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未来｜为继续求学，他们做了这些努力

澎湃新闻 王煜 制图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人数达到1424.04万人，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受教育问题逐年改善，但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者反应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后有本地升学难的问题。

为了探究该问题，笔者将上海市郊区的一所以随迁子女为主体的中学作为研究的调研地点。受新冠疫情影响，笔者从2020年3月开始同受访学校的学生和老师们上网课，4月正式驻校开展调研。受访对象为预备至九年级学生、家长、学校教师及校领导。期间也采访了留在上海已经初中毕业的随迁子女。截至10月，共采访33名学生、11名家长、11名学校教师及校领导。

本文将讲述其中三个随迁子女在超大城市接受高中教育受限的现实下如何寻求机会和出路。

路经一：中专毕业出国成为求学新路径

小王同学是出生在上海的随迁子女，从小就在上海接受教育，成绩优异，5月采访时正在上海郊区一所公立学校就读初三。父亲平时接工程的活，母亲是家庭主妇，很早就在上海郊区买了地盖了房子，家庭月收入10000元。

小王全家户口都在安徽农村。由于未达到在上海就读普通高中的要求，小王只能报考中高职贯通和普通中专、职校。当问起他将来的教育期望时，他颇为懊恼地说：“我之前不了解政策，等初三班主任给我们开会才了解我们无法在当地中考。周围的小伙伴们也很茫然，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小王说早知道花钱回老家“砸”个高中了，现在马上面临中考，回老家也来不及。即使可以把中考分数转到老家，但有些科目无法在这里考，所以成绩转回老家也有难度。

同样的事情小王的姐姐在几年前也遇到过。姐姐告诉小王可以像她一样选择中专毕业后出国留学，一样可以有读本科的机会。小王的姐姐曾经也是一名随迁子女，在上海读完中专因为对韩国有很强烈的兴趣就申请了韩国的本科，一年学费约合5万人民币，月平均生活费约合5000元人民币，自己平时也做兼职来补贴。据笔者了解，现在姐姐已经接近毕业，并且有继续读研的打算。

这个消息就像初三年级一部分同学的救命稻草,一些有家庭条件还不错的家长们也纷纷开始打听这条路的可行性，计划让孩子出国。一时间让本来有些绝望的大家又重新振作起来。通过笔者的追访，目前小王已经入读上海某中专，现在一心想着好好度过接下来的几年，争取出国圆自己的大学梦。

路径二：到他省就读高中、参加高考

小林生在上海，老家是安徽县城，平时只有放寒暑假会回老家。父亲是架子工，母亲是家庭主妇，无上海房产，在她上初中的时候才开始缴纳社保，居住证积分未达标。从小在上海接受教育，成绩中等，是学校里随迁子女为数不多在外每天补课的同学。

小林的梦想是当一名兽医，在初三填志愿的时候选了动物医学，但是动物医学的中高职录取分数很高，所以在疫情返校后第二学期的最后阶段加紧补课。小林的妈妈开始很支持女儿的决定，希望她可以学精学细掌握一门手艺。但是爸爸非常希望她上高中并考大学，坚持只有读高中考大学才会有更好的生活，并且已经联系到浙江一所课程从幼儿园涵盖到高中的寄宿制民办学校，可以在那里参加高考，小林母亲也被说服。但小林不愿意去民办高中就读，一方面不舍得在上海交好的小伙伴，另一方面认为自己转去新学校一定跟不上。班主任也劝说小林母亲，如果勉强让她上高中的话可能会非常吃力，但是母亲坚持暑期补课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小林妈妈着急地说：“小孩最后只能上一个中专或中高职，这不是毁掉了吗？”

小林有一个即将上小学的弟弟，父母已经决定将弟弟与姐姐一同送去浙江的学校读书。通过10月的追访，小林已经在浙江的学校就读，每半个月回上海跟父母弟弟团聚。小林抱怨过完全跟不上进度，基础差，但是为了大学梦和父母对她的期望，她愿意坚持下去。

小林的同学在初三的最后阶段一直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认为读个中高职就算了，但了解到小林要去浙江读高中，经过考虑后回到江西老家的寄宿制就读高中，但父母仍旧留在上海务工。

路径三：扎根在大城市就读中专

小唐是出生在四川的随迁子女，4岁的时候全家都搬来了上海，无上海房产，居住证积分并未达标。哥哥在上海的一所中专就读，现已毕业留在上海。据小唐说他哥哥成绩比他好，但后来不想读了，觉得没希望，读完上海的中专就出来工作。

小唐成绩比学校里大多本地学生优秀，初一时考虑过转回老家，但是面对教材变化和一个人回乡的孤独，小唐还是决定留下来。初三后期小唐一直在认真备考，并没有因为不能考高中而有丝毫懈怠。对于未来的高考，小唐说无所谓了，上完中高职可以自己再看书学点知识，学门实用的技术。

小唐的班主任在访谈时感慨类似小唐这样的学生太可惜了，如此高的分数只能读中高职。老师提议道：“一般像成绩特别好的学生预备和初一就回老家了。但也有少数像这种成绩特别好的学生还呆在上海。我有一个小的建议，可不可以比如说全区排名前十，可不可以给他们开个口子，让他们有考高中和高考的机会？这也是人才，不希望流动到其他地方去。”

小敏在安徽出生，父亲跑运输，母亲在学校旁边开了个很小的美甲店。从小学开始一直在上海就读，中途有过转回老家读书的念头，但听说老家学校风气不好，老师会打人，方言也听不懂，就放弃了回乡。对于所填的专业是兴趣大于无可奈何，学校的国画课程使她对计算机平面设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能以此来找到对口的工作。她强调自己更喜欢中高职，没有高中那么死板，小敏听已在上海读中专的表姐说，如果考上好的专业在学校期间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因此对即将到来的中专生活很是期待。

笔者在后续的追访中了解到，小敏被一所专业很好的学校录取，她提到：“学习氛围挺好的，之前预想可能环境比较差乱，一学期下来发现学校管理比初中还要严，没想象得那么轻松，老师也挺负责。本来以为职校来玩的人多，可能因为班级里一半以上都是重点高中没考上或当时志愿填错了的本地学生。”

如何为随迁子女继续教育提供更多可能？

小王、小林、小唐和小敏的故事，虽是个体的经历和选择，却展现了他们所属的随迁子女这一群体在政策夹缝中的挣扎，以及为继续求学而从未放弃的努力。目前，公办普高对随迁子女的开放程度较低，报考要求跟居住证积分紧密关联，外来务工人员达到相应积分的难度非常大，但随迁子女及其家长却在有限的空间内努力为子女争取继续受教育的机会。

计划中专结束后出国的学生认为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出国后可能会比留在国内学到更多，中专的学习氛围和风气并没有阻碍他们追求受教育的脚步。对于回老家和流动到周边省份读高中的学生和家长来说，高中是人生必不可少的一环，哪怕最后没有考到好的大学，高中的奋斗过程是要体会和经历的，参加高考也是改变自身命运重要的途径。目前，大城市为随迁子女有条件地开放了职业教育，但针对随迁子女可选择的中高职、中专院校有限，随迁子女家长大多都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访谈中，受访学生明确指出自己并不想从事跟父母一样的工作。在志愿填报方面，选择下一步在上海读中高职和中专的学生大多都选择了计算机、平面设计、学前教育、会计、酒店管理等劳动强度较低的专业，他们认为：“这样会让名声更好听，日后可以有一份坐办公室的‘白领’工作”。

无论是随迁子女在懊恼无奈之下的妥协，或者是对未来道路的重新规划，还是家长所期待地政策变化，或者老师给出的“可不可以开个口子”的建议，他们的心声无不表达了寄望于政策能为随迁子女的继续教育提供更大的空间，更多的选择，以及更有力的支持。

目前，政策导向着重于开放职业教育予随迁子女，但一直以来职业教育被家长和学生认为是没有出路的，这与他们的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相差甚远。同时，学生和家长都在困境中做着各自的努力，他们继续接受教育的愿望相当强烈，教师们也对未来人才的流失感到遗憾。鉴于此，如何在政策层面做出相应调整，以更大可能协助随迁子女实现继续接受教育的愿望和多元需求，亦是教育政策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极具挑战又不可回避的议题。此文中几个孩子的故事以及家长、老师的建议，也为可能的政策方向提供了一定参考。

其一，开放职业教育予随迁子女是积极的政策实践，但职业教育本身的定位和设计或需完善。在中国应试教育体系的影响下，中专，中职学校成为考不上高中学生的选择，职业教育长期以来被污名化。目前一些资质较好的中专学校和专业只开放有限的名额给随迁子女，并且录取分数几乎与普高录取分数相近，因而大量随迁子女只能选择收分较低的低技能劳动专业。建议适度开放更多好的中专学校和专业的录取名额，积极落实学生中专中职学习期间实操训练的机会，提供最新的就业咨询，为未来的职业道路提前做准备。另外，可以对目前职业学校教学质量和课程进行培训和改革，完善教学体系，同时严格管理学生纪律，加强对随迁子女学习和生活上的引导、支持，改变中专“混日子”现象。

其二，拓展职业教育之外继续教育的机会和空间。虽然职业教育是随迁子女可以考虑的出路，但不应该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和选择，也不是他们对继续教育的唯一期望。《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和《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传达了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明确信号。建议考虑引入随迁子女用平时考试成绩换取相应居住证积分的机制，以学业表现换取教育机会，这不仅是对成绩优秀并渴望留在大城市求学的随迁子女自身努力的肯定，也增加了给大城市提供更优秀的人才的可能性。

其三，正视随迁子女对继续教育的期望及为此付出的努力，为他们寻求教育机会的实践提供有效支持。在升学政策方面，及早让随迁子女了解最新的异地中考升学政策和所需条件，提供升学咨询，给孩子和家长足够的时间去决定未来受教育的道路。在中考制度方面，本地学生和随迁子女可以采用同样的科目和计分规则，避免在课程设计、学习内容和授课质量等方面区别对待的教学模式。对于返乡儿童和再迁儿童，学校除了在学习上及早安排衔接工作，提供课后辅导，也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帮助他们适应新环境。对于有出国意向的学生，亦可以提供留学咨询，如留学国家的相关政策和申请学校所需的条件，让学生在资讯充足的情况下做好充分准备。

(作者丁琪凡系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在读博士，巫俏冰系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本文是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丁琪凡在博士就读期间田野调查的部分成果。为保护受访者身份，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在此感谢全体受访的随迁子女，随迁子女家长和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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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未来”关注3500万流动儿童和6500万留守儿童，呼吁改变1亿中国儿童身份困局。本专栏由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纵横计划”资助，在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