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父报仇，该不该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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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血亲复仇」，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无论是在文学作品，还是现实生活中，「血债血偿」的情节并不少见。

杀人是不对的，可如果因为自卫或为了给亲人报仇而杀人，就难免有些迟疑了。

那些血亲复仇案例，总是伴随着热血愤恨、快意恩仇，但也伴随着人们对这种做法的争议。

为父报仇的案子该怎么判，确实是个难题。

《礼记》讲，「父之仇，弗与共戴天」，这是礼。

《韩非子》讲，「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私者所以乱法也」，认为私自复仇，就是乱法。

这是一场「礼」与「法」的冲突。

的确很难办。杀人偿命，似乎天经地义；但父母被冤杀，无人主持公道，这是国家的失职与正义的缺失，当国家不能维护公义，百姓自己为何不能动手？

这条「悖论」的争论，自古便有。唐代诗人陈子昂与柳宗元，就有过一场精彩的辩论。

今天，在知鸦·通识课程《何老师历史掌故》中，我们就来讲讲这个古代的「血亲复仇」案，以及这场跨越时空的「礼法之辩」。

一千三百多年前，正值女皇武则天当政时期。当时在同州下邽（guī），也就是今天的陕西渭南县，发生了一起杀人案。

在那里，一个朝廷命官在驿站里被一个服务生给杀害了。被杀的这位官员叫赵师韫，是中央的御史，需要到各地区监察工作，相当于今天的监察部官员。

这个天天监督人的职位，平时肯定不少得罪人，很多风言风语就出来了。

还没等人们对它大书特书，凶手就来投案自首了。

原来，这个驿站服务生是个叫徐元庆的年轻人，他的父亲徐爽当年被担任县尉的赵师韫枉法杀害了。

杀父之仇，怎么能忍？

碍于当时年纪尚小，徐元庆只好暗中观察，等待时机再去报仇。

可还没等到这个机会，赵师韫就升官了。这一升就升为御史，直接奔中央去了，这下想要报仇就更难了。

于是徐元庆更名改姓，到下邽的一个官办驿站做仆役，等待机会降临。

为什么选这个地方？

当时下邽是西都长安与东都洛阳之间的中转地，身为御史的赵师韫一定会来这里过宿的，他就在这里静静地等。

这个机会真的就被等来了。一天，赵师韫真的住进了这个驿所，徐元庆手起刀落，终于血亲之仇得报。

报了仇之后，徐元庆也没有逃跑，反正大仇已报，人生夙愿已了，索性自首去了。

这凶手是来了，可一众官员却判不出个所以然来。按照法律来说，杀人当诛，这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自汉代以来，儒家成为中国的官方学问，儒家的「礼」就愈发受到人们的尊崇。《礼记》中说：

「父之仇，弗与共戴天。」——《礼记·曲礼上》

既然国家教导的是要与杀父仇人不共戴天，那徐元庆为了自己的父亲报仇，自然是个大孝子，理应嘉奖；而且人家还来投案自首，按理也不该是死刑。

中国人自古以来受儒家「礼」的思想影响很重，关于报仇这件事，在春秋时期，孔子的弟子子夏就问过他。子夏问：遇到杀父之仇、杀母之仇的时候，对待那个仇人应该怎么做呢？

孔子说：那应该要每天睡在草席上，枕着盾牌，不去当官，把报仇雪恨这件事时时刻刻记挂在心，誓不与仇人共存世上，如果在街上碰到了这个仇人，连回去拿兵器都不必，直接上前拼命，最好是平常都随身带着兵器。

「弗与共天下也」，这叫不共戴天之仇。

可见，孔子对于「礼」、「孝」是十分看重的。《周礼》中也对报仇这件事做了说明，凡是那些想要报仇的人，只要去官府那里登记了，再去杀人，就判为无罪。

这是儒家对待血亲复仇的看法，但法家就不这样认为了。

韩非子说过一句话：

「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韩非子·诡使》

韩非子说，我们之所以立法，是为了禁止私刑，像这些私自报仇的行为，就是在乱法。

这是先秦时期诸子对待礼与法的不同看法。到了汉代，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正统，血亲复仇的事情变得普遍，这样一来，连官方有时也受不了了。据历史学家瞿同祖考证，他说：

「至少在西汉末年已经有禁止复仇的法令……以防止恶风之滋长而已。」

到了三国时期，《三国志》中也记载了曹丕的一条诏令：

「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三国志·魏书二·文帝纪》

| 唐代画家阎立本笔下的魏文帝曹丕画像。

图片来源：Wikipedia

由此可见，随着法律的完善，以及国家权威愈加受到重视，民间报仇这种事越来越不被允许了。

到了唐代，中国的法律更加完善，《唐律疏义》是中国古代最完备、影响最大的一部法典。

但同时，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战乱与儒家衰落，唐朝时期儒家思想又开始重新确立起地位。所以在唐代，礼法冲突就显得格外严重，关于礼与法的争论也就更多。

《唐律疏义》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非折伤者勿论；折伤者，减凡斗折伤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唐律疏义·卷二十三》

这是说，父母被人打了，子女当然可以打回去，如果没有打伤，就不算犯法；如果打伤了，就按普通斗殴罪再降三等定罪；但是如果把人打死了，那只能依常律处以死刑。

可是中国人骨子里对于骨肉之亲的「孝」、「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礼」，这些观念仍是根深蒂固。人们宁愿受刑，也不愿背上不孝的骂名。

而且，自汉到唐，有许多士大夫官员都认为「礼」是高于「法」的，「礼」是儒家的治国理念，是仁政的根本，而「法」不过是国家运行的工具。当两者产生冲突时，自然应该「礼」先「法」后。

因此，当徐元庆这件难断的案子层层上报，去到了武则天手里时，这位女皇帝是同意放人的。

唐代的法律虽然禁止民间报仇，但因为前朝的种种先例和皇帝的允许，案子照理说该从轻发落，徐元庆也罪不至死。

| 武则天像

图片来源：Wikipedia

但是，后来武则天却改变了主意。

当时武则天有个拾遗（唐代官职）叫陈子昂，就是那个吟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陈子昂，他的职位就是专门来指正皇帝的不足，给皇帝出谋划策的。

听说了徐元庆的案子，陈子昂跳了出来，专门作了一篇《复仇议状》，他在里面把「礼」和「法」颠来倒去地论证了一遍，杀人者死，是法律，是国家权威，怎么能不顾？这一次放过了，以后再有人谋杀朝廷官员，那可怎么办？可是徐元庆替父报仇，大孝大义，儒家信条，不可不遵，又该怎么办？

他出了一个主意，他说，照我看来，应该先根据法律将他处死，但是在他死后，在他的乡里大力表彰他，给他的墓插个锦旗什么的，使他为同乡、后辈敬仰。

这个办法一提出来，当时的人都觉得好，既施行了法制，也保全了礼义，看起来是个「礼法合一」的好办法。武则天也同意了这个折中的方案，并将它编入到典章法令里，作为后世此类案件的参照。

这件事按理说也就尘埃落定了，可是它在一百年后又有了转折。

那时，时任礼部员外郎的柳宗元有了不同看法。他当时所处的部门礼部，就是专门掌管礼仪的，他在搜寻前朝卷宗时就注意到了徐元庆一案，发现了不对劲。

| 柳宗元像。柳宗元，唐代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图片来源：Wikipedia

柳宗元认为，陈子昂的做法并没有达到「礼法合一」，反而自相矛盾。为了反驳陈子昂，他特意写了一篇《驳复仇议》，里面写：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

礼的作用，就是为了防止暴乱，刑法的作用也是为了防止暴乱，两者本质相同，不应该是对立的。但陈子昂的做法「既诛又旌」，把惩罚和表扬用在同一件事上，惩罚一个应当表彰的人，又表彰一个应该受惩的人，其实是把「礼」和「法」割裂了。这样的做法可能导致刑法的滥用，也会破坏礼制，后人看来，怎么能不混淆呢？用这样的方法作为国家法典，既不会惩罚到坏人，也没有起到规范的作用。

他又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论点，引用了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里的话来佐证：

「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

他认为，如果一个父亲是蒙冤而死，那他的孩子当然应该为他报仇，如果一个父亲作恶多端，就是该死，这时候孩子为他复仇，并不能除害，冤冤相报何时了。因此，柳宗元认为，徐元庆的父亲徐爽明明是受了冤屈的，赵师韫徇私枉法，上边的人没有体察、没有主持公道，还把复仇的孩子判了刑，就是国家的失职。既然国家失职，百姓为何不能自己动手、维护正义呢？

因此，他认为徐元庆的做法既维护了私义，也维护了公义，其实合「礼」又合「法」。这样一个英雄，国家应该奖励他，而不是对他又捧又杀，这一次的「以礼入法」，才是真正的「礼法合一」。

柳宗元特意在卷宗上做了标记，请求人们把自己这篇文章加到后面，以提醒后人在看徐元庆的案例以及陈子昂的处理时，可以参考自己的意见，更加审慎对这类案件予以置评。

后来，柳宗元的这篇文章被收录到《古文观止》里，足见它在后人心中的地位。

陈子昂、柳宗元的辩论虽然是跨越时空的一场对辩，却是法律史上的一次重要辩论，礼法之争在司法实践中屡屡出现。

历史上的血亲复仇例子非常多，之所以挑出徐元庆案，也是因为陈子昂和柳宗元的辩论非常精彩，它给了我们一个思考，当法的正义缺失时，我们应该如何弥补这种缺失。

中华法系自古以来就有自身的特点，本质是礼法合一，而不单单只论法，儒家理念也是人们行为准则的重要依据。

因此，中华法系的实质是在处理「礼」与「法」的冲突，以实现「礼法合一」，也正因如此，才会有这些争论的不断发生。

从古至今，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每一个历史故事都发人深思，每一个历史故事都是我们理解真实历史的最优方式。

有时，换一种角度看历史故事，又是另一番风味；通过历史掌故还原历史人物，也会体会到人性的冲突；通过历史深处的悲凉与真情，体会历史粗糙而真实的一面。

原标题：《为父报仇，该不该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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