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战争总伴随着对女性的强暴？

原创 不理解“恶”的 理想国imaginist 收录于话题#理想国人文精选17个

邪恶，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难清晰定义的概念之一。人类探讨何为邪恶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便从神学角度探索了恶的起源；二战之后，汉娜·阿伦关于“恶之平庸”的论述在学界引发巨大争议。从社会事件中频频发生的残暴恶举，到战争时期令人瞠目结舌的反人类暴行，再到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暴力和匿名攻击。邪恶与普通人的距离是如此遥远，但又如此之近。

《恶人：普通人为何变成恶魔》的作者在书中通过访谈，记录下了侵华日军的骇人自白，还原了普通人逐步沦为恶魔时的心路历程，藉由哲学、文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多个学科对“恶”的思考，分析其背后复杂的心理和社会因素，也引导人们反思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们要如何应对仍在不断发生的暴力事件，要怎样才能不犯下重复的错误？知识能否解答人性中的晦暗面向？我们与恶的距离，是否近在咫尺？

本期Naive咖啡馆邀请到了燕京书评主编萧轶，理想国编辑张璇硕、EG，和大家聊聊“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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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萧轶，《燕京书评》主编

（个人公众号「手紙」，ID：shouzhi2020）

张璇硕，理想国译著馆编辑EG，理想国译著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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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你将听到

04:15 《恶人》不分章节，不下结论，作者在“如果...可能...但是...”式的书写中不断地反思、推翻自己

08:59 当我们讨论“恶”的时候，必然会面临的悖论：邪恶既是恶魔和他者，又是平庸和寻常的/我们是自由和具备自主能力的，同时又是环境的产物

12:06 纳粹高阶军官艾希曼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阿伦特所谓“恶之平庸”真的经得起推敲吗？

19:07 为什么说“恶”往往和“爱”相联系？人们会为了保护同袍去血刃敌人

23:09 “恶”的美学分析：纳粹、种族净化、瓦格纳、未来主义、为天皇而死的崇高感

30:05 “恶”的技术性阐释：恶行与共情能力有什么关系？“零度共情”必然产生恶人吗？

36:27 回望二十世纪的残暴时，我们得回到叙事，集体化纪念是遗忘，是对个体的抛弃，对记忆的清算

38:35 怎样理解加害者的“自白”？如果这对他们起着某种拯救作用，我们又该怎样呈现它？

41:00 高度性别化的“恶”与“恶人”：战争为何总伴随着对女性的强暴？

53:41 如何在作者极富文学性的书写中，进行一场和“恶人”的零距离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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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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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人：普通人为何变成恶魔》

[美] 詹姆斯·道斯 著；梁永安 译

理想国 | 上海三联书店 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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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英] 西蒙·巴伦-科恩 著；高天羽 译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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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一部历史》

[英] 劳伦斯·里斯 著；刘爽 译

理想国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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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杀刽子手》

[德] 贝蒂娜·施汤内特 著；周全 译

理想国丨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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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镜：日本文化中的英雄与恶人》

[荷] 伊恩·布鲁玛 著；倪韬 译

理想国丨上海三联书店 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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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郝汉

节目编辑 / 郝汉

后期制作 / 崔旭蕾 管薇

配乐

大悲咒-印能法师

Bossa Antigua-Paul Des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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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战争总伴随着对女性的强暴？

本文节选自詹姆斯·道斯

《恶人：普通人为何变成恶魔》

以下三段访谈的第一段涉及性暴力。就像本书其他涉及性暴力的段落那样，我纳入它的时候没有忘记温迪·赫斯福德（Wendy Hesford）和温迪·布朗（WendyBrown）的锐利分析：在人权著作中生动再现强暴有可能会把读者“置于窥淫者的位置”，批准他们进行“色情的凝视”——通过制造女性受害和无力的壮观景象—无意中助长了“关于性别身份认同的暴力产品中最强而有力的意象”，从而令 “在历史上的因这一身份认同而受压制”的客体而再次处于从属地位。

我把这段访谈收入本书是想强调两件事情，而两者都可以同时阐明加害者的心理和“慰安妇”一词的意义（这一历史事实至今仍在世界各地都遭到否认、扭曲、忽视和委婉语化）。其一，一名“慰安妇”要面对一长队男性等着对她进行制度性集体强暴的情形并非不常见。这种事发生的频率之高，以至于她们已经发展出一些可以把撕裂性伤害减到最低的策略。其二，这个故事会令人觉得受到重击，而这重击与卫生有关。这是一个令人作呕的故事。这位老兵讲述的故事里固然有个女人。但如果说它有值得复述之处（这个人在告诉我之前就对其他人讲述了这些故事，而这只是其中之一，他把这仅仅当作是一则故事），那理由在于某种意义上它是关于战争对男性做了些什么，而非战争对女性做了些什么。

（滑动��屏幕查看访谈）

01

金子君：士兵排得队很长很长。一长队。那些士兵……那个女人是什么模样来着？她的大腿张开。她躺着，我在她下面，像这个样子。然后我脱下裤子，然后她只是摩擦我，然后就完事了。对，全部结束了。抱她亲她爱抚她—这些全都没有。那个女人光是张开大腿。然后另一个男人会进来，然后她会摩擦他，就这么多。所以我们只需要付一元五十分。光是为了这个士兵就排起了长队。

回部队途中，我心里想：你们这些家伙搞什么鬼！你们做完之后就这么走掉吗？一个接一个，你们甚至不帮她擦干净吗？一般来说，你做完之后会帮她擦干净的，不是吗？“你们甚至没有帮她擦干净！”（声音又尖又急）……我很生气。然后，显然那女人对其他人说过：“士兵先生，你知道外头有多少人吗？如果我让每个人都擦干净，那里会肿起来的。会肿的。这就是我不能让你擦的理由！”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02

翻译：你可曾有过“我为这些女人感到抱歉”之类的想法？

金子君：嗯……我不记得了……没有……

翻译：你认不认为……在慰安所里……你等于是强暴那些女人……

金子君：什么？

翻译：……您认不认为这是对她们进行性攻击？（翻译换成了敬语）

金子君：我不认为是这样。不会。因为我付了钱。这道理是很显然的。

翻译：对……当然。

03

汤浅君：我第一次去那地方时，同行的还有另一位医生，他是我的上级。他叫大家挑一个喜欢的，各自带到房间去……剩下的一个女人看起来比我大，不到三十，也许是二十六七岁。她看来忧愁而孤单。女人年纪大了便会卖不出去（笑），对不对？我觉得她可怜，便拉起她的手，带到一个房间……里面有一张床，一个蒲团，角落有洗手的东西。她大概就是在那里把自己洗干净。进到房间后我问她：“你为什么会来这里？是来赚钱的吗……”然后我得知她是韩国人。她说：“我哥哥叫我来的。”我说：“啊，原来如此。”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是她哥哥叫她来的，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她只是不敢对一个日本军官直说她是被日本人骗来的。这也许才是事实。我一直以为她是卖淫，但我开始认为我想错了。

（稍后又回到同一话题）

翻译：你做完之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汤浅君：这是个意料中的问题—美国人呐，我们每次谈到慰安所之类的，他们总喜欢问你情绪感觉方面的事情，不是吗？

翻译：对，这是意料之中的……所以，当你现在回顾，你会觉得你在慰安所做的事是强暴吗？

汤浅君：她们都很丑。对，很丑。正如你所料，我对她们的唯一感觉是她们十足恶心，是些脏女人。对，脏女人。她们只是性工具。我对她们没任何感觉。

女访客：但她在问你觉得这是强暴吗？

翻译：是的。

女访客：她问你这是不是强暴！

汤浅君：什么？

女访客：去慰安所—你觉得这是强暴吗？这是才是她的问题。这是强暴吗？

汤浅君：呃……我不认为—不认为去慰安所（笑声）是强暴……没有的，像你猜到的那样，我觉得那不是强暴—我不觉得我是强暴她们。

嗯……

作为政府的一种（声音不清楚），也许那里真的是某种“强暴代理”……我现在无从判断……嗯……那也许真的有一点强暴的味道……有一点点“强暴站”的味道（笑了笑）。我不知道那算不算强暴站，嗯。好吧，因为她们接待我们的时候总是面带微笑，所以我真不知道要怎样回答你的问题。但我得说，我真不觉得那是强暴所……（咂了咂舌头）

女访客：医生，你还好吗？你还好吗？你身体还好吗？

汤浅君：啊，没问题，没问题。（长长的沉默）（休息时间）

汤浅君：她们只是微笑把我们带进房间，所以……怎么讲，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强暴所”……嗯……她们面带微笑，态度亲切……开口闭口都称你为“您”。

翻译：“您”？

汤浅君：那是对熟人的称呼。

翻译：真的？啊，我懂了，是韩文。韩国人是那样说话。

汤浅君：对。也许她们是不得不那样说话，但我仍然（声音不清楚）……我真的不认为那是一个“强暴所”……我不知道……我仍然在思考。

（汤浅君出生于医生世家，毕业于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战前、战时和战后都是当医生。他在2010年11月2日身故，身后遗有妻子和一子二女。）

纪录片《二十二》

金子君宣称他不常去慰安所，也记不得她们当中很多人的脸。但他鲜明记得其中一个女人。他猜她是韩国人—通常都是这样。不过她的日语太流利了。当他恭维她日语说得好时，她承认自己是日本人。金子君又惊又怒。一个日本女人怎么会跑来这种地方？他带着厌恶离开了。

据历史学家吉见义明统计，先后共有五万至二十万妇女被逼或诱骗下海充当慰安妇。有若干证据显示，日本军方设立慰安所是为了减少不受管制的强暴事件发生。在1938年的一份文件中，关东军参谋长道出他对强暴妇女事件频传的忧虑，担心这会激起被占领区的反日敌意。为此，他认为“尽快设立性慰安设施极为必要”。但同时，田中利幸却主张，军官发现强暴是用来“激起士兵的暴力性”的有效手段—有时甚至会在士兵出发前分发避孕套。一个美国情报官员回忆，他们曾经找到“定期分发”给日本士兵的一箱箱避孕套。避孕套的包装上印有士兵举着刺刀冲锋的图画，下面写着“冲锋”两个字。一个前韩国慰安妇做出以下证言：“做慰安妇的时候，我有好几次差点死掉。有些士兵喝得大醉，拿着武士刀在我面前挥舞，逼我做变态的性交动作。他们把剑插在榻榻米上，然后逼我性交……所以榻榻米上面都是剑孔……他们的威胁绝不是空话：如果我不配合肯定会给我一刀。”

田中利幸指出，美国占领日本初期，美国大兵一样“会集体强暴日本女性……他当着年轻女孩的父母面前强暴他们女儿，在产房里强暴孕妇，诸如此类”。光是在神奈川县，十天之内便传出一千三百三十六起强暴案。

集体强暴在战争时期是不可避免的吗？“每逢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强暴。”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写道。但她接着指出，虽然强暴会出现在“所有战争之中，在交战双方及其内部都会发生”，把强暴当作是战争的必然结果却会带来悖谬和极具伤害性的后果。在塞尔维亚人对克罗地亚人和波黑（全称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亚共和国）的战争中，麦金农解释道，强暴被当成一种战争武器，是一种屠杀。但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强暴乃是战争的天然产物”这一理论令人们噤声不言，整个世界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如果男人强暴女人是平常事，在战时尤其平常，”麦金农问道，“那这一次为什么要选边站呢？鉴于男人总是在做这种事，不论是战争还是非战争期间，那为什么这一次是特别的呢？”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文部省在1962年删去教科书中有关日军强暴妇女的史实时就用了这个理由：“侵犯妇女在人类历史每个时期的每一个战场上都会发生。所以，没必要特别针对日本陆军的行为挑起这个议题。”

纪录片《二十二》

但如果强暴不是战争的自然后果呢？伊丽莎白·伍德（Elisabeth Jean Wood）就主张不是，并指出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之虎” （Tamil Tigers）游击队的性暴力行为频率就明显偏低。“泰米尔之虎”的作为固然导致数以千计平民死伤，但他们却能够透过严格的内部纪律和残忍的惩罚制度对性暴力进行约束。她猜测一定还有别的方法可以在战争期间约束性暴力。但要找到这些方法，我们必须首先相信它们是存在的。换言之，我们必须坚持相信：“为什么”是一个有着明确答案的严肃问题，而非一种修辞的姿态。

那么，为什么军人会强暴妇女？

一个常见的回答是“高压锅”理论：军人强暴妇女是因为他们有性需求。社会“是男性天生兽欲本能的阻碍，而这个障碍常常会在战争的环境中被挪开”。

但大部分学者反对这种看法。如伍德便指出强暴是为宣泄性欲的说法在经验上站不住脚，因为它解释不了“为何我们经常观察到强暴总是针对特定群体的女性，和战争时期的强暴为何常常伴随着激烈暴力，为何会出现一些非强暴性的性虐待。如果这个论证真的完备，我们就不会在可以接触到大量妓女的情况下还能看到强暴事件。这一理论显然并不符合情况”。

如今大部分学者都更相信战时强暴是出于暴力心态、竞争心理或不安全感而非欲望。玛利亚·巴斯（Maria Eriksson Baaz）和玛利亚·斯特恩（MariaStern）访谈过刚果（金）军队的一些强暴犯之后指出：“士兵显然把强暴的根本原因同他们无法保有某种理想的异性恋男性气质的无能感（或者说“挫败”）联系了起来。”

玛莎·哈金斯（Martha Huggins）、米卡·法图罗斯（MikaHaritos-Fatouros）和津巴多在研究巴西警察的刑讯现象时，特别注意到男性气质在文化上的建构。他们指出，在父权文化中，男性气质同时是一种表演和竞争，其中有赢家也有输家，而人们的身份认同则处于风险之中。这种男性气质的竞争很快便会转为进攻性，因为“在针对稀有且具有独占性的男性气质资源的一系列无处不在的竞争中，很少有男性能够成功而连续地强调自己身上的男性气质”。一个越战老兵如此解释战时强暴：“他们只会在有很多人在身边的时候做这种事。你知道，这样可以让他们心情畅快。他们向彼此炫耀自己一样干得出来——‘你看，我也行。’他们单独一个人时不会做这种事。”

纪录片《二十二》

这种表现男性气质的野蛮表演从战场上的暴力行径延伸到了内在自我的构建之中。那是一种当事人不知道自己在表演的表演，是一种给自己看的表演。桑德拉·惠特沃思（Sandra Whitworth）提供了一个例子：

经验到“创伤应激障碍”的男性军人都是因为发现自己无法完全摆脱女性化他者，有沦为“女人”的真正危险。就像莉莎·费滕（Lisa Vetten）指出的，大部分当代军事训练所锻造的男性气质“都是脆弱的，完全无法容忍任何的女性痕迹”。当一个坚忍、粗野、铁石心肠的士兵开始有所感受和反应，当他对自己在战场上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害怕、焦虑、罪疚、羞愧和失望时，他就会侵犯到自己的军人身份认同，再也不能达成那个曾经塑造过他的军事化男子汉的神话。

大批对男性气质和性暴力的当代研究都是依赖以下这个基本模型不同版本：男性气质认同（有别于男性[male]认同）是一种需要永久性地监督自己有无女性气质的脆弱建构。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的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对“只有女性参与家庭护理”的研究至今仍然具有启发性。南希·卓德罗（Nancy Chodorow）指出，在父权社会，因为父亲是遥远的，婴儿跟母亲的完全融合成为它们体验自身存在的开始。母亲因此是婴儿的“外在自我”，是婴儿的起源和限制。而对男孩而言，要抗拒这种原初的结合才能产生男性气质。逐渐浮现出的社会认同必须通过抗拒最初和塑造性的母子关系才能证明它自己。

事实上，女孩发展出性别化的自我同在场的母亲有关，男孩发展出性别化的自我则与缺席的父亲有关。卓德罗认为，男性气质是“排他的”“主要是靠负面术语”建构出来的。男性的自我是与“不”相关的：不依赖母亲，不受对母亲的认同所限制，不为对母亲的依恋所定义。用弗洛伊德的话说，透过这种二元斗争而想象出的身份认同会产生“对低他一等的性别的轻蔑”，而“这就是我们认为男人轻蔑女性实属正常的由来”。杰茜卡·本杰明（Jessica Benjamin）则写道：“在女性气质的熔炉中锻造而成的男性气质的脆弱之处，几乎不可能达成的将二者分离开来的‘大业’，这些都为日后对女性的客体化打下了根基。”

纪录片《二十二》

父权社会中的男孩必须做的心理工作是内化一种稳定的“男性气质”并回避自己的“女性气质”。然而，这是一辈子的工作。一个小男孩虽然很快就能学会禁绝“女性化”的言行举止以避免惩罚，但他可能会发现，他不可避免地会去想到或渴望“表现出女性气质”。鉴于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在脑海中维持一种对于渴望与行动、幻想与践行之间的清醒判断是非常困难的事，他会继续对这种性别化的举止模式感到焦虑，哪怕男性化行为模式看似早已内化到他自身。他会继续保守一个秘密，一种不敢说出来的自疑：他在内心深处不比一个“脏女孩”好多少。这就是色情的核心逻辑之一（色情就像毒品和酒精一样，是战争的装备之一）。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写道：“在色情中被惩罚的是自我的女性化的一面—被惩罚之后又会被说成咎由自取。制造色情者对自己对性的感受的恐惧，隐藏在每一个男人绑住并让女人失声的镜头之中。当一个制造色情者谋杀一个女人之后，他自己的一部分也会死去。”

色情、男性之间的入会仪式、针对新人的恶意刁难和兄弟情谊的连接都发挥着杀死“内在女孩”的重要功能，而它们也会为杀死“外在女孩”打下根基。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写道：

因此，所谓的“勇气”常常是根植于某种懦弱。这一点，我们只要想想一种情况便会了然：想要让人去谋杀、刑讯和强暴别人，必须仰仗一种“男性的”恐惧—被排除在没有弱点的“男性”的世界之外的恐惧，那些“男性”有时候会被称为硬汉，因为他们对自己、特别是对他人的苦痛都有着硬心肠。所有独裁政权中刺客、刑讯者和打手，以及所有“全控机构”（totalinstitution）——包括监狱、营房或寄宿学校这类最平常的设施的管理人——皆属此类。

这些相互关联的论证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男性的性暴力。但整体来说，它们必须受到三个重要的限定条件的约束。首先，这类理论无法充分说明父母之爱。其次，这种普遍地致力于理解病态的男性气质认同的做法有时几近于把这种认同视为常态。正如凯莉·奥利弗（Kelly Oliver）提醒我们的：“我们能够判断出眼下的边缘化和排斥就应用了这些建立在贱斥（abjection，通过排斥来完成的自我创造）之上的身份认同理论，但这种类型的身份认同并不是唯一一种。”一个更好的认同模式会强调我们本质上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健康的相互依赖关系（本书在近尾声处会再多谈一下这一点）。用在这里的话就是，关于身份认同的主体间性理论拒绝传统的精神分析学的信念：“婴儿与母亲的关系是反社会的，所以必须破除。”而是将母亲视为“在社会关系中第一个让主体性成为可能的协作伙伴”。

纪录片《二十二》

对于这些病态的男性气质身份认同的解释第三个限制，确切来说，在于它们是对身份认同的解释。但要把强暴解释成战争次文化一种行为模式，需要不仅是以个人为基础或以认同为基础的解释。要想成为一种集体实践，强暴还必须具有广泛的组织性功能。它必须被理解或体会成服务于一系列重要的目的的手段——心理目的当然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军事、政治和文化目的。

在某些个案，强暴具有战斗训练和黏合某个群体的仪式功能。例如，透过公开强暴或集体强暴，新兵会被迫永远蜕去他所熟悉的道德世界的关联，也因此跟其他战友越发拥有一种紧密的联系——他们分享同一种疏离感。强暴还可以在政治上摧毁敌国的国格。鲁思·塞弗特（RuthSeifert）指出，在很多文化中“女性身体都被用于身体政治的象征性的再现”，也就是说，在艺术和其他公共话语中，孕育我们国土和其他需要保护的东西通常在性别上呈现为女性。因此，女性身体同时是个生理、心理和文化上的靶子。

“对女性施加暴力是意在摧毁一个群体的肉身和人格完整性，而这两者对共同体的建构又格外重要。因此，强暴一个共同体里的女性，可视为是象征地强暴这个共同体的身体。从这个角度看，所有战争中都会出现的集体强暴得到了新意义：它们不是无意义的残忍，而是有着战略合理性的文化摧毁行动。”苏珊·布朗米尔（Susan Brownmiller）补充说：“单凭一个侵略性行为，女性和民族的集体精神便被敲碎了，会在军队离开很久之后仍然留下印记。如果她从攻击中幸存下来，她的国人同胞会如何看待这个战时强暴的受害者？她会被看成是敌人兽性的证据，是其国家失败的象征，是个贱民，是件遭破坏的财物，是不着痕迹的国际宣传战中的一枚卒子。” “人权瞭望机构”这样总结：战时强暴“既非偶发事件亦非私人事件”，而是“一种用来达成特定军事目的或政治目的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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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为何战争总伴随着对女性的强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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