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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分界线上的旅程

2020-12-17 19:4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值班编辑雷佳 Local本地收录于话题#影像中的城市8个

早在19世纪末，尤金·阿杰就带着沉重的大画幅相机游走在巴黎街头，拍下那时的街道、建筑、橱窗、花园等城市景观。受器材和拍摄方式所限，他的照片大都暗角严重，但那些照片却在无意间成为一座城市社会文化舞台的无声要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阿杰所拍摄的巴黎城市景观逐渐消失，这些照片经受住岁月和时光的考验，成为巴黎一个时代的最好注脚。

在当代的城市生活中，影像已经成为最大众化的媒介之一，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因此加强。我们每天利用不同的传播渠道分享最新的照片和视频，却很少有时间和精力真正用心观察自己所处的空间和城市。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摄影师如同百年前的尤金·阿杰一般，以自己的视角，用一种看似笨拙的方式记录某个地方的鲜活日常。

影像中的城市

Local本地城市影像记录系列

胡焕庸线又名黑河-腾冲线，由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胡焕庸于 1935 年提出。这条横跨中国的假想线，有着巨大的经济、环境和政治意义。直至今日，胡焕庸线东南面 43% 的国土面积上，依旧居住着 94％的人口，而大部分的少数民族分布在线的西北侧。这也让彼时的胡焕庸发出感叹：“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 80 多年过去，不论人口、环境、农业、经济，胡线两侧的巨大差异仍未动摇。这条代表着过去千年区隔，切割了荒凉繁华的分界线，是否可能在现代国家中发生松动？这一进程，又会将我们带往何处。伴随着讨论与疑问，周平浪和同事在 2016-2017 年间踏上了沿胡焕庸线横跨中国的旅程。

周平浪

报道摄影师，澎湃新闻摄影记者

Local本地：请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周平浪：我出生在浙江临海，一座沿海小城。童年时期常被带到父亲出生的村子生活，他在一个山村长大，恢复高考后考入华东政法大学，通过教育改变了命运，他的姐姐和弟弟都留在了当地，我也从小感受到城乡之间的差异。后来我从老家到上海读了大学，并按兴趣修了哲学，毕业后去广州做了两年摄影记者，然后回到上海进入东方早报，现在改名为澎湃新闻。

这些年我报道过一些社会议题和边缘群体，包括被拐卖到山村的中国女性和越南女性、试图通过买妻解决婚姻问题的中国男性、为了进入娱乐业强迫自己适应社会规则的小镇青年、为了让孩子远离雾霾而移民的母亲、因为贫困和医疗系统性问题而处于死亡边缘的罕见病儿童、许多庞氏骗局或金融危机的受害者、还有这些年许多人都在讨论的东北衰落。后来去伦敦读了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硕士，然后又回到澎湃新闻，继续做一个记者。我在报道摄影这个领域前后工作了 7 年，行业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需要关注的议题并没有减少，而且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局限，希望能通过持续学习工作，多理解一些问题的来处和去处，做一些更值得被传播的内容。

Local本地：为什么要选择重走胡焕庸线呢？

周平浪：这个选题是澎湃新闻和 Sixth Tone（澎湃新闻英文版“第六声”）的报道组一起操作的，一定程度上应该是考虑了传播上的价值，有许多优秀的同事参与，我主要是配合团队做静态视觉方面的报道。胡焕庸线是 1935 年提出的，前几年重新进入到舆论场，并受到李克强总理的关注，他在 2014 年表示：“我们是多民族、广疆域的国家，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中西部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打破”两个字应该是指东西部发展不均，要往西部发展，和上世纪末的西部大开发是一个方向的。

说远一点，工业信息革命之后，新的手段和互联网技术是不是能拓展一些可能性？大家应该都是有带着这个视角在找胡焕庸线的选题，然后每个人背景不同，有侧重于深耕环境、能源、教育、民族这些不同领域的同事，都在胡线上找了具体的议题去采访。这些选题在地理上是呈点状分布的，然后在中间安排了一次完整的公路旅行，从云南腾冲开车到黑龙江黑河。这样点和线结合的采访，是希望在胡线的概念之下，能够拆解、切入一些具体的议题。

Local本地：你个人是如何理解胡焕庸线的？走这条线之前做过哪些准备工作？

周平浪：我个人对胡焕庸线的了解很少，起初只有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来自大学时看过的一张 QQ 用户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分布吻合，也与胡线高度吻合。胡线两侧差异很大，但线上面有什么特点，或者说需要关注的地方，对我来说是比较模糊的，也是做这个项目最初遇到的障碍。

做了一些案头工作以后，我开始慢慢有一些预期。中西部人口稀少对很多人来说是常识，但降雨量、人口、地理环境、农业经济、社会形态的各种错层关联，才是胡线即“400 毫米等降水量线”背后的逻辑。

据我粗疏了解，一方面，因为在不同降水、地质结构交界处，胡线是生态脆弱带，如地震、沙尘暴频发都与之相关。但同时自然资源也相对比较丰富，比如矿产，全国划定的 69 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中，东北占了 21 个，侧面能说明这一特点。比如水利资源，胡线西南段分布的大型水电设施数量较其他地方更密集。资源多了，人和外界的关系会更复杂。另一方面，降雨量不同，直接导致胡线西北侧不适合农耕文明的发展，所以汉族多数聚居在胡线东南一侧，基于游牧文明的少数民族则多数聚居在另一侧，那农牧文明之间的冲突或融合在胡线上就比较容易外显。历史上胡焕庸线是中央集权的王朝直接影响力和控制力的边界线，也可以观察到汉族和少数民族文明的冲突。所以，地貌变化、对资源的争夺、或者社会文化差异，都是可以关注的内容。

Local本地：整条路线是怎么走完的？如何选择一个个的节点？

周平浪：前面有大致介绍过，不同学科背景的同事按自己感兴趣的选题，选定具体地点，然后从上海去到当地采访，2016-2017 年先后采访了黑河鄂伦春猎人、松潘民族融合现状、大同古城改造和周边区域的光伏产业、富拉尔基老工业基地、还有东北一些煤矿城市。

2017 年春夏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做了个大致的线路，和 Sixth Tone 两名同事从上海飞到云南腾冲，在当地找了司机，然后用一个半月时间一路沿国道或省道开到黑龙江黑河。全程约 5500 公里，线路参考了《中国国家地理》的胡线主题特刊，以县或市为驻留点，每天的行程控制在 200 到 300 公里左右，在具体的驻留点计划好停留时间，把整个行程控制在两个月之内。然后途中也会根据预设的选题在地点做一些调整，左右偏离胡线一定距离。

Local本地：从个人角度来看，这条线上的城市百姓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

周平浪：整个行程基本都在路上，只观察到了一些公共空间的生活，比如唱歌跳舞等集体活动，吃喝玩乐等商业活动。地方日常生活在本质上是很接近的，反而印象比较深的是成都，因为它是我们在胡线公路旅行中唯一经过的大城市，而且和之前去过的大同、黑河、齐齐哈尔相比，尽管这些城市也不算小，但画风是截然不同的。这个当时没有在意，反而觉得，哦，没有预期的东西要拍摄，视觉上在项目中也不太协调。但事后回想，有点不可思议，原来胡线上也能生出这样一座繁华的都市。

印象深刻的城市还有两个，一个是齐齐哈尔，城市里头人的处境、日常生活状态也不太一样，能看到城市空间、城市地理和生活其中的人，有一种互相影响、作用的关系，但这个可能跟胡线的关联没那么直接。这个锈带上衰落的大工业城市，某种角度看是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一个隐喻吧。

另一个是陕西汉中，因为歌手庞麦郎在这里长大，并称它为“加什比克”，而他对滑板鞋的向往，也在我的青春期发生过。为了去宁强找庞麦郎，汉中宁强是整个胡线旅程中唯一住了超过两个晚上的地方。和大城市比，宁强街头能看到的人，大多穿着简朴，这里显然不是庞麦郎歌中反复提起的魅力之都，这里也没有圆滑的麦当娜，他的老乡们不知道庞明涛，也不理解为什么庞麦郎要说自己是台湾人，更不觉得他的歌有多好。当地人眼中的“歌神”，是一位长相英俊，擅长模仿张学友唱歌的中年婚庆歌手。这或许是一种愚蠢的思绪，但在当时的我看来，庞麦郎的命运走向，与他是否最终能被老乡们所理解，甚至直接或间接地与“胡线能否突破”这一命题相关联。

Local本地：还是从你的个人视角来看，地理是如何影响城市和人的？

周平浪：印象里小时候参加一次答题比赛，有一道题是：为什么蒙古人不用水泥造房子？当时没答出来，记得答案是因为蒙古人逐水草而居，马吃完草了就要去下一个地方，不能定居，所以只能造易于迁徙的蒙古包。这大概是我对地理影响城市最初的理解。后来的生活经验是，城市多数都依水而建，大大小小的城市，中心基本都有一条河。再后来去了一些因资源兴建的城市，意识到城市不一定只为人服务，或许这也是地理影响城市和人的一种方式吧。

Local本地：公路旅行摄影是近些年比较流行的摄影项目操作方式，很多摄影师用这种方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你是如何看待这种方式的呢？

周平浪：这个话题总是避不开罗伯特·弗兰克的《美国人》，他的拍摄有很明确的计划，和批判性的议程设定。而且作为欧洲人，他对美国社会景观有一种距离感，这在某种角度上是和公路旅行契合的，因为这种距离感适合摄影师以一种在路上的形式去观察社会景观。另外他跟老婆和两个孩子一起旅行，那个过程，他的心境可能会比较松弛。

胡焕庸线拍摄的产出，片子看上去比较松散，确实有一些旅行摄影的表征和缺陷，但其实区别比较大。一方面整个行程找了司机，并且有同事一起，过程和想象的公路旅行不太一样，要考虑同行者的采访计划，司机也无法完全按我的需求驾驶。另一方面行程后半段整体处于疲劳赶路的状态，难以沉下心来进行观察，这种感觉很明显。不过最大的问题在于，阅历和理解还不足以支撑一个明确的议程。

回顾来看，公路摄影的好处在于，作者可以进行某些抽象的表述，尽管这需要个人视角与能力。这同样是坏处，尽管容易获得一些奇观的碎片，但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