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件亲历者：“这不是演习，日军正在袭击珍珠港！”

“这是真实的战争！”

对于瓦胡岛的居民而言，被枪声、炸弹声和低空飞机的轰鸣声从睡梦中惊醒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瓦胡岛满是军事基地，实弹射击操练更是屡见不鲜。在1941年年初，战争的危机似乎愈演愈烈，军方开始进行“战争演习”——让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互相对抗，模拟作战。在这些日子里，由于大量弹药发射到空中，山摇地动，好似地震袭来，瓦胡岛上的简易木制房子摇摇欲坠。所以，在1941年12月第一个星期日早上临近8点钟，司空见惯的摇晃又开始的时候，大部分居民直接拽过枕头，把头蒙住；另外一些人则继续喝他们的咖啡，看四格漫画，听广播，尽力不去理睬远处炸弹造成的阵阵冲击声、高射炮的轰鸣声和机枪微弱的嗒嗒嗒的声音。

但是，人们很快意识到这并不是日常的演习。地板开始摇晃，窗户乱颤，飞机擦着头顶呼啸而过，机枪的弹壳就像冰雹一样落在房顶上。在火奴鲁鲁，平民百姓从房子里走出来看个究竟，许多人还穿着睡衣。在城里就能听到爆炸声，麦卡利区的国王街上还冒起了浓烟。刺耳的警报声响起，在西面珍珠港和西卡姆机场上空，燃油着火冒出的黑色浓烟直冲云霄，高达几千英尺。地面上的人抬头 就能看到一个小型俯冲轰炸机编队在高空盘旋，呈数字8的形状排列。不时有几架飞机会组合成整齐的攻击队形，然后一个接一个地俯冲下来，开始投弹攻击。

目击者瞠目结舌：这一次，开飞机的小伙子们演得可真不赖。

12岁大的孔丹还穿着睡衣，他跟他兄弟说：“哇，动作好帅啊。”为了看得更清楚，两个人爬到家里后院的鳄梨树上。“我不得不说这场演习太真实了。”另一个目击者回忆道。珍珠港的一名船员将这场轰炸称为“陆军航空队上演的最他妈棒的演习！”珍珠港上空的浓烟被认为是“烟幕弹”—或者，就像火奴鲁鲁的市长莱斯特·皮特里想的那样，是“演习的烟幕……我觉得这场演习简直就跟真的一样”。

上午8时4分，KGMB电台中断了平时怀基基第一浸信会的管风琴转播。播音员韦伯利·爱德华兹读了一则简讯，召集所有军事人员返回基地和岗位，然后恢复了正常的广播节目，但是每隔几分钟就会再次中断，要求消防员、医生、援助人员和救灾者各归各位。上午8时40分，爱德华兹再次广播：“现在暂停广播内容，向大家播送重要新闻。请注意收听。本岛正在遭受攻击。再重复一遍，本岛正在遭受敌国军队攻击。”听众将信将疑，没把这个新闻当回事，他们以为广播只是一种不太常见的让演习显得逼真的做法。有些人想起了三年前奥逊·威尔斯的科幻广播剧《世界大战》造成的恐慌。接近9点时，爱德华兹再次播报。他用颤抖的声音请求听众相信他：“这不是演习。日军正在袭击珍珠港。这是真实的战争！”

就连那些富有经验的军人都难以相信他们看到的一切，随着袭击的进一步展开而感到困惑和眩晕。他们慢慢地才开始相信这是真正的袭击。根据目击者的描述，我们发现很多人对于真相都有些后知后觉。一架飞机开过来了。（“那些飞机为什么飞得那么低？”）美军地面防空炮对入侵者开火。（“小伙子们为什么要朝飞机开火？”）炸弹落下来。（“飞行员太愚蠢太粗心了，连释放装置都看不好。”）爆炸了。（“这次有人玩笑开大了。他们误将实弹装在了飞机上。”）飞机开始往上飞，机翼下侧露出日军的“太阳旗”标志。（“我的天啊！他们真卖力啊！他们还把太阳旗印在飞机上！”）一艘美国军舰爆炸了。（“这是哪门子演习啊？”）即便到了那时候，还有些人不相信战争开始了。也许就像轻型巡洋舰“圣路易斯号”指挥官A.L.西顿猜测的那样，袭击者是“一个孤独且愤怒的日本飞行员，他不知怎的开到珍珠港这里，现在给日本海军和美国海军都惹了麻烦”。

在火奴鲁鲁市中心基督教青年会外面的街上，船员纷纷挤入公交车、出租车和私家车。军用卡车开到了主路上，街上挤满了“荷枪实弹、戴着头盔、仰望天空的士兵”。救火车、救援队还有骑着摩托车的警察迅速前往火奴鲁鲁几个着火的地区。警报声震耳欲聋，道路上满是轮胎摩擦发出的吱吱声。没有人再遵守限速规定。劳森·拉梅奇少校回忆道，在通往珍珠港的双车道柏油高速路上，“视野之内，公交车、出租车等各式各样的车子上都满载着船员，他们要赶往港口”。

对于很多亲历者来说，最早让他们相信这是真正的袭击的，是他们的车辆遭到了敌军飞机的低空扫射。“我们听到了像是打字机的声音，”与其他海员一起挤在一辆出租车上的水兵拉里·卡茨说，“我从后窗往外看……看到一架飞机朝公路俯冲下来，机翼或是引擎喷着火。它在朝路上的所有车辆射击，我们的车也受到了攻击。”电工杰克·洛厄正与其他几个人乘坐一辆敞篷卡车。每次飞机低空扫射时，这几个人都会猛敲驾驶室的顶部，司机会猛踩刹车，然后车上的人跳到路边的草丛中隐蔽。飞机飞过去之后，他们再爬回卡车里继续前进。海军上尉克拉伦斯·迪金森回忆说，他乘坐的车前方的路上有火星飞溅。没一会儿，他前面的车就被20毫米机关炮击中了。“子弹击中了那辆轿车，车子剧烈晃动，被一团黄色的烟尘裹住，”他写道，“那辆车爆胎了，我们看到它乱冲乱闯，剧烈颠簸……我甚至看到了雨点大小的洞出现在车上，就像针脚一样。”

“天啊，我甚至能看到他们的金牙。”

到上午8时10分，第一批炸弹和鱼雷击中停靠在珍珠港的战舰15分钟之后，太平洋舰队的主力就被摧毁了。在福特岛东岸，在被称为“战列舰大街”的锚地，美军的战列舰被摧毁，燃起火焰，被浓烟熏黑，战列舰的桅杆和上层建筑以45度角倾斜在海港里。被击沉的战舰冒出浓浓黑烟，人们几乎无法辨别到底哪些战舰被击中。

“加利福尼亚号”半沉入海，龙骨触到了海底，船体被日军的鱼雷炸开了；“西弗吉尼亚号”被摧毁，燃起熊熊火焰，涂料烧焦了，冒起泡，被击中的左舷升起巨大的烟柱；“马里兰号”和“田纳西号”情况好些，但是这两艘战舰挤在系船柱附近，无法动弹，失去了机动能力。“俄克拉何马号”被多枚鱼雷击中，已经瘫痪，倾斜了150度，长长的龙骨指向天空。

战列舰“亚利桑那号”的前弹药库爆炸了，“爆炸声似雷鸣般巨大，声音从很深的地方传来，十分骇人”，蘑菇状的火焰直冲云霄，高达几千英尺。爆炸后几秒钟，燃烧的碎片如雨点般掉落在附近船只的甲板上。这一幕持续了很久很久。“空中、火中和燃油里都有钢铁碎片，到处都是，”“亚利桑那号”的船员马丁·马修回忆道，“有木片、甲板的碎片、帆布，甚至还有尸体残块。我记得有很多钢铁碎片和尸体碎块落下来。我看到一条大腿连着小腿，看到了手指头，看到了手，还看到了胳膊肘和胳膊。”“亚利桑那号”大部分船身已经不见了，整艘船都被掀翻了，尚存的船体沉入海港底部，只有上层的一小部分和二号炮塔的三个炮筒还露在海面上。

“亚利桑那号”的塔楼和起重机大角度歪向航道，梯子上倒挂着船员的尸体。爆炸顷刻间夺去了“亚利桑那号”一千多名船员的生命，幸存者中也有很多严重烧伤，其他的船员都不知该如何救治他们。

“这些人看上去简直就是僵尸，”海军陆战队二等兵詹姆斯·科里回忆道，他曾在“亚利桑那号”上服役并在袭击中幸存，“他们被烧得全身发白，皮肤就像用石灰水刷过那么白。他们的头发被烧光了，眉毛也被烧光了。……他们走起来就像机器人一样。他们的胳膊吊在外面，往外伸着。他们还在甲板上吃力地走着。”

但是，在目击了1941年12月7日的日军袭击的人眼中，最难以忘怀的一幕是大量敌机俯冲而下，犹如乌云般遮天蔽日。那天上午之前，美国人一直被各种舆论误导，以为日本海军的空中力量只是个笑话而已，不过是二等货色的飞机再配上三等货色的飞行员。但是眼前这些飞机的驾驶员技术极其高超。俯冲轰炸机投放的炸弹百发百中。鱼雷机飞行高度很低，投弹姿势堪称教科书级别。零式舰载战斗机紧跟在轰炸机后面进行致命的扫射。要是没有地面上和海港中的屠杀，空中这整个场景会是相当棒的飞行 表演。目击者对于日本飞机超低的飞行高度惊讶不已——（如一位目击者所言）低到扔一个棒球就能打到一架日本飞机，低到从海军造船厂医院的三层往下能看到日军的鱼雷机袭击美国的战列舰。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驾驶舱中的日军飞行员，许多飞行员的座舱罩还是打开的；人们能看到飞行员戴的“猫眼式”飞行眼镜，他们被风吹起的围巾，棕色的飞行员头盔，以及白色的头巾——“天啊，我甚至能看到他们的金牙。”惠勒机场的一名陆军军官说。许多目击者回忆称他们甚至与敌军飞行员有过奇怪的眼神接触。一些日本飞行员惨然一笑，像是道歉一般；还有一些飞行员甚至招了招手。另一些飞行员大笑着，做出嘲弄的手势。“他们飞得很低，能看到他们咧着嘴笑，”“尼欧肖号”机械师里昂·伯纳特说，“我是说，他们真的在大笑，都在笑；他们就好像在野游，或者参加舞会。”一名海军陆战队员称看到飞机后排的一名机枪手“放下枪托，双手在头上拍掌，就像美国职业拳击手向台下的人致意那样。然后他又抓过枪，开始再次扫射”。

看到俯冲的飞机、扔下的炸弹和爆炸的船只，一些目击者想起了正在欧洲进行的战争的新闻片段，或者一些大手笔的好莱坞影片的镜头。整个场面有一种不真实、梦境般的感觉。“我仍然觉得会从噩梦中醒来或是看到战争片的结局。”海军军医艾尔芬格·金德鲁上校在袭击事件发生几个星期之后写道。“加利福尼亚号”的船员西奥多·梅森也有类似的感觉：“整个场面就像B级战争片中那种摇曳的二维镜头画面一样。”很多人记忆中保持时间最长的是那些非视觉的东西，例如船员被困在甲板下面因恐惧而尖叫的声音，燃烧的船上梯子的铁横档烫在逃跑的船员手心上的那种触觉，口里灌入机油的那种苦涩的味道，尸体着火发出的恶臭。这些记忆混在一起，杂乱无序，但是极为鲜活、深刻，事隔多年后依然如此。日本的袭击太过出人意料，和平突然转为战争，大屠杀骤然而至，袭击者还带着令人无法理解的愤怒和狠毒—“感觉就像是陷入洪水、龙卷风和地震中一样，”军士长查尔斯·拉塞尔说，“袭击来得又快又猛，让你瞠目结舌，呆若木鸡。”对于“加利福尼亚号”的信号员约翰·H.马克高兰来说，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的经历根本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如果你没有经历过，那么用什么语言都难以准确描述；如果你经历过，那么就没必要用言语来描述了。”

“战争真是地狱啊，对吧，伙计？”

日军的最后一批飞机飞回大海时，珍珠港的东湖满是各种物品的残骸，大部分都被火烧黑了，包括衣服、鞋、书、救生衣、床垫、舷梯、救生船和桶。各种难以描述的臭味混在一起—燃油那令人难以忍受的味道，翻滚的黑色浓烟的刺鼻气味，还有烧焦的尸体发出的令人作呕的甜腥味。百万加仑石油从被鱼雷击中的战列舰上漏入海港。“从没有在海上看过这一幕的人，无法想象出石油漏入冰冷的海水是怎样一番场景，”二等兵科里说，“石油变成了一团大约6英寸厚的胶状地毯。”从燃烧的船上跳到海里或者被炸入海里的海员发现自己要在凝结的石油中游泳。这不仅耗费体力，而且极其危险。“加利福尼亚号”的海员梅森尽量潜入水下，但是他不得不探出头来换气，“胶状的黑油堵住了我的鼻子和耳朵，烧得我眼睛疼。那东西又臭又甜，让我直想吐”。

那天风很大，大约有25节的速度；当天上午拍的照片里能看到，旗帜在旗杆上高高飘摇。所以战列舰上的火焰不可避免地向海港里蔓延。根据幸存者的描述，海面燃起熊熊大火，朝他们袭来，火焰吞噬了其他人的头部，火帘后面传来短暂、痛苦的尖叫声，接下来是死寂一片。附近的战列舰散发出的热量即使在很远的地方也能感受到，但是仍然有人开动船只，向火焰径直驶去，以期拯救那些幸存者。一艘小艇上的船员试图用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扑灭大火。“每次灭火后，船的两侧都会再度着起大火，然后再灭火，再 着火，”以法莲·P.霍姆斯上尉说，“温度太高了，船上的人不得不朝没有火的方向探出身子以保护自己。”小艇上的船员将撑篙的钩子搭在落水者的腰带上、领子上，把他们拖上船。被救起的人嘴里呛满了石油，大口大口地往外吐；许多人浑身是油，都看不出到底受没受伤。“我记得我从海里拉上来的一个船员，我拿出手帕把他脸上的油擦掉，”海军陆战队二等兵莱斯利·勒法恩说，“我甚至都看不出他是黑人、白人还是黄种人。”海员爱德·约翰说，这些幸存者都躺在船底，最后“每艘船都挤满了伤员，挤得一动也动不了，每个人都极其痛苦”。

福特岛港口对面的10-10码头（Ten-Ten Dock）上的担架里躺满了从船上救下的伤员。场面极其混乱。头天晚上在岸上过夜的船员和军官依然在奋力奔走，希望能找到小艇将他们带回自己的船上。警报声响彻云霄；救护人员大喊着，让人们为担架让路；混凝土码头上全是死伤者。大量私家车和救护车赶来，交通瘫痪。伤员们被注射了吗啡，然后又被喂了些水。他们的脸被火烧黑或被烟熏黑，眼睛也几乎睁不开了；有些伤员的头发全烧没了，大部分皮肤也已烧伤。伤员必须脱去衣服，但是衣服上浸满了油而且已经与肉粘在一起。脱下衣服时，伤员的皮肤也连带着被扯下来。“我只能给他们涂一些凡士林然后用纱布包扎上，”帮忙救治伤员的“西弗吉尼亚号”三等船体装配工路易斯·格拉宾斯奇这样说，“但是这根本就没有用，我那样做就像是给他们扒皮一样。让伤员们的皮肤裸露着，而不是往上面抹东西或者缠纱布，似乎反而好一些。他们想把纱布撕下来。如果是穿着圆领衬衫，那就要把衬衫扯下来，因为他们浑身都是水疱和灼伤。”

整个海军造船厂和福特岛上都设立了几处紧急治疗中心，包括海军陆战队兵营、医务室、单身军官宿舍（BOQ）。所有的治疗中心都迅速挤满了伤员。在福特岛的食堂里，所有的餐桌上都躺满了伤员，新抬进来的担架只能放到外面的院子里。船员维克托·卡蒙特说：“有些伤员看上去已经没救了，他们的衣服上浸了石油，烧焦的肉和骨头裸露出来。有些伤员衣衫褴褛，肉就挂在骨头上。有些伤员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叽里咕噜地念着母亲、父亲或者爱人的名字。这一幕看得人无比难受。”伤势较轻者恍恍惚惚地走来走去，有人跟他们说话也不理睬，有人想领他们去治疗中心就激烈地反抗；还有些人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却似乎毫不知晓，哪怕是在寻常女性或者红十字会的护士面前。“亚利桑那号”的船员卡尔森有幸从船上逃了出来，只受了轻伤，他记得在福特岛的海湾见到了一位同事。那个人“躺在我对面……用双手握着他的肠子。他抬头看着我，说：‘战争真是地狱啊，对吧，伙计？’我说：‘是的，没错。’我身上没有地方流血，所以我起身离开了那里”。

在港区和登陆处，死者的尸体被排成两排，中间是通往救治中心的过道。每排死者的头部都向内，这样可以通过脸或者身份识别牌确定死者身份。一些死者的脸奇黑无比，但是身上却看不出明显的伤痕：这就表明他们是在某一次大爆炸中受到巨大的冲力而死的，他们的血管被震裂了，但是皮肤没有裂。美国海军舰船“雷利号”的船员尼克·库瑞塔斯花了好几个小时寻找他的兄弟：“我沿着过道奔跑。我知道我兄弟的特征，我要找到他。他喜欢咬指甲。我知道他有一颗疣，我知道他身上每一个标志。我找来找去，我会说‘这个人看上去像他’，但是看不到脸。我会握起一个死者的手，说：‘不，这个不是他。’然后接着往下找。”最后，人们拿来了床单和毯子，盖在尸体身上。“我跟你说一件事，”“俄克拉何马号”的船员威廉·福贝说，“当你看到尸体裹着床单像积木一样堆在一起时，战争的所有光辉都会消失。你真真切切地意识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正在发生。”

福特岛的飞机场中遍布着扭曲的、冒烟的废墟，以及飞机的残骸。在轰炸过程中，70架飞机中有33架被炸毁。在福特岛的东南部，彻底被毁的六号机库浓烟滚滚：它被至少三颗炸弹击中。在水上飞机的停机坪，PBY“卡特琳娜”水上飞机燃烧的残骸散落在随处可见的棕榈树中间。岛上的水泥地满是榴霰弹的弹片和巨大的弹坑，这些弹坑都是550磅重的炸弹炸出来的。奉命弃船的海员们茫然无措地乱转，船员服被鲜血和燃油浸透。“我们很多人都不知如何是好，就在那里站着，”船员爱尔莫·拉什回忆说，“我开始回想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战栗不已。我走来走去，过了好久才平静下来。”大家全都衣衫褴褛，有些人到废弃的兵营或者家属的房子里找衣服穿。有报道称人们的打扮极其怪异：头戴海员帽，身穿上尉的蓝色夹克；光脚穿无尾礼服；浴袍加靴子；海军粗蓝布裤子配燕尾外套，再加一顶前后有檐的将军帽子。岛上有许多船员成群地四处游走，他们肩上挂着弹药带，就像西部片里的土匪一样。副水手长霍华德·弗伦奇说，在福特岛的行政大楼里，“场面极其混乱……没有秩序，失去控制，没有管事儿的。人们就像迷途的羔羊般四处乱转”。 

海军造船厂里的海军陆战队兵营是一栋大型水泥建筑，这里被当作紧急安置中心，用来安置这些四处流荡的船员。从海港中爬出来的船员按照指示脱下浸满燃油的衣服并放到垃圾桶中，然后排队洗热水澡。在很多情况下，污泥状的燃油已经深入船员的毛孔中，要想洗干净简直不可能。“你用能找到的毛巾和碎布拼命搓洗，但就是没法把它搓掉。”“亚利桑那号”的船员吉姆·劳森说。肥皂和水对于石油毫无作用，只能用酒精或者汽油去清洗浸满石油的皮肤。有些人甚至真的泡在汽油里，而那些想方设法清除掉石油的人后来连续抱怨了好几个星期，说他们从头到脚还是有一层薄薄的石油，说汽油弄得他们眼睛疼，要不就是说他们头疼而且视线模糊。

海军军需军士给每一个有需要的人发放干净、干爽的粗蓝布裤、内裤、袜子、牙刷、牙膏、剃须刀和垃圾袋。没有人以书面的形式走流程，谁也不需要签字。海军给养军士尽其所能地为饥饿的船员提供食物。船员们走进食堂，排队领饭的人络绎不绝—等着吃早饭的人还在排队时，已经有人来排队打午饭了。因为担心饮用水可能被破坏者投毒，所以人们喝啤酒、软饮料、酷爱（kool-aid）和从游泳池抽上来的水。一个船员回忆说，他和伙伴们很感激能“吃到干爽的三明治，还喝了用氯消过毒的游泳池水冲泡的咖啡。我们饿极了，所以感觉食物十分美味”。

海军陆战队兵营一楼设立了船员登记站。一名初级军官搬来一张桌子，桌子后面的墙上印着每一艘被放弃的舰船的名字。船员和军官们登记后被告知等待重新安排。许多人奉命参与船上和基地附近的清理工作。在福特岛上，多支由船员组成的小队将残骸从机库清理走并将被炸毁的飞机推离跑道。另一些船员用灭火器熄灭了机场周围草地里的几十处灌木丛中的火。他们拿上桶，奉命捡起榴霰弹碎片和金属碎片。地上的榴霰弹碎片太多了，“在停车场你随手一抹就能捞起来”。第14海军军区的公务人员奋力铺设一条从霍斯皮特尔角（Hospital Point）到福特岛的直径16英寸的主供水管道，其他工作人员则努力让干船坞恢复如常。船员们拿着镀锌桶回到被击伤的战列舰上，开始了一项可怕的任务——搜集已故同伴的尸体残骸。“我记得找到了几块膝关节和肩胛骨，还有几块烧焦的残缺尸骨，因为烧毁严重，所以都难以辨认身份。”“内华达号”船员查尔斯·色赫回忆说。

轰炸那可怕的画面仍然历历在目，但是幸存者们一起努力干活，提升士气。音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福特岛海滨，一台自动唱机大声播放着《我不想将这世界付之一炬》；在“马里兰号”战列舰上，维修队在工作的时候，乐队就在甲板上演出。“内华达号”的船员给自己的船起了一个新的绰号：“振作号”。船的甲板上写着“我们将再次战斗”，以及“振作号，振作起来”。这场危机似乎将人们最好的一面激发了出来：那些装病的人和磨洋工的人纷纷投入工作当中，就连被关在禁闭室里的人也被放出来参加劳动。每个人都做出了贡献。“珍珠港的情况太糟了，”船员梅森回忆说，“就连长官们也在劳作。”

（本文摘自伊恩·托尔著《燃烧的大洋：1941-1942，从突袭珍珠港到中途岛战役》，徐彬、王斌、王晓译，新思文化·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9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