者。被霸凌者,你的朋友有很多,因此不要放弃。” 日本霸凌・自杀预防国民运动本部国民运动本部网站

2019年霸凌・自杀预防海报比赛优秀作品(作者:前川雅美);海报文字:“实际上,大家都讨厌霸凌者。被霸凌者,你的朋友有很多,因此不要放弃。” 日本霸凌・自杀预防国民运动本部国民运动本部网站

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数据,2019年全国中小学发生的霸凌事件超过61万件,5年时间数量增长了3倍。
“当你在学校不合群,或是和别人与众不同时,往往就会受到排挤,严重一些就是霸凌。”日本青年心理学会理事长大野久告诉澎湃新闻,在日本教育中,集体很重要,某些方面“表现特别”的孩子即使很优秀,也可能被孤立。出于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考虑,被霸凌的孩子很少愿意第一时间告诉老师或家长,宁愿选择默默忍受。
学生屡受霸凌,学校成了“残酷现场”。据共同社报道,3年前,日本长崎市海星私立高中一名16岁男生死亡,校方告知家长“学生猝死”。在家长的一再追问下,当地教育部门调查此事,历时2年最终发现关键证据,上月出具的报告证实,学生主要因为被霸凌而自杀身亡。这件事让许多人再次关注隐秘的校园霸凌。
致命的一根“稻草”
在木村看来,被霸凌只是他不幸生活的一部分,根源在于“被毁”的容貌。今年2月,木村在家人建议下去医院的皮肤科就诊,医生说,每周治疗一次,完成3个月的疗程预计会好转。他燃起了一线希望,每治疗一次后都会仔细观察是否有所改善,但情况并不如他所愿。随着大阪的新冠疫情扩大,4月7日进入紧急状态后,他就诊的医院控制非急诊和重症患者的人数,皮肤疗程被迫中止。
木村的生活像是被按下暂停键,学校停课、便利店的兼职工作中止,他在家中无所事事,不自觉地长时间观察自己的脸。“3个月的疗程只完成了一半,因疫情停止治疗后,脸上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不再抱任何期待。”
由于自卑,木村很少主动和同龄人接触,更别提女孩,看到比自己年长3岁的哥哥在家经常和女友视频通话,他非常羡慕,而他连可以倾诉烦恼的好朋友都没有。在家宅了两周之后,木村愈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于是上网搜索自杀的方法,查询“60公斤的人要服用多少剂量的药物可以致死”,“烧炭、上吊等方式有多痛苦”等等,还网购了相关书籍。
木村网购的《完全自杀指南》一书。受访者供图

木村网购的《完全自杀指南》一书。受访者供图

在研究自杀方式的过程中,木村一度产生幻觉。“身体里时常出现另外一个自己,让我不要犹豫,果断结束生命。”
木村在一个互助论坛上找到多个卖家,分多次购买了大量镇静类药物羟嗪,当累积到60片之后,毫不犹豫地决定自我了结。
然而,当距离死亡只步之遥时,木村害怕了,“我自己打电话呼叫了救护车,看到医护人员赶到,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木村在重症监护室(ICU)度过了危险12小时,他的母亲收到医生通知后非常震惊,一直在医院陪护。
“看到母亲捂着脸流泪的时候,我想活下去。”木村哽咽道。
日本国立成育医疗研究中心今年6-7月进行的一项全国心理调查显示,疫情期间孩子性情突变或抑郁的情况增多。迫于疫情影响,心力交瘁的父母可能忽视了子女的负面情绪征兆,对他们的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心,甚至可能将自己的压力转移到了孩子身上。
而高桥聪美认为,年轻人自杀率上升的真正原因在于,日本社会在应对年轻人自杀问题方面准备不足、机能失调。虐待、贫困、霸凌、学业困难、亲子关系紧张等,都可能对青少年造成极大心理负担。“孩子的‘自尊感情’(对自我价值的认同感)较低,一根稻草就会将他们推下悬崖。如果政府、学校、家长不重视起来,自杀率还将可能继续上扬。 ”
木村出院后,对母亲说出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并定期接受心理辅导。最近,他经常会登录一个名为“无名邮件”的漂流瓶网站,匿名写下自己的心事,同时也给其他人留言回复。他发现了许多人和他一样,在漫长疫情期中渐渐脱离了人生的正轨。
“无名邮件”网站首页

“无名邮件”网站首页

自杀率飙高之谜
生活封闭、孤独、收入减少、失业、对健康感到担忧……受新冠疫情影响的不安背景下,人们容易对生活感到不满或绝望。土屋皐是北海道自杀预防团体SPbyMD的负责人,她告诉澎湃新闻,疫情期间来进行咨询的人数明显多于往常,仅10月份,个人经手的自杀咨询大约有10件。对于一个规模不大的志愿团体来说,这已经是个不小的数字。
日本厚生劳动省11月24日发布的自杀情况报告显示,今年10月的自杀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四成,其中女性自杀者达到852人,较去年10月上升82.8%,20至50岁女性占比将近一半。报告分析,新冠疫情导致家庭暴力增多,女性的育儿和家务负担加重。从经济上看,在零售或服务行业从事非正规工作的女性相对更多,失业风险激增。
但令人意外的是,正值壮年的男性群体中,自杀率也呈现上升趋势。一些社会援助团体发现,日本街头出现年轻流浪汉,这些失业者一旦露宿街头,就容易成为自杀“后备军”。日本预防自杀组织Life Link负责人清水康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采访时表示,“目前,随新冠而来的经济衰退中,失业者多为派遣员工和自由业者,精力旺盛的男性突然丢了饭碗,不知何去何从。”新冠疫情期间无家可归者增多,很多人在桥下或公园临时居住。 日本非营利组织“独立生活支持中心MOYAI”在YouTube发布的拍摄片段截图

新冠疫情期间无家可归者增多,很多人在桥下或公园临时居住。 日本非营利组织“独立生活支持中心MOYAI”在YouTube发布的拍摄片段截图

“连续4个月自杀率上升并不意外。”日本和光大学心理教育学科教授末木新对澎湃新闻说,出现自然灾害或社会危机时,自杀率会短暂下降,之后上升,这一现象已得到反复验证。在危机高峰期,群体凝聚力提高,个人面对困难的孤独感和无助感会相应减少。危机过后,人与人的关系疏离,这时候切实感受到危机带来的痛苦。新冠疫情属于公共卫生灾害,4月日本宣布紧急事态宣言,该月自杀率相比去年同月下降了20%,随后四个月连续上升,实际是符合一般规律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日本的自杀率从7月开始不断上扬?目前还难下定论,但不少心理学家都谈到了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演艺明星接连自杀。
17岁出演《恋空》而一举成名的日本男演员三浦春马,7月18日毫无先兆地在家中自杀身亡,俊朗的形象永远停留在了30岁的夏天。这一死讯似乎推倒了演艺圈的多米诺骨牌,短短4个月内,知名演员竹内结子(40岁)、芦名星(36岁)、洼寺昭(43岁)相继自杀离世。
三浦春马自杀前4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宣传他出演的新剧。三浦春马instagram

三浦春马自杀前4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宣传他出演的新剧。三浦春马instagram

明星接连自杀,不可避免地对普通人心理造成冲击。高桥聪美指出,“名人自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部分归咎于媒体的大肆报道,世卫组织曾就自杀报道发布过相关指导原则,但日本媒体没有很好地遵守,从而引发维特效应(Werther effect),也就是人们参照一个知名的自杀方式或特定人物进行‘自杀模仿’。我认为,这是诱发很多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自杀的原因之一。”
谈及名人自杀带来的连锁效应,土屋表示认同,但不认为这是决定性因素。她多年从事自杀预防工作,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发现多数人的困扰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生活方式、恋爱、金钱。
“有时候也很难理解一些人自杀的理由。最近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先生,极致的完美主义者,要求自己每天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完成指定的事情,如果做不到就会非常自责,这种强迫症把他逼到无路可走,想以死寻求解脱。”土屋举了一个例子。
从事预防自杀的志愿工作,需要极强的共情能力。土屋在这方面有着特殊的“优势”,因为她既是自杀未遂者,也是自杀者遗族。
倾听心声直到最后一刻
问及从事预防自杀援助工作的契机,土屋有很多话想说,但她否认自己是一名援助者,“我不是抱着乐于助人的初衷在做这件事,而是在拯救自己。”
“经历了自杀未遂之后,整个世界都变了,身边人对我变得温柔而小心翼翼。”土屋回忆,多年前因朋友背叛,她想置其于死地同时自杀,甚至将这个朋友的照片放入黑相框,设祭坛。
尝试自杀而未遂的土屋,在朋友建议下去看了一部电影——由东野圭吾小说改编的《信》,片中的弟弟一生都活在杀人犯哥哥的阴影下。她醒悟,不论是杀害别人还是自杀,都将给所爱的人留下无尽痛苦,于是慢慢说服自己摆脱自杀念头。
正当生活逐渐向阳,土屋突然得知最好的朋友在家附近的车站跳轨自杀,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明明想自杀的是我,她和她的家人对我都很关心。‘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词一刻不停地在脑中旋转。”
她至今没能找到问题的答案,还是会时常想起那场葬礼,离世友人的父母在哭。“这是世界上最悲伤的事情”。
很长一段日子里,土屋都在思考,能为朋友做些什么、自己活下去的理由是什么。“她再也无法看到、听到和遇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而我要帮她去完成。“在这样的心情下,土屋加入了预防自杀的志愿者团体,和同行的伙伴一起倾听咨询者的倾诉、办心理讲座等,全部都是利用休息时间无偿付出,经费也完全依赖于捐赠。
SPbyMD团体举办交流活动现场。受访者供图

SPbyMD团体举办交流活动现场。受访者供图

在面对各种负面情绪时,土屋表示从未有过“无力感”,“对于那些想要自杀的人,我会倾听他们的心声直到最后一刻。”她和同事们不仅接受咨询请求,还会对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咨询者进行长期观察,以防发生不测。
从事预防自杀活动的志愿者和自杀问题研究者中,不乏像土屋一样有“特殊”经历的人。末木教授对澎湃新闻说,“上高中时,祖父自杀身亡,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可能是让我对自杀问题有探究欲望的契机。”他走上了临床心理学的研究道路,在出版多部自杀问题相关的书籍后,有许多人向他求助。
末木称,他的电子邮箱收到了大量心理咨询者的邮件,很多邮件的标题是“我想死”,内容往往是讲述一些烦恼,发件人的身份无从知晓。这种情况下,他通常会建议这些人向专业的心理医生咨询。
和末木新相似,医学博士高桥聪美也专注于自杀问题研究,她坦言自己有一段非常痛苦的童年经历,父亲有酒精依赖,她从小目睹父亲对母亲施暴,“我和母亲都遭受了很长时间的身体和精神虐待,家里非常贫困,上大学时的学费都很难负担得起。可以说我是一个有很高自杀风险的孩子,但多亏身边亲朋好友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我。”
高桥希望日本的孩子们能生活在一个让他们身心愉悦的社会,摆脱自杀之苦,但前路艰难。在她看来,目前日本制定的自杀对策不充分,需要社会模式与医学模式两轮并行。“应对自杀没有立竿见影的特效药,除了踏实做好预防措施,别无他法。”
土壤与措施
“自杀”早已不限于心理学研究,是社会学、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共同关注的话题,甚至被视为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文化现象。
“再也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死就是生。”这是日本文学家川端康成非常欣赏的一句话,出自日本超现实主义画家古贺春江,被记录在川端的散文《临终的眼》之中。这两人都将死亡赋予了重要美学意义,最终都因自杀离世。
日本历史上有太多文人墨客自杀弃世,三岛由纪夫颇具仪式感地剖腹自尽,震惊世界文坛。有人说他被灌输贵族武士思想而迷恋死亡,也有人称其推崇死亡美学,还有天皇崇拜的说法,众说纷纭。
不难看出,对待死亡,日本有一片特殊的文化土壤,日本人有其独特的生死观。樱花凋零与武士殉道无不透露着大和民族的 “物哀”情结, 而“以死谢罪”的思想也仍然深植于心。《菊与刀》一书对日本人的自杀行为有这样一段描述:“自杀如果以适当的方式进行,便可洗刷一个人的污名,保全死后别人对他的好评。”
“如果从所谓的宗教角度来看,日本人持有宽容的‘自杀观’,不像基督教徒那样批判自杀。”末木新称,在日本这个国家,自我牺牲和履行职责的死亡通常是会被美化的,对死亡的宽容态度可能受到了“儒教”的一定影响。
文化对日本人生死观的作用不可低估,但高桥聪美及多位自杀问题研究者认为,不能将日本的高自杀率归咎于历史文化渊源,这是不负责任的处理方式,当今社会最强有力的工具是政策和措施。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自杀率急剧上升,成为全国性社会问题,日本官方试图干预。2006年,政府专门制定实施了《自杀对策基本法》,规定了中央政府制定自杀对策的义务。这一基本法施行10年后又经修订,规定了地方和学校的自杀预防义务。其中明确写有“争取实现没有人被迫自杀的社会”。
日本厚生劳动省从2007年开始,每年发布《自杀对策白皮书》,统计上一年度的自杀数据,分析现状和原因。同时,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加大对自杀未遂者的援助力度。日本厚生劳动省2018年制作的自杀预防海报,左边人物为自杀援助者,右边人物为有自杀倾向者,呼吁人们说出想说的话。 厚生劳动省推特

日本厚生劳动省2018年制作的自杀预防海报,左边人物为自杀援助者,右边人物为有自杀倾向者,呼吁人们说出想说的话。 厚生劳动省推特

然而在日本,当人们真正陷入抑郁或是患上精神疾病时,可无后顾之忧寻求帮助的地方并不多。土屋解释,像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症等精神疾病都与自杀密切相关,如果去专门的医疗机构治疗,有助于避免许多自杀事件,但人们对精神疾病持有较强的偏见,会避讳寻求帮助。
日本精神病院协会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日本精神病医疗远远落后于世界进度,近八成精神病医院为民营,而专科医生配备又严重短缺。尽管近两年有所改善,但相比西方国家仍有差距。
新冠疫情之下,受困于精神和心理问题无处排解、不安情绪加剧的日本自杀者大幅增加。日本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在11月11日的记者会上称,“有必要认真对待现实情况”。让各地官方自杀咨询窗口延长运营时间的同时,加藤胜信希望民间团体通过社交媒体提供咨询支持,呼吁民众不要独自承受痛苦。
“当你想要轻生的时候,找个值得信赖的人倾诉一番,自我守护,向着生命中的光亮。”土屋呼吁道。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责任编辑:李怡清
校对:丁晓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日本,自杀,疫情,预防

相关推荐

评论(574)

热新闻

澎湃新闻APP下载

客户端下载

热话题

关于澎湃 在澎湃工作 联系我们 广告及合作 版权声明 隐私政策 友情链接 澎湃新闻举报受理和处置办法 严正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