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与地方经济丨货币史与城市化视角下的内循环与增长

当经济转向内循环时，谁能设计出有效益的项目，谁能解决项目的融资，谁就是增长的中心。图为2020年12月19日，贵州省遵义市高铁新城及周边建筑群。 视觉中国 资料

一、引言

2020年5月的全国两会期间， “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出，这引起国内外普遍关注。有学者认为，中国从来就是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多数研究者，则将内循环理解为减少外需，扩大内需。

事实上，尽管中国仍然是大国中外向度最高的国家，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已经显著下降（如图1所示）。而且，中国经济并没有摆脱外循环的制约。尽管转向内循环的动因是中美贸易摩擦所暴露的中国经济对外部资源、市场和技术的严重依赖，但笔者认为，中国经济无法实现内循环的真正原因，既不是资源，也不是市场，甚至不是技术，而是支撑经济内外循环的货币。只要货币是外生的，即使全部市场都在国内，中国经济也是以外循环为主。

图1. 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比较
资料来源：陈果，自由贸易港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微信公众号“陈果A股策略”2017年11月12日发布。

很少有研究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模式联系起来。但历史表明，经济是以内循环为主还是外循环为主会显著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央此次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绝不是简单扩大内需。这要求我们必须识别出这些变化的底层原因，准确判断城市化在这一转变中的作用和影响。

二、分工、货币与城市化

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类所有活动都建立在分工基础上。与分工相对应的是交换，由于分工是异质性的，不同产品和服务之间的量纲不同，因此，寻找价格的成本非常高昂。而且随着分工种类和范围的算术级增加，所需要计算的交换价格比例会呈指数级增长。

于是，人类就把人人都需要（“流动性最好”）的商品单独拿出来，为所有分工提供价值比较。这个商品就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交易工具——货币，它为异质性分工提供了统一的量纲。但“流动性最好”（随时变现，兑换其他商品）的特征，也决定了“货币”天然的短缺性。

为解决货币的短缺性，人类又发明了多种次优的非货币交易制度（如家庭、宗族、企业、政府）。这类制度通过不对称的剩余索取权等产权安排，寻找组织内分工的交换比例（价格）。而非货币分工经济的顶峰，是把整个国家视作一个托拉斯的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是市场经济，只不过寻找价格的方式不同。某种意义上，制度可以说是在货币不足条件下分工的一个替代工具。

无论是从交易的空间尺度还是时间尺度衡量，计划分工的成本都远高于货币。因此，有没有货币，社会分工的水平大不一样。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事实是，依赖货币分工（市场）的比重越高，经济就越发达，资本（与广义货币供应量M2正相关）形成能力也就越强。（如图2所示）

图2. 世界不同收入国家的M2与GDP的比值情况比较
资料来源：APO Productivity Databook 2018, Asia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城市是非熟人社会，如果没有货币作为媒介，想要建立起交易信任，难度极大。城市的分工细化，交易种类极多，即使建立起有效的计划分工，依靠制度寻找价格的成本也会非常高昂。此外，城市还是重资产的集合，若没有以货币为基础的资本市场作为支撑，仍靠压缩当期消费来积累和获得资本，就一定会遇到资金的天花板。货币天然的稀缺性，限制了分工的范围，抑制了极度依赖货币的城市化的发展进程。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一组直观的陈述：（1）城市必定是建立在货币分工基础上；（2）城市化水平是基于货币分工在经济中的映射。这组陈述把货币和城市化联系起来，构成了本文讨论的一个基本假设——城市化可以被简单视作货币数量的函数：若货币数量多，则城市化水平高；反之，若货币数量少，则城市化水平低。

三、货币：从内生到外生

为理解货币内生和外生的差异，我们不妨假设中国就是一个“世界”，各省相当于不同的“国家”。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会关心各省之间的贸易顺差和逆差吗？答案肯定是，不会。这就像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描述的那样，只要每一组自愿交易都可以最大化双方利益，贸易的加总就是对所有人有利的，地区间的贸易不平衡不会改变这一结果。

那么为什么在真实的国际贸易中，顺差却突然变得如此敏感和重要了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货币。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唯一差异在于，交易是否发生在同一个货币区。贸易顺差的含义，是一个货币区在与另一个货币区展开贸易时，流入的是货币，流出的是实物。如果没有了货币区的差异，贸易的顺差和逆差也就失去了意义。

究竟是货币流出好，还是实物流出好？这涉及前面提到的分工问题。表面上看，实物与货币是“等价交换”，但由于流动性不同，获得货币的地区可以极大提高本地的分工（城市化）水平。货币流出的地区，则会导致劳动增长快过资本增长，引发经济的“内卷化”（即停滞不前）。正是由于对分工水平的这种影响，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会对不同货币区产生相反的宏观经济效果。

从航海大发现带来的“白银时代”开始，中国的货币问题就和贸易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经济的兴衰，几乎完全与货币的流入、流出正相关。贸易对中国经济而言，与其说是市场问题，还不如说是货币问题。直到今天，贸易与货币的共生关系仍没有发生本质改变。

历史上，从秦半两到汉五铢，中国几乎所有强大的王朝都是铸币繁盛的时代。其中以宋朝为极盛，其钱币无论是在数量、种类还是质量上，都堪称中国古代的巅峰。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也在南宋达到22%的历史顶峰。南宋的国际贸易非常发达，但因为货币是内生的，中国经济仍以内循环为主。

元朝时，欧亚大陆成为统一的货币区，中国大量贵金属流向西亚导致明朝建立后货币极端短缺。由于社会无法回到宋朝的分工水平，只好采用计划经济的办法，限制需要大量货币的工商业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直到嘉靖年间，大航海带来外部货币（特别是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商品经济才重返宋朝时的巅峰，进入所谓“白银时代”（当时西班牙人在玻利维亚发现了一个超级银矿。稍早，日本也在其西南部发现了一个规模巨大的银矿）。通过贸易顺差，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元代以后，由于货币不足而急剧萎缩的商品经济全面复苏。靠近白银输入口岸的江南一带发展出繁荣的市场经济和发达的民间资本。内生货币被外生货币取代后，贸易成为获得货币的主要途径。

表面上看，宋朝和明朝后期都有发达的海上贸易，但不同的是，宋朝的贸易广泛使用的是内生的本币，所有贸易相当于国内贸易，顺差、逆差并不重要；而明朝没有内生货币，必须依赖外来的白银，此时，顺差与否就变得极为重要。正是从大航海开始，中国经济从内循环为主，转向外循环为主。此后，中国海外贸易顺差的大小便与王朝的兴衰周期如影随形，几乎完全同步。

1640年，结束了战国时代的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对银矿也开始进行控制。1641年，马六甲海峡落入荷兰人手中，印度果阿与澳门的贸易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此前由于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明朝已经形成了一个以白银为中心的税收和贸易结算体系，白银的减少直接引发了明末的社会大动乱。受此影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出现了倒退，中国城市人口在明朝末年占总人口比重仅为6%至7.5%。

取代明朝的清朝依然以白银为本位货币，其发展的顶峰是所谓的“康乾盛世”（1662—1722），也正好是世界白银供给又变得非常充裕的时期。但到了18世纪后期，日本再次禁止白银出口，加上欧洲动荡（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拉丁美洲开始的独立运动，从1790年代到1830年代，全世界的银产量减少了大约50%。清王朝的经济也应声而落，整个社会陷入动荡（太平天国运动），城市化水平也再次下降到6.9%（1820）。而当美国、澳洲发现新的银矿后，清朝的经济立刻满血复活，不仅剿灭太平天国，还开启了兴盛一时的洋务运动（1861—1894），城市化水平也随之恢复到1893年的7.7%。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主要大国转向金本位，采用金本位的国家由于黄金不足，货币紧缩，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空前的大萧条。得益于金贵银贱，廉价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充裕的货币造就了民国“黄金十年”（1927—1937）。

1933年，为解除黄金储备不足对货币发行的限制，美国出台了著名的《白银法案》，从单一的金本位转向金银复本位。美国政府开始在纽约和伦敦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中国白银随之开始外流，仅1934年的流出量就高达2.27亿。银行挤兑频现，许多银行和中小钱庄因此倒闭。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民国“黄金十年”戛然而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又一次被打断。

从以上对中国货币史的简单历史回顾可以看出，只要一国货币是外生的，无论其主观上是闭关锁国还是对外开放，国内市场是大还是小，其经济增长都一定是以外循环为主，哪怕是最发达的国家也概莫能外。

生活在大英帝国金本位全盛时代的凯恩斯对此深有体会。他在《货币通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增加顺差，乃是政府可以增加国外投资之唯一直接办法；同时若贸易为顺差，则贵金属内流，故又是政府可以减低国内利率、增加国内投资动机之唯一间接办法。”

四、改革开放与“国际经济大循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货币环境（硬通货被转移到台湾），与明朝初年非常类似（硬通货被转移到西亚）。由于缺少货币，工商业受到严重抑制，不得不用效率较低的计划经济维持工业化所必须的社会分工。在计划经济时代，人民币的发行总量基本上等于市场上现金与储蓄之和。（如图3所示）

图3.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储蓄与货币发行量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主页上提供的货币信贷数据。

新中国虽然重建了以实物为准备的货币制度，暂时获得了货币主权，但也因此重新退归到货币不足的状态。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需的资本积累只能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压缩消费获得。经济实现内循环为主，使中国又一次进入资本相对劳动不断缩减的“内卷化”。由于城市化难以突破资本的天花板，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城市化水平大约相当于西汉时的水平。

1987年，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年轻的副研究员王建敏锐洞察到与西方经济结构升级相伴随的产业转移，提出了“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是利用发达国家过剩的资本，与中国过剩的劳动力相结合，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激活国内沉淀的劳动力资产。这一被归纳为“两头（资本和市场）在外，大进大出”的构想被中央采纳后，演变为沿海发展战略。但由于中国内生的货币无法用来比较国内外要素价格，经济内外两个循环并没有打通。

真正的改变肇始于1994年的汇率改革：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然后强制结汇成为生成人民币。这意味着中国的货币从内生转变为外生，顺差就意味着进口美元。以人民币计价的商品和要素可以在世界上比较，这才使得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全球分工中得以显现，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才能从设想变为现实。

通过“国际大循环战略”进口的美元就相当于明朝“大航海”时代和民国“黄金十年”进口的白银，支持了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繁荣。短短几十年，中国就从计划分工的经济迅速跨入了货币分工的经济。

可以说，没有对世界（特别是对美元区）的顺差，就没有中国过去四十年市场经济的大繁荣。但也像当年的明朝对白银的依赖一样，对美元的高度依赖使中国再次丧失了货币主权，货币外生使得中国经济不得不转向以外循环为主。

五、世界货币的生成

按照前面的逻辑，货币流入还是流出决定一个地区的分工水平和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还是降低。

那么，为什么曾经为争夺市场而大打出手的列强，在改革开放后，开始容忍中国的持续顺差？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长期保持巨额逆差的美国，又何以没有因货币外流而导致经济萧条，反而和中国一起成为全球化的大赢家？

答案是，世界货币的生成机制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数量有限的实物货币黄金，被数量无限的信用货币美元所取代。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尽管很多用税收驱动的主权货币开始信用化，但世界贸易的基础还是以贵金属为主的实物货币，其中金本位的历史最为悠久。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架构是，所有货币都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在这种情况下，美元外流等同于黄金外流。但黄金作为所有货币的根货币，其天然短缺严重制约了国际贸易的扩张。美元被迫与黄金脱钩，从商品货币再次回到信用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随之解体。

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设计的美元是世界上第一种主要的信用货币。美元实际上是以美国联邦政府的税收作抵押发行的国债。纳税货币的地位使美元具有比黄金更好的流动性，特别重要的是，其发行不再取决于贵金属的多寡，而是完全取决于美国政府信用体系的创造。只要有人购买美国的债券、股票和不动产，这些信用就会帮助美国源源不断生成美元。

信用可以被视作一种基于“未来收益”的特殊“商品”。货币与信用挂钩后只要创造出信用，就可以创造出货币。很少有国家可以创造出足以支持全球贸易的信用，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大国美国却做到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伟大意义，在于世界根货币脱离了黄金的束缚。美元的信用创造如同西班牙当年在南美发现白银一样，令美国可以“自由”地向全世界出售美元（白银）换取实物。由于美元完全内生，在美国看来，整个世界都属于美元货币区。美国就像当年南宋时的中国一样，所有国际贸易对其都是“内贸”。既然是“内贸”，逆差还是顺差也就变得不再重要（如图4所示）。而其他国家则像明朝时的中国一样，必须通过顺差换取美元——谁获取的美元越多，谁的经济就增长得越快。

图4.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对全球的贸易逆差情况
资料来源：刘建江，《美国贸易逆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美元信用化后，美国追求资本项的顺差，即卖更多的信用给其他国家；货币没有信用化的国家则追求贸易项下的顺差，即卖更多的产品给其他国家。前者获得商品，后者获得货币。

正是这种货币制度使得中美两国错位互补，各取所需，世界各国的发展也不必再通过残酷的战争争夺市场和资本，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和长期和平得以创造。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基于贸易顺差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才能被贸易逆差国——特别是美国——所容忍。

通过货币，我们找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线索。1994年汇改前，中国的货币是内生的，中国不仅无法参与世界分工，国内分工也由于货币不足而被局限在有限的水平。由于和世界货币不可兑换，中国经济只能被锁定在单一的内循环中。1994年汇改后，人民币同美元挂钩，通过贸易顺差和出口结汇生成的基础货币支持了国内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据研究，从2003到2013年，通过外汇占款释放的货币占基础货币发行量的95%以上。

通过挂钩美元，中国的要素价格得以同世界要素价格比较，这为中国经济从自给自足的内循环转向外循环创造了条件。货币不足这一中国城市化的最大约束也被历史性地解除。

六、外循环条件的消失

过去四十年，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中美两国联手缔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化，两国也因此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受益者。但这种劳动与资本的互补结构正在解体，中国经济外循环的基石开始瓦解。

首先，问题出在美国。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开始，美国劳动者的收入就开始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脱钩。相对于资本性财富的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几乎没有变化（如图5所示），这势必造成美国社会急剧的贫富分化。除非把就业带回美国，实现美国再工业化，否则国内矛盾就一定会激化。

图5. 1948-2013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和每小时工资曲线变化对比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美国劳工统计局（BLS）以及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PI）。 

其次，问题出在中国。中国转向外循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无法内生足够的货币。但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商业银行创造的M2(这里与传统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定义不同，指经由商业银行生成的流通货币)却在迅速增加。M2由商业银行贷款生成，本质上是基础货币的信用放大。基础货币稳定而银行货币M2增加，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经济内部的信用在增加。信用主要来源于资本市场，在中国，最主要的资本市场是房地产市场，也就是广受指责的“土地财政”。

特别是2008年之后，受外贸顺差减少影响，基础货币基本没有增加，但发行的流通货币M2却急剧增加。过去几年，中国的货币生成总量不仅超过了日本这一东亚货币制造大国，还超过世界上信用最强大的美国（如图6所示）。之所以会形成这一现象，是因为中国创造出了一个强大的货币内生机制，即土地金融。（2004年国家规定，土地农转非必须由政府统一征用，尽管这一制度常被称作“土地财政”，但实际上和财政没有多大关系，土地金融才是更接近本质的概念表达。）

图6. 中国货币M2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对比（1995-2018）
资料来源：CEIC全球经济数据库。 

由于这之后的土地制度改革出乎意料地成功，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逐渐演变成了一个罕见的大型资本市场，其65万亿美元的规模远超包括美国股市、欧洲和日本债市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的大型资本市场（如图7所示）。中国借此第一次解决了货币不足的问题。

图7. 世界主要经济体资本市场总量及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陈见南，“450万亿！中国房产总值超美欧日之和，但股票市值为何只有1/10？”，微信公众号“数据宝”，2018年11月发布。本图经重新绘制而成，采用2018年统计数据。关于中国房产总值的计算公式是：房产总值=平均房价*总人口*平均住房面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商品房销售面积171654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额149973亿元，则平均房价为8737元每平。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9平方米。据此计算，中国房产总值达到475万亿元。当然，上述计算方式可能出现高估的问题，主要问题就是使用2018年房产销售均价可能高估实际房产均价，因为存在大量并非商品房的房产。

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狂飙突进。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历史性地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当年末的城镇化率为51.27%），2015年时的建成区面积，已经足以容纳近80%的中国总人口。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开始进入以前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资格进入的重资产领域，中国首创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

随着资本数量的不断增长，内卷化在中国彻底消失，劳动也开始由过剩转为不足。劳动价格和资产价格之比急速攀升（如图8所示），这意味着资本增长远快于劳动增长，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开始外溢。中美两个国家内部要素都呈现出资本过剩、劳动不足的特征。支持全球化的互补结构转变为竞争结构，经济外循环的基础开始迅速瓦解。

图8. 中国与日本、亚洲“四小虎”劳动与资本相对价格指数比较（1970-2016）
资料来源：APO Productivity Databook 2018, Asia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一旦美国开始追求顺差，就意味着支持全球贸易的世界货币不复存在。除非有新的货币接手，否则现代贸易必然倒退要回归到古典贸易。全球化的形成条件以及解体的原因，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经济从外循环转向内循环，不是应对暂时外部环境的权宜之计，而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未来，中国经济回归内循环有两个前景：一个是成功地生成足够多的货币，实现以内循环为主的外循环，中国成为全球化新的“主场”；一个是没有生成足够的内生货币，则必须依赖计划分工，中国经济就有可能在某种形式上倒退回改革开放之前的封闭经济。

七、从外循环走向内循环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从内循环转向外循环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以至于从政府到学术界都对走向内循环带有本能的恐惧。

但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历史表明，去全球化并不一定意味着与外循环脱钩，成功的内循环可以使大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必过多依赖外部市场，反而有利于实现和平崛起。这也正是美国当年走过的大国崛起之路。

汉密尔顿使美国第一个成为通过信用内生足够货币的大国。正是因为实现了货币内生，美国才没有像欧洲和日本崛起那样大量海外殖民，才无需参与列强争夺海外市场的零和游戏，才能长期奉行孤立主义，孤悬一域，通过大规模城市化，将北美大陆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支持美国崛起的是其创造性地缔造了货币双层构架：在内循环方面，靠美元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外循环方面，靠黄金参与全球分工。正因为避免了对黄金的依赖，美国才无需参与全球市场的争夺。

与美国类似，中国这样的大国最终必须要能内生足够的货币，只要自身货币支持的市场足够大，中国自己就可以成为另外一个“世界”。美国的崛起和宋朝的繁荣表明，内生货币支持的内循环经济不仅不会导致闭关锁国，反而会商贾云集、万邦来朝，成为全球化的主场。

如上文所述，城市化是货币的函数，一旦出现通货紧缩，社会分工水平下降，中国的城市化就会戛然而止，甚至出现逆城市化。而如果中国要内生足够的货币，就不能回到实物货币时代，而是要建立独立的现代信用货币体系：通过债务创造货币供给，通过公共税收创造货币需求。

债务是现代信用货币创造的主要工具。债务多，不一定不好；债务少，也不见得就不好。关键是要看债务是否对应着有价值的资产，是否能带来可靠的现金流。现代增长最大特点是不依赖过去剩余的积累，不压缩当期的消费，但反过来，就必然是对债务的依赖：一个经济发展得越快，负债就会越高。所谓的增长其实就是发现和创造新的、能带来现金流的商业模式，然后将未来收益折现形成发展所必需的启动资本。

而将债务与资产匹配起来的一个最主要的场景，就是城市化。

八、结语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

缺少全局视野，必定不会有战略自觉。在中国经济从以外循环为主转向以内循环为主的过程中，城市规划的重心也必须随之转变，这个新的重心就是项目策划。

现代信用货币的内生，关键在于能否设计出有足够现金流的投资。只有能够产生现金流的项目，才能将现金流通过金融市场贴现创造出有信用的资产，通过资产抵押生成巨量的债务。这些有稳定收益的资产对应的债务，就会生成推动经济分工的工具——货币。反之，那些没有现金流收入的债务，则会稀释货币的效用，甚至摧毁货币的价值。

传统的规划可以提出大量的城市需求，项目策划就是要把这些需求进一步策划成能够实现投入产出平衡的项目。某种意义上，设计好的项目，就是在内生货币。

因此，要将项目策划提高到国家发展能力的战略高度，用大量有效益的项目来支持国家债务创造，进而实现货币的内生。

城市规划是公共项目最主要的设计师。对城市而言，有项目就有增长。当经济转向内循环时，谁能设计出有效益的项目，谁能解决项目的融资，谁就是增长的中心。

（本文原题“城市化动力转型：内循环与货币”，原载《城市规划》2020年第2期。经授权刊用，有一定简化，并由作者审定，具体技术细节请参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