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站的弹幕：统计学谬误抑或幸福悖论？

2020年底，有细心网友通过B站的弹幕发现：网友们十分自豪于中国宏观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然而一旦涉及购房、生育与教育等微观层面的话题，就有人开始吐槽。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解读这一现象呢？

一、谨防两大统计学谬误

当缺乏科学的统计调查而仅凭偶然性的经验观察时，我们常会陷入某些统计学谬误而对有关现象进行过度解读。对于本文主题，就需谨防如下两大常见的统计学谬误：

第一，样本选择性偏差。我们知道，并非所有人都是网民，也并非所有网民都会上B站且发弹幕。如果网民与非网民、B站网民与其他网民、喜发弹幕网民与不喜发弹幕网民在个人境遇等方面存在系统性差异，那么对于由所有国人构成的总体，这位细心网友所观察到的子样本其实是缺乏代表性的，而据此作出推论将面临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存在严重的以偏概全风险。

第二，幸存者偏差。假若人们在偶受挫折时就吐槽，在顺风顺水时却只顾着“闷声发财”，我们就会仅仅听见吐槽声，而那些对当前生活状态感到满意的人则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如果我们误认为吐槽者的一面之词是所有人的共同心声，就陷入了幸存者偏差——吐槽者成为所谓的幸存者，因为只有他们的意见被说出来进而被听见。

二、“幸福悖论”及解释

即便上述两大统计学谬误已被排除，B站弹幕确实折射出微观个体的幸福感或获得感与经济增长是相背离的，但这一现象也并非中国所独有。早在197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就在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报告了一个反常现象：一国纵向比较，经济增长并没有增进国民的幸福感；跨国横向比较，富国的幸福水平与穷国相差无几。学术界将伊斯特林的重要发现冠为“幸福悖论”。

伊斯特林的研究引发了国民幸福感研究热潮。随后大量经验证据表明，尽管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千差万别，但令人惊奇的是，幸福悖论却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那么，学术界对此是如何进行解释的？总结起来，存在如下三大观点：

第一，经济学观点。基于边际效用递减这一经济学基本假设，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幸福饱和论：随着收入增加，个人幸福感递增，但增加幅度却是递减的，而一旦增幅等于零，个人就达到了幸福的饱和点。在此之后，则收入不再与幸福感相关。与此类似的观点是收入门槛论，认为个人的收入水平存在一个门槛，而当这道门槛被跨越后，收入增长就再也不能提升幸福感了。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基于著名的相对收入理论，认为个人幸福感主要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而这意味着：如果所有人的收入同时提高，那么个人收入在相对水平上便无增长，从而个人的幸福感不会增加。

第二，心理学观点。心理学中著名的适应理论认为，为适应新环境，人们的心理一般会根据外界刺激进行调整，从而使得主观情感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据此，心理学家们进一步提出“快乐踏水车”与“基准线”两种理论来解释幸福的悖论。其中，前者认为，随着收入水平上升，个人的物质欲望会不断增强，以致收入增加的现实被逐渐适应，财富增长所带来的幸福感被削弱；后者认为，基因、人格、气质等个体因素使得每个人拥有一条恒定的幸福基准线。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个人的幸福感会围绕幸福基准线上下波动。然而，一旦情绪系统根据新的环境进行了调控，幸福感就会回归基准线。因此，幸福感不过是一种暂时的情感反应。

第三，统计学观点。个人的幸福感显然受到收入与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收入与其他多种因素会同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若仅考察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而不控制其他多种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则会产生统计学上的遗漏变量偏差。例如，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的消极效应未被控制，那么经济增长对幸福感的积极效应就会被这种消极效应所抵消，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对幸福感的真实效应被低估。再如，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资本也可能因社会竞争加强与人际关系减弱而遭破坏，结果使得人们的幸福感降低。倘若这一消极效应也未被控制，则同样会导致经济增长对幸福感的真实效应被低估。

三、基于中国现实检视已有观点

如果B站弹幕确实是对中国版幸福悖论的折射，那么上述这些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现实呢？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甚至在不少年份跑赢了人均GDP的增速。但从绝对收入水平来看，中低收入者在人口中仍占较大比例。例如，2019年数据显示，中国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40%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年人均收入为11485元，月人均收入近1000元。因此，幸福饱和论与收入门槛论均对中国现实缺乏解释力。就相对收入理论而言，由于没有证据表明人们的收入增速是齐头并进的，其也缺乏解释力。

是的，幸福感作为一种心理上的主观感觉，也许与物质财富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然而，在全社会广泛认为购房、生育与教育均涉及刚性需求的情况下，前文的心理学观点也很难解释中国现实。其实，诸如“快乐踏水车”这样的理论，颇似教诲人们应保持“佛系”心态的心灵“鸡汤”，很难算是一个可以推导出具体命题从而具有可证伪性的科学理论。

相对而言，忽视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的消极效应会导致遗漏变量偏差，这一统计学洞察是更具启发性的。虽然中国约有6亿人的月收入仅在1000元左右，但约有3-4亿人已跨入中产阶层，月收入达到10000-20000元。对此，经济学家樊纲认为，中国面临着较大的收入差距问题挑战。然而，即便中产阶层拥有相对宽裕的经济生活条件，似乎也缺乏幸福感。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春玲研究员等人的研究，中国中产阶层普遍存在压力和焦虑情绪。他们的压力和焦虑最主要源于四个方面：购房、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由此看来，收入不平等很可能不是导致幸福感缺失的重要因素。换言之，是否控制不平等对幸福感的消极效应，也许并不影响中国版幸福悖论的成立。

四、结语

我们要当心对B站弹幕所反映的中国版幸福悖论进行过度解读，因为此现象或许只是样本选择性偏差或者幸存者偏差的一个现实例子而已。但若经过严肃的统计调查排除了统计学谬误，则该进行怎样的解读呢？简单的分析表明，即便幸福悖论并非中国所独有，但学术界已有的观点难以较好地解释中国现实。

假若中国版幸福悖论真的存在，其缘何产生却似乎成为了一个待解之谜。我们注意到，复旦大学奚锡灿等经济学者尝试从中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视角来揭开这一谜题，其推理过程颇具说服力。不过需提醒的是，从科学哲学上讲，任何一种解释都是等待被证伪的假说。因此，谜题的揭晓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作者姚耀军为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