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上丝路的衰退与海上丝路的兴盛

自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以来，我国古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活动长期主要由这条陆上丝路加以沟通。这条陆上丝路西出玉门关(在今甘肃敦煌西北方盘城)或阳关(在今甘肃敦煌西南古铜滩附近)，越过茫茫的白龙堆大沙漠，沿天山南北麓或昆仑山北麓，翻过葱岭，经中亚各国，前往西亚南亚地区。以后又经东汉班固“定西域”，确保了它的畅通无阻。在两汉时通过这条商路，与西方的丝绸贸易异常频繁，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当罗马恺撒大帝穿上中国的丝袍去看戏时，显得尤为华贵，引起了全场轰动；罗马的贵族妇人都以能穿上中国丝绸衣裙为荣，中国的丝绸轰动了西方，成为罗马帝国最受欢迎的奢侈品。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各国与中原地区的割据政权的联系基本中断了。直到隋唐统一中国以后，与西域各国的关系才又得到恢复和发展，使这条陆上丝路重放异彩，再度辉煌。

汉武帝时就已开通了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开展了以今斯里兰卡岛为中介港的东西方丝绸贸易活动；以后在南北朝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已能越过印度洋到达阿拉伯海、波斯湾，可以与阿拉伯国家直接进行丝绸交易。与此同时，早在东汉时，西方罗马帝国就已派遣使臣来到中国。到了唐代，东西方的航海家、商人在这条航线上已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不断改善了所使用的船只，海上航行基本上已畅通无阻了。尽管如此，但在唐代中叶以前，东西方交通基本上仍以陆上丝路为主。

由于陆上丝绸之路有很大局限性，除了沿途自然条件比较险恶，需要经过茫茫戈壁沙漠、翻越崇山峻岭外，更为严峻的是受到西域各国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而经常受阻中断。早在西汉刚开辟陆上丝路时，就曾“三绝三通”；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基本上已梗塞不通了；即使在唐代，由于7世纪唐朝灭东、西突厥的军事行动，7、8世纪唐朝与吐蕃争夺西域战争，8世纪中叶唐朝与黑衣大食在怛逻斯城(今吉尔吉斯斯坦的塔拉斯)的军事冲突以及大食对波斯、吐火罗、安国、拔汗那等国的军事扩张行动等，都使陆上丝路通行受到影响，不得不避开战祸区绕道而行。尤其是唐代后期，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势力扩展到陇右河西地带，终于迫使这条陆上丝绸之路完全中断了。

通过海上丝路，不仅可以克服陆上丝路上述的种种局限，而且还有很多有利之处，如陆上运输工具主要靠马匹、骆驼等，运载能力有限，运输量少，费用高，消耗大，运输时间长；而海上运输船舶运载量大，费用低，损耗小，运输时间短。再说自宋代以后，我国政治中心移向东部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有南北大运河沟通，而我国出口的大宗物品丝绸、瓷器、茶叶等主要产地也在东南地区，通过内河运输到达沿海港口城市十分便捷，这样便于进出口物资的集散。此外，陆上丝路对外发展有一定局限性，它只是向内陆方向发展，即不断地向西发展；至于向东去日本，向东南亚地区、印尼、菲律宾以及向非洲、美洲等地区发展就有一定困难，而海上丝路通过海洋联系，相对要自由得多，辐射面要大得多。

更为重要的是，自唐代中叶以后，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南方转移。史书记载，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大批有识之士避于江南，使江淮地区经济获得空前发展。《资治通鉴》记：北方地区藩镇割据，“不供贡赋”，“国家用度，尽仰江淮”。一些文人志士也都指出：“赋之所出，江淮居多”；“今天下赋，江南居十、九”；“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从赖以出口的大宗商品丝绸、瓷器、茶叶等来看，东南地区发展很快。当时盛产丝织品的地区，除了北方河北、河南以外，主要在南方的江南、淮南、剑南、山南等地；以越州为例，唐开元年间的贡品仅有交绫、白纱，可是到了唐代后期，《元和郡县志》中记：“凡贡之外，别进异文吴绫及花皷歇、单丝吴绫、吴朱纱等纤丽之物，凡数十品。”说到瓷器，唐代以北方邢窑的白瓷与浙江越窑的青瓷最为著名。白瓷胎质薄，釉质洁白细腻，胜似霜雪；青瓷似玉如冰，釉为翠色，晶莹光亮可以照人。陆羽在《茶经·之器篇》中，认为越州为上。并对青、白两瓷作了比较：“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为然。邢瓷类银，越瓷似五，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当时越窑青瓷名扬四海，远销世界各地，今在日本、朝鲜、泰国、越南、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伊朗、沙特阿拉伯、也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西班牙等国都出土有越窑青瓷碎片，其中日本最多，仅博多港的鸿胪馆遗址就出土越窑青瓷2500片。唐代后期我国产茶地区遍布江南各地，陆羽的《茶经·之出篇》列举当时茶的产地：山南、淮南、浙西、浙东、剑南、黔中、江南、岭南各道。其中以峡州、光州、湖州、越州等地所出之茶，被列为上等。江南经济发达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再从唐代造船业的发达来看，自隋炀帝开通南北大运河以后，隋唐时期水上运输十分发达，造船技术也有了很大提高。据《资治通鉴》记载，唐代主要造船基地有：宣州(今安徽宣城县)、润州(今江苏镇江市)、常州(今江苏常州市)、苏州(今江苏苏州市)、湖州(今浙江湖州市)、杭州(今浙江杭州市)、越州(今浙江绍兴市)、台州(今浙江临海县)、婺州(今浙江金华市)、江州(今江西九江市)、洪州(今江西南昌市)等州及剑南道(今四川成都市)沿江一带；以及沿海的登州(今山东蓬莱市)、莱州(今山东掖县)、扬州、福州、泉州、广州、交州等。不难看出，全国造船基地基本上都在东南沿海地区。在造船技术方面，隋代杨素在永安(今重庆市奉节县)造“五牙”战舰，船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可载战士八百人。唐代造船技术已居世界领先地位，已能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隋唐造船业已广泛采用钉榫接合技术，并建有多道水密隔舱，不仅能抗风浪，而且可以抗水沉，保障远洋航行的安全。当时的阿拉伯商人来华，都愿乘中国船，如一时中国船未到，他们也愿耐心等待。唐代东南地区造船业发达及先进的造船技术水平，为海上丝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与隋唐时期对海外贸易采取一系列保护、鼓励政策有关。隋炀帝时，他接受了裴矩的建议，对来华贸易的外商，予以热情接待，令洛阳城内“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这里的外来客商，除了从西域由陆上丝路来的外，自然也包括由海上丝路来的海外使臣与商人。如此热情款待，积极支持的态度，当然招徕更多的海外客商来华。唐代为了鼓励和保护海外客商在中国经商的利益，特在重要港口设立了市舶司机构，它类同于以后所设的海关，派宦官担任市舶使，专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中有关各项事宜，在广州还选派了“岭南帅”加以监督，加强这方面的管理。规定对进口货物基本上只“抽解一分”，即抽十分之一的税。并予以种种保护，如抽完税后，出具证明让他们可以到全国各地去自由贸易；如在途中丢失了货物，当地官员要帮助寻找；如客商死在境内，官府有责任负责保存其货物，待其亲属来认领。特别是在大和八年(834年)，唐文宗还为此专门发布了一道旨令：南海来的外国商船，都是慕名而来，理应对他们宽厚热情接待，使他们感到高兴。但也听说有人对他们多加征收，使他们有所不满，怨声载道，对此深感不安，时而同情忧虑，以示关怀。对岭南(指广州)、福建(指福州、泉州)及扬州的外来客商，应由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节度使或观察使经常加以关心问候。除了应缴的税外，不得再加重税率，应让他们自由交易，随意来往流通。当时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来华经商后，写了一部《苏莱曼东游记》。在书中苏莱曼夸赞唐朝政府对外国商人，“从来不肯错待的”。还记下当时一个伊拉克商人在中国做买卖时，因与太监争价，货被没收了，他便设法化装去见了皇帝，告了太监，不仅退回了货物，那太监居然被惩处了。如此开明的政策，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唐代以前海上丝路虽有不断发展，但对外贸易活动及文化交流活动主要还是通过陆上丝路进行，而海上丝路只是为统治者提供一些海外珍奇品而已，与国计民生关系不是很大，社会影响也微乎其微，不太为人们所重视。而唐代如此重视和支持海外贸易后，大大促进了海上丝路的发展。自唐代中叶陆上丝绸之路被阻隔后，海上丝绸之路便取代了它，从而对外贸易活动便主要通过海上丝路进行了。特别是自唐代开设市舶司以后，开始对进出口物品正式征收关税，从此市舶税收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而且随着海外贸易的日益繁盛，这部分的税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同时随着海外交通的发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日趋繁荣，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所以海上丝路的发展，无论对国家、对社会，还是对人民生活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

来源：《海上丝路史话》/杜瑜

原标题：《陆上丝路的衰退与海上丝路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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