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要如何抗衡效率悖论

在近期《奇葩说》中，梁秋阳的这句话说出了许多在职场上打拼的人的心声：我们步履不停，生怕自己只要停下脚步哪怕片刻就会被别人，被时代淘汰。

奇葩说第七季截图

对高效率的追求并不仅是当前这个时代的现象。正是因为有对更高效率的追求，科技才得以发展，我们才得以从原始社会一步步走到今天。

但是，当我们以效率为标准来衡量一切事物的好坏时，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也踏入了效率的陷阱。若不能看到效率的另一面，不了解效率的悖论，我们最终则可能会沦为效率的“囚徒”。

什么是效率？

效率一词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含义。

在19世纪，效率首次被广泛使用，从物理学的世界（效率，即单位能量所做的有用功）逐步走入人类劳动领域。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社会学家扩展了这一概念的范围，以“效率”衡量社会上所有的投入和产出，用于优化人类福利。

当前，我们不妨将效率定义为以最小的投入最大限度地生产商品、提供服务或信息。

高效率的另一面——效率悖论

毫无疑问，新技术带来的高效让人无法拒绝，如今，我们已经很难想象没有手机、电脑、飞机、高铁的生活。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担新技术的负面效应：久坐不动的办公室生活造成的长期背部疼痛和腕部疾病，随时随地要回应工作需求的压力，工作和生活难以分离的困扰等。

我们生怕拖后腿，担心成为拉低效率的短板，于是不知不觉中我们接受了这样的生存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最多的事；我们将“提速”视为最重要的原则，连看电视剧也要放2倍速（虽然这也往往与电视剧剧情的拖沓不无关系）。

但每当看到似乎越来越频繁出现的那些过劳死、压力过大自杀的消息时，我们总会难以压抑住自己内心的焦虑：如果我们不能骑车更快了呢?

在大多数情况下，高效率是好的，但同其他所有好东西一样，它也有可能过犹不及。就如同过量饮水也能致命一样。

当我们在谈论何为真正的高效率时，我们不能不考虑为其所付出的代价。

比如，化肥和杀虫剂会伤害河流中的鱼类和危及授粉的虫媒。工业文明导致的碳排放大量增加也在威胁着人类自身。

对许多经济学家而言，关于更高效的生产与分配所带来的好处能提高公众生活水平的梦想正在褪色。越来越多西方国家的公民也对产业和学术精英为中产阶级或穷人提供好处的能力失去了信心。

大数据时代，算法侵入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受算法的引导。但是算法一方面固然能帮助我们筛选信息，更快做出决策，另一方面也会将许多信息筛除在外，进一步固化我们的视野；算法一方面固然可以促成资源更有效的分配，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确实看到，算法驱动下，强者与弱者之间形成了愈发难以逾越的鸿沟。

《效率悖论》的作者爱德华·特纳所瞄准的目标正是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他直言：“现在是时候考虑过于高效是否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了。”

有时，高效率的事物并不总是有效的，质疑效率必须超越效率和有效性之间的常见差异。比如，“清洁柴油”汽车发动机在燃料消耗方面是高效的，但由于它们的排放难以控制，因此不能被认为是有效的。

算法也是一样。大多数时候，算法既高效又有效，但从长远来看，算法可能不仅会危及效率，还会危及有效性本身。比如，效率使世界变得更可预测。但是，如果一切都尽可能直截了当，我们也会失去邂逅偶然的随机化和生产性错误的好处。又比如，过度依赖算法可能会使我们逐步丧失一些重要的生存技能、行动力、独立思考的能力乃至实际上非常重要但在今天却常常被算法取代的直觉力。

那么，如何抗衡算法的“效率悖论”呢？

特纳认为，我们也不必过于“技术悲观主义”。直觉可能是对抗算法的有效“武器”。大多数人的直觉并不准确，但同时一些人的直觉促成了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效率的创新——谷歌、微软、脸书……

然而，我们并不需要在算法和直觉中选择一个，我们需要的是适当的融合，找到算法与直觉之间的平衡，从而真正激发效率——真正的高效和有效。

《效率悖论》一书介绍了理解算法与直觉的六种策略。

例如，按照“阿波罗计划”中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宇航员的模式，宇航员有意获得了对“阿波罗”飞船机载电脑上的广泛权限，这就体现了算法和直觉的平衡，即使在半个多世纪后，这一原则也没有改变。

不容忽视的是，人本身具有非理性的部分，这也导致一部分人将算法指导一切活动的原则奉为圭臬。但是，正如社会学家哈里·柯林斯（Harry Collins）在他的《人工专家》一书中指出的那样，现实世界中的大量的知识永远不可能像国际象棋的开局那样被编入计算机程序。人不仅要控制车辆，还要控制算法等所有其他系统。

无论是机器还是人都有可能犯错，机器人和人类配合才能弥补彼此的弱点。

在电影制作领域，最简单的算法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流量明星+知名导演+酷炫服化道的公式能够生产出持续叫座的电影，但这个模式在现实中显然也已经多次被啪啪打脸。

真正的问题在于，重视影片盈利性的计算阻碍了电影的实际创作，新的尝试很有可能成为未来大片的起点。著名电影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曾呼吁采用“新的范式”，但通常，在获得真正的成功范式前，需要多次的试错。

即使是在这个数字时代、信息时代、智能时代，我们仍会发现，从胶片到机械手表再到零售商店等旧媒介和体验仍具有极强的吸引林，能够提供数字生活无法满足的人类需求。

自2001年史蒂夫·乔布斯创立苹果专卖店以来，从苹果专卖店的蓬勃发展，到笔记本再次广受欢迎，都生动地说明了触觉、具体体验的持续相关性，以及硅谷对它的认可。

这是对算法和人类直觉共存表示乐观的最佳呈现方式之一，也是《效率悖论》一书的主题。

《效率悖论》
【美】爱德华·特纳 等
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1月

内容简介

本书将效率定义为最大限度地生产商品、提供服务或信息，或以最少的浪费处理交易。本书就人类对效率的痴迷提出了大胆的挑战。互联网和大数据革命的一大承诺是：我们可以改善工作和个人生活的流程与常规，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比以往更多的工作。毫无疑问，我们正在以更高的水平和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工作，但如果我们的方向错了呢？ 

本书是对现代社会强调效率的反思。随着大数据技术和算法的发展，我们对于高效率的追求已经越来越极致，甚至有时都能表现出来一丝丝的“病态”。单纯地追求高效率是否让我们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呢？这点从来没有人质疑过，但作者通过列举医疗、交通、媒体、教育等方面的最新案例，促使读者反思当下大数据、新技术的发展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 

本书梳理了技术发展的历史，将计算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融合在一起，对我们根深蒂固的效率假设进行了质疑，令人信服地表明，依赖数字平台的算法实际上会导致浪费努力、错失机会，最重要的是，无法打破既定模式。作者通过本书清晰地阐释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观点：过度迷信效率，反而会失去效率；不要放弃对无效率的关注。他揭示了效率的七宗罪，在进行质疑的同时，也提出了具体的平衡效率与无效率的方法，即六大策略，分别为“完美 5”的概念、物理体现、创造性浪费、模拟偶然性、可取的困难、认知引导。

作者简介

[ 美 ] 爱德华·特纳（Edward Tenner）

他是史密森学会莱梅尔森发明与创新研究中心的杰出学者，罗格斯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访问学者。他曾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讲师，教授首批信息史课程。他的文章常出现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大西洋月刊》《威尔逊季刊》《福布斯》上，他还在许多组织发表过演讲，包括微软、AT&T、国家白领犯罪研究所、史密森学会和TED。他的著作《技术的报复：墨菲法则和事与愿违》曾得到古根海姆奖学金的资助，已被翻译成德文、日文、中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和捷克文。他的著作《我们自己的装置：技术如何改造人类》被《纽约时报》评为 2003 年100种著名图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