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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喜悦与悲伤》② | 无忧无虑的童年,是家族最后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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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我们读的是《张爱玲的喜悦与悲伤》,用全本有声书的形式还原她的成长故事,你将会在接下来的10天里,走进张爱玲的世界,体味她的谜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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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活一直按照这样的轨道运行,太阳、秋千、何干、毛物,该有多美好。虽然家族的鼎盛之花已经凋谢,但这一家人生活的习惯和步调仍是精致考究的,不免还是要讲讲排场,显显富贵。
张爱玲后来回忆道:“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打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袄裤,雪白地偎倚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有一段时间,爱玲每天晚上都会被带到起士林去看跳舞。在裙角飞扬的场合里,孩子的焦点却是不同的。
她坐在桌子边,面前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她可以吃完一整块,然后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打着盹,照例到三四点钟,趴在佣人背上回家。
一次,爱玲留意到,张干将一个生涩的柿子放在抽屉里,随后仿似忘记了它的存在。她每隔两天就会拉开抽屉看一看,然后观察张干的状态,但不知为何,就是不愿提醒或是发问。
日子久了,那柿子腐烂为一摊水,证实了爱玲的猜测,却已成为不可挽回的定局。
童年时看似不经意的一段往事,却兀自影射着张爱玲一生的轨迹——她那样不经意地来到人世间,在灰色的布景里渐渐成长,长成一颗青涩的果实,而后离开家族的枝丫,被不知名的大手摘落进凡尘里。
历经世间的滚滚洪流之后,因着那“奇异的自尊心”,她最终将自己幽闭在一方空荡而又狭小的空间里,是一厢情愿,也是被逼无奈。然后呢?然后再没有人看顾她,让她兀自地红了,透了,熟了,而后又烂了,腐了。
偶尔有人伸颈窥伺,也只不过是为了猜测一场宿命。然而那又如何呢?她最终还是成为不可挽回的定局,连她自己都兀自叹息。
然而不管怎样,那时的世界是轻柔而美丽的,偶有一些小小的坏情绪,也都是小事情,比如背书的苦恼。
家里为姐弟俩请了私塾先生,无忧无虑的游戏时光因而被削减去了大半,枯燥的背书生涯让爱玲感到痛苦难安。
曾有一年的年初一,爱玲嘱咐何干,天亮就要叫她起床迎接新年,但佣人们担心小姐熬夜读书太辛苦,所以没有忍心叫醒她。
醒来后,爱玲伤心地哭了,因为鞭炮已经放过了,她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已经成为过去,我没有份了”,于是“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说是童言无忌,然而小爱玲的话语却总是成谶——最终一切的繁华热闹成为过去,没有她的份,无论她曾经怎样努力地追赶,即使是穿上了新鞋追赶。没有用的。
小女孩的烦恼也有一部分来源于容貌漂亮的弟弟。
不知是出于忌妒,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每当爱玲听到家人们夸奖弟弟的大眼睛或者长睫毛,就有些气愤。
在宅子的上上下下,男尊女卑的观念也不时会露出马脚,小爱玲对此常常报以一声冷笑,和高傲扬起的小脑袋。
弟弟的确长得很秀气,爱玲后来在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载:“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脸上,真是白糟蹋了。”因为这种微妙的比较,爱玲身边的何干也似乎低人一等,处处让着弟弟身边的张干。
爱玲气不过,有时会忍不住帮着何干争论,但换来的是张干恶狠狠的气话:“你这个脾气,将来要嫁给谁去?恐怕会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每当爱玲表示不服的时候,张干还会指出爱玲握筷子的位置,来再次论证自己的观点:“筷子抓得近,嫁得远。”
小爱玲听了,连忙将手指的位置换到筷子的尾端,但是狡猾的张干会立刻改口:“抓得远当然也代表嫁得远。”于是,憋得满脸通红的小女孩总是瞪圆了眼睛,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了。
其实,弟弟的童年也并非没有烦恼。跟爱玲比起来,他身体比较虚弱,又不会读书,也吃了不少苦头。
因为忌妒姐姐画的图画,他有时会偷偷毁掉几幅,或是画上几道黑杠子。因为身体虚弱,大人们在他的糖里面掺了黄连汁,用浓浓的苦来浇灭孩子的期待。他仍然馋,哭得十分伤心,家人又把他的拳头涂上黄连汁,只为了让这个可怜的男孩断念。
后来,爱玲回忆起小时候的种种,也叹息着说:“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
不过,在爱玲八岁之前,所有的烦恼都是美丽童话中的小插曲,生活的主色调仍是温暖的。在毛物为他们构造的虚拟世界里,两姐弟用最活跃的想象力丰富着童年的记忆。
小爱玲会把他们设想为能征善战的两位勇士,她叫月红,手持宝剑,弟弟叫杏红,武器是两只铜锤。
构成故事的还有一些虚拟人物,故事的背景发生在“金家庄”,时间是在黄昏时分。随着“叮叮咚咚”的切菜声,金大妈先粉墨登场。接着,众人狼吞虎咽地吃过晚餐,便提上武器去攻打敌人。
翻山越岭的过程中,总有人先英勇地杀败两只老虎,夺过两枚老虎蛋,将那老虎蛋切开来,竟与煮鸡蛋一模一样。
尽管小爱玲对自己编故事的能力沾沾自喜,但弟弟却不总是捧场,常常放弃配合,搞得张爱玲很是气恼。
弟弟有时候也小试牛刀,但编来编去,就是一个路人被老虎追赶着,拼命地跑,又拼命地追……没等他进入正题,爱玲就笑得直不起腰来,有时爱怜在他的小腮帮上印上一个吻。
童年的美丽时光串联成欢快的儿歌,跃动在旧日的阳光下。
这是爱玲与寻常女孩一样拥有的金色回忆,她也曾在年不经事的时候,与这世界进行过最直接的交谈。
若干年后,人们追溯这个女孩迥异于常人的性格源头,发现父母亲的家庭角色有着深刻的影响,而那段热粥一样温暖缠绵的岁月就成了小爱玲生命中最纯粹、最闪亮的珍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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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的纯白视野中,“破碎”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沉重词语。他们刚刚学会一些无比美丽的概念,比如“爱”,比如“温暖”,比如“美丽”,还来不及读懂它们如何变幻莫测,也无暇体会世间的矛盾和复杂。
站在民国的星空下,伴随着故事前进的脚步,“失去”的出镜频率已然越来越多。如果说,在时空的某一个点上,人们才能真正地找到自己,那么八岁那一年的复得与再失去,应该是爱玲毕生难忘的悲伤回忆。
离别发生在更早些的时候。那一年,爱玲四岁,母亲离开了家,远赴大洋彼岸的另一个国家。
当时,爱玲还不懂得什么叫作悲欢离合,所以竟然木然面对这一切。对那时的她来说,母亲是个若有若无的名词,走了也便走了,不觉得是天大的事情。
父母亲之间的爱与恨,她还不懂得。
在张爱玲的家族谱系中,张廷重不是一个重要的名字。
不难想象,倘若没有李鸿章,没有张佩纶,没有张爱玲,或许这个名字根本就不会被后人记得。如同历史中的每一颗尘埃那样,他会悄无声息地存在,再悄无声息地消逝。
张廷重七岁没有了父亲,年纪轻轻就寡居的母亲望子成龙,将儿子视为自己的精神支柱,曾经试着要把丈夫未曾实现的志向交与儿子。
张廷重能够体会母亲的用心良苦,他在严厉的家规中长大,埋头苦读的日子远远多于自由玩耍,挨打、罚跪的事情常常发生。后来,张廷重继承了家族的殷实家产,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者,但成长过程中那种巨大的压力就像挥之不去的阴影,始终堵在他的心头。
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张廷重更加迷失了方向,不知该如何前行。光大门楣的重任,他一生也未能如愿完成。
在时代转换的夹缝中,张廷重的命运显得有些尴尬。没有做生意的魄力和头脑,也没有从政的机会和运气,他只能靠着老祖宗的积蓄,闲闲散散过一生,表面看来很神气,其实心里满满的都是自卑与窝囊。
爱玲恍惚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常独自在书房内吟咏,拖着长腔,一边大声背诵,一边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孤单的影子映在窗纸上,有种扭曲的怪异感。她想不明白父亲在做什么,就狐疑地走掉了。
事实上,这举动确实有些悲伤,有些空洞。
年少时的经历可以造就人的性格。在压抑之下,张廷重注定不会成为一个乐观爽朗的男人,也不具备温柔平和的品质。他的心始终纠结着,永不通透。
小时候,李菊耦生怕唯一疼爱的儿子学坏,所以从不放他自由玩耍,给他穿过时的艳俗衣服,身上总是花花绿绿的颜色,连鞋子也是绣花的。
男孩子也是有自尊心的,他为仆人和邻居们怪异的眼神而感到难过,但又无奈拗不过母亲,只好把正常的鞋子塞在袖子里,出门后再悄悄换上。
李菊耦并非看不见儿子的尴尬,但她坚持认为自己的管束是英明的。或许是出于安全感的缺失,她宁愿儿子衣着怪异,举止腼腆扭捏,被人笑话,也不愿意他光鲜亮丽地与纨绔子弟们鬼混,万一染上什么可耻的恶习,那么整个家族的脸面也就无处可放了。
有趣的是,李菊耦对女儿张茂渊倒是开明得很,允许她穿男装,学习西方的很多先进文化,特立独行,连家里的仆人也都习惯将小姐称为“少爷”。
爱玲的母亲黄素琼是个美丽的女人,出身官宦名门,身材高挑匀称,举手投足流露着贵气。她的五官轮廓有些像外国人,精致又大气。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官小姐绝不是只懂得绣花赏鱼的深闺女子,她受到开明民主思潮的影响,脑子里装满了新鲜的想法,对西式文化很是推崇。
在这位少女的期待之中,她应该携手一位志同道合的伴侣,一同探讨最潮流的外来文化,建造一种完全不同于祖辈们的新生活。
只是,现实击败了想象,一场被冠以“门当户对”的婚姻让她彻底地尝到了失望的滋味。
显然,这个叫“张廷重”的男人,并不符合她少女之心的美妙想象。过度膨胀的气球歪歪扭扭地升上天空,最后又如断了线的风筝,摇摇晃晃地跌落下来。
她愿体会爱情的喜悦与痛苦、生活的曲折与美好,让别样的青春碰撞出火花,让年轻的汗水尽情挥洒在一片多情的田野里。她想为邂逅之人开出柔情,为亲密之人开出温暖,为深爱之人开出旖旎,对于这样一个内心充满了理想主义愿景的女性来说,旧式婚姻的枷锁无疑使她痛苦不堪,生活不再如想象般多彩。
她渴望成长,渴望蜕变,她也曾有过妥协与幻想,或许这个男人会被自己所感染,随她共同创造另一番天地。
他们是外人眼中的金童玉女,一个是御史少爷,一个是黄军门的小姐,不妨多做些努力,将这童话故事演绎到底。
日子一天天过去,张廷重始终不是新派少年,谱写不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生活脚本。在黄素琼眼里,他越来越像一个满身恶习的遗少。
节奏不同,脚步凌乱,他们始终站在彼此的对岸,隔海相望,却写不出一段美丽的故事。
当生活断送了梦想,黄素琼感受到了无所不在的失意。她尝试过抵抗,也尝试过劝服,但都无济于事。开始时,她灰心时便往娘家跑几趟,但是婆家的面子总是要照顾到,走的时候避人耳目。
搬到天津之后,张廷重开始沉迷于抽大烟、赌博、嫖妓,交上了一大群不务正业的酒肉朋友。黄素琼终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一厢情愿的梦境,到了该画上句号的时候了。
李菊耦的担心终究还是成为现实。黄素琼彻底心死,也索性不再期盼,不再抗争,而是把时间用在自己身上,不论是弹钢琴,还是学英语、设计衣服,总还是有些乐趣的。
在这个宅子里,最理解黄素琼的人就是小姑子张茂渊,这两个爱好和个性都极其相近的女人倒是嗅到了同类的味道,成为如胶似漆的好姐妹。
1924年,张茂渊要出国留学,黄素琼牢牢抓住了这个逃离婚姻枷锁的机会,也随小姑子一道而去。尽管这件事情遭到家里人的一致反对,但是无奈姑嫂一条心,两人都坚定地表示绝不妥协,最后毅然决然地登上了远离的飞机。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黄素琼的做法被人们看作是不可思议的“异类”。但她主意已定,任谁也无法更改。
年华已不再青涩,如果现实生活与爱无关,那么不妨换一片天空,寻找一个诗意的世界,给灵魂一个狂欢的机会。
现实的天地太小,容不下蓄势待发的春色年华,如果曾经是一场错误,那么就让它随风消散吧。与这世界间的误解,就像是情人间的争吵那样寻常,就当一切是梦,醒后拒绝留恋,踏上另一段征程。
或许,并非没有过挣扎与痛苦。爱玲还记得母亲临走的那天,她伏在床上痛哭,衣服上美丽的绿色亮片颤抖着。佣人们连连催促了几次,时候已经到了,但她仍然专心哭泣着,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
后来,爱玲轻轻地摇了摇母亲:“婶婶(张爱玲名义上过继给伯父),时候不早了。”她还是哭,仿佛耳朵已经与这个世界隔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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