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海波：记录深圳，一座城市的心灵史

注：本文转自《中国摄影家》杂志

李树峰、黄子明、何经泰与余海波对话录

“我常常会感受到经历各种新鲜刺激的快乐与纠结。”

李树峰：你拍深圳的照片，串联起来就是深圳人的一部心灵史。你对深圳的把握很深入。

余海波：我在深圳度过了人生的黄金时光。深圳承载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太多的内容和使命，这座城市中的移民也将最旺盛的生命力汇集在这里，他们的命运都系在了深圳。这一切进行得如此迅速，令人目不暇接。

上世纪80年代深圳经济特区成立，这对当时处于计划经济下的中国人来说，如同在重围之中打开了一道出口，潮水般的内陆移民涌向深圳。他们的眼睛里放射着红光，如同猛虎一般在这座新城寻找目标和施展的领地。就像战士进入战场的前沿阵地，咆哮着冲锋在这块原生态原野上，用青春和生命去验证未知的明天。早期的深圳移民真的是勇猛的斗士。能走到今天，他们个个都是英雄。

1989年3月26日凌晨，我从武汉珞珈山启程，乘长途火车来闯深圳。记得那天凌晨3点多，我手持边境证在南头关检查站下车准备进入深圳，当时特检大厅入口处是用钢管焊接起来的围栏，死死包围着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眼神。天气闷热，毛线衣裤缠绕在身上还没来得及脱下，我只能大口呼吸那汗臭和尘烟混合的空气。所有人等待着边防兵查验边防证方可入关。当时在关口每天都有许多无证者持假证被抓，送往关外的樟木头镇遣返回家。那年我27岁。从此，我成为千百万背井离乡闯深圳的新移民。

我已经在深圳度过了整整30年。我和大多数移民一样经历了中国早期市场经济的各种诱惑与迷茫，也经受了精神的失重与存在的困境，常常会感受到经历各种新鲜刺激的快乐与纠结。

但我一直坚持拍摄，随身带一台胶片机，记录我经历的超现实的深圳，记录这座城市中移民的奋斗梦想和命运。

《模糊的边界》

作者：余海波

出版：中国文联出版社

印刷：深圳雅昌印刷公司

装帧设计：张达利（深圳平面设计师协会副主席）

编辑顾问：那日松、欧阳彬

艺术顾问：朱宪民、陈小波、张国田

1989年，深圳经济特区南头检查站验证大厅

1990年，福田工业区打工妹求职

1996年，边防战士在深港边界线上抓获的偷渡者

李树峰：深圳从设立特区到今天，几十年的发展历程集中反映了中国老百姓的一种共同心理—对利益和欲望的渴求。发生在深圳的很多事件代表了那个年代的焦点事件、热点事件。从社会管理者、深圳外来务工人员、原住民等不同角度去看这些社会事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思考。而深圳是这些问题的一个凝聚点。这其中，中西方文化，香港、澳门与内地传统文化，人的价值观、人生观、生活方式等都在发生剧烈的冲突和碰撞。实际上，从心灵发展角度说，中国人经历了一场剧痛，这场剧痛持续了几十年。我觉得你的照片拍出了这种剧痛。这是一个心灵史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城市表面景观的问题。

余海波：这是一个时代一座城市心灵史的集中体现。在这场剧痛中，人们的情感方式、生活方式被完全颠覆。深圳催生出一大批淘金者在翻腾的经济浪潮中搏击。敢闯深圳的人都有野性的坚韧，丢掉所有束缚一头扎进海里，任海水洗去包袱和胆怯。这里究竟能给他们带来什么，谁都不知道。很多人可能还来不及思考，便开始在“杀开一条血路”里滚爬。要么成功，要么永远倒在血泊中化为黄土。他们在恐怖、冒险、坚韧、坚持的炼狱中挣扎。同时也在物质、财富、消费的折磨中，完成精神的失重与分裂，道德判断的悬置与价值错位的调控。这是中国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必将经历的一场剧痛，这是一个时代的心路。何经泰：深圳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浓缩体。海波影像的可贵之处在于，你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用你独特的艺术眼光记录下了深圳的发展。你拍到了，而且拍得很好。你不是一般的记录，你把人文关怀融入到纪实当中，这很厉害。

“我在这里疯狂地奔跑了30年，

从黎明到黑暗，

城市中留下了我厚厚的脚印和排放的汽车废气。”

李树峰：海波跟深圳一起成长，经历了80年代以来深圳的整个发展过程。你不是在岸上，你是泡在里面，并且经常冲到城市发展的暗夜里、角落里。

以我这个年龄段（1966年生人）的人来说，一看到你拍深圳的照片，就能想起当年报纸上报道的发生了什么事，包括领导干部、工人农民千方百计去深圳投资，盖楼，办出租汽车公司，或者开实业公司。我接触了很多人，我们身上背负的传统概念太多，而在深圳可以解开绳索，获得解放。但在生活上，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很可能明天就要流落街头。有时候一个人在街上溜达，觉得天地之间都是苍茫的，看不到未来的方向。那种压力，那种不安全感，让人心里有一种要疯了的感觉。所以说，深圳浓缩了一个社会的很多方面，它是一个爆破点、释放点。在这里，财产的多与少，心灵的坚强与脆弱，打拼的欲望和意志的强弱，甚至道德的高与低，都汇集在一起，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作为一个摄影师，你用30年的时间真实、深入地记录一座城市，你跟那些打拼的人一起经历了这个炼狱般的过程。这需要很大的毅力，这也是你特别了不起的地方。你有强烈的记录历史的意识，这也是一种影像手段，那时候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余海波：我只是深圳千万移民中的一分子，是一个充满想象力，走出校门一头扎进海里的大学生。我沉在其中不知所措，我惊叹、茫然、孤独……我每天都想在沙场拼搏获得光环。可我所获取的仍然是梦境中的血色浪漫，顺着海边夜色走进去。后来我选择了拍照，拍海边夜色，拍夜色中的女人和男人，也拍女人和男人们为城市制造的风景。

我经常一个人步行在清晨罗湖最繁华的街道上，夜晚留下的残迹告诉我昨天这里发生的故事。破败肮脏的街道总让我想起那些男男女女在酒吧中共舞的疯狂情形，发泄的同时，充满了生存的孤独、挣扎和恐怖。我举起相机，内心充满感动和敬畏。我常年早上出动，凌晨回来睡上一觉。快速地行驶在各种场合，上午参加市长的拍摄，下午就去采访流水线上的青工，晚上可能跟一群巨富在一起狂喝，午夜会跟随警察一起抓捕搜查“黄赌毒”……深圳是一个真正超现实的现实世界。你单单把它拍下来，就已经感觉很震撼了。

1994年，罗湖国际商场请来法国美容师为顾客修容

1994年，涅槃酒吧香港乐队表演

李树峰：一天之内经历几个天地，这是一种强烈的刺激。

余海波：这座城市所有的大街小巷，甚至哪座楼哪个房间曾经出过什么案子，死过什么人，哪个楼房有过几家企业倒闭，店铺开张，哪座人行天桥上夜晚露宿多少过客等等，我都很熟悉。我在这里疯狂地奔跑了23年，从黎明到黑暗，城市中留下了我厚厚的脚印和排放的汽车废气。我似乎成了穿越在深圳的幽灵，不停地造访着快乐、忧伤、孤独、期盼、破碎、挣扎与失落，让魑魅魍魉似的灵魂在黑白底片上留下印记。我曾经反复问过自己这是为什么。有时从醉酒中醒过来会发现，我的奔波和追逐其实是在寻找很早以前做过的一个梦，是在寻找梦幻与现实的连接之处。

李树峰：原来以为不变的东西，你发现它变了，固有的东西被融化了。在这个纠结、矛盾的过程中耗费了好几代人。他们经不住这种考验、磨难，最后倒下了，犯罪了，然后消沉了，绝望了。比如你拍的打工妹从楼上跳下来，街区里发生突发事件，那里面反映了很多生活中的艰难，还有人们的欲望。深圳是一座欲望城市，全国人民的欲望都集中在这里，像火山一样爆发，又像海一样波涛汹涌。

余海波：深圳就是一座炼狱，所有闯深圳的人在这里挣扎和寻找，寻找一种新的唤醒，一个新的创造，一个新的梦幻与死亡……其实这种寻找是对人性的一种历练和拷问—善与恶的暴露与回归。

现实中，我的工作每天都在一种高落差中进行。有时候，我尽力摄取那些可以放射出生命光环的可能性，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领悟金钱、物质、欲望、消费带给人性的各种呈现，那些曾经在母爱怀抱中积存的善良顷刻间被功利化解，良知与责任如何转瞬之间成为秀场上的脸谱。

有时候在人群之中穿越，时常感到寒气凛冽，但又不得不沉下来认真观望，捕捉这座城市残留的余温留作美好的纪念。其实人在接触社会各个层面和各种事物的过程也是自我心灵的调整过程，在调整中寻找自己。

1990年，深圳巴登街头守候付费电话的情侣

1991，深圳老街运货商贩

“我善于拍那些处于极端状态的人，每当那种情景出现，

我的心是悬在空中的，我总是静静地注视那个核心的点，

此时，我与他们的心跳发生了同构。”

李树峰：有很多人，一开始是带着技能去深圳的，但到最后却丢掉了自己的老本行。你来深圳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做摄影，很不容易。深圳有多少诱惑啊，而且机会确实存在，一不留神一夜暴富也是有可能的。

余海波：是这样。这座中国最先锋的现代化城市有着太丰富的生命内容，也有着无限的诱惑，当人的某些欲望得到满足的同时，社会也在消解着他们自身可贵的一面。摄影让我感受到现实与超现实是如此密不可分。面对各种人群的经历和命运波动，我会看到各式各样生命切片的内心魔障。所以他们也在调整我的镜头焦距。通过摄影，我可以校正自己。

李树峰：你是在进行分析和比较。

余海波：城市的欲望是无限的，人的欲望随着城市的扩张也很难找到限度。许多人会消失在无限的欲望中。所以你必须比较各种人群，找到对应，领略那一丝关于人性的光辉。因为我是摄影师，才能看到这些事情。摄影能够校正你的心态和道德观。

李树峰：摄影有一个功能，就是摄影师可以作为一个旁观者进行记录。虽然我们生活在其中，但是当我们拿照相机看别人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观察者，我们可以把强烈的对比都纳入到自己的镜头里，对自我心灵进行一种校正，一种调试。

余海波：我通过摄影讲述城市移民的故事，这座非凡的城市和我手中的相机同时在诉说着关于生命的历练与凝固过程，这也是摄影诱惑我对生命进行无穷追问的所在。摄影带给我不同的体验和反思，如同一面镜子让我找到一种观看态度，坚信了我对生命的信仰和追求，也为我在寻找生命光亮的通途中打开了一扇窗口。

李树峰：摄影已经成了你的生活方式了。

余海波：摄影还可以让你观察得更细致，体验得更深入。如果不是摄影，你可能看一看就过去了。

1993年，发廊妹

李树峰：摄影不只让人现场体验，事后还能体验，那种客观性是我们无法用记忆去还原的。我看你拍的很多照片是具有冲突的生活细部，社会矛盾，百姓之间的冲突，百姓在失去自我时的剧痛，在欲望得到满足时的幸福……这些东西让我们看到了深圳的精神世界。这30年来深圳人民的精神历程，心路历程在你的作品中折射出来。

很多摄影师在拍的时候会侧重于事件信息的交代，这会使思维局限在一个固定的框架里，拍出来都是全景，比较死板。也有人会拍特别小的细部，往往什么都没说清楚。我觉得你在这两者之间把握得很好，既抓住了事件最具冲突的细节，又把整个事件交代清楚，这在中国摄影师中是比较少见的。因为事件是连续发生的，那个冲突的细节可能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过去了，如果没有一定的敏锐观察，很容易手忙脚乱，什么也抓不住。

余海波：我出生在一个古老的县城—豫东永城县。小时候，父母工作忙，我们兄妹四人在外祖父的呵护下长大。外祖父在上世纪30年代是当地闻名的私塾教师，一生朴素儒雅。母亲是新中国的新女性，充满朝气，在学堂里认识了父亲，两人相濡以沫。10岁时，父亲介绍我随中原画家杨振洲先生学画，我学了近7年绘画，后来又在军旅中师从浙江美院张怀江先生学版画，这开启了我的艺术梦想。后来转入摄影，我可以直入主题。

我善于拍那些处于极端状态的人，每当那种情景出现，我的心是悬在空中的，我总是静静地注视那个核心的点，此时，我与他们的心跳发生了同构。

“摄影记者的身份可以给你一张在这座城市穿梭的绿卡，

你得有一个通道进入形形色色不同的空间，

这样才能拍到丰富的细节和各种人性的呈现。”

李树峰：你跟同时代的摄影家相比，在镜头运用方面很大胆，所以你的照片画面很活，有明显的个人风格。

余海波：我拍来深圳打工的民工，他们是一群单身汉，住在出租的屋子里，房间里往往只有一张床和一个用塑料做的衣柜，然后弄两个电炉，摆设很简单，但是墙上都会贴着巨幅人体招贴画。在这座城市里，你可以看到处处都是冲突，这种冲突可能是道德、情感、生存需要带来的，也可能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以及人与环境之间关系带来的。当我进入一个场景的时候，一般是把各个方面的大景小景都关照，最重要的是把其中的核心抓到。

李树峰：比如你拍的民工在卖东西，旁边的人看着的照片，这本身就是冲突—社会管理者和普通百姓之间的冲突。这一块儿你没有避讳，说明你能介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

余海波：各种矛盾冲突是这座现代化城市中的重要内容，我会深入观察和呈现在我的作品里，有一些内容你看到之后一定会感觉毛骨悚然。摄影记者这个身份可以给你一张在这座城市穿梭的绿卡，你得有一个通道进入形形色色不同的空间，这样才能拍到丰富的细节和各种人性的呈现。

1994年，罗湖街上的电话点

2007年，深圳八卦岭工业区店铺墙上的美女

黄子明：很多摄影人不记录社会，可能因为他没有接近事件中心的机会。其实每天都有很多人拍深圳，但海波的视角、观点跟别人不一样，你是一个亲历者，参与者。你坚持30多年记录深圳，我觉得你的影像以后会成为一部具有文献性质的城市档案。

何经泰：看海波的每一张照片，都会惊呼，哇！因为你每一幅画面里都有一个刺点，比如跳楼自杀那张。如果让一个摄影记者去拍，可能他拍一个现场就走了。但海波拍出来感觉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新闻，它有更深层的意义在里面。

李树峰：对。海波拍摄的角度不一样。别人也许会从那边拍一个人群，然后把中心人物放在远处；海波是把这个人放在眼前，这就感觉不一样了。

黄子明：我们看很多新闻照片就是这样，它只是为了呈现一个事件。见报隔天，这个新闻照片可能就不见了。海波影像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当我们现在看你那时候拍的东西，还是能感受到那个阶段社会的整体氛围。这很让人佩服。

李树峰：他在这座城市里生活，跟周围的环境联系太密切了，就好像自己在这条河里游泳一样。

黄子明：现在很多年轻人仅仅把摄影当成一份工作，糊口饭吃。他们不会去思考深圳发展更深层的意义，他们关心的是车子、娱乐休闲。

余海波：我们这代人亲历了中国的变革期，一个多变的时空把我们这一代人从少年推到中年。

在我的成长中，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社会转型，经历了那个时期文化启蒙的影响。当年行走在月光下北京胡同里，时常可以看到民间的实验话剧表演，还有系着长围巾穿着中山装的男青年在四合院里排练《我的中国心》。中国美术馆美国波普艺术家劳生柏、约翰斯等的艺术展正吸引着国人的注视。米兰·昆德拉的到来，大量西方盗版电影的进入，迪斯科重金属摇滚乐的风行，成为那个时代文化启蒙与心灵释放的过渡。与此同时，一批勇敢的寻梦者奔向开放的沿海城市寻求发展，消费狂潮席卷古老的中国大地，城市化快速发展拉开序幕，一批又一批农民走出田地奔向城市。是这个时代给予了我们这代人一种文化责任和摄影追求，你别无选择。

1991年，深圳华强北人才市场求职

“我要拍的就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所组成的跳动着的城市心脏。”

李树峰：学美术的人搞摄影，有绘画美学的思维习惯。摄影跟美术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你觉得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

余海波：学美术的人具备一定的美学、造型和表现手法及素养，如果摄影师将这些知识灵活运用，将形式手段渗透进作品内容的表现中将使作品更具力量。尤其在纪实摄影中尽量摆脱绘画表现的刻意成分，自然而真实地呈现。也就是说在作品的呈现中看不到摄影师的介入，看不到有主观表现的介入。尽可能地把摄影还原成客观真实，让读者顺畅而又亲近地走进去，而不是给他们限定一种美学框架。其实在我按下快门那一瞬间就无需多想了，因为那是摄影师长期积淀后的瞬间反应，是从摄影师的潜意识里自然流出。

李树峰：不要为了美去伤害现场的真实感。很多人在摄影的真实性要求和艺术性要求之间存在困惑。有的人偏这边点，有的人偏那边点。但是在纪实摄影领域，把现场还原得越好，作品流传得越广。

余海波：最主要的还是真实感，要把现场那种气氛凝结出来。

李树峰：比如你有一张照片，上面是新盖的高楼，下面是拆掉的废墟。如果是搞美术的人，他会只取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就不要了，因为取到上半部分就很美了，蓝天白云，拔地而起的新楼。那是一种赞美的心情。但是搞摄影的人，就会把下面残破的东西纳入到画面里。它和上面的高楼形成了一种矛盾关系，一种互文语境，这是非常典型的，也是这张照片的刺点。刺点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它让读者不舒服，但拿不掉，因为它是真实的来源，也是照片力量的来源。现实生活中残破和美的东西是并存的，我们想要的和我们不想要的也是并存的，谁也代替不了谁。照片的意义就在于它表达了事物内在的矛盾，不能让这个矛盾消失。

余海波：只有把冲突的焦点展示出来，影像才有内在力量；没有冲突，太过平淡。当然平凡的生活隐含着深刻的内容，平凡生活有平淡的阅读。在这里我主要指向的是社会主题的纪实拍摄。

李树峰：总体来说，你拍深圳的时候，是抱着一种比较平稳的客观的态度。你的照片中有这座城市发展过程中积极向上、美好生活的那一面，也有客观存在的很多矛盾和问题。

余海波：深圳这座城市有着独立的性格，因为曾经有数千万移民奠定了深圳的质地，使深圳渐渐有了质感。近几年中，我开始使用8×10大座机拍摄黑白影像，从城市往外扩张的方向看过去，你会感受到城市的另外一面，那里有着新的诉说。

当我们尽情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优越物质生活的时候，当钢筋水泥支撑着现代文明的时候，生命的灵魂和肉体开始寻找久违了的自然家园。城市人只能在旅游休闲胜地或公园泥塑木雕的动物形象中寻找宽慰，实现与自然和野生动物们的近距离接触。亚里士多德说过，“人类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好而留居于城市”。人类的居所和人类自身，始终是同步向前发展的。洞穴、茅草屋和其他简陋的栖身之所已离我们远去，今天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现代城市迟早也会老旧过时，被那些现在看起来有些科幻，有些电影的“未来城市”所取代。我们只是希望，未来的城市，能让我们“生活得更好”。

从城市出现的那一天起，这种悲观和乐观的情绪就未曾离开过。我们厌倦了现在的城市，却从未停止过对未来城市的设想与实验。城市与人，城市与自然将会有一个怎样的明天。在一个太繁忙的城市里生活，一切充满着可能。我要拍的就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所组成的跳动着的城市心脏。

2005年8月，大芬油画村最大的油画生产线上集艺源工厂。来自潮州的画师周永久和他的弟子们，共超过500人

李树峰：雍和和顾铮都说过，摄影师和一座城市的关系，就是一个人和这座城市心灵上的对应和呼唤。但你跟雍和还是不一样，你觉得你跟他的区别在哪儿？

余海波：雍和的照片反映了上海城市变迁中的文化形态和矛值冲突，非常精彩。但上海跟深圳有些不一样，深圳开放时间早一些，文化冲突和生存观念提前发生了变化，这座城市中到处都有人性处于最极限状态的呈现。但如果在外围，就只能看到表层，必须冲进去近距离感知它的心跳和狂妄，才能获得另外那份真实。 李树峰：深圳发生的矛盾冲突，比之上海更频繁更剧烈。所以你的片子更刺人。那么你跟王文澜拍的片子有哪些不同？

余海波：王文澜是用更加平和的心态面对城市中普通百姓的生活。他的作品厚重而又随和，包括他拍生活的细节，有趣的情节等等。他关注的对象比较温情。

李树峰：对。王文澜是带着对老百姓的关爱拍片子，他拍生活的滋味。即使他拍政治事件，也不从正面去拍，而是以小见大，从一件发生在老百姓身上的小事去折射这个东西，就像一个折返镜头，最后拍出来的是生活的滋味。

贺延光就不一样，他是摄影界的政治家。他要在一张照片里，把政治事件和社会制度、体制，社会问题等冲突全部聚在一起，摆在世人面前，然后写一个很严谨的图片说明，把这件事直截了当地点出来。他也是带着对老百姓的一腔热爱在拍摄，但是他看世界的方式，拍照片的角度，是高度的政治意识的。

余海波：作品如其人，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民族正义感。

1996年，春节前夕的罗湖口岸广场，30多万港人过境进入深圳、惠州、东莞等地祭祖

1996年，沙头角中英街边防3号界碑。中英街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一街两制”免税商业街

1994年，新贵们在郊外打猎

“其实摄影师使用什么表现手法都只是一种形式，

更重要的是你的心能不能渗透进去，

能不能把眼前看到的人性最深的东西融进图片里。”

李树峰：你最喜欢哪位国外摄影家？

余海波：彼得·维金（美国当代摄影艺术家Joel Peter Witkin）。我喜欢他对人性的深层挖掘和表现，感觉很震撼。这几十年来，我有时间就看他的作品。其实摄影师使用什么表现手法都只是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你的心能不能渗透进去，能不能把眼前看到的人性最深的东西融进图片里。这可能与我早期搞非常个人化的摄影有关系，那时候就是从内心往外走的，很多人可能是先拍一些表面，再慢慢深入，但我会一下子进入心脏去看待这件事。

李树峰：在你后来的片子里，这个特点是很突出的。

余海波：深圳这座城市，可以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条河流。我能够在深圳走下去，就是因为摄影是我生命中的帆，要不然我早就稳不住，早就撤了。

社会中的人总是多面的，我们常常看到人性善的一面，但每个人都有丑恶的一面，不是说我善良就永远都是善良的。当面对各种冲突时，人性的另一面就会突出表现出来。在监狱采访重刑犯，一个明天就要被枪毙的人，他的内心世界也有善良的一面，只是某一瞬间他在恶念的促使下干了触犯法律的事情。人性在不同环境中和各种条件下会呈现出不同形态。

李树峰：人们在生活中都戴着各种面具，上午一个面具，下午一个面具，晚上一个面具。只有在晚上睡着之后，才脱去面具。

余海波：人的欲望越来越多，财富、权力、社会地位等等，这导致人性不再只是过去的两面性，而是现在的多重性。

李树峰：人变得复杂了，像多棱镜一样，从不同角度看，会有不同的色彩。

余海波：是。当年刚到深圳做记者时，每天不停地在城市中狂奔，报社给我配了一台太子摩托车，速度快，又不怕堵车，我一天到晚骑着摩托车穿梭在深圳的大街小巷。这样跑了八年，双膝被吹得严重风湿。日报每天都要发稿，节奏快得简直要疯了。一天下来，体内会积累很多能量难以释放，人就会兴奋，睡不着觉。所以，晚上我就和朋友一起去酒吧玩，跳舞、喝酒，在一种夜晚的疯狂中坦露真诚，在酒意微醺的迷乱眼神中蹦啊，跳啊，在重金属音乐的强烈节拍下肆无忌惮地张扬。

我身上一直带着相机，一边拍，一边跳舞，这时候的体验完全不一样。后来我发现，酒吧夜生活的疯狂才是人最真实的一种状态。那时候一切外表的东西都剥去了，留下来的就是真正灵魂的内容，真实，没有面具。大家在音乐的伴奏下，那种狂妄，那种发泄，那种充满自我的状态是非常幸福的。

2000年,国商大厦本色酒吧

李树峰：那是人作为一种生命的幸福感。比方说，人为什么要看球啊？看球就是为了体会那种幸福的状态。还有酒吧，演出场所，也能体验到人回到自我的状态。

后来的深圳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性，人口和空间的比例关系也高度饱和。原来那种来自欲望的冲动劲儿减弱了。1980年刚成立特区的时候，发展浪潮一波赶过一波。2000年之后深圳人口接近饱和；高楼林立不亚于北京上海；立交桥和地下通道建设都已很完备；政府的接待方式也日趋规矩……深圳的特色在慢慢退化。

你拍深圳，从改革开放的历史去看意义重大，从整个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去看，它的意义更大。持续30年没有战争和动乱。老百姓休养生息，一心一意谋经济，这种情况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史中并不多见，而恰好我们赶上了。深圳打开了一个窗口，所有人都冲进来，多么特殊的一个事啊！

余海波：在这个历史时期，国家打开了一个出口，让原始的欲望涌入这座城市。同时，在深圳河那边的香港又将西方的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带入了这座城市。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都在那一刻出现了。

李树峰：这是从大陆来的一个充满欲望的潮与从海上来的蓝色文明的潮，在深圳碰撞了，点燃了火花。所以你的记录很有价值。就目前来看，你跟张新民两人就像孪生兄弟一样，他是从农村包围城市，你是从城市内部向外扩展。你们两个人的作品结合就能更完整地看清楚深圳。

余海波：是的。深圳这座奇妙的城市里既有东方古国的传统，又有海上来的蓝色文明，是一个多元文化汇聚的城市。我就要拍人在这座城市所呈现出的内容和人文形态—移民们在这里的冲动。当他们来到这里，他们已经不知道要做什么，要追求什么了。难道只是金钱吗？其实钱并不能给他们全部，但他们必须这样做，打着一个所谓求生存的口号拼命挣钱。实际上他们的欲望是无限制的，自己已经无法控制了。

李树峰：他会在从老家带来的欲望之上产生新的欲望。

余海波：我曾经住过一栋七层宿舍楼，那栋楼里住着一百多户做采编工作的家庭。十几年过去了，如今这一百多户家庭多数散了。他们大都是在内地结婚以后来到深圳，生活了十几年以后，所有人的状况都变了，没有分的只是非常少的几户人家。财富变了，生存空间变了，生活方式变了，人的感情也在变。

李树峰：原来他们能够生活在一起，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缓慢的固定化的生活方式。在那种状态下，他们的思想也是比较平静的。遇到新的机会后，各自的能量都发挥出来了，走的方向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他们就没法在一起生活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现实基础。再一个，就是人性中的善良与丑恶，乐于助人与漠不关心等很多不同，在新的环境下会激发出来，两个人走着走着发现，对方越来越陌生，跟自己不合适了。

余海波：这就是环境的改变使得各种因素激发出人很多别的需求和判断。

“摄影师的观看是有一定的信息完整性、

有逻辑的视觉句式，

而不只是两句支离破碎的语句。”

李树峰：有一段时间，深圳对全国落后地区有一个思想和价值观念上的辐射。很多人想了解外面的世界怎么样，就到深圳看一看。全国县、乡、村级干部，都在上级领导带领下，成群结队去深圳学经验。那时叫开阔视野、拓宽思路，把本职工作做好。深圳这种开发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一个渔村，经过几十年发展变成了都市，真让人惊诧。深圳的发展为中国其他地方提供了样本。

余海波：的确如此，现在中国各省的一线二线城市，基本上都像是2000年后的深圳。其实在这个时代，摄影已经没什么技术含量了。它就像一支笔，你每天用它记录，像写日记一样。即使没学过一天摄影，你拿到照相机就可以去拍。当摄影所有的技术含量都被高科技取代的时候，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拍，我们是在用观看社会、观看人生的态度彼此进行拍摄和情感交流。

李树峰：这就是摄影文化。

余海波：我们可以通过影像创造一种呈现方式，用来传达我们的态度。我在大学的时候虽然学摄影专业，但获益最大的并不是摄影本身，而是哲学和其他门类的艺术带给我的灵感和积累，这些东西其实更重要。每个人从降生到进入社会，就决定了你的命运是在那个特定的时空段，这一点是无法超越的。从学校毕业后，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你会不由自主地来到深圳，这里是那个时代的前沿阵地。实际上当年一个人冲到深圳，你随时可能会中弹被击倒。

李树峰：深圳的老板站起来，倒下去，一批批的，竞争惨烈，这还都是表面的，其实有很多人是病死了，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累死了。他们离开了自己坚守的家园，找不到新的方向，内心失去了支撑，垮了。很多人来到深圳后认为这里就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空间，可以随便干什么。人们都想要自由，但当自由来临的时候，是很令人恐惧的。

余海波：给你的自由空间越大，面临的危险和恐惧越大。坚持下来的人都有自己坚守的一个点，那个点就是你的信念。我是靠摄影坚守下来的。当然，摄影也是要有感觉的。只有真正喜欢摄影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

李树峰：搞摄影不看时间长短，就看感觉和悟性，看有没有天然的视觉思维。有很多文化水平高的人，拍出来的东西既规矩又死板；很多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却能拍出那种强烈的视觉感、镜头感和现场感。

苏珊·桑塔格把通过摄影扩展了的视域和摄影中常常使用、超越了日常观看的方式称为“摄影式观看”。我们生活中的日常事物在普通人和摄影师看来是有区别的。摄影师的观看首先是眼睛，由眼睛延伸至镜头，通过焦距、景深的转换，把看到的东西呈现出来。这种观看突破了人类视觉思维的框范。

余海波：摄影师的观看是有一定的信息完整性、有逻辑的视觉句式，而不只是两句支离破碎的语句。

李树峰：拍摄中有一个聚焦过程。摄影师对聚焦点是有分析的，他不是无轻无重的扫描，他是把目力所及的东西都聚焦到这个点上。然后通过构图，把三维转化为二维，突出那个主词—句子的主语。拍这种镜头涉及到景深的控制，要考虑把聚焦点放在哪里。而且要把最具代表性和爆发力的瞬间抓住，咔嚓一下，把它从生活流里面切出来。这个是搞摄影的人必须具有的意识。摄影能让我们凝视一个东西，看得更清楚。哪怕它是琐碎的、不起眼的，只要严肃认真地去看，它的特质就会鲜活地呈现出来。这就是摄影式观看的一种。

摄影师带给我们特殊的观看。他们用庄严的观看，把特殊的人群、事件从日常生活中切出来，直击人心。然后办展览，出画册，这些照片就在社会上流传起来，这就带给社会一种新的观看。

摄影自诞生以来，在很多领域拓宽了人类的视界。摄影的力量来自于它的真实性，现场是什么就是什么。摄影师是选取了一个区域，但他没有把区域中心拿掉。所以人们相信摄影，因为照片的背后站了一个目击者—摄影师。摄影师以他们的职业道德和素养，来保证照片的真实性。

余海波：的确。摄影作品把人带到一个未知的世界之中，这不只是地理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时间的意义。对纪实摄影来说，必须是真实的。

李树峰：这涉及到价值判断。很多摄影师赞美生活，拍风景就要最光辉最漂亮的那一瞬间。那个瞬间对这个地域来说，是一个奇观，但它不是正常的状态。而搞地理的人知道这里的常态是什么，会介绍它的风土人情、地形地貌，让你了解这个地方。学摄影的人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尤其是初学的摄影师，一开始就是赞美生活，看到花开得好，去拍一下，看到美景美人就多拍一点，这是不由自主的。拍着拍着就发现，老拍这个没意思，还是要回到生活的常态，从常态里拍有价值的东西，这需要长期积累才能做到。

1996年12月，友谊老人康复医院。20多位港澳老人在这里度过最后的时光

“我爱这座城市，我敬畏深圳的移民，

是他们让我坚守了摄影，留在深圳。”

李树峰：你下一步是继续记录深圳还是有新的拍摄计划？

余海波：每个人在一个领域里做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必须有一次新的转换，实际上就是自己的思维领域的转换，也是一种观念的转换。

2007年以后，我开始冷静地观察这座城市的外景。因为人总是那样一种状态，会疲劳，会不由自主地走出来。这时候你会从那种具体的情感、物质的纠结、矛盾状态中走出来。你会思考你生活的这座城市将来会是什么样子，以及城市中人的生命会是什么样子。我开始拍这座城市的外延，一种城市在自然原生态空间中的存在形态。那时候就是沉下了心冷静地观看，不是过去那种深入到人性漩涡、热流之中的游走。

我下一步计划要拍摄的，是在这样一种消费时代中人们所收获的意义感受，以及对于地球这个人类生存空间的一种短暂拥有。在物质极其丰富的情况下，人是否拥有了幸福的实质。

何经泰：你是找人演吗？

余海波：我会在各个空间中呈现。其实这是另一层意义上的纪实。

黄子明：国外很多新的摄影都是找人表演，这无可厚非。因为它的重点是传达一种观念，一种想法。很多东西不见得要拍实际的人，你可以用一些道具摆拍。这也是摄影的一个手法。就像海波讲的，到了一定程度，你会想要突破，想要拍另一种感觉。

我有一个想法，通过你的作品和这几年我从媒体上对深圳的了解，我觉得将来深圳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它如何从物质发展跨越到文化积淀，如果一座城市没办法跨越这个桎梏，它就不可能成为一座伟大的城市。所以你应该再拍20年、30年，记录深圳从纯经济性样貌变成一个具有文化内涵的新的城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你后期摄影的一个主要目标。

李树峰：一方面，摄影人都会有尝试新的表现手法的欲望，这是好事；另一方面，如果你沿着原来的路子再拍20年，可能会形成更大的张力，内容更丰富，视角更多。

何经泰：小孩会长大，人也会变，你要跟着时代寻找新的语言方式，不可能只用原来的老方法。

余海波：一种拍摄形式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需要进行不断补充和转换的，这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思考和感悟。我的最黄金青春是在深圳度过的，我爱这座城市，我敬畏深圳的移民，是他们让我坚守了摄影，留在深圳。子明兄说得好，我一定坚守深圳，继续拍摄。

黄子明：你很年轻，还有资本。

余海波：不年轻，我50多岁了，但我的心态还是年轻的。激情、热情还在。人在一条路上要坚持走下去的时候，必须让自己重新焕发一次激情，唤醒新的欲望，把曾经积累的东西都激活起来。

责任编辑：段琳琳

摄影师简介

余海波，1962年生于河南永城，少年师从画家杨振洲学习绘画，1979年军旅中随中国美术学院著名画家张怀江学习版画，1989年武汉大学摄影专业毕业后南下深圳，现居深圳，是摄影家、纪录片导演、深圳报业集团高级记者、深圳大学客座教授。

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院、中国美术馆、中国民族博物馆、美国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艾玻特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美国克兰纳特美术馆、广东美术馆、关山月美术馆、武汉大学万林博物馆、雅昌艺术馆等机构收藏；2011年参加美国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75年典藏作品展览，与20世纪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弗莉妲·卡荷、杜尚、马蒂斯等作品同堂展出；作品曾获得中国摄影金像奖；中国摄影记者“金眼奖”；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奖；全国十佳青年摄影记者。

原标题：《余海波：记录深圳，一座城市的心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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