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明共生的亚洲：南亚、中亚、西亚

本文整理自2020年11月28-29日由厦门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多元文明共生的亚洲”青年学者工作坊（南亚、中亚、西亚）。来自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云南大学、深圳大学、厦门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的16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线上研讨会。

会议伊始，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陈博翼介绍了此次会议的初衷。一方面，南亚、中亚、西亚目前仍是国内区域研究较为薄弱的环节，学者之间的对话较少；另一方面，研究同一区域但不同时段的学者之间的对话也比较缺乏。研究不同区域和研究同一个区域但不同时间段的学者之间进行对话，有利于不一样的灵感被激发出来。

陈博翼副教授以《菲利普·布亚与印度洋世界体系》为题做会议的开场引言，介绍一种用印度洋串联南亚、中亚和西亚的“世界体系”理论。他首先介绍了法国学者菲利普·布亚（Philippe Beaujard）的学术背景、研究成果和兴趣移动轨迹。《印度洋世界》围绕五大主题展开叙述，与传统的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的研究不同，该书以印度洋作为研究中心，认为印度洋世界体系的演化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不是一种欧洲发明，而且形成时期远早于16世纪。陈博翼指出这部书运用“核心区、半边缘区、边缘区”的划分来讨论体系中的支配层级和区域间历史发展的共同演化特点。最后他对印度洋研究的学术脉络进行梳理，指出从皮尔森（Michael N. Pearson）将印度洋作为独特的研究单元开始，到布亚作为第二代印度洋的研究代表，这一领域的推进和体现出的方法论差异，并总结了该书在印度洋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点明印度洋世界体系研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和贡献。

南亚：从古典到近代

11月28日的第一场会议以“南亚”为主题，由厦门大学陈博翼副教授主持。

来自哈佛大学南亚学系的博士生曲洋首先发表了题为《“如蜂饮蜜”：印度古典文学中的动物与修辞》的报告。曲老师首先讨论了传统意义上被称为“第一诗” （ādikāvya）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开篇诗人跋弥（Vālmīki）将看到赤颈鹤（krauñca）之死而产生的悲怆（śoka）情感转化为文学史上第一个输洛迦（śloka）来说明动物在印度古典文学想象中的重要性。其次，通过对谶门陀罗（Kṣemendra）、迦梨陀娑（Kālidāsa）、阿摩卢（Amaru）和颇格怛多·惹诃那（Bhagadatta Jalhaṇa）等诗人作品部分段落的品读，曲洋认为梵文诗歌中蜜蜂一般被比喻为忠诚的爱人或沉迷艳情的浪荡子。在回顾了诗学家檀丁（Daṇḍin）在 《诗镜》（Kāvyādarśa）以及婆摩诃（Bhāmaha）在 《诗庄严论》（Kāvyālaṅkāra）中对于明喻（upamā）和隐喻（rūpaka）的定义和讨论后，曲老师指出檀丁开创性的将文学鉴赏家（rasika）品鉴诗歌之美比作蜜蜂饮蜜；而十世纪哲学家阿毘那婆笈多（Abhinavagupta）则在其著作（Mālinīślokavārttika, Tantrāloka, Parātrīśikāvivaraṇa）中进一步将蜜蜂的意象融入克什米尔湿婆思想中并赋予其神学想象。

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任超的报告主题为《南亚近代史研究的四个时刻》。报告首先梳理了南亚的地理范围和南亚近现代史从1707至1947年的主要时间线，分析过去60年南亚近现代史研究的两大主题：英国殖民主义的起源和历史性质，以及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实现。其间对过去60年南亚近现代史研究的路径进行了概括，简述了包括“剑桥学派”“庶民研究”“后殖民史学”“性别史”和“近代早期”相关的诸多讨论。其次，针对这些研究路径和取向，报告选取了南亚近现代史研究的四个重要时间阶段，对学术脉络进行了回顾。任超老师选取的第一个时刻是1961-1963年的早期源流阶段，此阶段涉及到的研究包括罗宾逊（Ronald Robinson）与加拉格（John Gallagher）主导的英帝国史、印度的官方民族主义史学，以及以伊尔凡·哈比卜（Irfan Habib）与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早期作品为代表的该时期印度史学的研究。第二个时刻是1983-1986年，拉纳吉特·古哈的 Elementary Aspects of Peasant Insurgency in Colonial India 和克里斯托弗·贝利（C. A. Bayly）的Rulers, Townsmen and Bazaars两本书的出现引发了此后长达三十多年的讨论。以贝利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印度社会变化的节奏和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印度社会内部，强调印度社会内在的延续性。而以古哈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英国殖民统治完全垄断了印度社会中的政治领域，给印度本土社会在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断裂性。第三个时刻是1995-1998年，贝利在该时期出版的新的著作中指出印度社会的信息网络是一个存在于印度社会内部的长期体系，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信息收集活动是基于这种内部体系的延伸和发展，而伯纳德·孔恩（Bernard Cohn）则认为英国在印度的知识建构受命且服务于殖民统治，并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彻底改变了印度社会。与此同时，该时期的“性别史”研究趋势挑战了后殖民史学关于“西方外来”和“东方本土”的论述。报告所讨论的最后一个时刻是2011-2013年，领域内此前30年的主要论争逐渐淡出，并与此同时产生了更加多元化的新议题与取向，诸如全球史、环境史、法律史等等。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冯立冰就其已出版的博士论文以《冷战时期福特基金会对印度农业发展的援助》为题展开延伸讨论。冯老师首先对福特基金会从1951至1971年对印度农业发展的参与情况进行概述。这个过程反映出了一些西方的农业发展理论对于印度农业的影响。接着她对研究过程中使用到的史料进行梳理，包括口述资料、档案、外交文件和国会记录、新闻报道、调查报告等几大类，其中道格拉斯·恩斯明格口述史是研究福特基金会在印度发展的最宝贵资料之一。最后冯老师对文章的研究思路进行梳理，认为农业发展道路的选择从古至今都是每个国家要面对解决的头等大事，从福特基金会与美国对印度的粮食援助可以看到印度在农业道路的探索过程中极大的受到外援和外来理论的影响，无论是社区发展还是绿色革命都没有对印度的土地关系和以土地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形成一个有力的冲击和挑战，反而是一步步加强了农村的社会结构，进一步阻碍了印度农业的一个真正发展。其次，结合基金会的援助和冷战的大背景，美国在输出现代化发展理念和影响印度现代发展进程方面是非常成功的。从发展道路分析，印度虽然同时吸收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西方自由思想的发展理念，但是受到后者的影响更多。在印度发展过程中，社区发展理念和绿色革命充分体现了现代化理念的主张，然而也体现了现代化理论在印度的“水土不服”。

内亚——南亚与中亚之间：藏地测绘、洋泾滨语和敦煌文书

第二场会议的主题为“内亚——南亚与中亚之间”，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曹寅副教授主持。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暨历史学系博士候选人孔令伟报告的题目为《恒河溯源：清朝情报网与首次喜马拉雅测绘》。孔老师的报告主要集中在对藏地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tshul khrims bzang po rab ’byams pa）进行考证。对于该喇嘛的记录汉文史料虽有提及但是语焉不详，先行的研究也错误颇多。他首先对先行研究进行梳理，相关中国地图学研究乃至藏学研究等方面，由于缺乏史料等原因，前人多半将“楚儿沁藏布”与“兰木占巴”误判为两人，或者将“楚儿沁”与“藏布兰木占巴”视为两人。其余先行研究即便视为一人，对其生平考证也多有错讹以及臆测之处。其次，孔令伟检视了清朝从顺治皇帝开始到康熙皇帝时期与达赖喇嘛之间的联系，并对康熙年间楚儿沁藏布在藏地测绘任务的背景和过程进行梳理。最后他分析了十八世纪初楚儿沁藏布的活动轨迹，指出康熙、雍正年间楚儿沁藏布曾来往于拉萨、西安与打箭炉之间，负责为清朝管理边疆情报、地方税务与宗教事务，为团结民族关系作出重要历史贡献。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蔡伟杰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洋泾滨语与清代晋商的跨区与跨国贸易》。报告伊始，蔡老师对洋泾滨语（pidgin）的概念和可能来源进行说明，并以《上海俗语图说》中的内容对洋泾滨语英语举隅作为引入。随着清俄贸易的开展，汉商与蒙古人、俄人交流的需求逐渐增加，此为“洋泾滨蒙古语”和“洋泾滨俄语”出现的背景。基于贸易需要，蒙语语文成为清代旅蒙商培训的内容之一。蔡老师通过对材料的释读回答了晋商学习的蒙语是怎样的蒙语，所分析的材料涉及《新刻校正买卖蒙古同文杂字》《根本书》等。除蒙语之外，晋商还有洋泾滨俄语教材，这部分已有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波波娃（Irina Fedorovna）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高田时雄（TAKATA Tokio）于2017年编著完成的专书。未来通过对这些材料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晋商在蒙古与俄罗斯商业活动。

《上海俗语图说》，汪仲贤 ​​​​​​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出版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与历史系文欣教授报告的主题是《敦煌文书与“丝绸之路”》，报告围绕“在敦煌藏经洞文书中能否看到‘丝绸之路’的存在”这个问题展开。文老师首先对敦煌文书和丝绸之路二者概念的来源进行基本介绍，并对丝绸之路的“原始义”“延伸义”和“比喻义”进行梳理，进而说明其研究和报告中丝绸之路的定义范围为“古代欧亚大陆珍稀物品的交流网络”，由此来判断敦煌文书中是否有“丝绸之路”的存在。文教授论证的两个关键点为是否有“长时间长距离交流”和“珍稀物品交流”。通过剖析敦煌文书和各种支持性证据中涉及长距离交流的资料，文欣老师总结得出敦煌文书中有大规模的关于长距离交流的资料。此外，通过对《册府元龟》《归义军上都进奏院状》等资料相关内容的释读，他指出珍稀物品的交流确实为敦煌文书中物品交流的主项。最后文欣老师认为虽然古代文献中没有对“丝绸之路”的直接记载，但是一些文书已经相当趋近与对“丝绸之路”这种说法的直接记载了。即使在狭义范围内依然可以在敦煌文书中找到对“丝绸之路”的记载，但是此“丝绸之路”是作为外交网络而非作为商业网络而存在。

中亚—西亚：奥斯曼帝国、沙俄与塞琉古王朝的视角

11月29号的会议分为两场，第一场报告的主题为“中亚与西亚”，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袁剑老师主持。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昝涛教授首先做了题为《奥斯曼与中亚关系的几个片断》的报告。昝涛老师先对奥斯曼的历史进程、俄国的历史脉络、学界中存在的奥斯曼与中亚关系史研究不同观点和沙俄从1717年到1885年对中亚的征服进行了回顾。其次，通过对资料的梳理，昝老师认为在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和丝绸之路之外存在一个基于穆斯林的朝觐和奥斯曼崛起以后伊斯坦布尔作为哈里发政治中心等情感和宗教因素而形成的一个新的跨帝国交流网络。最后昝老师对近期出版的一系列一手和二手文献举隅介绍，进一步挖掘这个时期的历史细节和意义，指出伊斯坦布尔的哈里发在交流过程中的精神纽带作用。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施越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沙俄的草原边疆难题：以沙俄对哈萨克小玉兹政策为例》。“草原边疆难题”源自农耕与游牧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差异。施老师认为“草原边疆难题”首先意味着农耕聚落或政权首先需要解决军事劣势之下的安全问题，另一方面是农耕政权在具备军事优势的条件下如何确立草原边疆的秩序。施老师结合图文资料分析了沙俄要塞线的构成和发展。接着就该议题相关的“奥伦堡远征”问题进行探讨，梳理1730年代“奥伦堡远征”和哈萨克小玉兹问题之间的关系。最后施老师简单回顾了沙俄在面临两个阶段的草原边疆困难时的一些应对方式。以1868年《草原四省临时条例》和1891年《阿克莫林斯克、塞米巴拉金斯克、七河、乌拉尔和图尔盖省管理条例》为标志，沙俄当局在19世纪后半期逐渐将定居秩序扩展到哈萨克草原西路，将草原边疆在行政和法律上纳入版图。

芝加哥大学古代史学博士候选人何彦霄的报告关注的是公元前3世纪末塞琉古王朝与中亚的关系。报告伊始，何老师对新波斯帝国史、新希腊化史的浪潮和具有代表性的学者进行介绍。通过分析“第三次叙利亚战争”，他指出塞琉古帝国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后至安提库斯三世（241-187BCE），帝国收复土地再次恢复早期版图。何彦霄指出相比于传统以地中海罗马视角叙写希腊化史，安提库斯三世在公元前204年之前于东方与中亚地区的活动某种程度也见证了世界历史，因而他报告的视角是东方的。通过对文献资料的解读，他分析得出至安提库斯三世时期，征服的理由已经从传统的军事转化为血缘。何彦霄进而对学界中存在的安提库斯三世的形象进行分析，并介绍了安提库斯三世对大夏事务的处理和之后进一步的政治军事活动，强调大人物的社会史。最后何彦霄总结公元前206年作为全球史的一个隐蔽的时刻，揭开了公元前2世纪的序幕。

随后，袁剑教授围绕其近期出版的著作《寻找“世界岛”：近代中国中亚认知的生成与流变》一书的撰写和后续的思考展开报告。在回顾了该书的书写背景、梳理写作缘由后，袁老师简述了该书每个分章内容。在中国认识中，“西域”如何变成“中亚”？这种变迁对于我们对西北边疆与周边观念的影响是什么？中国近代对于中亚的认知对中国本身的意义是什么？答案在这本书中。最后袁老师认为该书存在的遗憾和后续需要进一步推进的地方是：“主要偏中国文本，后续需要继续开掘”“理论阐释需得到进一步呈现”“从知识层面链接状态呈现中国近代对中亚和边疆的认知”和“中国边疆间关系与中国认知的‘外圈’的认识”等问题。

《寻找“世界岛”：近代中国中亚认知的生成与流变》，袁剑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20年出版

西亚：文字、律法、语文学与区域国别研究

最后一场报告的主题为“西亚”，由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蔡伟杰助理教授主持。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曲天夫副教授的报告关注的是“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律法文献”。曲老师以汉穆拉比法典作为引入，进而说明在文献梳理过程中如何将法典文献单独区分出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最初对此类文献用“法典”进行定义不是很合适，曲老师认为“律法”一词更贴合。以出土地点和语言为主要判断依据，曲老师对古代两河流域的这九种律法文献的出土时间、统治者、介质（书写材料）等进行了梳理，总结出律法可以分为学习律法、官方档案律法和皇室铭文三类。其次，曲老师对九种律法的结构进行了分析，指出从律法结构的分析可以进一步认清律法的性质。最后曲老师总结了律法文本的实际用途和性质。律法文献的性质不可一概而论，要区分不同种类文献，分别从文本内容和文本介质不同的角度理解。另一方面，相对于法律史而言，律法文献对于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社会习俗、王权理念，以及社会精英阶层（书吏）的知识体系有着更重要的史料价值。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刘昌玉的报告主题为《乌尔第三王朝：百年王朝的百年研究》。首先，刘老师对乌尔（ur）的命名来由和乌尔第三王朝的历史进行梳理。从文献角度出发，楔形文字和苏美尔的破译是乌尔学研究开展的基础。乌尔第三王朝的时间虽仅近百年，但是流传下来的文献多、种类丰富，包括经济行政文献、王室铭文和文学（书信）等。另一方面，刘老师从泥板文献的释读出版、专门的数据库建设、专题研究、成果目录汇编等方面对学界关于乌尔第三王朝的文献整理进行了梳理。最后刘昌玉老师对乌尔第三王朝新的趋向进行总结。这其中包括以Tsouparopoulou为代表的滚印研究，以海德堡大学发起的“材料、物质文本文化”（Materiale Textkulturen）项目为代表的针对书写材料的研究、一些新的考古发现、以Irisagrig文献和Garsana文献等新的文献的研究和数字人文。刘老师认为，目前关于乌尔第三王朝甚至整个亚述学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都在不断地推陈出新。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上海纽约大学文理学院温爽老师报告的主题为《美国阿拉伯问题研究源起与现状》。目前我国区域国别研究方兴未艾，了解美国阿拉伯问题研究的过往发展历史对于我国区域国别研究未来的发展有借鉴意义；分析美国阿拉伯问题研究的现状与挑战有利于中国学生去美国深造申请学校的选择，这也是温老师报告选题的缘由与现实意义。温老师以1842年美国东方学研究协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的成立为起点，梳理了美国阿拉伯问题研究从源起到冷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发展脉络，其中洛克菲勒和卡耐基等私人基金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温老师归纳了美国阿拉伯研究的现状与面临的挑战。她认为区域研究与学科研究之间的矛盾、学术研究自由与国家安全利益的冲突、亲巴勒斯坦学者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政府削减研究经费和限制向阿拉伯/伊斯兰学者发放签证等政策问题是限制美国阿拉伯问题研究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研究也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现象，即越来越多阿拉伯裔的美国学者不断发出自己的学术和政治声音。

牛津大学东方学系博士后研究员张湛以《语文学的未来与未来的语文学》为报告主题为大家带来了一场“数据人文”的盛宴。目前语文学（Philology）是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学科，西方人文学科的三大源头为“古典学”“圣经”和“印欧比较语言学”。在语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其演变进程与帝国主义有紧密联系，语文学的衰弱与消失反映的是其发展到了更深层次。张湛老师认为语文学的未来主要依靠数据库，并进一步说明数据库从仅具有文本和图片的1.0时代渐渐发展到可搜索、线上字典、解决语言问题的2.0时代。接着，张老师通过线上浏览的形式展示了德国吐鲁番考察队（Turfanforschung）、印欧语文本（Titus）、Avestan等一些数据库的情况。最后张老师以自身研究领域伊斯兰东方问题为例，对其概念和研究时代所用到的语言与文献进行具体分析，简述了自己未来研究和数据库建设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