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史｜自强之计——沈葆桢与中国铁甲舰前史

1874年春天，清王朝福建省辖下的台湾岛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侵袭，成了整个帝国关注的焦点。5月22日，日本明治政府“台湾番地事务都督”西乡从道率军在台湾南部的社寮海岸（今为台湾屏东县境内）登陆，以“征番”为借口，大肆攻打、焚掠台湾番社，并有久占之势。

面对突发的日本侵台事件，清王朝满朝震惊不已，立即设法针锋相对，派遣驻节福州马尾的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1820-1879）率军舰、兵勇渡海调查、抗衡。

沈葆桢，字翰宇，号幼丹，1820年4月9日出生于福建侯官（今属福州市），是清末名臣林则徐（1785-1850）的外甥、女婿，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进士出身，曾任江西巡抚，又作为首任船政大臣成功主持了船政的中外技术合作事业，颇著政声。船政事关工业、教育、海军以及中外交涉等诸多事务，沈葆桢亲力亲为，也因此沈氏是当时整个帝国官场上最具近代化海防实务经验的高级官员。

首任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

5月29日，鉴于日本侵台的形势吃紧，清王朝又颁旨授予沈葆桢“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的头衔，授权沈葆桢与日方直接交涉折冲，并给予其调度福建省官员、军队以及江苏、广东等省近代化舰船的军政权限，以便临机应变。

几天过后，沈葆桢于6月3日将自己所思考的处置方略上陈清廷，以“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材”“通消息”作为应对、平息日本侵台挑衅的四大端绪。在其中的“储利器”一节中，沈葆桢提起了一种名叫“铁甲船”的海上利器。从此，铁甲船成为沈葆桢宦海生涯中的新章节，一场地方大员为了获取制海利器的努力史也就此揭幕。

“铁甲船不容不购也”

沈葆桢在1874年6月3日上奏中提到的“铁甲船”，就是英文所称的Ironclad，今译铁甲舰、装甲舰，是那个时代海洋上的霸主。

如果把海军的舰船体系视作一个大海上的特殊生物圈系统，随着科技的演变，占据在这个生物圈顶层的军舰种族也在应时而动，不断发生着变化。18、19世纪，是木质风帆战列舰（ship of the line）称王称霸的时代，世界海军中最具威力的主战军舰是具备有多层炮甲板的大型木质风帆战舰，这种船身高大，舷侧密布着一层层黑洞洞炮门的大帆船，炮火凶猛，是那个时代海洋国家的实力象征。

世界第一艘大型蒸汽动力铁甲舰“光荣”号

进入19世纪后，蒸汽机的出现革命性地改变了海军舰船的发展方向，蒸汽驱动的机械动力逐渐取代风帆，解决了动力自由的舰船开始有了更多的设计可能性。1860年，法国建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艘大型蒸汽动力铁甲舰“光荣”号（Gloire），在木制的舰体上，军舰舷侧附着安装了厚度120毫米左右的铁板装甲，使得军舰可以抵御炮弹的袭击，防护力大大提升。紧随其后，英国在1861年建成了规模更大的“勇士”号（Warrior）铁甲舰。这两艘军舰的出现，标志着铁甲舰时代的到来。

军舰披挂上装甲，兼具攻击力和更强的战场生存力，其军事价值显而易见，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海洋国家开始纷纷建造、装备铁甲舰，铁甲舰的设计也在不断演变进化，既包括有排水量在万吨左右的大型铁甲舰，也不乏仅仅只有数千吨甚至更小的小型铁甲舰，这些军舰都是海军中冲锋陷阵的主战军舰，其中的大型铁甲舰更是成了衡量一个海洋国家国力强弱的新标志。

世界海军迈入铁甲舰时代的时候，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刚刚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为求自强，中央与地方一些开明大员开始努力推动近代化事业，尤其聚焦于军事自强、海防自强。后者的主要目标，在于使中国的海上力量尽快实现蒸汽动力化，以抗衡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

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上奏获准，在福州马尾设立总理船政，聘请法国人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1835-1886）为洋员正监督，雇募西方技术团队帮助实施舰船和海军科技的对华输入，旋后沈葆桢出任首任总理船政大臣，船政成为当时全国近代舰船的研发、建造中心。几乎与此同时，位于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也开展舰船建造事业，形成了与船政遥相呼应的态势。由于当时中国没有任何近代化舰船的技术基础，迫切想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能造”，为了尽快迈入蒸汽动力舰船的技术大门，船政与江南早期的舰船建造都选择了相对技术难度小、资金投入较少的炮舰、运输舰等舰型，而并没有企及作为主战军舰的铁甲舰。

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时的中日海军近代化舰船数量对比

在沈葆桢奉命钦差赴台湾抗衡的1874年，中国海防线上的蒸汽动力军舰大多是排水量2000吨级以下的炮舰、炮艇，总体上与西方同类军舰的性能接近，数量规模上甚至超过了日本。但是，日本海军的阵营中此时早已有了主战军舰——铁甲舰，而且有2艘之多。

日本近代海军的起步时间与中国相近，不过由于幕末长年内战，受战场需要的直接刺激，幕府政权与一些地方强藩都努力装备更强的舰船，其获取舰船装备的动作幅度要比清王朝大得多。

日本小型铁甲舰“东”

1869年，日本幕府政权从美国购买了1艘法国设计建造的小型铁甲舰“石墙”（Stonwall），抵达日本后最初称为“甲铁”，后来更名“东”，明治政府成立后收编入国家海军。这艘军舰的排水量虽然只有区区1358吨，其装备的1门11英寸（280毫米）口径的前膛主炮却可以击穿1874年时所有的中国军舰，而“东”舰的舰体装备了厚度为90至125毫米厚的熟铁装甲，主炮炮房更是敷设了厚度为102至140毫米厚的装甲，这些防护在当时几乎可以抵御任何一艘中国军舰的炮火攻击。

日本海军的另外一艘铁甲舰名为“龙骧”，原本是熊本藩在英国订造的小型铁甲舰，建成后于1870年上缴明治政府。这艘军舰的排水量2571吨，火炮数量多，火力凶猛，安装了2门口径160毫米、10门口径140毫米的克虏伯炮，军舰的舰体安装厚度125毫米的装甲，同样是当时中国军舰的舰炮所无法击穿。

1874年奉命钦差赴台平息事变时，沈葆桢已清晰地掌握了日本装备2艘铁甲舰的情况，而且对铁甲舰的军事价值有了充分的认识。在向清政府奏报方略的奏折里，沈葆桢表达了对这一情况的深深担忧，“该国尚有铁甲船二号，虽非完璧，而以摧寻常轮船则绰绰有余。彼有而我无之，水师气为之夺”，认为解决办法惟有尽快装备铁甲舰，“两号铁甲船不容不购也”。

主持船政、亲身经历过近代化舰船缔造事业的沈葆桢，对海军装备的重要性格外敏感。日本其志不小，为了惩前毖后，中国在装备上不能落人后，从此以后，沈葆桢的海防、海军建设思维版图中，购买铁甲舰一事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较少被后世研究者注意的是，沈葆桢在1874年6月3日向清王朝中央上呈奏折的当天，还给身处北方的官场好友、直隶总督李鸿章拜发了一封书信，向其介绍本次上奏的主要内容。沈葆桢与李鸿章是道光丁未科同榜进士，李为二甲第三十六名，沈为二甲第三十九名，有着同年之谊。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二人都是两江总督曾国藩属下的巡抚，又有互相探讨、应援的同事、战友交情。更为难得的是，二人在海防等洋务近代化事务上，总体政见观点一致，自日本侵台事起，二人的联系变得日益密集。

当时的中国，有线电报网络尚未营建，南北方之间最快捷的通信方式是轮船递信。沈葆桢与李鸿章商定，以李鸿章驻节的北洋海上门户天津作为南北通信中枢，沈氏与朝廷以及总理衙门的奏谕、公文往还，均由船政的军舰到天津递送、领取。藉此便利，沈、李二人就各自向清王朝中央和总理衙门的奏报、公文相互开诚布公，进行私下的探讨沟通。沈葆桢为了获取铁甲舰而作的努力，就完整印刻在了他与李鸿章的私人通信里。

“布国铁甲船”

对船政事务作出一番布置后，沈葆桢率日意格等随员于1874年6月14日分乘船政轮船舰队的千吨级炮舰“安澜”“飞云”从福州马尾出发，出闽江进入大海，巡视厦门、澎湖等海防要地，而后径驶台湾。

沈葆桢乘舰出发的当天，千里之外的北京城中，清政府就6月3日沈氏的上奏作出了上谕指示，针对沈葆桢提到的铁甲舰问题，清政府批准“照所议行”，允许沈葆桢着手购买铁甲舰，购办铁甲舰的相关经费由福建省筹措“将闽省存款，移缓就急，酌量动用”，并批准倘若福建省的经费不足支付，允许沈葆桢在国际市场拆借资金，“如有不敷，即照所请暂借洋款，以应急需”。

6月17日，沈葆桢抵达台湾安平港，登上台湾岛。海峡航行的实际感受，以及在台湾岛的所见所闻，更加深了沈葆桢要快速购办铁甲舰的信念，“铁甲船亦不可无，无则过台弁兵、军装必为所截掠。倭奴以孤军驻琅峤而无所惧者，恃有此耳。”随着清政府上谕到达台湾，沈葆桢购办铁甲舰的努力就此正式着手实施，显露出沈氏一贯的风风火火作风，其最初映入世人眼帘的，是一艘“布国铁甲舰”。

与沈葆桢对铁甲舰的孜孜以求不同，远在天津的李鸿章最初对此并不认同，在李眼中，要解决日本入侵台湾的问题，其根本在于陆军。为此，李鸿章向沈葆桢慷慨解囊，将驻扎在江苏的淮军精锐部队武毅军13营步队尽数拨给沈葆桢差遣，同时向沈赠送了2000枝康格里夫火箭（Congreve Rockets）、560枝士乃得（Snider）后膛步枪、20门金陵机器局造山炮等大批陆军军火。尽管尚没有深刻感受到铁甲舰的急需性，受沈葆桢的影响，李鸿章与沈葆桢的通信中，铁甲舰仍然是个出现频率极高的热词。

沈葆桢为了获取铁甲舰而做的最初努力，被记录在1874年8月2日李鸿章致沈的一封书信中，这封信里提到了一个名词，“布国铁甲舰”。

具体办理寻购铁甲舰事宜的原船政洋员正监督日意格。

布国铁甲船“阿德尔伯特亲王”

“布国”，即普鲁士（Prussia）。得到清王朝授权后，沈葆桢将寻购铁甲舰的工作具体委托给原船政洋员正监督、法国人日意格。在当时，要快速获取铁甲舰，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转买别的国家现成的铁甲舰，日意格以上海为信息中心，开始四处打听，在1874的7月前后捕捉到了一条信息，即普鲁士海军的一艘铁甲舰有意变卖出售。

日意格当时发现的布国铁甲船，极有可能是普鲁士海军的“阿德尔伯特亲王”（Prinz Adalbert）。这艘军舰是普鲁士/德国海军装备的第一艘铁甲舰，非常巧合的是，“阿德尔伯特亲王”号与当时日本海军装备的“东”号铁甲舰还是源出同门的同型姊妹舰。

该舰和日本的“东”号都是美国南方邦联在法国波尔多订造的军舰，原本计划投入南北战争，该舰原定舰名“基奥普斯”（Cheops），1865年建成时美国南北战争已经结束，被转卖给了普鲁士，更名“阿德尔伯特亲王”。该舰排水量1535吨，武器配置与姊妹舰“东”略有区别，主炮是1门210毫米口径炮，配合2门170毫米口径副炮，舰体装甲厚127毫米。编入普鲁士海军后，该舰的木制舰材出现腐朽等问题，舰况长期不佳，在1871年除役，成为闲置的封存舰。未能料到的是，几年之后竟然吸引了来自中国的目光。

经对这艘现成可售的布国铁甲船稍加了解，日意格、沈葆桢都发现了这艘军舰舰况太差的问题，立刻打消了转购的念头，调整目光，寻找新的目标，“日耳曼铁甲船水缸太旧，不可用”。

“英国铁甲船”

替代普鲁士铁甲舰的，是一组英国铁甲舰。日意格从洋行处了解到，有7艘英国铁甲舰可以转售，基于经费等考虑，沈葆桢对其中体量最小的表示青睐，“闻英国七号内有一小而完者，当议购也”。对照当时英国皇家海军的舰船序列，所指的极有可能是英国的“企业”号（Enterprise）小型铁甲舰。

英国铁甲舰“企业”（右）

“企业”号排水量1350吨，建成于1864年，军舰舷侧装有厚度114毫米的铁质装甲，舰上的武器最初为100磅和110磅炮各2门，1868年更换为4门177毫米口径火炮。这艘军舰在1871转入后备役，日意格四处打听二手铁甲舰转卖信息时可能得到了该舰的信息。

超出日意格乃至沈葆桢意料的是，物色铁甲舰出售信息一事，引起了英国在华利益代言人的注意。

1874年8月16日，李鸿章致信告诉沈葆桢，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在总理衙门参了日意格一本，开始插足铁甲舰事务。日意格早年曾在海关任职，担任过宁波税务司，因为直接与左宗棠合作创办船政，引起赫德的不快，二人存在嫌隙。李鸿章向沈葆桢透露，赫德在总理衙门声称听闻“中国某省托外国洋商购铁甲船，此洋商曾在中国开行两次闭歇者”，言下之意是寻购铁甲舰所托非人，直接影射日意格，同时赫德还提出了小铁甲舰无用的观点，认为如果要购买铁甲舰，应该直接购入大型舰，“铁甲船总须一、二等佳者，若购三、四等仍无用，不如贵价买好货”。赫德就此向总理衙门提出建议，直接通过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从政府层面寻购英国的二手铁甲舰。

总理衙门认为赫德所述的模式显然更稳妥可靠，李鸿章也同意这一判断，在信中建议沈葆桢命令日意格与威妥玛“酌办”，言下之意乃是应让日意格退出寻购铁甲舰的活动。对于日意格，李鸿章早就认为其在参与船政等工作时开价过巨，手笔过辣，并不具有好感。

面对李鸿章以及总理衙门的意见，沈葆桢内心疑惑犹豫。沈葆桢随后致信将这起节外生枝的风波通报日意格，信中并未要求日意格将购买铁甲一事与英国公使威妥玛协商，但沈葆桢似乎受到了“所托非人”问题的影响，向日意格强调“如英国有佳者可购，则购之，倘无可购，不如请阁下回闽厂添买机器自造”，即倘若寻购铁甲舰并无可靠把握，不如改换路径，设法在船政自造。

“丹国铁甲船”

1874年9月2日，沈葆桢回信李鸿章，没有就李来信所通报的铁甲舰问题进行正面答复，也不再提起日意格之前寻购的布国铁甲船和英国铁甲船，而是告诉李鸿章，日意格已经谈成了一艘“丹国铁甲船”，而且显得事已定局的是，日意格甚至连这艘军舰未来的舰长人选都已物色好，即由船政后学堂第一届外堂毕业生张成担任。

“丹国”即欧洲国家丹麦，“丹国铁甲船”则是指丹麦海军的“丹麦”号（Danmark）铁甲舰。这艘军舰排水量4670吨，属于中型铁甲舰，舰上装备了超过20门舰炮，舰体侧面敷设厚度为114毫米的铁质装甲。相比起此前物色的布国铁甲船和英国铁甲船，“丹麦”号的总体设计较为陈旧，属于将火炮沿船舷布置的船旁列炮铁甲舰，但是其体型大，对当时的东亚国家来说无疑是艘巨舰，对抗日本的“东”和“龙骧”具有很大的优势。

丹国铁甲船“丹麦”

“丹麦”号和日意格此前打听到的“布国铁甲船”身世十分相似，也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方邦联在欧洲订造的军舰。1862年，美国南方邦联代表在英国订造了该舰，起初想要以该舰占取相对于北方联邦的绝对海上优势，而后随着战局变化，在1863年决定将建造中的该舰变卖，等到该舰在1864年建成时，丹麦和普鲁士之间爆发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Danish-Prussian War），丹麦为了尽快加强海上力量，从英国转购了这艘崭新的中型铁甲舰，命名为“丹麦”，由于舾装等工作延期，该舰未来得及加入战争。1865年丹麦和普鲁士的战争结束后，这艘体型较大的铁甲舰对丹麦海军失去意义，被转入预备役，具有了转售的可能。

1874年，日意格在上海通过旗昌洋行居间打听到这艘闲置的欧洲铁甲舰，经过商洽接触，谈判深入到了讨论价格的实际操作环节，最后议定转卖价为100万两银，卖方要求首先支付一半费用作为定金，另一半则等到该军舰从丹麦驶抵中国交付后付清。根据清廷此前作出的由福建省承担铁甲舰购买费用的谕示，被沈葆桢请在马尾坐镇船政的船政稽查林寿图开始办理具体的请款事宜，向闽浙总督李鹤年协商。未料，李鹤年受总理衙门想要通过英国公使馆购舰思路的影响，且自身对日意格存在不信任，并不放心直接从福建藩库直接拨付定金，而是希望由日意格自行借贷、筹款，先支付定金，等正式请旨批准此事后再拨款归还给日意格。

沈葆桢得知这一情况，颇为气恼，认为是闽浙总督有意推诿，于是指示林寿图尽力与之辩争。由于对闽浙总督并无节制管辖之权，倘若其在付款问题上继续推脱，沈葆桢表示也无可奈何，只能作罢。为了负责起见，沈葆桢同时向林寿图表示，如果日意格已经和丹麦方面订立了合同，最终因为无法付款而导致合同作废，丹麦方面追索违约赔偿时，将由船政承担这些费用。

正当各方聚焦于如何筹措购置铁甲舰的经费时，作为居间人的旗昌洋行传来令人意外的消息，丹麦方面突然反悔，不愿向中国出售“丹麦”号，此事无疾而终。

从长计议

从“布国铁甲船”“英国铁甲船”，再到“丹国铁甲船”，沈葆桢通过日意格寻购铁甲舰的努力接连遇到坎坷。在当时，沈葆桢之所以急于购成铁甲舰，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侵台事件带来的军事压力迫在眉睫，一旦中日外交决裂，两国军舰海上交锋的后果不堪设想，沈葆桢渴望迅速将中日两国间的海上实力扳平，为此将获取铁甲舰的着眼点放置于购买外国现成的军舰，重中之重在于军舰是否为现货，至于舰龄、设计等等都暂在其次。客观而言，购舰急就章未能立刻谱成，实际上使中国获取铁甲舰的努力更为稳健。

巧合的是，就在求购“丹国铁甲船”的计划落空时，以外交途径解决日本侵台事件的工作收获重大成果。在英国的斡旋下，中日两国代表经过在北京的反复谈判，于1874年10月31日达成协议，签订《北京专条》，清政府付出赔偿军费等代价，日本则将军队撤离台湾，日本侵台事件得以化解。

台湾海峡上空的乌云渐散，铁甲舰已非燃眉之急，沈葆桢获得了深入思考铁甲舰问题的时间。也就在这时，受日本侵台事件的刺激，感到“若再不切实筹备，后患不堪设想”，为亡羊补牢，求取更有效的海防建设策略，清政府下谕点名要求李鸿章、沈葆桢等沿海、沿江地区的大臣详细筹议海防策略，各陈己见，限期交稿，以供中央采择，“总期广益集思，务臻有济，不得以空言塞责”，史称“海防大筹议”。

小国日本悍然挑衅中国而引起的震惊尚未消散，面对着如何加强海防这一宏大命题，奉命筹议的大臣们冥思苦想，相互间还多有私下交流，在处理日本侵台事件中交往益笃的沈葆桢和李鸿章就是其中的典型。

北洋大臣李鸿章

李鸿章和沈葆桢围绕海防筹议的私下交流中，铁甲舰仍是重中之重。

经历了日本侵台事件期间紧急求购外国现成铁甲舰的尝试，此时沈葆桢所在意的已不是“现成”二字。因为寻购西方铁甲舰均以失败告终，沈葆桢的思路最初回归到了船政事业的根本精神“权操诸我”，思考通过购买机器设备、增拓生产设施的方式，学习模仿西方的新式舰船设计，在船政自行制造铁甲舰，由此彻底掌握铁甲舰的奥妙。然而日意格帮助测算后发现，国产自造铁甲舰需要巨额经费投入，而且成功需时，见效缓慢。沈葆桢随即重新调整思绪，设想向英国等海军强国订造新式铁甲舰，但依然坚持“权操诸我”的思路，认为可以在订造军舰的同时，将船政学堂培养出的舰船工程人员和海军人员派遣到外方船厂，实地学习铁甲舰的设计建造和驾驶操控，为未来中国自造铁甲舰打下基础。

沈葆桢这一着眼长远的思路，使李鸿章印象深刻，此后在有关筹议海防的上奏中，沈、李二人的奏报中都将在英国选式定造，以及派学生出洋学习造、驶作为获取铁甲舰的思路。

1875年5月30日，清王朝颁布上谕，就海防大筹议作出总结性指示，中国近代化海防建设的战略发生重大调整。清王朝当天宣布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升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同时明确由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沈葆桢分别负责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务，以此取代了之前责权含混不清的海防建设部署。在具体的建设举措上，清政府直接提到了李鸿章、沈葆桢在筹议上奏中汇报的铁甲舰问题，同意先行试购，“铁甲船需费过钜，购买甚难，著李鸿章、沈葆桢酌度情形，如实利于用，即先购一两只，再行续办。”中国购买铁甲舰一事，从之前由沈葆桢一人独任，转变为沈葆桢、李鸿章联合商酌办理。又因为当时各方认为北洋海防事关京畿门户的海上安全，重要性更大，被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购买铁甲舰的工作实际上主要落在负责北洋海防的李鸿章肩上，原沈葆桢则退居为此事的推动者、配合者，中国获取铁甲舰的努力也进入了一番新的局面。

“铁甲船不可不办”

1875年夏季开始，铁甲舰成了沈葆桢和李鸿章通信时最常提到的话题，一度几乎到了每信必谈的地步。“铁甲船是否先造能进口者两只？”“附呈新式铁甲船尺寸、厘径、马力、吨数单，乞察核。”“铁甲船似宜英、法各定制其一，派员率生徒往学，而后可兼收制造、驾驶之效。”“外海水师决不可不创，铁甲船决不可不办、不可不学。”沈葆桢以时不我待之势反复催促李鸿章速速定计购买铁甲舰。

起初，沈葆桢从为人可靠等角度出发，建议李鸿章仍通过日意格寻找新式铁甲舰方案，并频频将日意格搜集到的英、法新式铁甲舰的信息推荐给李鸿章。在沈葆桢而言，自己心底无私，之所以推荐日意格，主要是因为在船政事业上曾有成功合作的先例，通过船政实际工作检验，确认了这位洋人确实可靠，且日意格本人对铁甲舰事务也颇有兴趣，可谓是在东西方之间就造船事务往来穿针引线的难得人物，通过他来帮助寻找铁甲舰方案，显然更具可操作性，办理起来也更为高效。

与沈葆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鸿章虽然对铁甲舰事务本来也颇有兴趣，但是在担负上具体责任之后，李鸿章在铁甲舰问题上显得态度暧昧不清，行事环顾不前。较之沈葆桢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李鸿章的举措明显缓慢了许多，显出李鸿章在处理军政事务时习惯反复思量，权衡利弊得失、筹谋再三的稳健特点。

对于日意格，李鸿章的成见由来已久，在给沈葆桢的信里常常戏称之为“日酋”，受各方风闻的影响，李鸿章认为日意格在居间办理采买事务时加价牟利过多，手笔太辣。例如台湾事件期间，日意格向沈葆桢介绍丹麦铁甲舰的转卖售价为100万两银，而李鸿章从不具名的信息提供者处得知的价格是60万两银，这样的情况显然深深左右了李鸿章对日意格的判断。更重要的是，在清王朝中央，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经常向军机处、总理衙门大臣发散有关日意格的负面新闻，也使中央的大臣们颇受影响，“尝疑日酋贪利欺骗”，这些政治大佬们的好恶，李鸿章无疑会给予足够的重视。

被赋予寻购铁甲舰任务的留学生华监督李凤苞

李鸿章向沈葆桢坦陈了自己对日意格的不信任，沈的本意在于推动定造铁甲舰的工作，为日意格略作辩白的同时，未再继续坚持非借助日意格不可，“晚只谓铁甲船不可不办，非敢谓办铁甲船必须用日意格也”。当时，沈葆桢、李鸿章与新任船政大臣丁日昌（1823-1882）正在酝酿向欧洲派遣首批海军和制造专业的留学生，丁日昌推荐自己的门人、时任船政总考工李凤苞作为中方领队，江苏崇明人籍的李凤苞是当时国内著名的工程技术专家，沈葆桢与李鸿章协商之下，最终达成共识，趁着李凤苞率船政留学生赴欧洲的机会，安排李凤苞在欧洲会同日意格联合搜集调查新式铁甲舰的信息，以作牵制。

1877年3月31日，作为留学生华监督的李凤苞，与被任命为洋监督的日意格，率领总计41名船政学堂毕业的在福州马尾乘坐船政“济安”号军舰出发，前往香港转乘开往欧洲的国际邮轮，踏上了赴欧留学的万里航程。随着李凤苞、日意格共同赴欧，从海防大筹议定议后，李鸿章与沈葆桢磋磨、周折了一年多时间的铁甲舰之议，渐得头绪。

“土国铁甲船”

1877年5月7日，李凤苞、日意格率领的船政留学生抵达法国马赛（Marseille），随后按照所学专业不同，船政前学堂和艺圃的毕业生、工匠就地在法国留学，学习舰船设计制造和各项工业技术，船政后学堂的毕业生则从法国渡海前往海军强国英国，根据中英两国之间的协商，分配上英国海军万吨级的一等铁甲舰代职、实习，亲临其境，学习铁甲舰的驾驶和指挥。

当时，正值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总理衙门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称有2艘在英国建造的“土国铁甲船”有意转售，李鸿章于是指示李凤苞、日意格就近前往英国船厂，实地考察这2艘军舰。

土国铁甲船Peki-Shereef

“土国铁甲船”，所指的是奥斯曼土耳其在英国定造的2艘中型铁甲舰Peki-Shereef和  Boordhi-Zrffer。这两艘军舰为同型姊妹舰，排水量4870吨，采用“八角台”中央炮房式设计，4门305毫米口径主炮安装在军舰中部由装甲保护的炮房内，处于炮房内的四个边角上，军舰的舰体舷侧敷设最大厚度为305毫米的铁甲。

这两艘铁甲舰是奥斯曼土耳其在1874年向英国沙姆达船厂（Samuda）定造，建造过程中，奥斯曼帝国因故有意弃单，不想继续支付造价，预备通过船厂将军舰变卖转售，这一信息遂被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注意到。进入1877年后，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爆发战争，英国政府为严守中立，禁止船厂向奥斯曼交付2舰，奥斯曼帝国更急于将军舰脱手。

李凤苞、日意格赴沙姆达船厂实地考察时，这2艘土国军舰还处于建造中，其中的“柏尔莱”工程进度较快，已经从船台下水，正在进行后续的舾装，“奥利恩”号则仍在船台上施工。李凤苞、日意格察看了军舰的设计、建造进度，并了解到单舰最低售价为25万英镑，约100万两银。在近代中国获取铁甲舰的历程上，这是中国官员第一次零距离的考察铁甲舰。

然而，此次的考察结果并未能实际推动获取铁甲舰的进程。当听说李凤苞、日意格报告回的单价是25万英镑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则称自己在去年年末获悉的售价仅为每艘16万英镑，本年年初获知涨价至20万英镑一艘。言外之意，似是指这两艘军舰的售价在不断翻腾，又仿佛是说李凤苞、日意格报回的价格内中有玄机。赫德的态度极为暧昧，李鸿章感到“惝恍迷离，殊莫测其意向”，难以决策。

更重要的是，李凤苞、日意格在考察之后，联名禀报考察结果，称二舰“可购”。可是在此同时，李凤苞撇开日意格，私下以密函形式致信李鸿章，指出了土耳其铁甲舰存在的诸多问题。李凤苞认为，这2艘铁甲舰的设计已经落伍，土耳其之所以想要转卖，不是因为该国无力支付后续的造舰款项，实际是向另购新式军舰，“土国非无力给银，实欲另变新样”。

铁甲之难

1877年10月22日的夜间，李鸿章写信给沈葆桢，向沈说明土国铁甲船存在的问题。李鸿章在信中感慨中国获取铁甲舰道路的艰难，“铁甲船自台湾事起，中外迭经议购，迄无成局”，认为症结的原因集中于三大难点，即经费难集，人材难得，以及缺乏铁甲舰维修所需的大型干船坞，李鸿章认为倘若这3个条件不具备，自己无法作出购造铁甲舰的举措，“前三项并未著实措意，棉力实不敢独任”。

李鸿章担负着寻购铁甲舰的使命，但是态度却显得如此消极，使沈葆桢焦急不已。11月9日，沈葆桢回信李鸿章，开篇就是关于铁甲舰的议论，“铁甲之难，诚如明谕，第鄙意窃以为知其难而不可以已也。”“天下安危，专恃我公，若不独任，更谁任之？！”

随后，就李鸿章望而止步的三大难，沈葆桢一一进行剖析，提出破解之道。

经费方面，海防大筹议之后，清政府就确定了南、北洋每年各200万两银的建设经费，沈葆桢随后又作出推让，以北洋建设重要性突出，将南洋每年的200万两银额度也尽数拨解北洋。虽然各省在提缴海防经费时存在拖欠等问题，但是累积至1877年，积存可用的海防经费也已达数百万两之多，由此购买铁甲舰的经费并不是问题。沈葆桢还提醒李鸿章，倘若海防经费积存不用，极有可能被政府腾挪，“经费不用于此，必用于彼，必不能听公守此百万以备不虞。虎视眈眈终非唇舌所能拒人，情知缓急者，鲜若逐渐消磨于无著之地，公能以不滥用丝毫谢天下耶？！”

人材方面，沈葆桢、李鸿章和丁日昌推动的船政留学计划中，一大内容就是将一批优秀的海军军官派到英国海军的铁甲舰上实习，积累操纵、驾驭铁甲舰的经验，可谓已经预有准备。同时，沈葆桢认为，一旦确定了定造铁甲舰，可以将海军军官和工程师们派到外国船厂学习，“船成而学亦成，驾驶、修理似尚无乏才之患”。即人材方面根本不存在问题。

在铁甲舰维护所需的船坞方面，沈葆桢认为更非问题。或者可以根据当时中国已有的上海和马尾的船坞、铁船槽的条件，在定造铁甲舰时选择适合的尺度、规模，或者干脆专门开挖新的干船坞。

至于李鸿章提到的土耳其铁甲船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李凤苞指出的铁甲舰设计新旧的问题，沈葆桢提醒李鸿章不应拘泥于此，“新式日出不穷，今所谓新，转眼即故，断无从待其登峰造极而取之”。

面对沈的剖析意见，李鸿章的态度仍然十分犹豫，担心专门为铁甲舰而造船坞“既无指项，亦觉不值”，担心仅仅购买两艘铁甲舰不足以担负海防重任，“南北洋面万余里，一旦有警，仅得一二船，恐不足以往来扼剿”。铁甲舰造价高昂，万一在办理过程中一着不慎，未能买好、用好，在李鸿章眼中无疑是巨大的政治风险，不能铤而走险。

铁甲舰问题上，沈葆桢与李鸿章的讨论陷入不可解的僵局，在1878年转入沉寂。这一年，沈葆桢由于自身的健康问题日益恶化，连月病假。李鸿章在海防建设方面，则专注于从英国购买排水量数百吨的小型蚊子船，铁甲舰在二人的通信中渐渐隐没不见。

再议铁甲

时至1879年，距离日本侵略台湾，清政府批准沈葆桢寻购铁甲舰，时间已经过去了5年；距离海防大筹议，清政府责成李鸿章寻购铁甲舰，时间已经过去了4年，中国的铁甲舰仍然毫无踪迹，而邻国日本又增加了3艘铁甲舰。实际上就在清王朝进行海防大筹议的1875年，日本明治政府也就海军问题进行检讨，为了加大对中国的海上优势，通过了311万日元的预算拨款，向英国定造了“扶桑”“金刚”“比叡”等3艘铁甲舰，是为明治政府定造的第一批新式军舰。

日本铁甲舰“扶桑”

1878年，日本的3艘铁甲舰陆续建成，成为东亚海上实力最强的国家。1879年4月，日本在东亚世界再掀狂澜，将世代为中国属国的琉球国彻底吞并，“废藩置县”，并为日本的冲绳县。

琉球灭国，使清王朝再度面临严峻的海上危机。

琉球方向正当南洋海防，1879年5月11日，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上奏，提议模仿长江沿线各省旧式水师整合为长江水师的成例，迅速将中国沿海各省的军舰进行整合管理，作为外海水师，以南洋的吴淞口作为居中之区，各省军舰每两月赴吴淞聚集，由江南水师提督李朝斌督率操演，“彼此联为一气，缓急乃有足凭”。奏折中，沈葆桢再次提到了铁甲舰，称自己早就努力呼吁要使中国海防拥有铁甲舰，然而此事日久没有成果。

紧随其后，被清政府临时授予总督衔、派赴南洋会同沈葆桢办理海防的丁日昌，因身体健康问题上奏力辞，奏折中也提及了铁甲船问题。丁日昌在奏折里为清政府列举了十六条迫在眉睫的海防应办事项，其中有两条直接事关铁甲舰，“日本倾国之力购造数号铁甲船，技痒欲试，即使目前能受羁縻，而三五年后，不南犯台湾，必将北图高丽，我若不急谋自强，将一波未平而一波又起。”“论者动以铁甲船不可轻购为疑，不知人之所以攻我之法与从前不同，则我御之之法亦当与从前有异。”

1879年7月6日，清政府就海防问题颁下密谕，明确就铁甲舰问题作出指示，要求“李鸿章、沈葆桢妥速筹购合用铁甲船……不得徒托空言。”7月29日，再下谕旨，指示“铁甲船需费浩繁，即著量力筹办”获取铁甲舰的问题，再一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8月11日，李鸿章致信沈葆桢，提起铁甲舰事务，称自己已经在8月10日通知已担任驻德国公使的李凤苞，要求其在英、法、德国迅速寻访铁甲舰的方案和报价。李鸿章向沈葆桢解释自己此前在铁甲舰事务上的为何长期迟疑不决，“弟所以徘徊四顾，未敢力倡铁甲之议，一无巨款，一无真才也”，同时向沈葆桢保证，自己对办成铁甲舰的决心，“使公与鄙人在位，此事终无端绪，负疚于国家者滋大”。

针对困扰着李鸿章的“巨款”“真才”，沈葆桢很快作出回复。在沈葆桢看来，尽管铁甲舰的总价看似高昂，但是按照西方国家的办事模式，并不需要一次支付全款，仅就首付而言，当时积存的南北洋海防经费完全绰有余裕，而且一旦支付定金，启动了计划，再就此申请后续款项就并不难办。“外洋定制物件，向分期偿价，有百万以为权舆，似不甚窘，其余指款，各省咸知其不能不解，亦必踊跃，万一不敷，奏请部库暂挪数时，亦必邀允”。

在人材方面，沈葆桢认为更非难事。未来铁甲舰的舰长可以用留学归来的海军军官，舰队的统帅可以用老将，“铁甲、钢甲竣事，管驾必取诸出洋诸生，统领则仍宜曾经百战忠勇之大将”。

至于具体经手办理购舰的人选，沈葆桢提议委托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帮助办理。沈葆桢认为，如果由中方人员进行选型、谈判，难免为了求价格便宜而吃大亏，“用中国人必贪便宜，以炫所长，天下明便宜者，暗必吃亏，且中间必多辗转数人，将来归结时，必生出许多枝节，其病在门外汉而强充解事也。”而用赫德等西方人经手，虽然明知道其必然在中间会牟取经手费用，但只要能切实办成，也无不可，“洋人不从中取利，理所必无，然取利而能了事，我又何求，无意外便宜，斯无意外吃亏。”

除了沈葆桢自述的这些原因外，沈氏建议赫德来办理，显然也是考虑到了赫德与总理衙门等京城部门的密切关系，由这位被高层信任的英国人来办理，无疑会减少阻力。为了努力促成获取铁甲舰，沈葆桢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

遗愿

但是沈葆桢没能料到的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实际上正在扮演着铁甲舰阻挠者的角色。

出于服务英国国家利益的基本考虑，赫德认为，清王朝并不需要一支欧洲式的大规模海军。在赫德看来，中国的海军只要能具备肃清海盗，维持海上治安的有限能力即以足够。在沈葆桢竭力推动购买铁甲舰的时期，赫德实际上游走在京城和天津等地，对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以及北洋大臣李鸿章不断游说，兜售自己的理念。

赫德藉以打动清王朝大员的主要说辞是“花小钱，办大事”。赫德介绍了一种吨位小、价格便宜，但是安装有足以击穿铁甲舰装甲的小型炮艇“蚊子船”，称这种蚊子船足以代替铁甲舰，鼓动北洋海防购置了大量此类小船。当北洋大臣李鸿章等发现这种小船仅仅只能用于近海防御，无法出远海作战，根本不可能直接对抗铁甲舰时，赫德又推荐一种小型的撞击巡洋舰（Ram Cruiser），称可以在海面上冲击、撞坏铁甲舰。

赫德向中国推荐的蚊子船

由赫德推荐而订造的撞击巡洋舰

无论是小型的炮艇还是撞击巡洋舰，单舰造价远远低于铁甲舰，而理论上可以对铁甲舰构成威胁，李鸿章对这类投入相对较小、政治风险也相对较小的军舰产生了浓厚兴趣。尽管沈葆桢就赫德的观点向李鸿章尽抒不同意见，“问各国之强，皆数铁甲船以对，独堂堂中国无之，何怪日本生心乎？！”

最终，李鸿章在购买铁甲舰的问题上再次游移。

1879年12月11日，李鸿章就购船选将等事务上奏清廷，论及清政府责成的购买铁甲舰问题时，李鸿章首先肯定铁甲舰的重要性“欲求自强，仍非破除成见，定购铁甲不可”，随即则话锋一转，称综合参考了总理衙门、赫德以及驻德公使李凤苞等的意见，先购买蚊子船、撞击巡洋舰等军舰，作为未来购买铁甲舰的基础，“先办快船，再办铁甲”。

12月18日，北洋海防通过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定造2艘撞击巡洋舰，总价16万英镑，购舰合同与当天在伦敦签订。也就在这一天，长期健康不佳的沈葆桢在两江总督驻节地江苏江宁与世长辞。

未能看到中国购成铁甲舰，成了沈葆桢一生最大的遗憾和担忧。临终前夕，已经手不能书的沈葆桢，向儿子沈瑜庆（1853-1918）口授，留下了给清廷的遗疏，其中念念不忘的仍然是铁甲舰，“臣所每饭不忘者，在购办铁甲船一事，今无及矣！而恳恳之愚，总以为铁甲船不可不办，倭人万不可轻视……目下若节省浮费，专注铁甲船，未始不可集事，而徘徊瞻顾，执咎无人！伏望皇太后圣断施行，早日定计，事机呼吸，迟则噬脐！”

铁甲舰成为贯穿沈葆桢生命后半场的一条主线，沈葆桢在生命即将终了时所作的最后呐喊，成了中国近代获取铁甲舰历史上最悲壮的一幕画面。

余音

沈葆桢去世后不久，中国很快又面临新的海防危机。

围绕伊犁问题，中俄关系在1879年末开始紧张，海上风云骤起。1880年3月29日，李鸿章上奏清廷，以非常罕见的措辞，援引日意格、李凤苞以及海军军官刘步蟾（1852-1895）等的观点，请求批准购买铁甲舰，“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这时的李鸿章，对获取铁甲舰一事的急迫性似乎有了全然不同的认识。

此后在选型、筹款等具体事务上又经历几番磋磨。经过当年李鸿章与沈葆桢、丁日昌共同物色的在欧寻访人李凤苞的寻访和谈判，中国寻购铁甲舰的方向从英国转移到了新兴的欧洲强国德国。

“定远”舰定造合同抄本。南京图书馆藏。

建造中的“定远”舰

船政学堂毕业生刘步蟾，后成为“定远”舰舰长。

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公元1880年12月2日。当天傍晚时分，驻德公使李凤苞在德国首都柏林，与德国伏尔铿造船厂（Vulcan）代表草签合同，约定中国在该厂定造一艘世界最新式的铁甲舰，排水量为7000吨级，属于称雄东亚的海上巨无霸，后来被李鸿章命名为“定远”号。“定远”舰造价140余万两银，定造款项中的很大部分来自沈葆桢故乡福建的海防筹款，订造军舰的同时，一批船政工程师和工匠从福州马尾出发，前往德国监造军舰，学习铁甲舰的建造和维护，船政后学堂毕业的海军军官刘步蟾被派前往德国“照料”，预备担任铁甲舰的舰长。

近代中国终于迈入铁甲舰时代，距离沈葆桢最早的呼吁上奏，时间过去了将近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