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西班牙语专业创建60周年｜​​​​苏振兴：漫漫求学路

【编者按】

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创建于1960年，1978年起设立硕士点，1999年设立博士点，是目前国内仅有的“西班牙语语言文学”博士点。老一辈教师蒙复地、刘君强、周素莲、沈石岩、徐曾惠、赵振江、赵德明、段若川、段玉然，学术中坚陈文、丁文林、王平媛、韩水军、王军等，培养出大批西班牙语人才，在教育、文化、外交、翻译、军事、贸易、新闻等诸多领域发挥专业优势，各有建树。

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的创建、完善和发展是中国西班牙语语言文学教育、研究和翻译发展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记录着中国与西班牙语国家越来越紧密的交流和交往。

今年是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成立60周年，北大西葡语系（2007年成立）特邀系友撰写回忆文章，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苏振兴，男，1937年4月出生，湖南汨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51年参加工作。1959-1960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专修俄文一年；1960-1964年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学习西班牙语。1964-1980年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期间1974-1977年在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任文化专员，1977-1980年任拉丁美洲研究所领导小组成员兼南美研究室主任。1981年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南美研究室主任，副所长（1982-1985年），所长（1985-1996年），分党组书记，《拉丁美洲研究》杂志主编，第9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会长、会长，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主编《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巴西经济》等，合译《拉丁美洲经济的发展》、《玻利瓦尔文选》、《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等，发表研究拉美国家经济、中拉关系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多篇。

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父母都不识字，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前面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租种着本家地主的十多亩地。一家人男耕女织，节衣缩食，尚能勉强维持生存。

我出生于1937年4月。这年7月7日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我的童年时代也不能不留下许多关于日本侵华的记忆。日本兵隔三差五地到影珠山上来抓劳工，抢物资，使我们无法安生。家家户户都把粮食、牲畜藏到山里。日本兵一来，大家就赶紧跑到树林深处藏起来，当地叫“躲兵”。我就在这国难深重、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慢慢长大。1943年初，我刚刚5岁半，妈妈就让我跟着姐姐去上学了。影珠山那一带我们苏姓的人比较多，有一家不大的“苏氏宗祠”。这学堂也就是一间教室，30多个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有，一个先生给各个年级轮流上课。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长辈在当时那样艰难的条件下，依然坚持办教育，没有因为战争环境而让我们这一代人荒废学业，是多么的不容易！

1997年，苏振兴在阿根廷做学术报告

我以第二名的成绩被高级小学“希古台”学校录取读五年级，但是学费与生活费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我在“希古台”读了一个学期，尽管成绩很好，但家里实在无力负担，就无奈地休学了。1948年春节刚过，经熟人引荐，我到影珠山下的一家中药店去当了学徒，那时我还不满11岁。当学徒非常辛苦，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些乡村的“文化人”，听他们谈论对时局的看法，外面的见闻，或是述说读了某本书后的感想，并将各自手中的好书互相交换。当学徒的那些年里，我经常“夜伴孤灯乱读书”，除了读一些与中药相关的书籍外，所谓“乱读书”就是能得到什么书就读什么，有古文，有杂记，有小说，有野史，有诗词，五花八门，能读懂多少算多少。

1951年春，我3年学徒期满，正式“出师”了。我所在的药店已经变成了联合诊所，我随后在诊所工作。全国解放这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也使我幼年时被粉碎的读书求学之梦又强烈地复活起来。1953年夏天，我自作主张贸然跑到长沙县的高仓中学去参加了初中招生考试，没想到我以第18名的成绩被录取了。

我走进长沙县高仓中学之后，有一种如获新生的感觉，一心只想如何抓紧时间读书，生怕经过几年当学徒的蹉跎岁月后在学习上赶不上其他同学。第一个学期结束时，没想到我考了全年级（三个班）的第一名。

1956年初中毕业时，我决定去报考一所中等职业学校，以求尽快学门专业技术，早日参加工作。我的报名表送到学校时被陈士溉校长扣下了。他开导我说：你本来就是放弃工作来读书，刚刚读了3年初中，又想去考个中专。与其这样，还不如干你原来的药技师好。现在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的高层次人才，党和政府号召向科学进军。你应该报考普通高中，将来考上大学进一步深造。家里有些困难终究是可以克服的。我接受了校长的建议，改报高中。结果，我被学校保送进入湘潭市第一中学。

我进入高中阶段之后，虽然依旧是各科成绩都不错，但已开始对文史学科有所偏爱，特别是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后来我的主要兴趣又转向新闻领域。当时我们班上有位从解放军部队复员的同学，叫金继曾，文笔不错，常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些新闻报道，让我很是羡慕，就经常跟他探讨写新闻报道这类文章的要领。高三那年，何茂业老师教我们的语文课并兼任班主任。何老师毕业于东北师大中文系，学术根底很扎实，口才也好，语文课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他还在报社做过记者，有丰富的新闻从业经验。我与何老师关系比较亲近，他也知道我对文字工作有所偏好，就经常给我讲些新闻工作的特点和写文章需要注意的问题。高中阶段，我在练习写作方面也着实下了一点功夫。所有这些，大概都是促成我在高中毕业时决定报考新闻专业的背景。

1997年苏振兴参观墨西哥金字塔

我的高考成绩不错，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录取，但由于被选为“留苏预备生”，只能放弃上“人大”。1959年秋季开学的前两天，我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报到，正式跨入了大学的校门。我在学业上是专攻俄文。我对于学业历来有种自信，认为学习的诀窍就是智力加勤奋，只要不是智商太低，勤奋一点，不断地摸索一些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我不相信学俄文会有多么难。专攻俄文这一门，上课的时间就少了，加上我第一次不当学生干部了，课余的时间就更充分、更可自由支配了。于是，我在学俄文的同时，又把我喜欢读点课外书和动笔写点东西的习惯恢复起来。

命运有时会捉弄人。在我们即将从“留苏预备部”结业时，部领导正式宣布，因为中苏关系恶化，我们那一批留苏预备生只有极少数能去苏联，绝大部分不去了。其中包括我在内的几十名位原准备去苏联学文科的同学，都由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以下简称“学部”）接收过来，作为“代培生”派往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去学外语，我被派往北大西语系学西班牙语。这一来，我不但再无缘“自然辩证法”这个专业，就连学的这一年俄文也基本上无“用武”之地了。

1960年秋我进入北京大学。有两件事是我到北大之后才知道的。一是北大西语系的西班牙语专业是1960年才开办的，我们是这个专业招收的第一班学生。二是当时“学部”正在筹建拉丁美洲研究所（1961年7月正式建所），送我到北大学西班牙语就是为拉美研究所培养科研人员。这两件事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古巴革命于1959年1月取得全国性胜利，同年9月，古巴与中国建交，成为新中国在拉美的第一个建交国。中国的第一家拉丁美洲研究所也就在国家领导人谋划中拉关系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应运而生。对我而言，曾经对新闻专业很着迷，却与它“擦肩而过”；后来又专门学一年俄文，准备去苏联学习自然辩证法，结果又“失之交臂”；这一回，没有任何人跟我商量，我的专业连同未来的工作性质就都“被确定”了。而且我还听说，拉美研究当时在中国还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不过，面对这些情况，我没有产生过犹豫，当时只有一个信念：既然国家急需创建这个专业，那就值得去为之奋斗。

处于初创阶段的北大西班牙语专业一时找不到科班出身的教师，从法语专业抽调了蒙复地和刘君强两位年轻教师来边学边教。刚开始时，我对于在北大上学而没有高水平的老师多少有点失望，不过，这种情绪很快就消散了。首先是蒙、刘两位老师在学习上的刻苦与教学上的敬业精神令我钦佩；其次是那个阶段他们所开的西语发音课和基础语法课讲得还是不错的。对我而言，毕竟有过一年专修俄文的经历，多少懂得一点学习外语的方法，学西语也算比较顺利地“入门”了。随着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毕业的沈石岩老师和聘请的外教陆续到来，西语专业师资不足的矛盾也就渐次缓解了。

说起外教，不能不提到来自阿根廷的杜契斯基先生。杜先生性格温和，待人诚恳，有很好的职业素养，也很看重来北大任教这个机遇。看得出来，他不仅每次上课都经过精心准备，讲得有板有眼，而且，他还在细心摸索如何使自己的讲授方法适合中国学生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教师的协助下，他很快就成为最受欢迎的外籍教师，在西语系工作的时间也最长，我1964年毕业后，他还继续在北大执教。我读三年级时，杜先生曾找我谈过一次话，他想把我从班里抽出来做他的教学助手，以后就留在西语系当老师。他这个建议来得有点突然，加上我还是“学部”的代培生，自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杜先生对此似乎也不很在意，我们之间融洽的师生关系也一如既往。

1988年，苏振兴（左一）在巴西利亚，拜访彼时巴西文化部长、著名经济学家富尔塔多

北大有许多全国知名的教授，但作为一个学生并不是都有机会去接近这些名家，直接聆听他们的教诲。北大西语系素以教授西方文学而享誉国内。当时的系主任冯至先生，副系主任严宝瑜先生都是研究德国文学的权威学者，英语、法语专业有李赋宁先生，吴达元先生，杨周翰先生，等等，都是名家。我对冯先生仰慕已久，曾读过他的诗集，也读过他研究杜甫的文章。我们到三年级才有“西方文学”课，终于有机会直接聆听这些名家讲课，自然是兴奋不已。我当时对西方文学的认识已不单纯是兴趣爱好，而是认为，作为一个将要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人，对西方文学的代表作家与作品有所了解也是一种基本素养。这些名家讲的课可谓是广博的知识与深度的研究相结合，听来是很受用的。在他们的启发下，我尽量挤出时间去涉猎一些有代表性的文学著作。

在北大那几年里，我想得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地充实自己关于拉丁美洲的知识。当时最大的难题是基本没有这个领域的中文参考书可供阅读。因此，随着西语阅读能力的提高，我就开始阅读原文著作。北大图书馆收藏的西语书籍不少，但以文史类居多，政经类偏少，我尽量从中挑选一些书来读。历史系的罗荣渠先生给我们开拉美历史课，这算是我在北大学的唯一一门专业课程。罗先生不但学养深厚，才华横溢，勤奋好学也是出了名的。他在给我们开课的同时，还在自学西班牙语。这一点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想，罗先生尚且要通过学习西语来进行拉美研究，那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够绕开这条路么？我对拉美历史课特别看重，并不单纯因为它是唯一的专业课，更是因为罗先生的课实在太有吸引力。罗先生是位思维逻辑很严谨的老师，讲课的条理非常清晰；他同时又是一位很注重学术研究的人，对许多问题都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判断。罗先生《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和《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这两篇重要学术论文就分别发表于1962、1963年。

我在北大读书那几年，虽然照样当学生干部，照样打球，但我的生活圈子很小，我的内心缺少欢乐，我把绝大部分的课余时间打发在阅览室里。原因就在于，那几年中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落到了我的头上，其中我的大哥和父亲分别于1961、1963年突然去世给我的打击最大。那是一段“心在滴血”的日子！回想起来，我从1953年考上初中到1964年大学毕业，这11年求学之路在常人看来很正常，对我而言却显得是那么漫长而艰辛。我实现了求学的梦想，却也在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我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工作， 1998年起我先后担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最近十多年来，我依然对拉美地区的一些热点或重要问题给予关注，如拉美国家的结构改革、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拉美左翼的崛起、“去工业化”现象、拉美城市化问题、拉美国家独立200周年纪念、拉美国家与中等收入陷阱、中拉关系60年、拉美有关中国崛起的舆情动向，等等。新中国的拉美研究事业是在几乎“一片空白”的基础上起步的。我们这一代的中国拉美研究学者似乎只是扮演着一种“拓荒者”的角色。我们在这片近乎“处女地”的园地里耕耘，取得一些初步的成果倒不一定很困难，但要说这些成果达到了某种特定的深度或高度，可能就言过其实了。这倒不能完全归咎于我们自身的愚钝，毕竟我们面对着某种短期内难以突破的历史局限。就我个人而言，只能是继续怀抱着一种深深的拉美研究情结，生命不息，耕耘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