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去世22年，​​​​​​​为什么《围城》仍受推崇？

原创 明白知识er 明白知识 收录于话题#知鸦通识课14个

一转眼，钱钟书先生已去世22年。

昨天12月19日，22年前的这天，1998年12月19日，他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88岁。

时间流逝，他的书，他的才子故事，依然热议。

还有他的毒舌。

比如，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

人人都说「知识分子都是高尚的人，知识分子是纯粹的人」，钱钟书先生偏偏要加一句：

但他们是充满了低级趣味的人。

徐庆全老师，前《炎黄春秋》总编，乃党史、现当代思想史及文学史研究方面的著名专家。

我们邀请徐庆全老师导读《围城》，他精辟地指出：

「知识分子在别人看来是高尚的人，是纯粹的人，但他们是充满了低级趣味的人。我觉得三句话完全可以涵盖钱钟书写《围城》的知识分子主题。」

多么有趣且意味深长的看法。

而且，最好玩的是，钱钟书评价知识分子，而他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当然也没逃过被人评价。

不论是他有没有行使知识分子的使命，他作为堂堂学者竟然和林徽因家闹起「猫战」，还是杨绛在《围城》后记为这本书总结的启示：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钱钟书，始终是国民茶余饭后谈论热度极高的人物。

而他所写的《围城》这本小说，从出版到现在，几十个版本，在豆瓣常年霸榜，最低分也高达8.9。

「《围城》热」始终没有降温。

为什么《围城》备受推崇？

是因为故事、人物，还是某个情节的触动？

一千个人会有一千个答案。

徐庆全老师也从这个问题说起。

徐庆全老师认为，《围城》是一部能让人共鸣的作品。

共鸣，就好比脉搏的跳动：

「作家与读者脉搏跳动的频率变得一致的时候，读者认可了作品，作家才会有读者。」

这种共鸣感，来自钱钟书的语言艺术。来看看《围城》里对人的描述：

「天下只有两种人。比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却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

徐庆全老师指出，这段话很像一个心理学上的经典案例，桌上有半杯水，乐观主义者认为这杯水半满，悲观主义者则认为这杯水半空，钱钟书将这种社会现象用幽默的语言凝炼起来，读者会心一笑。

就是这样的语言，让读者跟作者的思考方式对应起来。像这样的句子，这样的语言，《围城》当中比比皆是。

「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砂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女人全是傻的，恰好是男人所希望的那样傻，不多不少。」

「人事太忙了，不许我们全神贯注，无间断地怀念一个人。我们一生对于最亲爱的人的想念，加起来恐怕不到一点钟，此外不过是念头在他身上瞥过，想到而已。」

钱钟书下笔精炼达意，毒舌之中又带些俏皮的幽默，让人忍俊不禁。

也因如此，1990年，著名导演黄蜀芹翻拍《围城》，完全尊重原著，没有做特意的修改，原著的魅力可见一斑。

他在《围城》里剖析知识分子，更是入木三分。

《围城》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时期，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往往都是青年学生、教授们积极参与到时代洪流中，热血沸腾。

但这本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却是截然不同的形象。

比如主角方鸿渐。他从海外归来，制造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对家乡的一切东西都看不惯，对知识分子之间的东西也看不惯；

| 电视剧《围城》中陈道明饰演的方鸿渐。

又比如吝啬的李梅亭。在从上海去三闾大学路途中，他带了满满一箱子药品去内地贩卖，却不肯给同行生病的孙小姐一包仁丹治病。

还有方鸿渐的妻子，孙小姐孙柔嘉。钱钟书将她心里的嫉妒与感知全部描绘了出来，创造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上海女子形象。

一个个，俨然都是「充满了低级趣味的人」。

究竟什么样的作者，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才能如此有理有据地批评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个群体？

钱钟书的经历和《围城》的成书背景，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徐庆全老师说：

「钱钟书本身就是一个有家学渊源的大知识分子，他在知识分子堆里长大，对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非常熟悉。他对三四十年代的那个背景，也非常了解......这本书实际上在1945年就写完了......他在序言当中写道『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终止』......那时候抗战还没有结束，他的生活本身也处在颠沛流离的状态。他说的『忧世伤生』，就是在说大的时代让他觉得忧虑无奈。在那样的大时代当中，他居然只想关注很少的一小部分人和社会。那么我想他写这本书，没有跟时代结合在一起，完全是就是他自己内心世界的宣泄。」

战争的颠沛流离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却没有改变钱钟书纯粹的个性。

| 钱钟书先生。

当《围城》的读者想要见作者一面时，钱钟书却告知对方：

「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当不计其数的导演找到钱钟书，想要翻拍《围城》时，他则回应道：「拙作上荧屏不相宜」，让无数人失望而归。

就连《围城》的写作过程，都充满了钱钟书的风格。

在导读中，徐庆全老师提到了杨绛回忆《围城》的成书过程：

「这么一个大学者，他为什么忽然写起小说来了？这点连杨绛都没搞清楚。杨绛说钱钟书写《围城》她并不知道。一开始只是钱钟书自个趴着写，她问他写什么，他说在写小说。」

| 钱钟书先生与妻子杨绛。

而钱钟书自己，在《围城》的序言中则坦言：

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

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 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

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不过，近来觉得献书也像「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等佳话， 只是语言幻成的空花泡影，名说交付出去，其实只仿佛魔术家玩的飞刀，放手而并没有脱手。随你怎样把作品奉献给人，作品总是作者自己的。大不了一本书，还不值得这样精巧地不老实， 因此罢了。

这是《围城》序言的全文，简短、纯粹，风格非常「钱钟书」。

或许，只有这样一个足够「纯粹」的人，才能描绘出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的围城，以及这座城里「不纯粹」的知识分子。■

原标题：《一转眼，钱钟书先生已去世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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