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圆桌︱历史教师的苦恼②：超功利的学生，蹭热点的媒体

【编者按】无论从事任何职业，大概都有很多“槽”要吐。高校的历史系教师，他们的工作状态如何？又有哪些职业“槽点”不吐不快呢？“澎湃新闻·私家历史”邀请在高校历史系、人文学院等从事历史教学的四位老师，通过线上圆桌的形式，分享他们的见闻与思考。“吐槽”之外，或许能引起更多共鸣与讨论，为解决一些共有的问题提供一定“助推”作用。四位老师以甲乙丙丁代称。以下为本次圆桌会议下篇，主要讨论教学与媒体的问题。

令人伤感的学生

甲：我觉得学生在学校里虽然属于弱势群体，但在历史系不是老师压榨学生的问题，文科老师压榨学生或者不让学生毕业的相对较少，文科的项目也少，老师利用学生的相对也少。我一般很少用学生，顶多偶尔让他们代为核对一下资料。

历史系的很多本科生缺乏学习历史的热情，但搞学术以外的活动很积极，认真学历史的很少，觉得没前途，挣钱少，所以他们专业水准很差，大学本科毕业，甚至包括一些硕士博士毕业，文字都不通，写一个严格史学论文都不行。历史学的修养也比较差，这怎么行？

一些学生追风追得厉害，看到大人物来演讲，或者看到社会上欣赏谁就跟风，没有史学的判断力。特别空，谈一些理论、一些大问题，谈得倒是头头是道，但实际上做起来很差，基础的史料没读，还在那里做课题。

当然这些情况也不能完全怪学生，老师要负很大责任。在对学生的教学或者指导中，老师不愿意花功夫，学生写啥都说好，也不指导学生怎么做论文，怎么找资料，怎么改论文，这里老师要反躬自省了。

丁：老师要反躬自省是一方面，更要反思的是评价机制。个人感觉，1980年代或者1990年代之后，教学的比重在高校的老师的评价机制里面逐渐弱化，重科研，轻教学。这两年因为中央重视了，就开始重视教学。比方说各种教学资源和教学津贴，就变成项目导向，搞各种教育教学的项目，精品课程。不能说这些不重要，但还是有点形式化。

我觉得教学的问题和学生的问题，我们要真正思考一下，老师如何才能真正的实现自己的初心。老师的初心还是要好好做学问，学生需要传承。进入体制化之后，我们现在不能不讲体制，太偏向学校的指挥棒了，教育的本位慢慢丢失。

学生出现了很多问题，跟我们现在对科研、对教学的侧重方式不太一样。按道理，做好科研的目标是把学生教好，不做科研教不好学生。我个人一直在不断地学习，只有学好了，才能真的把学生教好，因为学生的需求是很多的，老师如果仅仅立足于这个专业学科的话，是很难上本科生的课的。

我们现在进行教学改革、教学设计，很大的难处就在于此，老师们不太愿意讲通识课，或者逾越出自己专门研究之外的课程，那样他就要重新去备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乙：刚才甲老师讲的情况，在一般大学要更糟。我个人最满意的是本科生，最要吐槽的是我们的硕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比较的话，简直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很多本科生考硕士，比较好的就考到复旦、北大去了，考到我们这种地方大学的，层次就低一点，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现在的硕士生培养变成普及教育，读硕士不是为着学习，不是来做学问，而是为了拿一个文凭再去就业。不光是历史专业，其他专业也差不多。学生对专业的热忱很难看到，他们是被动的学习，被动地应付，或者说他就是花点时间，修满学分，拿个学位、毕业证，去找个工作，就完事了。

这是我们的教育要反思的一点。研究生不再是以学问为目的，学习只是一个手段。不再像我们那个时代，把读研究生作为提升自己的人格和学问的一个手段。我们那时只要有机会学习，就非常主动，对专业非常热忱。这个社会变化太快了，我特别对学生不满意的就是为什么这么不爱学习。这里学生有一部分原因，最主要还是社会的发展和国内教育的状况。作为一个老师，像刚才讲的，不忘初心，要引导我们的学生去热爱学习，热爱自己的专业。有一部分学生确实被引导过来了，也有很多学生根本不听，那就没办法了。

丙：我现在承担一门全校公共必修的近代史课程，各个专业的学生都能接触到。刚才几位老师讲的现象，我觉得很普遍。不过，我觉得也应该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看这些问题。

第一，现在社会价值观念变得越来越急功近利、越来越实用主义，盛行所谓“结果导向”，加上就业形势给学生造成沉重的生存压力，这样的整体氛围对学生影响非常大。学生变得非常实用，从入学第一天就开始想毕业以后怎么就业。对就业有用就学，没用就不学。虽然入学第一天、开学第一课老师都会教先学做人、再学求知，学生听起来也很有兴趣、很有热情。但是过半个学期，熟悉了校园环境，学生的想法就变了。老师再苦口婆心地讲读书、做人，学生的反应并不强烈。如果老师批评多了，学生反而觉得你这个老师怎么这么缺乏情商。

第二，现在教育体制不单挤压老师，对学生挤压得也非常厉害。不久前《三联生活周刊》发表的《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就点明了这种状况。对学生来说，一切和绩点挂钩。学生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怎么刷高绩点。

能简单地说学生缺乏专业热情吗？本科学习阶段，高校已普遍实行转专业制度，不喜欢初选专业的学生可以转到更有兴趣的专业去。而且我接触的多数学生对专业课程学习更有热情、更有兴趣。那么能简单地说多数学生都很有专业热情吗？也不一定。因为专业课程占的学分多，绩点影响大，学生不努力学不行。

第三，经济的压力。文科学生学费相对便宜，一年也要6000-8000块，加上生活费等费用，学生读书的成本非常高。如果毕业后不能找到一个好工作，所有这些投入都等于打了水漂。

在这些压力下，学生不得不变得非常实用主义。对刷绩点有什么好处啊？对以后找工作有什么用啊？有用就学、就做，没用就不学、不做。越是表现优秀的学生，这种倾向越强烈。比如近代史课上让学生做课堂展示，普通班学生表现得很好，反而精英班、大师班的学生表现得很糟糕，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对他们的专业学习没有用。

课下作业也是一样。有一次，我把一个大师班30个学生的近代史作业拿过来在网上搜，结果只有一两个学生的作业是自己写的，其他的都是从网上复制粘贴的。水平高点的去豆瓣、知乎粘贴，差点的直接就找篇博客文贴过来，一个字不改，打印出来就交了。但发现这些有什么用呢？从学生角度讲，他们也非常苦恼。如果他们在这些非专业课程上花了太多时间，就没有精力去应付专业课程了。

所以，对非专业课程，学生其实是欢迎“水课”的，因为“水课”有利于刷高绩点。我曾听学生总结过“三好”老师的标准，就是这个老师的课“好上、好听、好过”。“好上”就是上课不点名，作业少或没有作业；“好听”就是上课八卦，轻松快乐；“好过”就是考试容易而且成绩高。

甲：我觉得学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讲的专业热情。我们今年保研，本科生有几个我面试过，我觉得很差。写论文讲得花里胡哨的，骗骗人都不行，写的东西一点都不遵守学术规范。就是因为缺乏热情，这不怪老师。

一些学生可能也有点心术不正，还有一些学生不知道感恩。我现在基本上对学生的政策“有来学，无往教”。有的时候上你的课，专门找到你，也只好帮改了，自己其实花费很多时间帮他们改论文。学生没有感恩意识，有时候，自己觉得心痛，有时候也觉得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而且教育也不起作用，我们再用心也只能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人，对个别学生来讲，没有办法改变。看到这么多优秀的学生，上了四年本科或者读了三年硕士、博士以后依然那么差，真的羞愧教过他，我都不希望他说是我们学校毕业的或者上过我的课之类的。有的学生答辩的时候说，得到我的指导，有时候就当面纠正，我说你这个啥指导啊，你自己什么都弄好了来找我，让我给你背书而已。明天答辩，今天交个论文。

总体上看，学生面对老师或者在学校的各种情况时，还是处在弱势地位，只不过这种弱势地位让人遗憾。有时候这种弱势是他们或是故意、或是自己不努力的后果。某种情况下老师有时候可能更弱势。比如说上课评估，要求严，他们就给你打分低。打分低，教务处就会来问：今年打分低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要作一个解释，学校一般也不会扣你钱，但你也是比较丢人的。虽然不太在乎，但是小孩子这样做，让人比较伤感。

丁：爱之深，责之切。甲兄对学生还是投入很多情感的。我们还是往教学上谈一谈，教书的过程中怎么教他们？我们史学，如果只教史实的话，学生只知道相对简单的知识，偏重理论吧，有的人会流于理论的，这两者的关系怎么平衡？我一直很纠结。

甲：因材施教，学生需要啥就补啥，当前的本科生最缺的不是理论或者方法，最缺的是基本的基础知识，基本的史料，基本的写作能力。史学研究的基本功夫，教本科生，都是从这些方面着手。基础知识比较扎实，写作能力比较好，这种学生才该提醒他去学习一下理论。

丁：为什么我有这个困惑呢？我遇到的是比较好的学生，他们学术视野相比同龄人更为开阔，理论上动辄就福柯，有些老师又提倡反思与批判。

前段时间面试一个学生，他想学中国史。结果某一老师说，中国史有什么好学的？当然得学有学术积淀或者说理论化的史学理论，把这个学生给引导过去了。我没有直接与其他老师们争论，内心却感觉到教师的局限有时会误导学生。

甲：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他愿意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觉得理论好就去做理论。但我觉得历史学是一个实证的学问，理论这些东西对于一般的初学者来讲，入门就去弄，可能会走上“邪路”，这我们都是有经验、有体会的，从一个基本的角度来提醒他们就行了，他不改也没办法了。

别的老师这样讲，当然有别的老师用意，或者他就是搞理论的，或者说他想争夺学生的，这是误人子弟，我们也没办法，我们能改变的很有限，对学生，只能是把自己的提醒做到，自我安慰可以就可以了。不能要求别人去做什么，可教的才能教。

乙：就理论和基础史料的问题，我也发现学生倾向于学理论。我上课很强调史料，强调基本功的训练，每次课堂上会弄一段文言文的材料，让他们去阅读，学生就觉得上我的课很累。别的老师上课爱讲理论，介绍西方的新理论、新方法，讲得头头是道，学生听起来很享受。最后写学年论文、毕业论文，选择我们这个方向的学生要少一些；理论性探讨大问题的，要多一点。同样一篇文章，我可能做出一个很低的评价，但是哲学出身的人，就会对这个评价非常高。这种情况，每年本科论文答辩和研究生论文答辩中都有。

学生就觉得我们这种老师太古板、太落后，或者觉得我们要求太高。学生自己的判断对他们个人的发展是最起作用的，老师的担忧可以减少一点，不是我在误人子弟，是学生自己在误自己，他做了一个不恰当的判断，相信另外一个老师的引导，而不相信我是在从长远上为他的学术成长作规划和指导。我们做到这一点，把我们的原则、立场展示出来，学生没有跟着我们走，那我们也就问心无愧。

我们院里海归、洋学历很多，在选导师的时候，他们占了优势。我们这些“土包子”可能只有一个学生选，甚至没有一个学生选。海归门下就非常热闹，有好几个学生都指明要选某个老师。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也只好呵呵了，随他吧。

甲：我一直比较悲观，有意与学生保持一定距离。我提醒或者劝告、暗示就可以了，别的能做的太少了，做了也根本没什么效果。

乙：我也是这个原则，我不主动要学生跟着我。有些学生不是奔着老师的严格要求、对学术的追求来的，有的是慕名，看导师的官位，有的学生是看哪个老师要求低一点，比较容易混过去，容易拿到学分或者是拿到学位。

有些老师可能为了各种各样的考虑，会去拉学生。不拉学生的，门可罗雀，一年都招不到一个学生。

我当硕导快20年了，门下学生到现在只10人，有些老师一年就有好几个。我觉得还是让学生自己做选择，真正选了我的学生，那我会尽最大努力来培养他。我指导的学生虽然少，但是学生毕业以后，在专业方面或者是在其他方面都很不错。

丁：师生之间还是要坦诚，这个其实蛮重要的。我个人体会，大一大二跟高年级的差别还是蛮大的。大一大二通过社会实践，他们跟哪个老师很熟，认为老师比较认真负责，就会选择哪个老师。如果没有接触到比较好的引导，他的选择就会偏向功利化。功利思想在大学里升级，跟这是有关系。大一进来的学生都蛮有热情的，一旦参加了过多的社会活动，热情会降低。

我觉得像甲、乙这样的老师，如果更多的去关注大一大二的学生，引导他们，效果会更好。

丙：从我接触的学生来说，一年级时老师对学生的引导作用还是很大的。问题是这个老师能够跟学生多久？到了二年级、三年级怎么办？

我们评价一个学校办学水平的高低，必须看这个学校的校风、教风和学风。但“三风”的养成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必须要有一批人。从一年级一直到毕业，持续的接力引导，学生才能获得很好的塑造。如果只是某几个老师在一两门课里提倡一下，对学生的影响就要小很多。再加上现在社会影响远远超过课堂教学影响，课堂上讲诗和远方，出了教室门就是另外的世界。

对学生培养，现在是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时代，即便是研究生阶段，恐怕也不能只追求精英化培养。不如“放水养鱼”，让学生自然成长，允许学生做多方面的选择。现在社会是多元化的，不可能要求所有学生都去做学术研究。即便做学术研究，也不一定一辈子都要做学术研究。

乙：我跟几位老师是有点相似的，我信奉“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我觉得目前很多学生自主选择、自我判断能力很强，我上大三的课，很多学生在大三的基本选择已经出来了，大三跟着我走，我就相信这个学生是经过这个思考，经过选择的，他愿意跟我这个课程走，说明他对我这个方向还是有兴趣的。到了大三，可能对学生的影响的面是小一点，但影响的精准度会高一点。

蹭热度的媒体

甲：媒体要跟热点，没有热点要造出一些，这都可以理解。关键是你们有时候挑的人或者选的话题有问题。人不一定合适，话题比较脱离实际的学术研究。媒体有时挑的话题比较时髦，对我们来讲无所谓，对学生来讲，他就去追风，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去追风，就很麻烦。结果是谁力量强，谁上媒体多，谁的官大，学生就跟着谁走。

历史学研究者，太喜欢上媒体，或者太喜欢用媒体宣传自己，真的不是好事情。历史虽然跟大众密切，但它不是大众的学问。表面上在是媒体上引导大众，慢慢地变成了跟着大众走，刻意迎合大众的需要，这样可能会降格以求，甚至是要生造一些东西，导致自身的职业的崇高性、批判性、学术性降低。丧失历史学学科严肃性以及历史学研究者应该有的批判性。

老实讲，我觉得你们“私家历史”做得比较好，尽管这样，我觉得也不能光表扬你们，也应该有批评，可能你们不一定接受。我们对期刊的讨论也是这样，期刊也喜欢组织一些圆桌，制造一些议题。这是一个消费社会，或者是一个大众文化崛起的时代，你靠精英在那里孤芳自赏是不够的。媒体是连接学院与大众的桥梁，起到沟通、宣引导作用，这很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反躬自省，我们要让大众了解什么是好的历史学，什么样的学者才是好的历史学家，还有历史学家本身的工作以及历史研究的意义在哪里。

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学术公众化和通俗化的时代，保持学院的严肃性、独立性和批判性，大众媒体应该有更多可以做的事。不妨组织一些史学家、其他专业的知识分子来检讨自身、检讨自身与媒体关系。媒体可以加入自我的反省，反省我们自己的责任或者我们自己存在的一些问题。

丁：100多年前，梁启超他们那个年代，也是在用“新媒体”。我觉得我们的媒体不仅仅是提供一个被消费或者引导消费的功能，还要提供大家反思当今现实、建设学理相关问题的一个平台，这种功能是学术期刊所不能具备的。学术期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共同体，它的受众是有限的，也没法全面扩大，现在很多的期刊也做了公众号，但还是有限。而一些占据大家目光的媒体平台，只要策划几个既搭上现实又引领时代的好命题，就可能升级为一场比较新的或者更加广泛的反思和思考。

我们刚才讨论了那么多问题，很多问题最后可能无解，原因是每个人都有局限，而一旦成为一种公众所关注的问题，大家都如实地把自己的困境讲出来，才能构建一种对话的平台和对话的空间。这可能是媒体更核心的作用。

乙：我个人对“私家历史”的印象非常好。目前，历史学怎样真正走进社会，有两个关系要处理好：一个是严肃史学和趣味史学，另一个是专业史学和大众史学。

“私家历史”跟很多媒体有所不同，不是一味地讲趣味史学、大众史学，“私家历史”有时候讨论比较专业的问题，探讨学术味道比较浓厚的问题。希望“私家历史”利用目前比较广泛的影响，有意识地往严肃史学、专业史学方面努力。

我知道你们有难处，点击量、阅读量是重要的指标，但一步一步地宣传一些专业史学的东西，对整个社会是有帮助的。

丙：我赞成前面关于“私家历史”的讨论。把学术界的观点传播给大众，让大众了解、接受，将这些观点从学院内部的小范围专业知识变成大众常识，在这方面，大众媒体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学术界。不过大众媒体毕竟是面向大众，要符合大众的口味。而学界口碑与大众口味有差别的。

现在媒体选择的内容多数已经有一定的社会流行性，即所谓“热度”。当一种观点流行起来以后，很可能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学界研究的精华反而被忽视，成为冷门。同时，形形色色的人也都来凑热闹，那些学界真正做研究的人反而成为小众。而恰恰正是这些冷门、小众才能够代表学术研究的真正成果、真精神。所以，如何在学界口碑与大众口味之间寻找平衡，把学术界研究的真成果、真精神向大众普及，这可能是大众媒体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乙：媒体是跟在时尚后面跑还是引领时尚，差别还是很大的。民国时期很多报刊的副刊，今天已经成了非常专业的学术材料。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就非常理想了。

媒体在选题的时候，把严肃史学与大众喜欢的话题结合在一起，比如一期里面有几位热门的学者，再有一两位困守书斋的的学者，把整个面就扩大了，就能慢慢转向半专业甚至专业的境界。

丙：民国时很多报刊的副刊，都是由一批志同道合者通过举办同仁刊物的方式，不断鼓吹、不断推动，逐渐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今天的大众媒体可以参考这种方法。

另外，大众媒体传播学术时，还是应以学术性、思想性为根本，如同王元化先生提倡的“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一味讲趣味历史，像《百家讲坛》一样，可能一时比较热闹，但终究不能长久。

丁：我觉得当下真的有必要来一场新的史学大讨论。之前百余年，我们讨论了很多学术跟史学的方向，没有做到从容不迫，有很多限制条件没法心态平和。今天，我们可以做到从容不迫地，我们可以在现有的话语空间，策划一些问题，综合出某些新的学术方向与提问方式。在学术层面，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创造一种有体有用的学问体系和教育方式。今天虽然有很多限制，但我觉得还是有契机跟土壤。

现在的学者太过于师心自用了，总是在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认为自己的视角是最好的。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没有形成知识之间互相沟通、对话的局面。我觉得媒体可以作为平台将这些学者勾连起来，大家都做到虚怀若谷，兼容并蓄。只有充分讨论之后，才能创造上下沟通，在过去、今天和未来之间建立联系。

今天我们的学术生产方式貌似繁荣，实则走到了死胡同，如果不反思研究学问和史学教育的既有机制，我们的学问要么就成为市场化的附庸，要么就彻底被时代抛弃，“内外皆空”，难以跟时代建立有机的关联性。这需要更广泛的讨论，这不是哪个思想家或哪个人才能解决的问题。

（马淑钦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