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硝烟却烽火连天，浅析抗战时期货币金融背景及策论（上）

原创 尹伯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

文│尹伯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二战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是东亚及南亚地区唯一抵御日本的重要力量。中国军队在东方战场上牵制了多达60万甚至更多的日本军队。如果没有中国的抗战，西方同盟在亚洲的形势将更加艰难。经济战，是战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左右着战争的最终导向。本期【金史聊斋】就邀请三位专家，聊一聊硝烟掩盖下的经济战。

攘内安外 锱铢必较

《银行博物》：

在抗日战争时期， 战争的巨大影响同样也波及到民生，人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中，能给我们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叶世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以发行纸币为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方法，以致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货币不断贬值，物价急剧上涨。有特权者利用囤积物资大发国难财，一般工薪阶层因实际收入不断下降而生活紧迫。维持抗战是否只能走恶性通货膨胀的一条路，是有识之士认真考虑的问题，也是广大民众怨声载道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这九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学系和社会学系的教授，“深感今日后方经济社会的演变已经到了一个严重的阶段。此项关系重大的问题，若不及时澈底解决，待其影响已成，恶象环生，将来纵有更大的决心与加倍的努力，亦将失之过晚，追悔无及”，1942年4月30日联名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我们对于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提出了解决的建议。1944年的5月1日，杨西孟、戴世光、李树清、鲍觉明、伍启元五人又在《大公报》发表《我们对于物价问题的再度呼吁》；整整一年以后，戴世光、鲍觉明、费孝通、伍启元、杨西孟五人仍在《大公报》上发表《现阶段的物价及经济问题》。写就后，伍启元教授即将三篇文章集在一起，补足原未印出的文字，并写了《导言》回答讨论中的不同意见，又以重庆某大学学生詹同章所写《呼吁》（发表于1944年9月29日《大公报》）的第三、四节作为附录。编成以后，以“昆明九教授对于物价及经济问题的呼吁”为书名，交求真出版社出版。主旨是要制止通货膨胀。

仔细阅读这些文章就可以发现，在第一次的文章里涉及的观点是：从1938年春到当时，昆明物价已上涨近60倍，重庆已30余倍，后方其他各地已二三十倍，而薪金增加则很少，有些薪水阶级那时的货币收入还不到战前的两倍。物价变动对生产引起的恶果，减弱了后方经济的力量；对分配的影响更严重，许多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阶层报酬大为减少，而投机取巧和对国家、民族无甚贡献的阶层却得到极大的收入。受物价上涨影响最深的有前线数百万将士，还有公务员、教师和其他薪水阶级。而获利最大的是商人，其次为工业资本家和地主。物价高涨使社会财富发生了不公平的再分配，可能孕育了将来社会激烈变动的祸根，对于人心世道也发生不良的影响。

民众举行抗战献金活动

过了两年后，物价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而且早已达到恶象环生的境地。经济危机已迫在眉睫，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加以根本纠正，否则势必走上经济崩溃的末路。教授们总结危机的具体表现有十点：大后方的物价水准平均约已到战前的500倍，有些地区已近1000倍；每月物价指数的上涨，有些地区已近基期的10000%；价格间的关系紊乱、脱节，薪水阶级的实在收入已降至战前所得的5%以下；近二三年来已呈现出通货膨涨末期的生产衰退现象；财富更进一步集中到富裕阶级的手里，此外的人们差不多一律沦为大贫；前后方为国服务的守法人员和其他受物价压迫的阶层，因饥饿、疾病、劳苦而死亡的数目日益加多，军壮丁的死亡率特高；政治、税务机构及公营事业日趋败坏，贪污舞弊的趋向具有继续性和扩大性；物价高涨所发生的不良影响，使教授们对浴血抗战将士的生活情况感到特别忧虑；财富分配日益违反正义，大多数国民不是醉生梦死，就是惶惑愤懑；影响友邦对我国的舆论，关系重大。

再一年后，教授们认为战时经济的危机确已在军事与政治上显露出来。这些恶化的趋势不但没有停止，而且还加速进展，致使经济变动转入一个新的险恶阶段。物价上涨与垄断因素互为因果，“既得利益”集团将影响甚至决定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和政治的形态。这集团的形成是过去通货膨胀及财富集中的结果，羽翼丰满后更避免负担战费，而且用囤积垄断等方法促使物价加速上涨，借以增加他们的财富。因此物价更急速地上涨，通货更急速地膨胀，而他们的势力更为加大，形成了恶性的循环。由于通货、物资、投机、垄断各因素的影响，再加以“既得利益”集团的控制，物价与经济恶化的趋势还要愈演愈烈，可能演变到不堪想象的境地。

同时，五教授又认为，政府并非完全听任经济的恶化，仍然有努力于人事调整，推行若干改革的行动：比如政府曾对银行信用加强紧缩、实行献粮献金办法，还曾两度调整官兵待遇。对于贪污案件的举发渐多，惩治渐严。但是他们又指出，如果措施仅限于此，则与听任经济恶化的结果，相去不会太远。

西北农民银行纸币

贺永初（原宁波钱币博物馆馆长）：这些教授可以说是一批为改善中国经济状况而努力奔走的民间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从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的目的出发，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适应的各项经济政策，建立了抗日根据地银行，实行低利借贷，有计划地与敌人发行的日伪货币作斗争，正确处理法币流通等问题。当时有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山东、华中、华南、琼崖等19块抗日根据地建立银行并发行抗币，以打破日伪经济封锁，调剂金融，抵制伪币。

雷晴波（票证收藏家）：的确如此，抗日根据地银行的分布还是相当广泛，像我们大西北这里就有一家晋绥边区西北农民银行，也是一家创建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分著名的银行，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创办的第一家银行。后来和其他几个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了。

原标题：《【金史聊斋】“经济战”，没有硝烟却烽火连天！浅析抗战时期货币金融背景及策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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