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世会造就坚强的人吗？

作者：丹·卡林

选自：《末日总在咫尺间：从青铜时代的崩溃到核浩劫》（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2020）

​丹·卡林(Dan Carlin)

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员和Podcast播主。主持两档非常流行的独立播客：《硬派历史》（Hardcore History）和《常识》（Common Sense），听众达数百万。其中《硬派历史》下载量高达1亿次，异常火爆。

从2006年开始，《硬派历史》便是Podcast上最受到欢迎的节目之一。每集通常4-5小时，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或者一个任务详尽分解开来，解说每一个细节。本节目曾获得iTunes颁发2014年最佳经典奖项，位列Podcast十周年评选的25大顶级播客。

丹·卡林被《赫芬顿邮报》誉为“美国的历史教授”。他以半是说书人、半是分析者的口吻，带领听者进入不同的历史情境，假想不同的可能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别于一般看待历史的方式，充满了启发性。

自有书面历史以来，就有史学家提出，艰难时世能造就更优秀、更坚强的人，人通过克服种种障碍——无论是战争、贫穷，还是其他困苦——会变得更强大、更坚忍，甚至可能更具美德。

据传伏尔泰说过：“历史充满了丝拖鞋下楼和木头鞋上楼的声音。”此言反映了这样一个观点：民族之运、文明之运、社会之运的兴衰靠的是人民的特性，而人民的特性又深受社会的物质与道德条件的影响。从古希腊时代起，这个思想就是历史著述的主题，直到20世纪中期之后才逐渐式微。

今天，木头鞋—丝拖鞋的概念基本上被现代史学家摒弃。原因多种多样，也都很有道理，首先是因为缺乏数据。对于坚强或坚忍这种关于素质的模糊缥缈的概念，要予以证实或量化，并提出理由证明应将其纳入以事实为根据、需经同行评议的学术性历史著作当中，实在很难。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概念完全没有影响。

咱们来做个小小的智力练习：设想两个拳击手一起踏入拳击场。他们的身高、体重和技能水平都一样，受的训练也一样，甚至共用同一位教练。于是，一切可能的变量都被排除。那么，什么是最有可能决定拳击比赛中谁能胜出的因素呢？是我们所谓的“坚强”这个难以量化的概念吗？很难说胜出的拳击手是因为“更坚强”才赢的。先要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一般都认为更坚强就更好？坚强是个模糊的概念。大家都认为有这回事，大家都使用“坚强”这个形容词，但是，这个词是相对的，一个人或一种文化对坚强含义的理解与另一个人或另一种文化的理解可能是不同的。

现在，让我们把两个拳击手对抗的情景放在一边，想象一下全社会投入的大规模对抗。例如，假设今天的美国和另一个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产出、军事实力、武器装备和技术能力各方面都与它一模一样的国家兵戎相见。这场战争十分残酷，双方都决意战至对方无条件投降，双方的城市都沦为废墟瓦砾。两国之间的唯一分别是：那个同我们一模一样的虚构国家的国民，也就是和我们作战的那些人，是我们的祖父那一辈。

出生于1900年到1930年之间的人如今大多已经去世，他们那个年龄组通常被称为“最伟大的世代”。其实，历史上艰难时世和坚强的人民比比皆是，单挑出一代人来冠以“最伟大”的名号好像有点儿说不通。尽管如此，按照我们的标准，“最伟大的世代”的确非常剽悍坚强。这是有原因的。那一代的男男女女在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之前，就已经经历了十多年的极端经济困苦，其严重程度为现代世界史之最。

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盘开启了长达10年以上的经济萧条。当时，在赫伯特·胡佛总统手下担任财政部长的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把即将到来的苦日子视为好事。“它会把制度内腐朽的东西清洗干净。”根据胡佛的回忆录，梅隆是这样说的。“生活的高成本会下降。人们会更努力地工作，更守道德地生活。价值观将发生调整，勤劳的人会接手无能之辈留下的烂摊子。”

对梅隆来说，他算是如愿以偿了。“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的标志是穷奢极侈的生活、非法酒吧、爵士乐、时髦女郎、查尔斯顿舞，还有电影的问世；大萧条一到，这一切戛然而止。梅隆眼中的浪费和轻浮对其他人来说不过是好玩享受而已。一旦没了钱，可就一点儿也不好玩了。

经济崩溃到来后，不是所有人都一贫如洗，但美国的一半人口一下子掉到了贫困线之下。苦日子一过就是10年。关于那个时代的记述令人心碎，难以想象它能有什么好处。现代世界中肯定没有几个人会为了大萧条潜在的积极副作用而自愿经历那么严重的经济灾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整整一代人已经备受匮乏之苦。现在，他们又遇上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二战”极为惨烈，与21世纪的冲突截然不同。今天，一个一流大国也许会由于一次事件而伤亡几十个人——可能是因为直升机出了机械故障，也可能是因为简易爆炸装置突然爆炸。相比之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伤亡人数高达数十万。仅举一例，硫黄岛战役耗时36天，其间近7000美军将士阵亡，总伤亡人数至少2.6万。这还只是美方的伤亡，想想看德国数百万人的伤亡，或中国和苏联的几千万人的伤亡。如果今天死这么多人，不知我们将做何反应。

战争不只是承受破坏，还要造成破坏。也许我们能够承受破坏，但正如美国的乔治·巴顿将军指出的，那不是打败敌人的办法。想一想美国空军执行的那些轰炸任务——1000架飞机各载着数吨炸弹飞往要轰炸的城市，一夜之间就可能炸死1万或1.5万人。或者想一想德军闪电战打击的目标伦敦，当时，连续8个多月的时间内，德国轰炸机几乎每天夜里都对伦敦实施狂轰滥炸。“最伟大的世代”已然面对自己头上如黑云压顶的飞机，也下达了打开飞机投弹舱口的命令。

接着来了终极武器——核炸弹。历史显示，我们的祖父辈可以，也的确使用了这种武器。目前，有没有哪种情形使各国社会的公民（而不是政府）认为动用核武器是可以接受的呢？

我们今天的文明程度似乎不允许干出如此野蛮的事来。但话说回来，我们没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一代人经历的事情。假设可以用从1到10的尺度来衡量一代人的坚强性，“最伟大的世代”可能会达到7；如果一个房间里有10个人出生于1900年到1930年，也许他们中间的7 个人能达到“坚强”的标准。X世代（专指1965—1980年间出生的人）也有坚强的人——有的加入了海军的海豹突击队（美军的三栖突击队），还有一些人徒步穿越了南极洲——但是，也许X世代的10个人中只有2个足够坚强，能做这样的事。所以，一个公认坚韧不拔的世代中不是每个人都坚强，而是坚强的人所占比例较大。这是在概念上评判一个社会是否坚强的办法，但它同时也突出表明，试图把坚强这种东西量化是多么奇怪。

在古人强调道德说教的历史中，“艰难时世造就坚强的人”这句话反过来同样适用。舒适的日子造就软弱的人。例如，普鲁塔克和李维都认为，造成懒惰、怯懦和缺乏美德的原因是太多的闲适、奢侈和金钱。一个社会中软弱的人多，就意味着整个社会都是软弱的。如果公民必须披甲挥剑保卫国家，和敌人近身肉搏，那么软弱的社会就可能不利于国家安全。当今时代，过去意义上的坚强也许不像以前那么重要。若是如此，一个“软弱”的社会相对于一个坚强的社会有什么优势吗？

20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撰著论述过古代居住在现在的伊朗的米底人（Medes）。他当时写到，一般认为米底人比较贫穷，以放牧为生，他们团结起来，推翻了亚述帝国的统治，然后凭借自身实力成为强国。然而，根据杜兰特的著述，不久后，“这个民族忘记了自己严格的道德标准和朴素的生活方式。财富来得太突然，他们被其冲昏了头脑。上层阶级成了时尚和奢侈品的奴隶，男人身穿绣花长裤，女人则浓妆艳抹、珠光宝气”。

绣花长裤和耳环本身不是米底人倒台的原因，但对杜兰特和与他同时期的许多历史学家来说，它们是米底社会腐败变质的外部表现，说明米底人正在失去那些经过艰难时代的磨炼、使他们坚强到足以成功建立帝国的品质。

20世纪中期的历史学家切斯特·斯塔尔（Chester G. Starr）撰写过论述斯巴达的著作；在古代世界中，那是个集中全力打造最优秀战士的社会。斯巴达的武士把伯罗奔尼撒半岛上这个以务农为生的希腊城邦推上了远超其人口规模和经济产出的崇高地位。但是，斯巴达倾注了全社会和全文化之力来支撑并加强军队以及发展作战技能。每个男性公民都要接受作战技能的训练，直到60岁之前，随时可能应征入伍。

公民受训成为民兵是许多社会的普遍做法，在古希腊尤其如此，不过，斯巴达将这种做法推到了极致。在斯巴达，它成了对人民的塑造过程，自一个人出生之时就开始启动：斯巴达的新生儿被视为军队的原材料，所以婴儿要经过长老委员会的评判，由长老们判定他是否健康，是否应该活下去。斯塔尔写道：“任何看上去有缺陷的婴儿都被扔下泰格图斯山（Mt. Taygetus）的悬崖，摔死在下面嶙峋的岩石上。”

被认为值得活下去的婴儿按照“斯巴达人让婴儿适应艰苦和户外生活的习惯”来抚养。孩子们7岁就要离家去训练营受训。年轻的斯巴达人和伙伴们一起在集体军事食堂吃饭，从来享受不到家的舒适。有意不给他们吃饱，以此来鼓励他们动脑筋偷窃食物，但如果他们被抓获，将受到严惩。这些斯巴达孩子长大后之所以成为希腊最优秀的武士，正是因为他们的整个文化将他们塑造成了这个样子。据说斯巴达人在其鼎盛时期甚至不用货币，因为他们觉得金钱会腐蚀他们正直的道德观和武士价值观。

根据传统的说法，后来，斯巴达人慢慢地像斯塔尔写的那样，变得“喜欢奢侈，不再能抗拒腐败”，这侵蚀了他们的坚强素质和军事优势，最终导致了他们在战场上的失败。公元前380年的斯巴达人也许打不过他们生活在公元前480年的非常强悍的祖父辈，而公元前280年的斯巴达人则肯定打不过他们自己的祖父辈。有时，这被归咎于可恨的波斯人的有意破坏。波斯的几位“大帝”在战场上无法打败斯巴达人，却发现黄金是更加有效的制胜之道。根据古籍记载，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巴达人，特别是斯巴达的国王，变得更加注重物质和金钱，远甚于过去更“斯巴达式”的斯巴达人。古希腊人经常说波斯人“软弱”，似乎这些波斯人把“软弱”像病毒一样传播开去，把双方的坚强性拉到了同一水平。除“坚强”以外，还有其他解释斯巴达兴衰的因素，如更好的训练和培养，但完全无视坚强的作用是说不过去的。

战争和贫穷并非普世经历。受它们影响的人也许会变得更加坚强，但并非所有人都有此遭遇。有些人比较幸运，躲过了战斗和经济匮乏。但每个人都会生病。

疾病高发可能会使人更加坚强，此言听来似乎是奇谈怪论，但是如果在一个社会中，致命的传染病经常发生，造成大批死亡，就可能造成今天我们大部分人都不具备的坚忍顽强。如果一对夫妇的好几个孩子都死于疾病，但他们依旧咬牙继续把日子过下去，我们会觉得他们非常坚强有毅力。当前，世界上仍然有人要忍受疾病造成的丧子之痛。在我们看来，哪怕是一个孩子死去都是生活的一个巨大悲剧。然而，直到不久前，人类历史上这种惨事仍屡见不鲜。现代之前，被疾病夺去多个孩子生命的人多得令人震惊。我们不禁要猜想这对个人及其所属的社会有何影响。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共有6个兄弟姐妹，全都在婴儿时期死去。即使在18世纪早期，这个死亡率也相当高。不过，小孩活不到成年的惨事常有发生，非常普遍。然而，若只聚焦疾病对孩子的影响，就忽视了疾病高发对社会产生的更广泛影响。一场真正严重的传染病可能造成所有人的死亡。

就疾病而言，现代世界与以前任何历史时期相比都判若霄壤。的确，发展中世界有些地方自中世纪以来几无变化，仍然疾病横行，但是总的来说，技术先进的现代社会几乎无法想象疾病自人类起源至仅仅一代人之前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想一想历史上多少次瘟疫来袭后十室九空、死人无数，怎不令人心惊?! 当时的人对疫情的叙述读起来像是可怕至极的科幻小说。如果现代社会发生一场瘟疫，致使全球1/4的人口死于非命，在这种情况下还说瘟疫有积极的副作用，能使我们更加坚强，恐怕就太过分了。

在某种意义上，疾病的确使我们更加坚强，因为得过病的人通常会获得免疫力。这是确凿的科学。但是，多次因疾病失去亲人的人能变得更坚强、更有韧性吗？一个社会中如果有大批这种人，是不是整个社会就更坚强呢？这些问题所涉及的东西属于灰色领域，我们本能地觉得它们可能重要，却没法衡量或证明。很明显，历史上有些时期，只有强者才得以生存，所以最好做个强者。但也可以争论说，坚强作为生存的条件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

将此与木头鞋—丝拖鞋上下楼梯联系起来，也许可以说时机是个重要因素。如果艰难时世需要坚强的人，那时世一旦不再艰难又将如何呢？另外，丝拖鞋的阶段也有些潜在的好处。

20世纪早期的军事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提出了一个理论，说现代军队的一切特点——组织、战术、训练、后勤和领导——都是为了帮助抵消文明程度较低的强悍民族的天然优势。关于在文明程度更高的罗马人手中屡战屡败的古日耳曼人，德尔布吕克写道：“与文明人相比，野蛮人的优势在于他们保留了充分的动物本能，生性剽悍、强硬好战。文明改善了人，增加了他的敏感，同时降低了他的军事价值，减少的不仅是体力，还有勇气。这些自然的缺点必须以某些人为方式来弥补……常备军的主要任务中有一条，那就是通过纪律来使文明人能够顶住不文明的敌人的进攻。”

按照德尔布吕克的想法，希腊城邦当初把农夫（农夫一般比城邦境外的野蛮人更加平和）组织起来，就是为了通过训练和纪律来建立优秀的军队，好抵御那些被艰苦环境磨炼得更加凶狠或更加善战的人。德尔布吕克写道：“如果一群罗马公民或农夫与人数相同的一群野蛮人对打，罗马人一定会败，甚至可能不战而逃。罗马人只有组成密集的步兵队形方能敌得过野蛮人。”

一个看似软弱的社会利用先进的技术、优越的组织能力和丰厚的财力来对付另一个也许是更坚强、更勇敢的社会；这种情况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屡见不鲜。当今世界，阿富汗人也许是地球上最强悍的民族之一，但西方的军事力量就像刚才讲到的罗马人，抵消了阿富汗人和其社会的顽强坚忍。然而，如果西方军队被迫使用阿富汗人的武器，如AK—47式步枪、榴弹炮和简易爆炸装置，而阿富汗人则使用我们的无人机、战斗机和巡航导弹，那么我们的坚强能否抵御他们的强大力量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别忘了，阿富汗人已经同各种敌人打了40年的仗。可以说，在坚强方面，他们可能比我们更像我们的祖父那一辈。

现在的武器和技术十分先进，美国堪萨斯州的战士可以坐在有空调制冷的房间里和远在阿富汗的敌人作战；这位虚拟飞行员的技能很可能在他小时候玩电子游戏时就得到了培养，正如两个世纪前的日本青年练习击剑，为以后参加剑道比赛做准备。今天，杀人者当中许多人从未近距离见过被他们打死的敌人，他们的训练不是练习使用作战武器，而是操纵无人机射击崇山峻岭中强悍的部落战士。现代军队如同德尔布吕克笔下的罗马人，找到了弥补自身不够坚强这个缺陷的办法。但是，坚强可能仍然会在决定战争的胜败中起到一定作用。它也许是关键的因素，决定着哪一个交战方愿意无限期地继续忍受人员和金钱的损失。不过，假使如此，历史学家又如何能够在需经同行评议的论文中确定无疑地证明这一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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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总在咫尺间：从青铜时代的崩溃到核浩劫》

[美] 丹·卡林（Dan Carlin） 著

林华 译

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

202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