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兆锵：船政的薪火传承

编者按：对于陈兆锵将军的历史地位，学术界一直相对忽视。实际上，一方面他与萨镇冰一样，是唯一两个完整经历晚清、民国、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的船政人；另一方面，北洋水师的复建，福州船政局、江南造船所的振兴，中国第一架飞机的制造，培养海军人才，船政文化精神的传续，地方事业的推进，他都居功至伟。跟沈葆桢一样，他是一个对船政有着全面贡献的人物，只是囿于所处的时代和当时的条件，他的功绩被相对遮蔽了。口述历史团队据此专访陈兆锵将军之嫡孙、福州大学退休教授陈榕，挖掘那段相对被遗忘的历史。

受访者：陈榕（陈兆锵将军之嫡孙、福州大学陈榕教授）

转录者：李文莹（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采访者：吴剑雅、邓啸林

不同年代陈兆锵将军的照片。

陈榕教授您好，首先我们想请您简单介绍下陈兆锵将军的历史，尤其是他参加甲午海战及战后重建北洋海军的历史。

祖父陈兆锵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出入风涛炮火，保卫海疆，后半生致力于“制机造舰，办学培养人才”，是民国史上首位海军轮机中将（海军轮机最高军衔），也是一位从轮机军官出身，脱颖而出，极为罕见的著名海军将领。他经历了晚清、民国和共和国三个时期，他的任职经历及贡献几乎是中国近代海军发展的一段缩影。

1894年7月17日，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时任“定远”舰大管轮（轮机）陈兆锵随舰参加海战。“定远”舰是北洋水师的旗舰（指挥舰），在战斗中，必然是日舰的重点攻击目标，而管轮官兵们都是在甲板下，在通风极差、热气弥漫的轮机仓内，但即使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他们都选择了忠于职守。在五个多小时的战斗中，祖父和管轮官兵们保障了军舰的动力和运行，保障了旗舰的指挥，充分表现出英勇、无畏的精神面貌。

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战后清政府急于重建北洋海军，向国外分三批订购军舰，祖父仍受重用，先后任“飞霆”舰、“海筹”舰及“海天”舰总管轮（轮机长），而“海天”舰正是战后重建北洋海军中的旗舰（指挥舰）。

1904年“海天”舰奉命单舰执行紧急运输任务，因遇雾触礁，祖父要求留下执行看护任务，历经半年，备受艰辛，挽回损失价值约30万两白银。当时还留下一张珍贵的照片，祖父长满胡须，睡在草地上，周围长满杂草，可惜这张照片“文革”时期被烧毁。

陈兆锵将军主持江南造船所、福州船政局的功绩也很大，请您介绍下这段历史。

走下军舰，陈兆锵开始进入造船基地的建设，开启了对中国近代海军影响深远的任职生涯。

民国初期有三大造船基地：大沽造船所、江南造船所、福州船政局，祖父在其中二大造船基地分别服务奉献了各十年之久，这样的经历也是历史上罕见的。

1905年祖父调任江南船坞总监兼翻译，期间奉委督修颐和园轮、电、坞各工程，随后赴美国监造“飞鸿”舰。在我小时候，在故居曾看到挂有“福”字匾，据大人们说是慈禧太后亲笔书写御赐的匾额。

1912年春祖父回国调任海军部舰政局局长，旋之奉命接管江南船坞，此时国体已更，祖父被第一批授予海军轮机少将（当时仅二人）。

1913年2月祖父正式被任命为江南造船所（江南船坞更名）首任所长，一上任就对该所进行整顿，并采取“半官、半商”等经营方针，半年内就把船厂债务还清了，使这一近代造船基地得以发展，并出现“营业日上”的局面。

1913年8月20日祖父晋升轮机中将，这也是民国时代第一位被授予轮机中将（海军轮机最高军衔）。

1915年海军总长对三座造船基地进行考核，结果陈兆锵管理的江南造船所名列第一，福州船政局最末。因此总长呈文拟将陈兆锵调任福州船政局局长，“裨资整顿”。1915年9月陈兆锵上任，受命于危难之际。

陈兆锵主持船政局十一年期间，正是军阀连年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国家财政枯竭、各项经费奇绌的时期，祖父却能在这百废难举、不得有为的时期，而有所作为，且政绩卓著，实属难能可贵。这里无法详述，只能提几项主要的简介：大力复建整顿海军，恢复艺术学校招生，创办我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厂——福州船政局属下海军飞机工程处，创办第一所飞机、潜艇学校并兼任校长，重建马江昭忠祠并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创办发电厂等。虽因经费极为困难，只制造了“海鸿”“海鹄”两艘炮舰及维修舰船等，但使福州船政局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得以维持和发展，使之重新成为中国海军制机造舰育才的基地。

江南造船所能欣欣向荣，福州船政局能够得以维持，祖父陈兆锵的功劳不可磨灭。

有一种说法，认为陈兆锵将军曾是中国第一架飞机的幕后推手，请您介绍下相关情况。

在任福州船政局局长期间，祖父做出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极力申报在马尾设厂制造飞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看到飞机和潜艇在战争中发挥的威力，1918年1月在祖父的极力争取下，经海军部批准在福州马尾创办我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厂——福州船政局飞机工程处。在经费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于1919年试制成功我国第一架水上飞机，至1930年共制造成功15架水上飞机。1921年10月7日大总统以福州船政局试制水上飞机告成，局长陈兆锵“督率有方”，特授陈兆锵“勋五位”勋章。

祖父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同时又创办了我国第一所“飞潜”学校，并兼校长，培养了我国第一批这方面的人才。比如新中国时期江南造船厂舰艇专家王荣浜、上海浦东造船厂总工陈薰、福建企业公司铁工厂厂长兼总工程师陈长钧等。

请您谈谈陈兆锵将军与萨镇冰、陈绍宽交往的历史，以及近代闽籍海军为什么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近代闽籍海军能够大放异彩，其中很大的原因，我认为就是晚清名臣沈葆桢（福州人）在福州马尾建立福建船政学堂，培养了一个时代的海军栋梁和一批又一批的海军人才。祖父因受到影响而进入福建船政学堂学习。北洋水师大型水面舰艇管带（舰长）都是船政学堂毕业，甲午黄海海战首轮参战10艘兵舰都是船政学堂毕业的。在福州船政局时期，船政学堂改为海军学校和海军制造学校，又创办飞潜学校等，以后因经费极其困难，改为地方办，逐渐演变成“高航”学校。因此在福州马尾培养出大量海军方面的人才，如民国时期海军总长刘冠雄、海军总司令蓝建枢、陈绍宽等，我听前辈说民国时期海军大多是闽籍人，都讲福州话。

祖父和萨镇冰的交往从船政学堂开始，又同在北洋水师服役，一起参加甲午海战，期间共事，在此不多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萨镇冰、陈绍宽等还经常到祖父故居花厅内共商为家乡教育和公益事业尽些力。

萨镇冰1952年病逝后，陈兆锵于1953年病逝，时任福建省副省长陈绍宽获悉祖父病逝，亲临吊唁。

在您看来，陈兆锵将军在家风上给您以怎样的影响，现在陈氏家族还有研究船政或者从事相关事业的人吗？

祖父为人十分低调，极少谈及自己的经历，所以父辈对其知之甚少，我们孙辈更不用说。

在甲午战争博物院将士纪念馆里，陈兆锵展板上标题：“终身事业献海军”。的确，祖父一生都奉献在海军事业和国防建设上。祖父每个阶段经历都很出色，这在前面已谈及。

在法海路8号故居二进院落大厅柱上挂有一副对联，上联“兄弟睦，家之肥”，下联“子孙贤，族乃大”（此对联已遗失了）。祖父告诫我们，要和睦为贵，待人要和气，睦邻要友好，要做德才兼备的人。在故居花厅内也挂有一块书写“养真”的匾，后来也遗失了。父亲在台湾时请了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也是一位书法家溥濡书写了“养真”二字，从台湾带回来交给我并慎重对我讲“养真”二字是我们的传家宝，现这幅书法保留在我的儿子陈欣处。它告诫我们真心诚实待人，对事要无私奉献，祖父的一生经历就是无声的表率。祖父80多岁时，腰背依然挺得直直的，生活上勤俭节约，衣着朴素整洁，厅内石头板上有点污渍洗不掉，他就用槌子轻轻敲打。我从1948年直到1953年祖父仙逝，这五年里和祖父生活在一起，相处中祖父言传身教，始终留在我心中，这也是我能在逆境中奋发向上的推动力。

祖父的经历和功绩，我们都在挖掘中，已出版二本有关祖父的书。现在陈悦、林樱尧两位专家正在主编《曾经沧海——近代海军名将陈兆锵》一书，该书包括近年来全新发掘的历史资料，是一部关于陈兆锵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此外，我们还参加了船政研究会、福建船政文化联谊会、抗日海（空）军后裔平台等活动，弘扬船政精神。

您和陈兆锵将军都属于螺洲陈氏，在您看来螺州陈氏为什么在近代能够大放异彩，螺州陈氏和近代海军发展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

螺州陈氏文武双全，将军18位，院士2位，进士21位，举人108位，一代带一代形成读书风气，比如祖父族兄陈宝琛是帝师——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在祖父七十大寿时，特书写“族弟锵臣七十寿序”，挂在故居一进院落大厅正中。文革时此寿序和其他书法、古董被红卫兵抄走，后来居委会（社区）通知可以取回，因迟去二天被人冒领了，实在可惜。螺州陈氏宗祠还专门设立陈宝琛基金会，每年都会颁发奖状及奖金，奖励考上大学等方面有成就的学生。

螺洲陈氏的还有陈兆翱、陈大咸、陈长钧、陈昕（“重庆”舰轮机长）等人，不一一述说了。

螺州陈氏是科举世家，造就出众多像陈兆锵将军这样的海军将领等各类人才。

请您讲讲您的历史，尤其是您后来为什么选择到福州大学当一位高校教师，以及您因父亲在台湾关系而受到影响，“逆境”中如何奋斗的经历。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因父亲在台湾而受牵连的我，在人生成长道路上，肯定是不平坦的、不顺利的。在中学时代，我就积极向上，也写过入团申请书，对我来说入团也是难以实现的目标。

1955年我很幸运能考上大学，在大学期间我更加发奋努力、积极向上，按“三好生”全面发展要求自己。我不仅勤奋学习，积极参加文体及社会活动，在班级任学习委员等，为了锻炼自己，我还利用寒暑假和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一起参加学校基建苦力劳动，大暑天光膀子挑土方，晒得黑黑的，辅导员及同学们都十分认可我的表现。这里要补充说下，在大学四年学习期间，我只回家一次。由于学习成绩全优，并且全面发展，1956年我被评为校级优秀生。旋之，学校派人到母亲单位调查后，很快就批准我入了共青团，高兴之余，无以言表，我马上写入党申请书。当时班上有位调干生（所谓调干生，就是已经参加工作了，又保送到大学培养），也是一位中共党员，因年纪大一些，学习有些困难，系（现改为学院）要求我和他一起晚自习，给予辅导。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每个班都有右派分子指标，我父亲在台湾，年段几乎找不到第二位同学有台湾关系，因此我划为右派分子是属于大概率事件，由于我长期的表现，以及积极要求入党，在大鸣大放期间也没有问题，再加上这位调干生的保护，是我不幸中的大幸，幸免了这场灾难。

大学毕业，在报志愿栏上，我填了“祖国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当时福州是前线（1958年炮击金门），1959年我毕业。福州大学1958年刚建校，需要师资，我属于支援前线，分配到福州大学担任老师。我就这样幸运地被分配回家乡了，直到1998年退休，因此可以说我一辈子都在和学生打交道。

到福大后我被分配在机械工程系（现在改为学院），到系后即聘我兼任系秘书，分别任过管教学、管科研、管学生的秘书，也任过教工团总支宣传委员等。为了培养年轻教师，系里每年都有计划派往清华等名校进修，唯独我没去，系里多次送我去进修，但因父亲在台湾的关系，对方不予接收。尽管如此，对我来说丝毫不影响，仍追求上进。

文革后，各民主党派在恢复组织，福建九三学社三人筹备组中其中一位是机械系副主任，他要发展我，拟请我筹备福大九三学社组织，还通过校统战部及系总支书记做我工作，但我坚定要加入共产党，经过30年的努力我终于在1985年被批准加入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支部大会上，同志们高度赞扬我矢志不渝的努力。

我为什么说了这么多经历，主要也体现了祖父对我的影响。要成为一位德才兼备，在逆境中能为理想而奋斗不息的人。我在退休前，在事业上，都是努力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