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 | 著名学者傅高义因术后并发症去世

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1930年7月11日－2020年12月20日）

据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东亚项目首席主任、美国知名亚洲安全问题专家史文(MichaelD.Swaine)在个人推特发文介绍（见下文，由学人君翻译），美国东亚问题研究专家、哈佛大学社会科学院荣休教授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先生于美国当地时间2020年12月20日去世，享年90岁。据悉，傅高义先生是因手术后并发症（complications after surgery）不幸去世。

我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发布这个消息，中国、日本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我的导师、同事和朋友傅高义（Ezra Vogel）今天（按：美国当地时间12月20日，北京时间12月21日）在剑桥奥本山医院去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自我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起，傅高义就是我生命中的重要人物。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被他对后起之秀的慷慨帮助所感动。两天前，我刚和傅高义通过邮件。傅高义的去世是相关研究领域的巨大损失，尤其在这个关键时刻，因为傅高义是给美国对华研究注入更多理性思考和平衡的重要支持者。我向傅高义的妻子夏洛特以及他的家人表示深切哀悼。他的儿子史蒂夫是我的朋友，也是一位优秀的亚洲学者。

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官方推特账号也发布了傅高义先生去世讣告：

非常悲伤地宣布我们的前主任傅高义 （Ezra F. Vogel）教授（1930-2020年）去世。傅高义教授曾在1973-1975年和1995-1999年担任中心主任。他是我们中心真正的守护者（a true champion of our center），一位博学的学者，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会非常想念他。

傅高义先生是美国东亚问题专家、社会学家、作家，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也曾在多届美国政府中担任东亚事务顾问。精通日文，能说汉语。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日本、日本工业化、共产主义社会在中国的崛起、邓小平等，著有多部关于中国、日本和亚洲研究的著作。他被认为是美国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权威，有“中国先生”的称号。

傅高义教授的相关著作有：《日本的新中产阶级》（1963年）、《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1969年）、《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1979年）、《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1989年）、《亚洲四小龙》（1991年）、《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2011年。大陆版于2013年出版，书名为《邓小平时代》）、《日本还是第一吗》（2000年）、《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2016年，中文版）、《中国和日本：1500 年的交流史》（2019年）等。

***

1930年7月11日，傅高义出生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特拉华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威斯理安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获得文学士学位。在美军服过两年兵役后，他考入哈佛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即将从哈佛毕业时，他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是留在学校做美国社会研究。“我的一位教授对我说：你如果想要搞好美国社会学研究，就应该到国外去，先了解国外不同的文化；做比较研究，应该去相对现代化的国家，如果去非洲的话，情况差距太大，而欧洲文化又太接近，最好的选择是去日本。”此后，他花了两年时间在日本进行研究。

傅高义（后排右一）在日本的第一年，住在涩谷的一幢房子内

1958年，傅高义去了日本。第一年，他专心学日语，第二年开始做家庭调查。1963年，傅高义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日本的新兴中产阶级：东京郊区的工薪阶层及其家庭》，奠定了他“有关现代日本最前沿的美国观察家之一”的基础。1979年，傅高义在日本社会经济腾飞前一刻发表《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在日本和美国都引起极大轰动。对此，傅高义曾表示：“我在日本‘出了风头’。”20多年后，傅高义又有回应之作，那就是2000年出版的《日本还是第一吗》。在日本从经济腾飞到“失去的二十年”明显变化的背景下，傅高义再度审视“日本第一”的内核。

1960年傅高义从日本回到美国，刚在耶鲁大学任教不久的他回到哈佛大学探望一位朋友，东亚研究中心的一位教授告诉他：哈佛大学最近获得一笔基金，想专门培养研究中国的年轻学者，如果学了两三年成功，便可以留在哈佛教书。研究过日本又有社会学背景的傅高义的出现，恰恰符合了费正清等人对未来中国研究者的需要。31岁，傅高义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即后来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开始学习中文，也学习中国历史、社会和政治。为他上中文课的是赵元任的长女赵如兰。

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资料非常少，“当时我没有办法去大陆做研究，因为它对所有人都是封闭的。”1963年，傅高义到了香港，在香港生活的一年间，他开始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历程。研究中国的课题又大又困难，傅高义决定先研究广东。他开始系统阅读《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等报纸。后来傅高义对《邓小平时代》的写作上，也用了这样的“笨”办法。两年后，傅高义在哈佛大学开讲中国社会，那是哈佛大学首次开设中国社会学课程。当时傅高义的学生有三四十人，其中十几位后来也成为美国著名大学的著名学者，比如杜维明、怀默霆、高棣民等。

傅高义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个人页面

1969年，傅高义出版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详细介绍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土改的过程，当时在美国很具影响。傅高义第一次到中国是1973年，美国国家科学院赞助的代表团邀请他，他接受了邀请，但条件是自己承担费用，目的是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当1987年傅高义再次前往广东的时候，他受邀待了7个月，广东100多个县，他去了70多个。两年后，傅高义的《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出版。这是外国学者全面研究和报道中国改革的第一本专著。

1975年，傅高义从日本基金会得到一笔资助，去日本采访战后日本商界和金融界的领军人物。1979年，他出版了他关于日本的第二本著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在日本，这是西方学者写作的最为畅销的非文学类作品，受到空前欢迎。

“日本第一的意思是说，日本一些方面的确做得非常好，我是希望美国人应该多学日本的做法，日本有很多优点，比如质量管理、学生考试制度、人寿命的延长等等，很多方面做得都比我们好。”傅高义说。

很少有一位外国的学者能像傅高义一样，几十年来与中国不同时期的高层甚至是最高领导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联。1973年5月，傅高义初次访问中国，他见到了周恩来和其他一些领导人，但没有见到邓小平。傅高义最接近邓小平的一次，是1979年在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举行的招待会上。那是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后邓小平访美期间的活动之一。“当时我和邓小平距离只有几步之遥，可惜没有和他交谈，那是这辈子最好的机会，但是没有抓住。”说起那次机会，傅高义至今遗憾不已。

作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1996年，傅高义带领一个团访华，在北京见到了江泽民，“我代表大家向他提问，讨论了一些问题”。1997年，傅高义通过自己的人脉，促成了江泽民主席访问哈佛，傅高义主持接待，江泽民在哈佛大学做了演讲。“有一些人说我是亲中国派——我并不是有意要讨中国人喜欢，”傅高义说，“活动非常成功，它使哈佛师生多了一个了解中国的机会。”

2000年，70岁的傅高义从哈佛大学退休，他打算写一本书，帮助美国人了解亚洲的重要发展。他的朋友建议他应该去写邓小平。思考几周后，傅高义采纳了这一建议——他认为，未来对亚洲影响最大的国家是中国，而对中国现代历程有最大影响的人是邓小平。

《邓小平時代》，傅高义 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

傅高义曾在多届美国政府担任东亚事务顾问，除了尽量阅读可以看到的中外公开文献外，这些经历让他有一些特殊的资源，他大量采访中国的党史专家、高干子女和在邓小平手下工作过的干部。凭借广阔的人脉，傅高义与很多接触过邓小平的各国官员交谈，包括李光耀、中曾根康弘、卡特、基辛格等。

为了更好地感受邓小平经历过的环境，傅高义还亲自走访了邓小平出生、工作过的一些重要地方，并长时间在北京居住。

，

傅高义在书房，后为李锐题赠书法“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

11年后（2011年），傅高义第三本中国研究的著作、英文版《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在美国出版。《纽约时报》评论说：“它已被誉为纪念碑式的邓小平传记，迄今为止对中国惊人但却崎岖的经济改革之路进行了最为全面的回顾。”这本书的英文版入围美国国家书评奖终选名单，荣获全球外交事务领域英文著作的最高奖项——莱昂内尔·盖尔伯奖。此书大陆版译名为《邓小平时代》，于2013年1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销量近百万册，广受读者欢迎。在中国，傅高义凭借这本书，和西泠印社社长饶宗颐一起获得2013“世界中国学贡献奖”。“我原本是写给美国人看的，没想到会在中国畅销，也从来没想过我在中国会这么红！”

关于他的中文名，傅高义曾说，“这个名字是我同中国朋友商量后取的。”，他的英文全名是EzraVogel，“Voge是个德国姓——虽然我的父亲是来自波兰的犹太人，而在德语里这个发音很像中国的‘fugao’。”他解释，因为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E，取其谐音，又选了“义”字，“我知道在中文里，‘义’也意味着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这正是我想追求的”。

附：傅高义先生部分著作中文版书影

原标题：《逝者|著名学者傅高义因术后并发症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