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军锋读《娇惯的心灵》：偏执易感的心智与误入歧途的大学

《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美]格雷格·卢金诺夫、[美]乔纳森·海特著，田雷、苏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7月出版，527页，69.00元

《娇惯的心灵》之所以值得一读，不仅在于两位作者简洁明快的文风、聚焦主题启人思考的谋篇布局，更在于作者对时代议题的精准把握，同时有针对性地整合并吸收相关领域的前沿成果。可以说，两位作者能够准确把握公共写作的基本要义，并将其发挥至淋漓尽致的地步。加上两位译者田雷、苏心精妙传神的中译文，更是锦上添花，中译者在准确传达原文意涵的基础上，与中文的表达意蕴有效衔接，彼此呼应，时刻提点中文读者的历史现场感和跨语境的代入感。事实上，《娇惯的心灵》中所揭示的诸多问题，并非美国所独有，而是以另一种样态正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蔓延滋长，这应该是业已在中文书界独树一帜且别具一格的“雅理译丛”引介此书的用心所在。

打眼一看，主标题“娇惯的心灵”，加上副标题“‘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的烘托，读者的第一反应会误以为两位作者意在撰写一部“育儿宝典”。实际上，遍览全书，细心的读者即会发现，两位作者的主旨立意，首先在于审视新世纪美国大学所面临的诸多迫在眉睫的危机，分析危机背后的诸多错误观念，进而追溯并揭示孕育这些错误观念的社会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解救危机的可能途径。

可以说，《娇惯的心灵》是一部解剖当代（美国）大学的灵魂之书。偏执易感、见火就着、动辄得咎的脆弱人设，个人感觉至上、情绪推理、不惜以最坏的恶意揣度他人的扭曲心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部落主义、排他性的共敌式身份政治等等。本来，作为自由开放的思想园地，如今的大学校园却弥漫着一种“防御性的自我审查文化”，从教授到青年学生，人人噤若寒蝉、明哲保身，大学俨然沦为私相授受、自求多福的苟且之地；本来，作为多元包容、平等讨论、探求真理的学术殿堂，如今却沦为拉山头、闹派性、彼此敌视、相互举报的角斗之场……

《娇惯的心灵》的写作缘起，是两位作者过去几年目睹美国大学校园愈演愈烈的冲突和暴力事件，该书的雏形是两位作者于2015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的同名文章。据作者在“序言”中透露，文章本来的标题是：“越争越悲哀：大学校园是如何导致认知扭曲的？”据说月刊编辑发表前为强化标题的吸引力，将标题改为“The Coddling of American Mind”，最终的成书便沿用了这一颇抓眼球的标题。标题措辞显然脱胎于政治哲学家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1987年出版的那部旷世杰作“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封闭的美国心智》)。将《娇惯的心灵》前后两个标题比较，应该说，两位作者最初设定的标题更为平实，且更贴近写作者的现实关切和著述旨趣。

《美国精神的封闭》， [美]布卢姆（Allan Bloom）著，战旭英译，冯克利校，译林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348页，35.00元

中译本将“Coddling”译成“娇惯”，语意上当然并无错处，却在客观上与全书的著述主旨发生明显的错位，而且这样的中译标题措辞无形中屏蔽了许多原书所意欲的目标读者。在汉语语境中，“娇惯”，主要指涉父母对子女的无原则溺爱，放纵任性，毫无规矩，缺乏约束和节制等等。但原书标题采用“Coddling”,一方面固然出于吸引读者眼球之需要，但更深层次的意图在于反讽弥漫大学校园文化的扭曲：脆弱人设、安全主义、举报文化等等。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本应属于正常学术探讨范畴的正常言论，经过听者偏执易感的心智的负面过滤，被上纲上线，乱贴标签，肆意攻击，甚至暴力相向。大学校园本应是理性平和、彼此反证、自由探索真理的学术园地，如今却沦为各种不共戴天的意识形态立场你争我夺、各不相让的意见秀场。

为了凸显原书作者的著述主旨，笔者斗胆将《娇惯的心灵》一书的标题暂时改成“偏执易感的心智与误入歧途的大学”，意在更为直观地传达该书所聚焦的核心议题，同时将其作为这篇评论的主标题。

移动互联网世代与社交媒体

阅读《娇惯的心灵》，需要注意以下四个时间节点：1995年，2011年，2013年，2017年。

根据社会心理学家简·特温格（Jane Twenge）的研究，如果说1982年至1994年之间出生的一代属于“千禧世代”，那么，1995年出生的一拨孩子应被称为“互联网世代”的开端。特温格之所以以1995年作为一个关键性的代际分水岭，在于移动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社交媒体也成为区分互联网世代与之前的千禧世代最为突出的标志。

2006年，互联网世代的头生子十一岁，“脸书”将其注册用户年龄限制下延至十三岁。也是在同一年，“推特”社交平台正式启动。2007年，第一代苹果手机问世，更为个性化的社交平台“汤博乐”诞生，并迅速成长为全球最大的轻博客网站。2010年，移动应用社交平台“照片墙”问世，2011年，移动分享应用平台“色拉布”投入运营……

2013年，互联网世代头生子十八岁，他们进入大学，2017年，他们大学毕业。从此，互联网世代成为大学校园的真正主人。2017年也是特朗普就任总统的第一年，这位“推特总统”更是将社交媒体的潜能发挥至淋漓尽致的地步。

社交媒体从根本上改变了“95后”们的社会关系模式、观念形态乃至行为方式，互联网世代与千禧世代之间也因此出现明显的断裂。社交媒体平台改变了互联网世代的生活方式，而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即时便捷的信息筛选、整合和推荐机制，无形中将每个人“锁定”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信息茧房之中，我的茧房我做主。社交媒体使人沉溺其中，无法自拔。2017年，在一次采访中，“脸书”首任总裁谈及该社交媒体的运营策略，读之真令人细思恐极。他这样回忆道：

在开发这些应用时，“脸书”可以说走在头一个，所内置的思维过程……说到底不外乎是：“我们如何做，才能最大限度地消耗你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多多益善？”……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时不时地给你一点多巴胺的刺激，你会看到，又有人给你的照片点赞了，又有人给你的帖子评论了，诸如此类。而这就会让你发布更多的内容，然后，你就获得更多的赞、更多的评论……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确认的反馈循环……正好是像我这样的黑客所能想到的主意，因为你正是要利用人类心理的某一弱点。（《娇惯的心灵》，201-202页，以下未注明页码均引自该书）

社交媒体主导下的这一全新社会交往形态，在客观上强化的正是《娇惯的心灵》所要集中破除的如下三种错误观念：①泛化的安全主义，极力屏蔽一切可能带来情感或观念上的冒犯或痛苦经验，而不是从与不同立场主张的碰撞激荡中锻炼韧性，培养理性；②对于他人之举动或言论，采取的是自我感觉统御下的情感推理，甚至恶意揣测，而不是理性主导下换位思考，多元包容；③秉持非善即恶、非黑即白的道德二元论，世界是“我们”与“他们”、朋友与敌人、好人与坏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标榜自己道德如何高尚，见识如何高明，对手德性如何低劣，智性如何脑残，而不是对大量含混交杂的灰色地带保持高度自觉，对各种主义标签形成慎思明辨的理性能力。

2016年，美国进入“特朗普时刻”，其发端固然有着极其复杂的政治和社会根源，但这一时代与互联网世代彼此叠加，相互强化，其中的因果机制，实在耐人寻味，颇费思量。特朗普时代美国社会所暴露出的诸多症候，诸如情绪宣泄、社会撕裂、党派敌对，针对长期以来主宰大学校园文化的学院左派文化观念的激烈反弹，对作为文化左翼意识形态衍生物——“政治正确”针锋相对的挑战等等，诸如此类业已突破大学围墙的冲突，在美国社会掀起一场空前规模的“文化战争”。与此同时，以开放多元、自由包容、以探索真理为职志的大学校园文化，从此遭到意识形态斗争的“精神毒化”：学术争论被泛政治化、敌对化，学术分歧被上纲上线为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立场的敌我斗争，作为学术传播和校园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公共论坛和学术演讲，无法按计划有序进行，甚至因遭抗议被迫取消，教授正常范围的课堂教学、学术研究以及公开发表，遭遇同行或学生检举揭发，教授群体立场观念同质化，且自以为是，不容异见，甚至以“政治正确”之名行政治迫害之实。教授群体心智格局的扭曲，也在潜移默化中促使青年学生的心智走向变形，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学者群体私相授受，抱团取暖，不同立场群体之间彼此敷衍，相互拆台算计。教授与学生之间信任流失，大学校园文化生态发生畸变，大学自身正在自鸣得意中误入歧途。

新世纪大学校园文化生态的畸变

学术或科学的职志在于通过自由探索追求真理。原则上说，学术无关乎政治，政治涉及权力的攫取和使用，它经常被党派意见裹挟。然而，在实践中，政治却往往透过学者个人的文化立场、意识形态以及政治主张，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在教授们的学术活动之中，这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有鉴于此，为了确保学院里自由讨论、彼此反证的氛围，就需要保持立场的多元平衡，防止因教授群体立场同质化而导致僵化教条，心智封闭，进而使学生视野偏狭，固步自封，致使校园文化生态因缺乏体制性反证而走向扭曲变形。

近年来，一系列专门针对大学各学科教授群体政治立场的调查发现，1990年代以降，左翼与右翼之间的比例迅速攀升，除了经济学左右比例维持在4比1之外，在人文和社会科学核心领域，左右比例几乎全部超过10比1，而在《娇惯的心灵》作者之一海特所在的理论心理学领域，2016年的左右比例高达17比1。与教授群体政治立场同质化相应，学生群体也日益被拉向“左半边”，自认保守派或温和派的学生不断缩水，而自由派的学生比例不断飙升，从2012年以降，学生群体的左转趋势呈现出不断强化之势。面对美国大学校园左右比例严重失衡的态势，《娇惯的心灵》两位作者提出如下警示：

我们眼睁睁地看到，某些学术共同体，尤其是那些位于美国左派最密集地区的，其政治同质和凝聚已经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组织体也已经脱胎换骨，它们所呈现出的集体性的特质，同大学的宗旨可谓背道而驰。一个为行动而动员起来的集体组织，更愿意执行政治教条，也不太容忍对其关键意识形态信念的挑战。政治上同质的社群，更容易发生猎巫行动，尤其是当它们感受到来自外部的威胁时。（157页）

与二战后至1960年代积极投入社会改造、重建社会正义的改良左派不同，新的文化左派深受各种“后学”目不暇接的新鲜语词的浸染，它们注意的是抽象的哲学批判和话语分析，而不是对具体社会现实问题的诊断，以及针对性的行动方案：差异政治学、身份政治学、认同政治学，日趋成为主导性的学院话语。在大学各学科领域，妇女研究、黑人研究、拉美裔美国人研究、LGBT研究、移民研究，纷纷拉伙圈地，多点开花。这些研究门类背后的动力，与其说是出于研究者纯粹的学术好奇，还不如说是更为直接的社会和政治主张的衍生物，它在强化“受害者”群体的自豪感的同时，在客观上却在不断解构着美利坚国家赖以为继的价值共识。出于对历史上和现实中那些遭遇不公的受害者的同情和负罪心理，文化研究俨然沦为“受害者研究”，他们首先关心的是个人在他者眼中的身份和尊严问题，而不是更为直接的阶级和贫困问题（相关论述可参见[美]理查德·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二十世纪左派思想》，黄宗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55-78页）。

罗蒂著《筑就我们的国家：二十世纪左派思想

学院左翼上述脱离社会现实、高高在上且不断走向“内卷”的趋势，与美国两大建制政党愈演愈烈的寡头化趋势形成了共谋式的呼应，长期被压抑的社会不满，终于在政治素人特朗普的一整套反建制、民粹主义、反智主义、反“政治正确”政治口号的感召下，一夜之间呈“井喷”之势，令许多人尤其是学院左翼人士一时间猝不及防，手足无措。特朗普四年总统任期，从大学到整个美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精神冲击，对左翼人士来说，无异于一场精神噩梦，我们也见证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文化内战。

现在看来，导致这场剧烈震荡的，绝不能简单归咎于特朗普的人设，它毋宁是1960年代以降左翼文化不断走向激进且自以为是所导致的最为直接的后果。而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打破了长期以来将大学与社会、学术与政治隔离开来的围墙，广场政治的派性冲突，开始成为大学校园内文化生态结构的一部分，广场政治直接介入学术争论，使学术分歧扭曲变形为政治派性冲突。

米洛·雅诺波鲁斯（Milo Yiannopoulos），新右翼媒体“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编辑，特朗普的铁杆儿粉丝，以“有德性的挑衅者”自居，并经常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一系列极具刺激性的言论。2017年2月1日，米洛原定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发表演讲，引起以“反法西斯主义者”（Antifa）为代表的左翼激进组织和左翼师生的激烈抗议，支持米洛者被指为“新纳粹分子”，双方大打出手，导致严重的暴力流血事件，最终，当晚演讲被迫取消。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伯克利，1960年代曾经作为争取大学言论自由和民权运动的发祥地，如今却以暴力打砸抢的方式，阻止一场在他们的认定中包含仇恨言论、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的公开演讲。对此，《娇惯的心灵》两位作者不禁发出如下疑问：

为什么在现如今的美国，越是进步力量强大的地区（如新英格兰和西海岸地区），越是因其进步政治而知名的大学内，抗议活动反而越激烈，也越普遍，这是为什么呢？这些大学，难道不是原本最致力于制定进步且包容的社会政策吗？（143页）

伯克利事件开启了一个危险的先例，此后，“越来越多的左翼学生接受了这样的观点，面对他们感到‘可恨’的言论，做出暴力的回应经常就是正当的。”（116页）

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市场自由派学者，供职于保守派智库企业研究所。2017年3月2日，应佛蒙特州明德学院邀请，默里拟结合自己于2012年出版的《走向分裂》一书，就美国白人劳工阶级如何走向破产发表演讲。鉴于默里为特朗普反移民和贸易保护政策辩护的立场，加之他本人1994年与另一位作者合作出版《钟形曲线》一书，意在揭示导致种族之间平均智商差的基因根源，民德学院许多左翼师生便据此认定，默里是典型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种族主义者，联名要求校方取消此次活动，遭到校方拒绝后，抗议者当晚便蜂拥至演讲现场，大声喧哗，使活动难以有序进行，迫使演讲中途转移至线上直播，最终，抗议者还是发现了演讲者和与谈人的直播所在地，他们便聚众破门而入，冲进直播间，谩骂围攻演讲者和与谈人，致使与谈人受伤入院。

明德学院学生反对查尔斯·默里演讲

海瑟·麦克唐纳（Heather MacDonald），新闻记者，兼职律师和社会评论员。2017年4月9日，受麦肯纳学院的邀请，麦克唐纳拟就此前出版的《向警察开战》一书发表演讲，该书的副标题是“层出不穷的对法律和秩序的抵制如何将大家置于危险境地”，作者意在指出，各种以“黑命贵”名义发起的抗议活动，客观上导致警察不愿介入少数族裔社区维持治安，致使这些社区犯罪率飙升，当地居民生命和财产遭遇更为严重的威胁。然而，麦氏的这一论点，在左翼师生眼里，简直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认定，校方邀请这样的人来做演讲，分明是在为警察暴力执法推波助澜，是公开地为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警察国家背书之举。演讲当晚，示威学生冲击会场，使演讲不得不临时改为线上直播，但示威者还是不依不饶，冲击直播现场，最终使演讲被迫取消。事后，响应抗议者的左翼学生组织将麦克唐纳指为“法西斯分子、白人至上主义者、好战派、恐同、歧视变性人，‘而且’以阶级斗争为纲”（125页）。

麦肯纳学院的学生使海瑟·麦克唐纳的演讲被迫取消

类似性质的事件，不仅发生在青年学生中间，而且正在作为教育者的大学教授群体内蔓延，这也许是更为令人忧虑之所在。瑞贝卡·蒂韦尔（Rebecca Tuvel），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罗德学院哲学系助理教授。2017年3月29日，蒂韦尔在女性主义哲学杂志《希帕提娅》官网发表题为“为跨种族主义而辩”的署名文章，在文中，蒂韦尔援引具体案例指出，与跨种族身份相比，社会对跨性别身份的态度表现得更加开明。文章甫一发表，便引起轩然大波，一群左翼学者联名要求杂志撤稿，认定这篇文章暴露出“白人女性主义的所有错误”，指控作者“恐惧变性身份”，而且有“暴力”倾向。面对蒂韦尔遭遇的围攻，许多同行学者私下对蒂韦尔表示同情，却在公开场合噤若寒蝉，不敢公开声援。更有甚者，有些女性主义学者公开一套，背后却完全是另一套，她们私下表达对蒂韦尔的同情和支持，却在公开场合加入攻击者队伍，甚至不遗余力，惟恐人后。

艾米·瓦克斯（Amy Wax），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教授。2017年8月，瓦克斯与另一位教授合作在费城一家报纸上发表题为“为我国中产阶级文化的崩溃而付出代价”的评论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据说犯了学术界之大忌的话：“所有的文化都不平等。或者说，至少有些方面，比如说让人们做好准备，生活在发达经济体中而能有其所能，不同的文化是不平等的。”（149页）

一个星期后，宾夕法尼亚大学五十四名研究生和校友发表联合声明，指控瓦克斯教授的文章体现出“异性恋、父权制、基于阶级的、白人至上的邪恶逻辑”，同时要求大学校长就瓦克斯本人的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展开调查。与此同时，瓦克斯在宾大法学院的三十三名同事也群体相应，公开向瓦克斯发难。

大学何以误入歧途？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学校园文化如此扭曲？《娇惯的心灵》的两位作者给出如下六条解释线索，这些线索在客观上彼此交织，相互强化：①美国社会愈演愈烈的政治极化；②近些年，美国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症呈迅速蔓延之势；③中产家庭父母们对孩子过度呵护、直升机式的教育方式；④互联网世代的孩子课余时间被大量的补习班占据，他们自由玩耍、自由支配的时间被大幅压缩；⑤大学官僚机构不断膨胀，校园安全注意、维稳思维促使其全方位介入学生事务；⑥以结果平等为导向的社会正义观念日益取代“相称-程序的社会正义”，为了照顾某些身份群体的自我感受，不惜牺牲基本的程序正义。

政治日趋极化，党派敌意日深，左右两翼彼此视对方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从公共媒体到社交媒体，纷纷依据各自的意识形态立场选边站，更使双方在情感上不断两极分化。政治生态的扭曲，带来大学校园文化生态的畸变。在校外右翼势力的声援下，先前在校园里噤若寒蝉的右翼组织开始抬头，并与左翼势力渐成对峙之势，加之面对汹涌舆论和公开的情绪对立，校园领导层缺乏决断意志，面对冲突往往畏首畏尾，优柔寡断，教授的任何在措辞上有失慎重的言论，都可能成为舆论的爆发点。

进入2010年代，美国青少年患抑郁和焦虑症的比例大幅上升，调查显示，在每天与社交媒体打交道的“互联网世代”中间，心理疾病愈演愈烈，自杀率更是高得惊人。从2013年至2017年，随着“互联网世代”成为大学的主体，偏执易感、情绪推理、脆弱人设、安全主义，使得大学校园经常沦为社会舆论的沸点和不满情绪的发泄口。

青少年心智脆弱晚熟，这与中产阶层父母新的教育方式也不无关联，对孩子百般呵护，精心栽培，唯恐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父母的过度监管，使孩子很少有机会养成自己克服脆弱所需要的韧性。随着这样的孩子进入大学，安全主义思维方式也随之被带进大学校园。对互联网世代来说，一方面，他们每天独自面对屏幕的时间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学校和父母对孩子的学业期待变本加厉，他们很早就开始为孩子将来能进入更好的大学拼尽全力，为积攒更能吸引大学招生官的漂亮履历争分夺秒，孩子们自由玩耍时间被层层加码的功课占据，他们很少有机会通过游戏扩大见识，通过与人交往开阔心胸，培养社交技能和面对压力的韧性。

从大学本身的组织来看，现代“巨型大学”（multiversity）在功能上日趋多样，其运营方式日趋公司化。校园官僚事无巨细，维稳思维压倒一切，各种行政控制无所不用其极。为了防患于未然，过度监管，对任何引发所谓“危险”的言论严加管控，这在客观上助长了举报文化甚嚣尘上，致使教授在课堂上经常提心吊胆，生怕说错话动辄得咎，引发校内外舆论的声讨，致使大学校园人人自危，信任流失。大学校园也因此不断滋生出一种“受害心态文化”，人们变得敏感易碎，见火就着，当事者在面对冲突时，第一反应便是向第三方即大学行政当局寻求救济，这就使他们日益对大学行政当局产生本能的“道德依赖”。

回归大学的初心使命？

如何使误入歧途的大学重回正轨？回归大学的初心使命？《娇惯的心灵》的两位作者的写作旨趣，绝非基于道德主义式的社会批判，而是直面问题所在，揭示问题之根源，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建言献策，号召人们以身作则，积极采取行动。

《娇惯的心灵》行文至第四编，首先聚焦进入大学之前的青少年的教育之道，其次则是寻求大学教育自身的革新之道。尽管都是原则性行动建议，却极富针对性，作者意在开启一场家长、中小学和大学教育者之间的建设性对话，使家庭、学校、大学对青少年的教育彼此有效衔接，形成合力，共同助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为了能够使孩子健康成长，培养心智韧性，克服脆弱人设，需要家长和学校有效节制安全主义的思维惯性，给孩子们更多的自由时间，嬉戏玩耍，组织夏令营以及课外俱乐部等等，使他们在无人看管的条件下逐步积累反脆弱的经验，养成与人相处、相互说服的基本技能，学会自己判断风险，并自觉规避风险，遇到问题，能够管理情绪，保持冷静，寻找解决之道。通过各种途径使孩子养成自觉反思，换位思考的习惯，通情达理，智性上保持谦逊，追求共性的身份政治，而不是寻找敌人的身份政治。

对青少年来说，从中学进入大学，是人生的关键转折。为了使这一过渡经历必要的缓冲，两位作者提出，进入大学之前，孩子们应当工作或服役一年。在这一“间隔年”期间，孩子离开家长，独自工作和学习，探索个人兴趣，锻炼人际交往能力，使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前，心智尽可能成熟起来。在两位作者看来，这不仅可以作为孩子的“成人礼”，而且有助于逆转政治社会日趋极化的态势：

无论这个“间隔年”是用于公共服务还是工作，只要青年人愿意离开他们从小长大的地方，到一个和自己熟悉的美国环境截然不同的地方去，踏踏实实生活一年，美国民主政治的极化状况就能得到改善。（349页）

大学探索真理，传授知识，弘扬学术，教授传道授业解惑，激发学生认识真理，热爱真理，而追求真理的前提在于自由探索。为此，大学需要切实保障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对于公众的愤怒，舆论的汹涌，大学应当未雨绸缪，能够做到临危不乱，明辨是非，而不是自乱阵脚，被舆论沸点裹挟，针对任何干扰正常学术活动和学术秩序的蛊惑行为，大学当局应当具备足够勇气对之坚决说不。

精英大学在招生过程中，应多招收那些素质全面、性格成熟、人格独立的申请者，而不是那些在填鸭式教育中被塑造成的考试机器。

对于大学自身来说，不仅要确保师生在种族、性别方面的多元性的同时，更要确保“立场的多元化”，避免某一种政治立场在大学定于一尊。在大学里，无论是教授还是青年学生，围绕特定论题发生冲突、争议和论辩，应是校园生活的常态，应从容面对，学会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彼此驳正，而不是相互攻讦，更不应沦为人身攻击。批判性思维的前提是智性的谦卑，学会换位思考，养成开放心智，推己及人，以礼相待，而不是非敌即友，非黑即白，拉帮结派。

无论情势怎么改变，追求真理，应当是大学始终坚守的初心使命，两位作者坚信，只要大学能够坚持上述改革之道，理想的大学并非遥不可及：

这里有一所大学，它把探索的自由作为使命所在，选拔那些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学生，教育学生，让他们懂得从建设性的争论中学习，然后画出一个将整个大学都包括在内的圈，其中每一位学生和教师都知道他们在人身上是安全的，也明白他们就是这共同体的一分子，那么这样的一所大学，才是教授的家园、学生的乐土，以及社会的福音。（363页）

这样的大学，不仅是一个国家赖以立基的根本福祉，而且是一种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灯塔。1750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创办宾夕法尼亚大学，在给塞缪尔·约翰逊的一封信中，富兰克林这样写道：

对公共福祉来说，重中之重莫过于培养和教化青年的智慧和美德。在我看来，人的智慧和美德，才是一个国家力量的源泉：其势能远远超过任何财富或武器，因为一旦为无知和邪恶所控制，金钱和武力往往只会带来毁灭，而无法保障一个民族的安全。（373页）

在举国上下群策群力，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我们新世纪主要奋斗目标之一的今天，什么才是中国大学应当始终持守的初心使命？中国大学在继续将助力大国崛起作为自身无可推卸责任的同时，是否需要成为更为根本的精神垂范的载体，承担更为深远的文明庚续的使命？我们的大学离这样的期许究竟还有多远？现实中，我们的多少努力非但无助于接近这一期许，反而与这样的期许渐行渐远？……

这，应当是置身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时刻”的我们捧读《娇惯的心灵》更为深沉的关切吧！

（本文将收于《通识教育评论》第八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