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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张辽屡次暴揍，孙权为何执着于合肥？

2020-12-02 20:4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看鉴君看鉴

在《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中，孙权屡次在合肥城下被张辽暴揍。

这不仅暴露出孙权的军事指挥能力的短板，也成就了张辽的威名。

按理说，孙权占据着长江天险，自保有余，为何像一个斗鸡似地，执着于合肥呢？

守江必守淮

以往的看法，孙吴占据着长江天堑，自保有余。

孙权或者和刘备同时配合，对曹魏发难；或者单独对合肥发起攻击，都是志在天下的表现。

实际上，孙权有不得已的苦衷。

长江地势险要，滔滔江水一泻千里，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但是防守起来也并非易事。

在长江流经的不少地方，反而是易攻难守，如采石矶、瓜洲、田家镇等。

况且长江也并非不可逾越，每年11月份，长江流域水量骤减，昔日里湍流不息的长江会进入为期6个月的枯水期，此时的江面宽度和深度都会减小。

最重要的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大都会建康，也即是南京离长江咫尺之遥且无天险可供扼守，一旦曹魏军队突破长江，孙吴马上就面临着兵临城下的窘境。

所以，孙权定都建康，需要更广阔的战略纵深，所以才向淮河流域进攻。

而如果进攻淮河，合肥就是行军路线必经的据点。

淮河在古代，流量并不小，河面也比较宽阔。

与长江不同的是，淮河流经的地方水网密布，对于北方士兵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假如在淮河流域布防，南方政权更靠近腹地，补给和兵源可以不断达到前线，北军却是实实在在的客场作战。

即便在淮河没能阻击北军，南方政权也可以争取到在长江部署第二道防线的时间。

等北军到达了长江流域，也是强弩之末。

因此凡守淮的南方政权往往能偏安长久，甚至北上争雄；而守江的南方政权却很难长期支撑，大都是些风雨飘摇的短命朝廷，一朝江北大兵云集，通常都能以如汤泼雪之势赢得胜利。

因为守住了淮河，东晋能击败前秦的南征；而没有了淮河，陈朝连隋军二十几天的攻击都扛不住。

南宋守淮成功，却定都临安是为何？

北宋建立之前，后周世宗在王朴的建议下，首先夺取了两淮流域，以长江和南唐为分界线。

这是周世宗争雄天下的第一步！

失去了淮河，南唐在后来北宋的打击下迅速灭亡也就不足为奇了。

靖康之耻后，为了躲避金国军队的追击，南宋君臣从扬州逃往建康，从建康逃往镇江。最后感觉镇江仍不保险，选择了港口城市杭州。

在金国军队逼近的时候，宋朝君臣乘船出海，上演了千里大逃亡。

在这次逃亡过程中，宋朝君臣发现了杭州的便利条件，一旦金国军队南下，自己就能够从容的撤退。从防御的角度来说，杭州是最合适的选择。

对于刚刚建立的南宋政权来说，先生存才能求发展，定都杭州有一定的合理性。

况且，杭州和南京都可以享受长江天堑的保护，杭州还有京杭大运河尽头这种无可比拟的漕运优势。

但杭州没有成为宋朝的首都，皇帝仅仅是临时居住在杭州而已。南宋与金国展开了反复的拉锯战，宋朝军队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南宋的江淮防线已经稳定。

此时，要求定都建康的呼声越来越好。

作为一个南迁政权，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希望北伐收复失地。

选择定都建康，进可以进攻淮河以北地区，退可以保住江南半壁河山。

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南宋皇帝赵构确实动了迁都建康的想法。

他曾经一度打算把韩世忠、张俊、吴玠的三大军团之外的所有宋军统一交付岳飞统领，尤其是属于四大家军的刘光世的军队。

但是宰相张浚却害怕岳飞部队势力过于强大，在与赵构进行秘密磋商后，改变了原计划。

张浚图谋以文官领兵，和平接受刘光世的军队，不料却酿成了淮西兵变，彻底葬送了非常有利的局面。

南宋在江淮地区本来处于攻势状态，随着淮西兵变，几万宋朝军队投降了伪齐政权，江淮地区的攻守态势立刻发生了逆转。

此时对于南宋来说，继续迁都建康是非常不理智的。

在宋高宗赵构在位的末期，金国皇帝完颜亮率领大军南下，迅速撕开了宋朝的江淮防线，直接屯兵长江北岸。

虽然，完颜亮并没有渡过长江，但也反应了南宋江淮防线的薄弱。在江淮防线、襄阳防线和川陕防线中，江淮防线是最薄弱的。

经历了这次战争之后，南宋君臣基本放弃了迁都建康的想法，开始专心经营临时居住地杭州。

在南宋统治时期，杭州的人口总数甚至超过了之前的开封。

根据推测，南宋时期的杭州有17万户人口，100多万人。

在后来新中国建国的初期，杭州仍没有达到这个水平，由此可见，当年的杭州有多么繁华。

直把杭州做汴州

大量人口直接造成了当时杭州房屋的紧张。

连不少高级官僚不得不仰赖皇帝的恩赐，才能在杭州有落脚之地。

绍兴二十一年，与岳飞齐名的大将韩世忠去世，仅仅过了一个月，朝廷就收回了韩世忠的赐宅。

为了解决房屋紧张问题，南宋杭州出现了完备的“廉租房”制度，向官员和平民出租，租价合理，遇到灾情，还会酌情减免。

宋理宗曾经下诏，要江浙地区统计灾民数量，朝廷负责赈济，无家可归的可以暂时安置在空闲的官舍，如果官舍不足，寺院、道观要向灾民开放。

如今，我们的城市基础建设有了，往往会享受生活，南宋临安人又是怎么享受的呢？

南迁的汴京人不仅纷纷在临安开设酒楼，也将中原传统的烹饪技术带到了杭州，南料北烹的方法造就了今天享誉全国的“杭帮菜”。

能将烹饪玩出各种花样，这说明杭州是一座讲求生活质量的城市，如果百姓们为的是吃饱，也就不会有发达的第三产业了。

话说涌金门外最大的酒楼有近10000平方米，而音乐表演、名人书画、盆景等风雅之物也成为酒楼招揽生意的招牌。

尤其是一句话说明了当时临安的盛况——“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

当物质得到满足后，愈加渴望精神上的欢乐，于是市民文化大盛，话本、百戏、鼓子词、诸宫调、队舞、小说、杂剧、大曲……应有尽有。

更领先于全国的是，中国传统的“农本工商末”观点在这里遭到了极大冲击，人们对工商业的社会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周淙在《乾道临安志》风俗中说杭人“善于图利”，趋利而逐末，顾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当时人们生活中的婚姻、丧葬、生育、科举、行医等，大多皆以金钱为中心。

在南宋的杭州，衣食住行、精神需求越来越追求高档次，其社会生活方式和风尚变化之大，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迸发出新旧时代交替前朦胧的曙光，这是社会越来越进步的表现。

然而，南宋君王为了表示自己王朝的合法性，一直称呼临安，也就是杭州为“行在”，暂时的都城。

正式的都城只有一个，那就是汴梁，也就是说南宋君王时刻不忘昔日疆土与人民。

虽然南宋朝廷有着这样的“雄心壮志”，但是整个南宋真正的北伐却寥寥无几，基本上算是偏安一隅了。

这可就苦了临安了，作为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临安把都城该做的能做的事都做了个遍，可惜就是缺了这个名分，不得不说是一大憾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