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昊洋丨我们与善的距离

原创 走南闯北的社长 行业研习 收录于话题#口述史5#家庭5#乡村6

这些年来，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胡靖教授一直带着他的学生们到乡村做田野调研，并遵循《寻乌调查》的风格，指导学生如实记录乡村社会的变迁，撰写调研报告。同时，胡靖教授还指导学生围绕自己熟悉的家乡，开展口述史的访谈，并形成系列报告。这些口述史报告朴实真挚，力求还原不同区域的个体家庭及其所处社会的转型变迁，具有重要的比较研究价值。本期推送的是第5篇口述报告，后续报告，敬请期待。

（我的奶奶是一个退休教师，她1936年出生于普宁县果陇乡。她身上有着传统女性的特征：注重宗族，反复强调男主外女主内；文化人的特征：自律、活到老学到老；经历过困难时代的人所具有的的特征：过度节俭；还有不知道来源于教师经历还是来源于文革的特征：热衷用书面化、喊口号式的语言给别人灌输自己的观念。奶奶很少对我具体提起自己以前的经历。在我决定以奶奶作为口述史作业的主角时，我发现自己对她中年以前的人生近乎一无所知。借着国庆假期回家的机会，我趁奶奶在缝纫机上订衣服的时候对她作了一次采访。

奶奶热衷于提及自己年少时的经历和家事，对自己工作时的事情和亲历的政治事件则极少提及。这是她身上留下的时代痕迹：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时极其谨慎。我尝试询问她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的详细经历，但是奶奶对此表现出明显的抗拒。我尽力查清每件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然而很多事情奶奶自己都已经记不清了。只能将奶奶讲述的内容尽量客观地记录下来。以下的故事以奶奶作为第一人称的口吻展开。）

1 母亲难产而死

我小的时候，中国遭到日本的侵略。当时我尚且懵懂，只记得日军来的时候，大人们一边喊着“日军要来抓人了”，一边牵着我逃走。大人说日本人要抓女人走的，我并不明白女人是什么意思，便问大人，日军要抓女人，那我是男是女？得到我是女人，即日军掳掠的目标之后，我感到害怕，便跟着人群一起逃命。乡里有人家的屋子在大路边上，又没来得及逃走，家里的女人就被日军掠走了。日军还会砍人，抢走空屋里的鸡鸭，但是对家具和钱财并不感兴趣。这些事情我并没有亲眼看见，都是听邻里亲戚在聊天时提起的。

（据《普宁县志》记载，民国33年（1944年）12月15日，普宁城被日本侵略军占领，18日日军退出。民国34年（1945年）1月28日，普宁城第二次沦陷，3月31日日军退出。1月31晚，日军100多人窜入里湖，大肆淫掠，里湖、和兴、梅峰、六仁等乡乡民联合钱坑杀敌队包围夹击日军，战斗自翌晨3时至8时，日军突围窜入梅林。3月8日，日军窜犯普宁，县城第三次沦陷。5月7日，日本侵略军全部退出普宁境。）

我的亲生母亲一共有四个孩子，我排第二，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妹妹是1938年生人，她出生后，算命先生说这个孩子命里克父母，会给父母带来灾祸，父母便把尚在襁褓中的妹妹送到其他乡里当童养媳。我的母亲在1941年还怀上了一个孩子，农村条件艰苦，家务事都要自己做，我的母亲怀孕时仍然经常做粗活重活，在临盆时还去筛谷，造成肚里的孩子胎位不正而难产。当年医疗卫生条件不好，没有去医院，也没有请医生来，只是让邻居老太过来帮忙接生，无法救治，母亲便难产而死。

我的父亲1942年到香港谋生，一开始干的是给人记账的工作，后来慢慢有了自己的事业。母亲死后，家里只剩我们三个孩子，最小的弟弟只有三岁。弟弟寄养在六伯家里，我寄养在大伯的孙嫂家里，父亲回来处理母亲的后事，并请马栅乡的四舅妈来照顾哥哥。后来父亲因为丧妻无心理家，又有生意要回去料理，便有意续弦，给我们三兄妹找了一个后母。后母性恶，把家务事都扔给我做，自己整天游手好闲。对于年幼的弟弟，她也没有给予关怀。入门第二年，她自己生了一个孩子，对我们姐弟就更加冷落了。后来六年间又相继生了三个孩子。这四个孩子都要由我来带。

我曾经从床上摔下来，摔伤了右臂，打上石膏，还要用左手抱着婴儿，不得休息。每天干完活都累到站不起来。时值抗战期间，家里无油无肉，没有种地粮食也少，只能依靠父亲从香港寄钱物过来。吃饭时，后母每每煮了一锅粥之后，先把稠的舀给自己和亲生的儿女，我和兄弟只能喝到稀粥水。衣服也是没有的，香港寄来的布匹全部被后母拿去给自己和亲生儿女做衣服了，有余布就拿回娘家。弟弟的衣服穿到极破烂了，我就把自己的花袄给弟弟穿上。弟弟因为穿着女孩子的衣服，外出时被人嘲笑。

2 天上北风，人间后母

我的哥哥1937年9月到果陇乡学校读语文专修班，晚上经常在家里读课文，我就搬起凳子坐在一边听。那时的课文都是文言文，我清楚地记得有一篇的题目是“劝君戒酒”。我听不懂是什么意思，自己怎么也想不通，就去问当时在家里的父亲。父亲向我解释“劝君戒酒”就是说不能喝酒，喝醉了会误事，会说错话做错事。等我自己六七岁时，到了上学的年纪，后母不支持我上学，便用更加繁重的家务来刁难我。她要求我每天早上必须到河边洗完全家人的衣服，并挑水回家，做完才能去学校上课。做这两件事要花掉很多时间，导致我几乎每天都会迟到。我的同学上学时若经过我洗衣服的地方，会停下来帮我洗，让我可以尽早去上课。邻居有时也会来帮忙。

后母没有受过教育，只知道疼爱自己的亲生子，对于我们则加以虐待，所谓“天上北风，人间后母”。我没有鞋子可以穿，冬天也要赤脚走路，双脚冻得红肿，待走到教室时，已经像镶了两块铁一般坚硬沉重。我的同学没有后母，不知后母之恶，拉着我去看学校旁边一户有后母的人家。这家人的小女孩在吃饭时只得到两只蘸了酱油的小河虾，装在盘子里送粥。她吃饭时不能上桌，搬了小凳子坐在地上，夹一只小虾蘸着酱油放进嘴里，不舍得吃下去，又把小虾吐回盘子里，然后喝一口白粥，如此反复。我的同学说，这个孩子深受后母之苦，连嚼一下小虾都舍不得！而我在心里说道：我是没告诉你们，其实我吃饭的时候连半只小虾都没有呢。虽然我尚且年幼，已经察觉后母对我如此苛刻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不敢当面向她提出抗议，因为这样只会带来更多的打骂。

农村的夏夜蚊子很多，后母带着她的亲生儿女在屋外乘凉时，我则被支使去扑灭屋里的蚊子。灭蚊使用的工具由两部分组成，下面是一盏小油灯，用于在没有电而漆黑一片的屋子里将蚊子吸引过来，上面是一个罩子，发现蚊子之后就用罩子将其罩住。如果后母回屋之后发现还有漏网之蚊，就会揪我的头发，殴打我，作为惩罚。当时父亲远在香港，兄弟年幼体弱，没人能为我撑腰。后来乡里成立农会，将后母揪出来批斗游街，斥责她虐待继女，没有良心，后母认定是我在外乱说话，回家后变本加厉地殴打我，呵斥我。其实我并没有告发她，是邻居外人平日来往时看见我一天到晚被后母支使去做这做那，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后母最后离开了我的家庭。我推测可能是因为她被邻里视为泼妇而排挤，自觉在这个社区待不下去而离开。她走的时候，父亲还在香港。哥哥比我懂事，已多次直接表达对后母的不满，父亲上次回家的时候（大约是1945年前后）认为他和后母对着干，不能好好相处，不适合生活在一起，便把他带去了香港，此时也已经不在家。后母带走了四个亲生儿女，还有家里的值钱物件，包括小件的家具和父亲从香港寄过来的钱物。我记不清她是怎么把家里搬空的，大约是趁我和兄弟晚上睡觉的时候和别人里应外合，一件件搬走而不被我们发现。但是以三个孩童的体魄，即使发现了也无力阻止。后来我在普师读书的时候，听说后母改嫁到了和尚寮的人家。

3 考上师范学校

我家里原本没有田地，后母走之后，乡里大队看我们没有收入来源，从集体的田地里划一块出来分给我家耕种。田地上可以种花生、赤豆、番薯之类的作物，可以靠收获养活我们姐弟。于是我就要从头开始学干农活。我选择种番薯，因为番薯不需要过多的照料就可以长得很好。邻居的姨母允许我拿走她家储存的番薯去播种，我便挑出两端发芽的番薯，将发芽的那一小段切下来种进地里，有些番薯发芽的地方在中间的部位，我没敢去切。

我读完小学五年级之后就没有继续上小学，当时为了考上师范学校在上夜校。小学同学里面会种田的都来帮助我，夜校的同学周末也会来帮我，甚至有人家里的兄姐也会一起来帮忙。我农活干得不精，拔草、种豆这些工作都是他们一边替我做示范一边教给我的。我还要学种番薯和犁地。犁地是邻居教我的。他们用牛耕地的时候会把我那一份带上，用水车抽水的时候也会把抽上来的水引一部分到我的田地里。等到收获的时候，邻居也会来帮我。没有乡邻的帮助，我不可能把这块田种好。

乡里土改要评地主，对于地主的数量有硬性指标，必须评八个，但是我们这个小村落哪里有那么多地主恶霸呢？我的父亲在外做生意，就被划成了地主。即使父亲没有压迫谁，欺压谁，打死谁，即使我家的生活条件比别人困难，但是在土改中这样的成分就是要被批斗的，因此他不敢轻易回家，寄财物也会有风险。我想到自己必须去工作，才能有收入养活我和弟弟。这是我继续读书的动力。我决心考到师范学校。有个表姐在普宁简易师范学校上学，我便向她借来小学六年级的课本、笔记本和作业簿，还有她备考师范学校时的资料，这些书被我翻来覆去看了无数遍，练习题也是一遍一遍反复做。

夜校上的课是小学六年级的内容，老师会布置作业，但是我连写作业用的作业本都买不起，便去问老师能不能通融一下，让我自己找废纸装订成册当成作业本用。老师同意了。我找到大伯的孙子，他年纪比我大，彼时在做卷烟纸的生意。他允许我随意取用他的卷烟纸，但是我不敢拿走太多有用的卷烟纸，只把包在每一卷纸外面的那张废纸拿走，积攒了一定数量之后就订成册子。铅笔也是没有的，我就砍下家里扫帚的竹柄上面的一小段竹节，削成合数的粗细作为铅笔杆，再捡拾别人扔掉的铅笔头绑在笔杆上。

我已无暇照顾弟弟，就把他送到马闸乡的舅舅家里，让他替舅舅家放牛割草，以此获取住宿和饭食。我自己在外学习，心里时常牵挂着弟弟，尤其是一到雷雨天，我就不禁想到弟弟还在外面牵牛吗？他自己是否懂得去躲雨？到入学考试前夕，我一个人去到乡里的娘娘宫，把我平时省出来的一点钱供给娘娘，求娘娘保佑我考过。我和堂兄弟姐妹共有七人报考了普师，最后放榜只有二伯的儿子和我考上了。这些亲戚大多父母健在，生活优越，就属我的条件最艰苦。普师在乌石乡，我没有自行车，只能赤脚走过去。有几个小学和夜校的同学也考上了普师，他们去乌石的时候总会骑着自行车经过我的家门前，要我撘他们的顺风车过去。我起初不习惯坐在自行车后座，感到十分害怕，他们为了照顾我，把车骑得很慢。我去报名、笔试、面试、体检，都多亏了同学相助。

4 死人的被子

在普师读书，学费和教材费全免。我还得了一笔助学金，虽然只有几块钱，但已足以解我的燃眉之急。我得以给自己买了一双鞋子穿，结束了无论冬夏晴雨都打着赤脚的日子。作业本和笔也是用助学金买的，我终于不需要再去捡废纸和铅笔头了。我在学校交到了一个叫郑怡珠的朋友，我们的友谊后来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她的年纪比我更大，已经结婚了，娘家和丈夫家都被打成地主，她和家里断绝关系，离开家庭进入部队，退伍后才来读书。也因此她的经济条件比我宽裕，上学时还带着行李被褥，而我完全是两手空空，身无分文。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没有被子可以盖，常常被冷醒，怡珠就招呼我和她一同睡觉，让我和她共盖一床被子。冬天她会把毛衣借给我穿，但是她身材高大，我又矮又瘦小，穿起来松松垮垮，并不合身。周末的时候，学校不上课，怡珠会带我一起去买菜，自己做饭。她喜欢做一道番茄炒猪肝。我的父亲找机会给我寄了一次信，随信附上二十元，说让我去裁缝店做一件冬衣。为了取信，我要从果陇走到流沙县城的邮局。这笔钱刚好够我做了一件棉袄，这件棉袄我穿了十几年，到我结婚之后，我不再穿这件衣服了，便把它送给丈夫那边的亲戚。

我在普师上学的时间是1952年2月到1955年7月。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普宁六区西社小学，成为一名语文教师。学校提供食宿，但是行李细软需要自带。我怎么会有钱买被褥行李呢？幸亏这时又有许多人来帮助我。怡珠送给我一个藤编行李箱和一双凉鞋，另一个叫丽吟的朋友在为自己买枕头的时候给我也带了一个。我非常感激她们，但我毕竟也不能什么都靠朋友接济。我找到马闸乡一个当老师的表兄借钱买蚊帐，他得知我的来意之后告诉我，他自己拿不出钱，只有一顶旧蚊帐可以借给我去用。

那顶蚊帐确实很旧了，已经破了洞。但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自己把破洞补好，蚊帐的问题就算解决了。最后还有冬天的棉被。我找到乡里的舅妈，她的公公过世没多久，衣服还留着。以前的农村将衣服、被褥、家具都视为可以长期使用，代代相传的财产，不会因为某一任主人去世就将其销毁。但同时，使用前人的遗物显然不会被认为是吉利的事情，因此舅妈很乐意将公公生病卧床时留下的被子借给我。

5 寄人篱下的儿女

我工作之后有了工资，可以供给弟弟生活和上学了，便让他回乡读书。弟弟读完小学之后进了雕塑厂当学徒，得以谋生。再后来，弟弟因为写得一手好字，画画也画得好，被普宁剧团招去画背景幕布。他赚到钱之后成了家，把果陇的老屋做了婚房，三年之间有了一儿一女，终于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1956年，在西社小学当了一年老师之后，普师开设了附属小学，我被调到普师附小当班主任，在那里遇到了你爷爷。他是大员乡人，先在七区三益小学教数学，1953年参军当了文化兵，1957退伍复员后调到普师附小当教导。我们1957年结婚，58年就生下一个女儿，61年生下儿子。58年整风运动时，你爷爷上去斗右派，出了风头，68年文化大革命，他被人报复，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工作单位也变成了南溪乡的乡下学校。

我虽然没有被批斗，得以留在县城的流沙第一小学，但是有反动派来抄家，丈夫又要工作又要被批斗，我也工作艰辛，无力照顾儿女。他们已受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没有上课了。我便四处求亲告戚，为他们寻找落脚之处。起先我找到了新安乡的表伯家里，后来又送到水江堂的小姑子家，谁承想没过多久他们家也被打成了右派。又把他们送到汕头的老姑家里，但是老姑自己年纪大了，对姐弟俩疏于照顾，甚至有一次儿子偷偷跑到街上都没有及时发现，所幸最后找回来了。

我难以放心，又将儿女送到同在汕头的另一个小姑子家里。但她家也不太平，她和丈夫都是官员，被打成了当权派。这家也待不下去，我前往新寨，那里有你爷爷的表姑。但是表姑也年老体弱，不久后又生病了，这还是其次，她的儿媳妇不喜欢我的儿女寄宿在她家，有一次竟趁他们爬上阁楼之后，抽掉了梯子。我的女儿被困在阁楼，儿子人小胆大，竟直接从阁楼跳下地面，所幸没有受伤。我听说这件事之后，心疼他们，可怜两个孩童这么小就要为活命四处奔波，寄人篱下！最后我把他们送回大员乡，寄养在你爷爷的堂叔家里。堂叔辈分比你爷爷大，但是两人年龄相仿，从小关系很好，我认为他值得信任。而且堂叔家是普通的农民，文革中被划为中农，没有被批斗的顾虑。

堂叔家人善良且热情，答应收留我的儿女。我每月都把单位发给我的粮油拿一部分到表叔家里。偶尔单位发了糖、面包之类的，我心里想着自己的骨肉，便赶紧拿去堂叔家，没有想到要留给自己。形势好转之后，才把儿女接出来上学。他们在南溪跟着你爷爷一起住，你爷爷对他们采取放养的教育方式，我无法认同。当时的工作调动是从乡里调到县里难，但我想从县里调到乡里也并不容易。找学校和教育局的领导都没用。幸而有一个学校领导了解情况，开会的时候拿我举例子，斥责其他人让我家骨肉分离而不施以援手。我终于调到南溪浮山小学，一家得以团聚。初到浮山小学，别人以为我是县里被贬到这里的，对我的能力表示怀疑，等到我开展教学工作之后，拿出了优秀的成果，得以服人。我在南溪一边上班，一边尽心尽力教导儿女，督促他们读书。

6 人生这座桥

后来文革之风逐渐平息，你爷爷得以平反。1977年恢复高考，你大姑考上了韩山师范学院。第二年，你爸也参加了高考，他的志向是当教师，便报考了师范学校，但你爷爷不希望一家人都当了教师，要求你爸多填一个医学院的志愿，就这样阴差阳错之间你爸考上了汕头大学医学院。你爸对于这个结果很不满意，想要等到第二年再考一次。你爷爷不同意，他的观点是考上了就应该去读，高考的变数太多了，再考一次的话不一定能考到比第一次更高的水平。他发动了亲朋好友一起说服你爸，最终使他同意到汕大医学院就读。我原先只知道你爸经过五年的学习之后顺利毕业当上了医生，直到去年才在和你爸的闲聊之中得知他当年十分排斥当医生，在大学的第一年状态低迷，连课都不去上，整天待在床上看小说。直到第二年，他才说服自己接受了这条道路，开始发奋学习。

你爷爷有两个妹妹，家里想要二妹嫁给军人，但她违背家里的意愿选择自由恋爱，嫁到了水江堂。你爷爷和大妹十分生气，和二妹断绝了来往，甚至在二妹产子之后也对她不闻不问，更遑论去看望她了。我想到小姑子生完孩子身体虚弱，作为嫂子应该去关心她，就独自一人前往水江堂看望她。你爷爷拒绝和我同去，我又不认识路，只能让他在地图上给我标出小姑子家的大致位置，到了水江堂再沿途问路。彼时我刚学会骑自行车不久，乡镇间路况不好，且路途遥远，骑得我心惊肉跳。

去到水江堂的必经之路上有一条溪流，只有一架独木桥通往对岸。我推着自行车，竭力保持平衡，一步一步地挪过桥。岸边一群顽童看到我，纷纷起哄，喊着“掉下去，掉下去”之类的话。我又羞又气，但是没有办法，为了去到目的地，再大的困难也只能努力去克服。村里的孩童自然经常走这条独木桥，早已驾轻就熟，他们哪里能理解我的恐惧呢？返程时再次经过独木桥，所幸这个时候四下无人，我才得以专心过桥。

我的前半生是在贫穷和动荡的环境之中度过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百姓，在时代的洪流面前无能为力。幸而我立志向学，奋发向上，又多得好人相助，得以为自己谋生路。工作成家之后，我在工作上认真负责，在家里尽心教导儿女，和你爷爷互相扶持。晚年有儿女尽孝，总算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作者：李昊洋，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编辑：Susu

原标题：《李昊洋丨我们与善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