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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知道，康有为在上海的最后六年是在这里度过的

2020-12-19 22:1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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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徐锦江愚园路上

非虚构学术小说之三

1927年2月（农历丁卯年二月十三）

康有为·游存庐

（原址在今愚园路750弄愚园新村，

建筑已荡然无存）

“我与上海缘尽矣!”康有为巡园一周，最后望着他亲自从日本购植来的樱花林，还有从苏州移植来的红梅林，对身边的女儿康同璧叹息道。

世事瞬变，眼下北伐军浩浩荡荡，所向披靡，日益迫近上海，康有为自感不见容于革命党，南顾粤乡难归，北望神京渺渺，诺大中国，原本准备在上海常住的堂堂康大人竟无立椎之地，虽已决定前去青岛避居，然一种曲终人散的不祥之感涌上心头。康有深知自己在波澜壮阔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已无出路，英雄迟暮，匣剑埃蠹。

回眸一生，晚景已至，不觉坐看日落，潸然泪下。

七年前，他从盛宣怀的辛家花园搬来此处，园林是他变卖广东家产后自购地皮10亩造的，取名“游存庐”。搬家之日，祝贺乔迁的宾客子弟络绎不绝，热闹非凡。吴昌硕送来亲刻一印，印文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周游大地，遍四周，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

园中造了两幢楼房。主楼是一幢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楼上楼下共有十间房，名为“延香堂”，旁边筑了可以举行舞会的大客厅。庭院中间，是为“神厅”，其实是一间传统形式的平房，命之为“三本堂”，其意在天为生之本，祖为类之本，圣为教之本。康有为常对人曰：人既受生于天，传类于祖，聆教于圣，岂可忘本。每逢初一十五，他总要带全家来此焚香叩拜。孔子忌日，他也要率全体学生拈香祭祀。“神厅”里还供奉着追随他多年，戊戌变法中遇害的弟弟康广仁的遗像，另有会客的“竹屋”一间，后又在临街处造了一幢楼房。

康有为乃喜好爱才养士之人。在一个画展上，见一画作老笔纷披，笔力雄健，便表示要和“画翁”谈谈，不料走出来的却是一个风华少年，这位叫作刘海粟的后生所见往昔叱咤风云的人物却是银眉竖扬，目光如炬，穿着纺绸长衫，眼高于天，器宇轩昂。一番寒暄后，刘海粟和康有为约定改日上门请益。

不数日，刘海粟来到愚园路上的“游存庐”，康有为已安排看门老人等候多时。走进花园，但见老梅屈曲，桃柳扶疏，碎石小径纵横交织，将墨绿色草坪分切成天然图案。几条小溪，水色澄碧，涟漪喁喁。开挖出的土，堆成假山，上有太湖石，莓苔凝翠，造型高雅。环绕假山，傍着清流，曲廊两侧尽是中国、意大利、埃及等地的古代雕刻和碑碣，民族特色很是显著。走完小路，便到茅舍门前，外面的栏杆门窗全用未曾剥皮的树杆做成，幽趣天成。

康有为已在茅庐门前等候，走进茅庐，但见地上铺着紫红色地毯，正面紫檀案上放着三尊石佛，妙像庄严。

“世界雕像中，佛像别具一格，不仅吸收了印度雕刻的特点，且把喜怒哀惧熔于一炉，只要你仔细咂摸，表情会随着你的感情而变化。”康有为不紧不慢地说道。

刘海粟照此领会，顿有所悟，从此也爱上了收藏佛像。

中午留饭。两人在太师椅上坐定，仆人沏上茶来，康有为开口道：“”我一生教了不少学生，林旭8岁能写诗。梁启超16岁考中举人，谭嗣同文章人品都为世人称道。马君武任广西大学校长，以工整的七言律诗翻译雨果的诗。这些人物可以说极一时之盛。遗憾的是，我还没有一个精通绘画的学生。你17岁创办美术专科学校，画意雄奇阔壮，前程远大，我非收你做学生不可。”

“康先生，您既要收我做学生，不能徒有虚名，敢问我可以跟您学什么呢？”

想不到刘海粟这么一问，更令康有为刮目相看。

“哈哈哈哈，书画同源，我可以教你写字嘛。”书法造诣不浅的康有为自信地回答道。

康有为书法

刘海粟当即表示愿意学习书法和诗词古文，并和康有为约定每周学习时间。临走前，康有为拿出一本《万木草堂藏画目》，题了签，很郑重地说，“一切收藏。旨在用于研究，凡是注录上面的作品。都希望你随时借取，认真揣摩，从中获益，不可见外。”

康有为和西人儿女合影

几天后，康有为又特意为新收弟子大宴宾客。拜师宴上，康有为又送了一本《广艺舟双辑》给刘海粟。这是他在京师上书失意退居南海会馆时的得意之作，完整地介绍了中国书法发展史。

师徒由此往来频频。康有为人到晚年，容易怀旧，而每与人言，不两句，便要当众诋毁孙中山，有一回，刘海粟实在没忍住，脱口而出：

“先生，您和孙先生政见不同，但是你们的爱国之心是一样的，就不要当众评论孙先生了。”

听到学生这么说，康有为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大骂：“你好大的胆子。他革他的命，我不是什么革命，为什么要相提并论呢？再说他的学问能和我相比吗？”

刘海粟辩解道：“我知道老师不喜欢随声附和。所以如实相告，所谓革命就是除旧布新。不仅政治上如此，艺术上思想上也是如此，政治上我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是大多数人跟着他的潮流走了，皇帝被推翻了，那他可能真的比您更进一步。”

“你从哪儿学来的这些东西？”康有为虽然貌似责骂弟子，但是语气中已不禁悲从中来，怅念前尘，一声长叹。

“你实不知，即使革命成功，也往往会重走专制之路，革命之后，迎来的也可能是假共和。尊奉虚君内阁钳制也未必不能行真宪政。不能以共和或虚君来划分实行的是否为民主政治。”

刘海粟理解老师心中的凄凉和落寞，也不再说什么。”

年前，倦游的康有为决定传道授业，便在临街的那幢二层楼里，开办了“天游学院”。

每去课堂讲课，康有为总要换上整洁的长衫，以示师道尊严。课堂上，他侃侃而谈：

“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盲目共和，时未至而乱反生。”

“所以一旦中国发生革命，以中国土地之大，人民之众，各省各府，语言不相通，各省各府，私会不相通，各怀私心，各私乡土，其未大成也。必州县各起，省府各立，莫肯相下，互相攻击，各自统领，各相并吞，各相屠城，血流成河，死人如麻，秦、隋、唐、元之末季，必复见于今日。加以枪炮之力，非如古者刀茅也，是使四万万同胞，死其半也。中国实非共和，而冒名共和，其祸足以害民；实非自治而冒名自治，其祸足以丧国。”

“仆审内外，度形势，以为中国只可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若行革命则内讧纷争，而促外之瓜分矣。革命总是伴随着复辟，这是历史发展中不能逾越的新旧较量阶段。复辟成功两相折中，复辟宜行虚君共和，政权当归内阁。保留虚君，实行宪政，英国和日本已有先例，不是不能效仿。虚君者，如存一神以保虚尊，如存一庙以保香火，名为皇帝，实不过一冷庙之土偶而已，然可为国民精神之象征。远观英国，近看日本，莫不如是。”

“当下须尊孔，西人之迫，不仅在社会，而且在文化和宗教方面，故我华夏，除了民族危机外，更有为西人宗教文化吞噬的精神危机，是故处于危机的不仅是作为“国”之中国，还有作为“教”之儒家，保教和保国同样重要。”

滔滔不绝，自以为先知先觉之人的他突然发现听课的人才寥寥十几人，且有中途退席，或半睡半醒的。与当年万木草堂弟子一呼百应的盛况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与时下上海高校动辄数百人的教室讲课相比更是无边落木，病树前头。

“父亲，明日去青岛的船票已经拿到。礼服已经装好，还需准备何事。”女儿在一旁侍立说。

康有为和女儿们合影，左为次女康同璧

“去把我的相片取来，分赠各位工友，以作存念。你也去吧，容我在此地独坐片刻。”

1900年4月，康有为和梁启超、唐才常等人在日本横滨成立自立会，商议在长江沿岸利用会党力量起义。康有为给了唐才常三万元活动经费，并表示愿意募集到30万元继续支持。唐才常等人在汉口设立自立军总机关，专事联络会党，策反清军，康有为则亲自坐镇新加坡指挥。想不到起义失败，唐才常等自立军领导人被捕，就义于武昌紫阳湖畔。康有为虽不喜唐才常，仍勉力撰写了《唐才常勤王辩》和唐的墓志铭。

1917年，康有为又充当军师角色，和张勋谋划复辟。6月7日，张勋率5000辫子军北上，驱逐黎元洪，重新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康有为被授予弼德院副院长。但仅过12天，张勋复辟便告失败。

搬进“游存庐”后，追随他多年，吃尽苦头的大太太去世。天人永隔，令康有为心神不安，顿感老境日至。

人云康有为乃 “先时之人”，而非“应时之人”。可惜，他的思想在时代潮流席卷之下，已无人愿闻。

康有为望着他住了六年的“游存庐”，一草一木，一池一石，不知不觉间沧然涕下。当年的美景，此刻都化为了衰败。真所谓境由心造，无可奈何花落去也。

晚年康有为

几个月后，从上海逃到青岛的康有为赴中山路一家粤菜馆参加同乡宴，喝完一杯橙汁后，腹痛难忍，呕吐不止，翌晨七窍流血，一命归天，未见世界大同，却留下了一屁股烂债。

文末彩蛋

网上传闻的澳洲羽球女将为康有为的玄孙女

愚丸小链接

康有为的“游存庐”生活

康有为是清末维新改良派主要代表。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六君子”被杀，康梁受到清政府灭族缉杀通令，流亡异域，四海为家。以后又因保皇“勤王”，几次参与复辟活动，与孙中山等革命派水火不相容。

“自有天游入非想，默存独乐始于今”。1914年，康有为结束海外流亡生涯，从广东来到上海，起先看中大实业家盛宣怀在新闸路16号的辛家花园，以每月120元的代价租赁下来。将园内两座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宫殿式二层楼房，分命为“游存楼”和“补读楼”，率家眷和门客，过起了悠闲的“归隐”生活，但毕竟久租不便，康有为既决定常居上海，就变卖了广东房产，在上海买入地皮。转眼地皮飞涨，康有为从中获利甚多。1921年，已届64岁的康有为在愚园路自购地皮10亩，仿辛家花园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游存庐”。这座上海文化史所称的“康公馆”（原为地字34号，后改编为192号和194号），筑有两幢西式楼房。1926年3月，康有为在临街一幢二层楼内，开办了“天游学院”。“康公馆”大院内的主要建筑，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延香堂”和庭园中间的 “三本堂”。此外还有一座古色古香的“竹屋”。

康有为家中成员庞杂，除元配夫人张云珠于1922年去世外，还有5位妻妾和6个未婚子女，日常侍候这些老爷太太、公子小姐的有10个女仆、30多个男仆厨师。两个看门的印度人，以及川流不息前来寄居的门生故旧和食客，少则10余人，多则30余人，康有为模仿战国时期孟尝君的古风，一概款待如宾，叫做“养士”。宾主成群，光是上白大米，平均每四天就要吃掉一石。康家仆役每天采购日用品、副食品多用汽车，每月单伙食费就要花费400元以上。有人估算：康有为55岁以后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间，每年花费不下2万银圆，大约折合今日人民币80万元左右。

康有为晚年不甘寂寞，喜欢在“天游学院”和“游存庐”中，与海内外学者名士交往，如画家徐悲鸿、刘海粟，女书法家刘缃、萧娴和后定居新加坡的李微尘，均是拜门弟子；书画大师吴昌硕、诗人陈三立、教育家蔡元培等，都是座上客。

康有为去世后，“天游学院”随即停办。但“游存庐”还“存”了三年，直到1930年，康氏家族继承人为偿还债务，被迫将“游存庐”出售给浙江兴业银行。该行将原有园林拆除，利用10亩地皮，于1933年建造了“弄堂式”居民楼房26幢，名为“愚园新村”。

康有为的经济来源

康有为三妻四妾、优哉游哉的“寓公生活”靠什么来支撑？康公馆这样浩大的开支，钱从哪来？他的“财务自由”究竟靠什么获得？根据学者陈明远梳理：最初，康梁依靠在国外华侨区发股集资经商，在上海租界等地创办实业，乃至投资中外房地产起家。陈先生在《康有为的经济状况》一文中叙述道：1898年秋冬之交，康、梁以“保皇会”名义、用股份制方式，向港澳华人、北美和大洋洲华侨出售股票、募集资本，创办“广智书局”（位于上海外滩租界）和后来的“新民丛报社”。梁启超以提供文稿作为“技术股”，占三分之一的股份，在海外遥控。仅1902年至1903年间，就分得“新民丛报社”的红利上万银圆。当时一块银圆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70多元。其时，康有为遭到清政府雇佣的杀手追杀，被迫避居印度大吉岭，经济窘迫，很快得到弟子梁启超汇款180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13万元。

康有为不久也在海外经商、做地产生意，以保障活动经费。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春节，康有为访问墨西哥，受到隆重接待。当时墨西哥城正筹款修筑有轨电车。康有为利用各地华侨提供的捐款，购置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不久以后，这些地价上扬好几倍，得到10多万银圆（墨洋）的盈利。这时，梁启超主持的“广智书局”却因经营不力而遭到亏损。于是，作为老师的康有为，又反过来资助这位得意门生，提供经济援助。他保证解决梁启超本人及亲属的生活费，写信问梁启超需要多少钱。梁回信说：每年费用3000银圆（合今人民币20万元）。康有为立即拨付，给梁启超本人3000银圆、给他在澳门的家属1000银圆、给梁的兄弟学费每年1000银圆，共计500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35万元。

另外，康有为长期是宪政党的党魁，接受宪政党供给的生活费。有次保皇会在海外募得基金100万美元，曾将10万美元给康有为作游历各国“考察政治”之用，他以此款购买了不少中外文物、古董，并曾为这些古物开过展览会，还出售一部分弥补生活费。至于大军阀、大官僚对康有为“馈赠”金银，账目无从统计。康有为在青岛去世时，山东军阀张宗昌还送来3000银圆（一说3万银圆）。

康有为的劳动所得，是出售他的书法作品。从现在找到的康有为三件“书法润格”，可以看出“卖文鬻字”成了他晚年重要活动之一。第一件是设在上海三马路（今汉口路）和北京竹斜街两地的“长兴书局”在1917年《不忍》杂志上刊登的卖字文告；第二件是1919年设在上海三马路口的北京厂甸海王村公园的“长兴书局”在图书《物质救国论》末页的卖字广告；第三件是1924年自印的“康南海先生鬻书例”。康有为的“润格”，“中堂七尺者三十圆（银圆），每减一尺减二圆，每加一尺加二圆；小横额三尺内二十圆。磨墨费加一（圆）。”至于为厅堂楼阁题写“匾额”，价格就更高了。当时的官僚、地主、军阀、富商，附庸风雅，趋之若鹜，纷纷收藏康有为的字书，据说此项收入每月就在1000银圆左右，合今人民币四五万元。其间还有则逸闻：无锡富豪荣德生在太湖边风景优美处修建“梅园”，托人以润笔费500圆，到上海请康书“香海”二字，下署“南海康有为”，制成匾额，挂在阁前。后来康有为亲临梅园，发现这不是自己的手笔，就说：“我没有写过这个匾。”主人愕然，又以润笔费500圆，请康有为当场挥毫赐墨，替换原有的赝品。康写后，在原有匾额下题诗云：“名园不愧为香海，劣字何堪冒老夫，为谢主人濡大笔，且留佳话辨真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