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城市思辨｜虚拟城市、网络空间与文学

产生于文学文本的网络空间

1982年，美国作家William Gibson在小说中第一次提出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这一词汇，用以指称广泛存在、互联互通的数字技术。这一隐喻很快随《神经漫游者》等科幻小说而传播开来，到1996年“电子前哨基金会”创始人John Perry Barlow在互联网上发表《网络独立宣言》之时，网络是一种“空间”，这一认识已被广泛接受。2013年，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也撰写了题为《城市，由实体走向虚拟》的文章。在他看来，虚拟城市将成为城市的未来，因为“现代网络形成了人类聚集的第二个空间，这个虚拟空间与地球表面的实体空间相平行”。

上海地铁站内，工人正把最新的手机广告装上墙。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城市承载着人类的聚集。从这一角度，作家们注意到，互联网不仅是机器的互联、技术产物的互联，本质是在既有的社会关联基础上，增添一层乃至多层“人”的连接。在这些设想中，网络带来的多重连接，将使人们获得“更为自由”的“新的生活场所”。而在最近的新闻中，人们也已看到，因存在Reddit这样的网络社区，“散户冲击巨头”这样的事件才能发生，网络切实发挥着组织大众的作用，并改变了这种组织的形式。

而对表达人与世界关联的文学艺术来说，网络并不只具有所谓“媒介革命”这类偏向技术的面相。在遥远的古代，先人聚集在山洞中或大树下，诉说代代相传的传说与歌谣，诞生出最初的文学形态；又发展出具有祭祀和信仰功能的仪礼，产生出最早的戏剧，流传演变至今。这样的文学艺术形态，和依靠血缘与地缘的人群组织形式无法分割。但既然网络给出了一种新的人际连接方式，完全能够顺理成章地推想：当人们不再聚集在大树下，而是聚集在互联网上，一种新的文学形态也将产生。

在与文学毗连的艺术领域，改变已经发生。2020年，受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影响，世界各地的美术馆与博物馆应急开发了各式在线展览。然而，在种种将既有展品“移植”到网络平台的尝试中，真正能如鱼得水乃至重获生机的，当属21世纪以来“原生”于互联网的计算机艺术。在2020年3月，一场由上海、首尔、纽约等地多家艺术机构组织的线上展览中，十个由不同地域艺术家创作的作品，通过网络链接的方式展示在观众面前，并直接构成国际艺术社群维持相互联系的写照。相比于这类面向网络中介之下人际关系的艺术实践，或许今天人们所说的“网络文学”还只是一个预演。

网络的空间隐喻

然而，正如“赛博空间”来自文学文本，作为“虚拟城市”的网络，亦难免是一种美好的修辞。它让人们看到一个仿佛是“纯粹”的社会空间，在那里，人和人的关系得以摆脱长久以来的空间距离给人带来的束缚：这样的“虚拟城市”不占据某种广延（几何意义上的空间），也不是身处其中的具体感知（精神意义上的空间），重点在于人际建立的社会关联。

但在物理现实中，摆脱空间距离永远不可能彻底实现。对通过网络建立的人际关系本身，只要看到形形色色的买卖交易，无不依托于庞大复杂的物流体系，就能意识到：网络“空间”仍是隐喻。它之所以被人认为实现了，依靠的是对“可见”的事物和“不可见”的事物的颠倒。对蛛网般密布城市的各种通信线路，以及串接其中的技术设施，乃至家庭中的网络设备，人们或熟视无睹，或予以掩藏；即便人们手上持有、面前摆放的大小屏幕，相比不可见的数据流所转换出的图像，若非变得无足轻重，就是已成为一种累赘；至于维持这些设备运转，以及更主要的是实现网络应许人们的种种功能，其中涉及的人力，无不匿名化了：他们只需完成网络“平台”分配的任务，此外的事情便与网络另一端的“用户”无关。

在这个意义上，虚拟的城市或许可以存在，但它一定是由成百上千个城市、连接它们的道路、供给它们的村庄等共同组成的。这并没有在已有的城市空间之外额外制造、叠加别样的“空间”，而是人们在认识上，对于在种种“虚拟”所给出的红火表象之下，真实生活和运作的人和事物选择性的忽略乃至漠视所塑造。

与这种忽略与漠视相对应，“虚拟城市”当然也有它的获利者。《观光客的哲学》一书中，日本评论家东浩纪指出，网络作为“空间”的隐喻，在将网络技术转化为有利可图的商业领域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按照他对美国这一互联网经济策源地的观察，网络的空间隐喻，首先将相关行业塑造为一片新的“公地”——“信息产业充斥着无数的’网络牛仔’，无主的网络分裂成无数的私有土地，先行者们借此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网络技术中的确存在一些创新性的成分，但空间的隐喻却将它“与美国的爱国主义联系起来”：声称存在一片“独立”的“空间”，唤醒了“发现新大陆”的古老记忆，由而在网络中的领地扩张，成为“西部精神”开拓荒地的再度演绎，更进一步收编了技术创新中原本可以存在的那种反传统、反建制的力量。

虚拟城市中的文学救赎？

网络的空间隐喻诞生于文学。对“网络牛仔”膨胀到“生死予夺”的大权在握，文学虽不必负有直接的责任——说到底，修辞与其说是促发因素，不如说更像一种社会思潮或集体无意识的涌现；但起码，在道义上，文学还是应当对这种“虚拟城市”承担某种职责。

回顾20世纪以来的文学，城市始终在为文学提供关于“现代”、关于“未来”的直接形象。相比之下，网络或更广泛意义上的计算机艺术，只是最近的发明。Carl Abbott在《未来之城：科幻小说中的城市》对西方科幻文学中的城市形象进行了系统性梳理，揭示出E. M. 福斯特、艾萨克·阿西莫夫等作家笔下的“科学幻想”大多依托于城市的舞台。作为补充，启蒙了无数国人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亦以虚构的“未来市”为背景。就连晚清报人以纪实为主的《漫游随录》，侧重的也并非城市情状的“原样”刻画，而是将自身对“现代”的渴望、对异域城市文化冲击的震惊体验，符号性地借城市景致的名义呈现出来。可以说，奇诡的想象、震惊的体验固然是城市文学书写中重要的线索，但想象和震惊无不回指到作者所处的“现在”：字里行间是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期许，或是对不堪现实的疗愈；而借虚设的技术“异托邦”，作家们也得以向同代人提出善意警告。

这提醒我们，文学中的“虚构”城市具有一种救赎的力量。它不只是对现代经验中集体无意识的被动呈现，而是保持着对生存在社会中的人的关切。当然，这种关切已不能依靠田园牧歌式的怀旧来实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反对机器的“卢德主义”，混淆了机器以及“应用这些机器的社会形式及其理念”，文学若只向着“前网络时代”回返，恐怕也弄错了聚集在网络上的人们真正需要实现救赎的那种生活。

或许，在向着数十年前科幻小说中的“虚拟城市”进发的当下，文学的救赎在于，构想别种“社会形式”，让那些被颠倒了的可见与不可见的关系，被忽略和漠视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提供穿透“网络空间”幻象之后的洞见。

（作者朱恬骅供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是计算机背景的城市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