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复旦教授张薰华逝世，在国内首提土地批租建议

据复旦大学官网消息，2月1日凌晨2点24分，著名经济学家、毕生致力于《资本论》研究、在国内首个提出土地批租政策建议的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薰华先生，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仙逝，享年100岁。

张薰华  文汇报 图

张薰华，1921年生，江西九江人。194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复旦大学教授、经济学系主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上海经济学会副会长。他专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特别是《资本论》研究。著有《〈资本论〉提要》（三册）、《〈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

张薰华教授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奋战了半个多世纪，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规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科研成果有专著《〈资本论〉提要》3卷、《〈资本论〉脉络》、《〈资本论〉中的数量分析》、《生产力与经济规律》、《土地经济学》、《交通经济学》等10部；论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地租的必然性》等100篇。其中三卷本《〈资本论〉提要》已发行数万册。《〈资本论〉脉络》和《生产力与经济规律》至今仍为经济学院各专业硕士生必读教材。

张薰华对《资本论》原著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特点：自觉反对本本主义，尊重马克思主义，又不把马克思当作神。在钻研原著的过程中，他发现马克思在计算中有一些笔误，于是在198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试校〈资本论〉中某些计算问题》。在这一点上，他是中国理论界第一人。这篇论文是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中国理论界结出的硕果，其价值远远超过内容本身，人们公认这篇论文所体现的正是马克思本人一贯表现的科学精神。

 1989年，张薰华被原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5年被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和原国家教委联合授予“全国环境教育先进个人”称号，2008年获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2012年获第二届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还于2015年、2019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从茶叶专业转学经济学

1921年，张薰华出生于江西九江，幼年母亲早逝，只能依靠祖父艰难生活。祖父去世后，张薰华辗转到上海投靠外祖母和姨母，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后，被迫举家逃回九江，又携弟妹重返上海避难，外祖母去世后，他不得不带着弟妹再次离开上海，坐船经温州到丽水，投靠在浙江省邮局工作的堂兄。张薰华回忆：“我的祖母、姑母都死于抗战逃难途中，一位姑父直接死在日军的刺刀下，我的家庭深受国破家亡的灾难。”抗日战争时期，他与众多热血青年一样，满怀爱国激情，怀抱着“抗日救亡”的强烈心愿。同时，他认为国弱被人欺，希望能够实业救国。于是，他在上海就读了苏州工业学校土木科专业，并参加了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学生抗日救亡协会。

1940年，张薰华高中毕业，适巧遇到复旦大学农学院新办的茶叶专业在丽水与衡阳两地招生，由此考入复旦大学。此时，复旦大学已迁至重庆北碚。张薰华便和其他同学一道，乘坐中国茶叶总公司的运茶车，一路颠簸西行。

多年后，张薰华仍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车是木炭车，我们就坐在烧炭的桶边，从丽水到衡阳，再换车到重庆。到了重庆后，坐木船沿嘉陵江逆流而上，七八个纤夫拉了我们一夜，才到达复旦所在的北碚。”正是这段艰难曲折的路途，开启了他人生中的新篇章。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我深觉国无宁日，虽薄技随身亦复何用。”大学二年级，因茶业又是产业，与经济学相通，张薰华转到了经济学系，将目光投向“经世济国”的社会科学，一面积极参与学生运动，一面试图从书本中寻求救国真理。

在重庆，张薰华越加感受到国民党的昏庸腐败。1944年他加入“中国学生导报社”，这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的一个外围组织，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心脏地带坚持斗争，传播爱国青年的进步要求，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建独裁和文化专制。直接领导他的是地下党员化学系学生陈以文（重庆解放前夕牺牲于渣滓洞看守所）。“我曾向他提出入党要求，但因当时反动派到处抓人，暂停发展新党员，嘱咐我要像党员一样做好工作。”张薰华回忆说。

虽然暂时未能如愿，但张薰华还是按照组织提出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标准要求自己，刻苦学习党的知识，搞好学业，广泛结交进步青年。

1945年，张薰华被高票推选为复旦大学毕业同学会主席，并组织了挽留校长章益的运动，使得章益后来多次拒绝国民党“教育部”的迁台命令，避免了复旦迁台的命运。

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迁返上海。张薰华回忆：“当时经济学系主任樊弘教授，学术上是大师，政治上支持学运，育人上对学生亲切。他引进崔明奇教授开设经济数学课程，但缺助教。这届经济学系毕业班上只有我学过高等数学。于是推荐我留系任教。但校方因我积极参加过学运，不予同意。樊老师为此表示，‘留不下来就不当系主任’。”于是，在经济学系主任樊弘的倾力支持下，张薰华毕业留校，任经济学系助教。

潜心钻研《资本论》，首提“土地批租”问题

张薰华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红色理论家”、著名经济学家。

他成为国内第一位提出“土地批租”问题的学者绝非偶然。正是他关于“土地批租”的论文，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土地批租”政策，为中国土地批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称为“我国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

1984年，在港澳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张薰华提交了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文中指出，“土地的有偿使用关系到土地的合理使用和土地的公有权问题。级差地租应该成为国家的财源之一，港澳的租地办法可以采用。”论文刊载于《中国房地产》1984年第8期。1985年初，由于中央对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视，上海市委研究室注意到这篇文章，约他再写一篇。随即，《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载于该研究室编的《内部资料》第6期。这篇文章又受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注意，嘱再补充，标题改为《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1985年4月10日刊载于该研究室编的内刊《调查与研究》第5期，发至全国各省市领导机关。

张薰华的这一研究，奠定了城市土地使用最重要的理论基础。1986年10月，上海市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土地使用管理办法》，对外商投资企业收取土地使用费，第一次对土地进行有偿使用。1987年，在深圳参加“城市土地管理体制改革”讨论会时，张薰华提交论文《论土地国有化与地租的归属问题》。后来，深圳市政府将该市农村土地全部收归国有。1987年9月，深圳市敲响了土地拍卖第一槌，以协商议标形式出让有偿使用的第一块国有土地。1988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后面，加上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此后，“土地批租”成为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普遍形式，也拉开了中国持续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帷幕。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曾评价，张薰华的研究“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上都影响深远”。复旦教授尹伯成说：“时下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过时’问题上，我国学界存在着偏见。对于这些偏见，张薰华的学术研究成果也许正好是一个有力的回答。”著名《资本论》研究专家洪远朋指出：“张先生研究《资本论》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紧紧相连，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指出:“张薰华是我国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

曾校改《资本论》

让学生们受益良多的，是张薰华在深入研究《资本论》的方法论基础上形成的“圆圈的圆圈”理论，这几乎已经成了他学术研究的代名词。时隔多年，他的学生们仍记得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课堂上，一两百名学生常常沉浸于满黑板的圆圈中，“如痴如醉”地聆听张薰华深入浅出地表述《资本论》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

关于“圆圈论”的由来，张薰华曾如此阐述：“在阅读《资本论》时，我注意到马克思的两条教导：一条是说马克思的著作是一个艺术整体，但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他的方法；另一条是指出《资本论》最终的目的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使目的与方法结合在一起。具体来说，他是用唯物辩证法改造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并用以揭示经济规律。”黑格尔认为“逻辑理念的发展是由抽象到具体”，并将它比作“圆圈的圆圈”，“但是，黑格尔没有画它，马克思也没有画它。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按其机理试绘出来，使我豁然贯通”。

“《资本论》厚厚的三卷，对我们来说是‘难啃的硬骨头’，张薰华老师把这么高深的理论吃透之后，抓住了事物之间的根本联系，根据黑格尔的逻辑学原理，不断归纳、出新，形成自己的表述体系，如同庖丁解牛一样用最简单的逻辑来推演呈现，为我们推开了学习《资本论》的大门。”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说。

但凡上过张薰华教授课的学生，都有一个共同体会，那就是严谨、严格。

严谨是他的治学态度。“张薰华教授上课逻辑性特别强，环环紧扣，丝丝相连，很难找到破绽。作为《资本论》研究专家，他对《资本论》虽然不能说倒背如流，但若提到马克思某一观点，他马上会告诉你，《资本论》第几卷第几章第几页马克思是怎么论述的。” 朱国宏说。当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计算有一些笔误时，本着“既尊重马克思主义，又不把马克思当作神”的态度，张薰华先后发表数篇论文，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校改，并进一步研究充实，形成专著。这是中国理论界第一次有人敢于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这部光辉著作中也有常人会犯的错误，对当时整个理论界学风都产生了深远的示范意义。

严格是对学生的要求。张薰华曾说：“我宁可学生在校园里因为我的严格而骂我，也不愿意他们在社会上因为没有真才实学、无所作为而骂我。”当年令学生们“心惊胆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考试采用口试，给定100道题范围，特别之处在于，口试必须以抽签方式进行，抽到哪道就回答哪题，两次机会答不出，就得次年补考；再考不出，毕业前还有一次机会；要是再通不过，就毕不了业。但如今每一位学生回忆起来，都认为这种方式使大家掌握并深深理解了所学的经济理论，终身受益。不少学生毕业多年以后感慨：这是印象最深、受益最多的一门课。

虽然在治学上，张薰华对学生要求严格，但在课后，他对学生的生活家庭关怀备至。学生有困难，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在他看来，教书育人是他的本，更是责任。他对学生们的重视和关爱时长让他们“感动不已”。

古稀之年，师生还经常看到他骑着旧自行车穿行校园的身影。年过九旬，他仍笔耕不辍、发表论文。张薰华十分认同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以也把“贱尺璧而重寸阴”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以此教导学生和晚辈。如他所说，做人是与治学分不开的。对任何人来说，年寿有时而尽，如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在人间“潇洒走一回”，实是将自己沦为普通动物。做人应该为人类群体智力的进化，为人类无限美好的未来，作出自己的贡献，方不虚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