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子弟的mini图书馆，流动在城市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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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侯雪琪

两年多来，流动儿童浩哲几乎每周都会从mini图书馆借书，书里装着一个连父母都无法为他描述的世界，陪着他在远离家乡的出租屋里漂流。

出租屋闷热幽暗的楼道里，8岁的浩哲跺跺脚，踩亮了楼道里的灯，走到书架前——这是他每天都要光顾的“mini图书馆”。他扫了一眼这个四层的书架：平常每周都更新的书半个月没换过了。

浩哲有些失落，马上进入三年级，他的个子窜高了，看书的胃口也变大了——一个晚上就能翻完两三本。看到书没有更新，他想和书架背后的人说点什么，但面前只有一本借阅登记簿。他想了想，跑回家取来一支铅笔，在簿子上写下一行话：

“我常常来读你们的书，你们的书太好看了，请你们多更新书。”

这是发生在2020年夏天的一幕。

浩哲在登记簿上的留言

浩哲是河南人，随父母一起住在广州的出租屋里。据公益机构“新公民计划”发布的《2020流动儿童课外服务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末，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36亿人，流动人口子女规模约为9870万人。其中，像浩哲这样的流动儿童规模约为3491万人。这项研究报告中认为：户籍和经济的双重壁垒，让许多流动儿童处于城市公共服务的真空之中。而安全托管和课外教育等公益课外服务则像一个个缓冲器，为这些处于不利环境中的孩子们，提供了安全、有陪伴、兼具教育功能的空间。

mini图书馆便是其中之一。

2021年1月12日，第六届ME公益创新资助计划结果发布，广州比邻公益服务中心（下文简称比邻）的“出租屋里的mini图书馆——流动儿童社区阅读空间营造计划”最终入选。项目将获得50万元公益资金，用以支持15座mini图书馆的建造。

而在此前的2018年10月，mini图书馆首先在广州黄埔区横迳村一座出租楼里落地。

01

漂流

书架在二楼北侧的楼道口，浩哲的家住在南侧尽头。他的父母在广州务工十几年了，2018年，为了让浩哲上私立的打工子弟学校，一家四口租住进了距学校一百多米远的房子，一室一厅，月租480元。

劳动力在开发区上百间厂房内外快速流动，孩子成为跟随流动的尾巴，也因此被称为“流动儿童”。简易民房组成的社区内少有公共空间，加上前些年频发拐卖流动儿童事件，担惊受怕的父母不得不把孩子们的活动空间限制在狭窄的楼道内。

但浩哲喜欢这里。他还记得刚搬进来没几个月，楼道里就多出了一个放满绘本的绿色书架，墙上刷着五彩斑斓的蘑菇、草地图案。他识字早，喜欢看书，但妈妈很少会给他买。彼时，6岁的浩哲刚刚能够到书架最底层，跳起来才拿到了第三层的书——他心满意足地抱走了《小象的大便》《跳跳蜥蜴》《环游地球八十天》。

自此，他随书本探险、漂流的日子开始了。

他随福克一起环游世界——福克和朋友打赌用短短八十天绕地球一圈，然后付诸行动，穿越过太平洋的飓风，最终赢得了赌金和美好爱情——6岁的浩哲只到过老家和广州，不知世界到底多大，他只觉得漫画里建筑和周遭都不一样，想着长大后要是能环游地球就太酷了。

他和鲁滨逊一起漂到荒岛——鲁滨逊搭了帐篷凿了洞，又患了疟疾，靠着顽强的生命力生存了下来。读到鲁滨逊埋火药杀死吃人的野人时，浩哲惊叹于眼前“英雄”的胆量，感动得“差点要哭出来”。他从大人嘴里听到过，“勇敢，打不倒”，是男子汉最宝贵的品质。

他进入了少年乔布斯的房间——10岁的乔布斯喜欢拆卸小型电子产品，倒腾过程中虽然会受伤，但弄懂了不少基础电子原理。看到此处，浩哲兴奋得跳起来—— 他也曾因好奇把妈妈给他买的电子手表拆掉，但却被批评了。

两年多来，浩哲几乎每周都会从图书馆借书，书里装着一个连父母都无法为他描述的世界。

站在mini图书馆前的浩哲

公益机构“新公民计划”发布的《2020流动儿童课外研究报告》认为，公益课外服务对于低收入流动儿童群体本身、儿童家庭乃至流动儿童议题层面均有重要价值，其中重要一点是：以课外服务为切入点深入社区，在公共资源匮乏的流动人口社区，推动社区资源动员和社群自我服务，成为城市的“毛细血管”。

“新公民计划”总干事魏佳羽告诉全现在，图书的接触门槛低，对孩子有天然亲和力，是影响他们的最佳媒介。

02

书架

浩哲的父亲高中时因没钱读书而辍学，如今在工厂开叉车，日均工作十多个钟头。母亲李丽初中文化，除在幼儿园做临时工外，还在家干着“穿口罩挂绳”的手工活，穿一个能拿到4分钱。

比邻所在社区的命运就是沿着永和经济开发区的座座厂房展开的——10万多常住人口里，日夜匍匐在流水线上的外来务工者占了八成。至于mini图书馆，严格来说算不上“馆”，而是嵌在出租房楼道里的一个个书架。

比邻最初的想法显然不止于一个个书架。

办图书馆，做活动，教工友们电脑、普及法律知识，也带着大家一起“玩”音乐和文学……开办之初，比邻的负责人熊亚洲和同事们把目标画得丰满，希望通过各种活动，一步步提升工友的个人能力，从而改善他们的生存发展状况。

孩子们在比邻图书馆看电影

但很快就遇到了难题。他们发现，活动吸引来的多是年轻男女或子女伴侣不在身边的工友们，有家有口的人似乎没有闲时和闲心来参加活动。

流动的社区家庭之间需要建立联结，熊亚洲想着，“比如想要推动成立一个妈妈群体的自组织”，就需要激活社区里的一个个家庭。那么可以从孩子入手，以图书做媒介。社区内有五六千个流动儿童，背后就有数千个流动家庭。

魏佳羽认为，相比在学校开图书馆这种公益课外服务，比邻做的这一类更难，社区场景的分散会导致工作更复杂，“这部分工作特别需要考虑投入、策略和产出，然后不断优化，不然特别容易停留在想象阶段或者效率低，导致不可持续。”

比邻的实践逐步展开——先募捐来一些儿童绘本。2017年开始，社工们每周把书本一箱箱地运去人流量最大的两个文化广场做流动书摊。竖个红纸海报，拿个“大声公”（手持扩音器），喊孩子们来看书。

路过的孩子大多会停下来，翻两本喜欢的书。一些家长也会过来，一来二去和社工们熟络起来。有家长甚至被发展成了流动书摊活动的志愿者。

然而碰到下雨天或是天冷的日子，就摆不了书摊。“何不把书摊固定下来，延伸进大家住的出租屋楼道里呢？”2018年秋天，熊亚洲提出这个点子。没几天，比邻的社工郑淑君从网上买了一套绿色的书架，大家自己刷墙，自己钉架子，mini图书馆就成型了。

在流动书摊看书的孩子们（受访者供图）

熊亚洲还记得mini图书馆1号馆刚成立时的热闹。投入图书第二天，就有十几本书被借走。第一个月，借阅量超过40%，这比他们在社区办的图书馆9%左右的借阅率高出太多。

李丽知道浩哲爱看书，这让她欣慰，“总该是对学习好的”——许多个白天黑夜，她总是一边做手工一边看管吵闹的三岁小儿子，浩哲坐在一旁看书。有时散步到商场看到书店，也要一头扎进去，坐在地上看。

有一次，浩哲和妈妈花了一个小时、坐了十多站公交去黄埔区图书馆。他被眼前巨大的书架和海量书籍震慑到了，足足看了一整个下午。但他也只去过那一次。图书馆离家太远了，妈妈不放心让他一个人去，带弟弟陪着又很麻烦。

家里没有书架，浩哲的书散落在茶几、床铺上，更多暂时不看的被藏在了房间桌子底。2020年夏天的一场暴雨堵死了一楼下水道，脏水回流进浩哲家所在的二楼。一觉醒来，浩哲发现好些书都被浸泡到发软变形，字也糊了。他心疼极了，央求妈妈把书摊在窗外晒了好几天，但大多没抢救过来。

浩哲看书的量越来越大，在2020年6月份的借阅登记簿上，20条借书记录里，他的名字占了12条。也因此，当图书馆一停更，浩哲就敏锐察觉：他“断粮”了，必须得做点什么。

催更的留言随后被运营图书馆的比邻社工们看到。2020年，公益机构的运营越发艰难，许多一线公益机构遭遇财务危机。比邻也不例外，长期资助比邻图书馆的慈善基金会无法继续资助，图书馆一度面临关闭的风险。那个夏季，原本负责图书馆维护的社工辞职了，人手青黄不接，中途才出现了断档。

类似的断档在2020年底再次出现。负责维护图书馆项目的社工请了产假，直到2021年1月8日，浩哲终于等来了更新——《天文百科》、《外星人飞碟之谜》、《科学改变人类生活的 119个瞬间》……整个下午和晚上，浩哲都泡在书里，“该睡觉了，都躲在被子里亮着台灯看”。

浩哲隔着门向比邻社工展示自己借的书籍

03

扫楼

这是一栋五层的临街民房，招租介绍贴在最显眼的大门口。有室有厅，离学校近，最适合拖家带口租住。每天都有孩子从mini图书馆的书架前路过，大多匆匆看一眼，心动者寥寥。

浩哲的两个同班同学也住在这栋楼里——男孩小澄住五层，女孩小南住四层。

拿到新书后，浩哲忍不住带上书去和同学们分享。他先去了小南家，小南正站在电视机前看动画片，无心理会他的推荐；浩哲又找到小澄，小澄倒是来了兴趣，与浩哲结伴去取来一本《地上地下》绘本，一起读了起来。

没看到二十分钟，两人蹲在冰冷的地板上，玩起了“打板”游戏，打闹声一浪高过一浪。小澄裤子上破着的大洞，似乎在炫耀着主人顽皮的“战绩”，浩哲的脸上也闪现出和看书时不一样的狡黠。

“不是每个小孩都像他们家浩哲那么爱学习哟，人家是学霸！”小澄的妈妈金凤语气里透出些羡慕，“我们家这个就是凑凑热闹才看。他们家严，不像我们没时间管。”

浩哲和小澄在楼道玩游戏

金凤想得明白：小孩子天生爱玩，除了打闹、电视，这些年又多了各种电子产品。能不能静下心来看书，得看家长能不能盯紧孩子。

大部分流水线上的工人显然很难盯紧孩子。他们靠出卖时间换钱，通常两夫妻都会“上前线”，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一刻都不敢停。忙到没时间管孩子，是这栋楼里的常态。

一年前，金凤生了二胎，忍痛送回老家给婆婆带，只留下大儿子小澄在身边。她想多赚几年钱，等到孩子要上学了再接回广州。至于眼前的大儿子，她确实少有精力管。

比邻的社工郑淑君在这片社区里生活了三年，见惯了这样的家庭模式。在最近一次给mini图书馆换书后，她穿上社工字样的马甲，进行了一次扫楼，“你好，请问您家有小孩吗，我们楼下书架上新书了，可以带小朋友去看看”。晚上八点多，正值家长们下班做饭的时间，有些亮灯的房间飘出饭香，却敲不开门；有的人半开门，冷淡而疲惫地回应着：“好的，知道了。”

这栋楼里的熟脸越来越少，一年前记录在案的楼内家庭情况已经变了——曾经很爱借书的406室的小兄妹回了老家，房子被转租给了同工厂的工友，房间里摆着简单的上下铺；曾经住着单身男人的209房间，搬来了一个有着3岁女儿的家庭。面对陌生社工的热情荐书，男主人显得疲惫而警惕：“大人太忙，哪有时间哟”。

在淑君眼里，龚家姐弟算是文艺积极分子，姐姐龚娉一直喜欢看书跳舞，弟弟龚震则在今年比邻跨年文艺汇演中担任主持人。

而当她敲开门时，看到姐姐正用电脑上网课，弟弟则捧着妈妈的手机读作文范文。听说图书馆更新，姐姐表示，学习忙，而且早就对那些儿童绘本和读物不感兴趣了。即将进入14岁的她，正执迷于在上网课间隙里悄悄追更网络小说。

浩哲成了书架最为忠实甚至唯一的伙伴。在邻居们看来，这多半是因为李丽的严格管教。

mini图书馆书架上摆放的书

李丽一直把两个孩子带在身边。生二胎后，她从工厂辞了职，做全职妈妈，只干些零活。这些年，一家四口人挤在一居室里，吃穿一切从简。两张床一个桌子、一个简易衣架，加几个塑料板凳，是家里全部陈设。狭窄房间塞不下打工十多年攒的行李时，李丽就拿砖头把床垫高二十公分，将一箱一箱的行头塞进床底。

劳累让李丽显得枯瘦。巨大的生存压力，最后总会化成对浩哲苦口婆心的叮嘱：一定要好好读书，以后不要像爸爸妈妈这样苦。

比邻的社工们期待弄清孩子们的看书情况，但现实总是艰难而复杂。2019年夏天，淑君和同事在另一栋楼看到了很多打闹玩耍的孩子，大约都在读小学的年纪。社工们火速开工，走访这栋楼的住户，并与家长们一拍即合，决定把mini图书馆2号馆建在了这里。

没想到的是，仅仅一个暑假过后，原本楼里的十几个孩子只剩下一个。

社工们再次走访才知道，两个月前的那些孩子里，有好几个是留守儿童，只是被父母接来过个暑假。还有几个孩子，则因为没有办法继续留在广州上学，直接回了老家。

mini图书馆2号馆也因此结束了短暂的生命。有关那个夏天和那些书的记忆，也和孩子们一起坐上火车，回到了老家。

04

上学

发期末考试试卷的那天，看到浩哲95分的数学卷子，李丽没忍住动了手，“大题都对了，就最简单的口算题扣了好几分！粗心，说他好多次了！这回前三名怕是保不住了。”还有语文，李丽觉得儿子该做得更好，“我不明白，那么爱看书，应该作文能写好啊。摘抄的那么多好词好句，你怎么用不上？”

浩哲坐在小板凳上捂着头，边哭边写作业。当被问到为什么会挨打时，他只是抽泣着小声说，妈妈是为了我好。

挨打第二天，他和小澄讨论起谁更常挨揍。浩哲一脸认真，“绝对是我，回家晚一点就会打。有时被手打，有时被衣架打！”小澄觉得不可思议，如果我考你那么高的分，我妈一定不会再教训我了！

到浩哲家串门的人，总会被简陋房间里满满两面墙的奖状吸引：数学第一，语文第一，总分第一……李丽向全现在解释说，孩子爸爸当年是没钱才放弃读书的。她觉得浩哲的基因很好，两岁就上幼儿园，认字、背诗，学什么都快。一二年级时，基本没出过前三名；但上三年级后，成绩有下滑趋势，这让全家人都紧张。

浩哲家中的奖状

和所有住在这栋楼的孩子一样，浩哲没有广州户籍，现在在民办小学读书。

根据广州的规定，来穗人员的随迁子女可采用积分方式申请公办学校。父母的年龄、学历、缴税、房产情况等都被列入积分评测范围，符合条件的申请者参与各区的积分排序，优胜劣汰，分数越高越能获得优质的公立学校学位。有培训机构统计，2017年，广州积分入学通过率约为35%。

这意味着，许多在小升初阶段还无望进入公立学校的孩子，会被送回老家就读。

公益机构“新公民计划”常年致力于流动儿童工作。魏佳羽告诉全现在，当前流动儿童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能不能跟父母在一起，而其中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是教育的供给——有学上，会大幅降低家长把孩子带在身边的压力。

然而事实总是残忍。2020年10月，“新公民计划”副总干事岳毅桦在一场公开演讲里给出数据：2018年，广州只有46.35%的流动人口能和子女在一起，北京的这个数据是22.33%。她感叹：非本地户籍的孩子，想在城市里找到一张属于自己的课桌，太难了。

一年级时，浩哲原本很有希望积分入学公立学校。由于父亲的居住证中途断续，他失去了资格。进民办学校，意味着高昂的学费。加上弟弟也在私立幼儿园，兄弟俩每学期需要支付近6000元的学费。而比花钱更让李丽焦虑的，是民办学校不稳定的师资和未知的升学前景。

这个寒假，浩哲的爸爸给他报了假期的数学网课。未来的目标简单而艰难：要上好的公立中学。李丽想着，如果只寄希望于积分入学，以他们夫妻俩的情况，很难为孩子争取到好的公立学校。但如果浩哲的成绩足够拔尖，比如考到区里前十名，就会有大把的优质公立学校主动抛出橄榄枝，甚至来抢人。那时，明亮的前途就不愁了。

正在做作业的浩哲

类似话题充斥在这栋楼里。楼的另一边，一个周六，同住在五层的两个湖南男人在酒后交换了心事——

在家具厂当木工的刘峰有两个女儿，打小在老家长大。2014年，他把8岁的小女儿接到广州的民办学校念书。三年后面临小升初，两口子积分都太低，女儿上不了公立学校。

“没法在这里高考，迟早得回老家。加上家里条件太差了，上民办学校经济压力太大，就把她送回去了。”得知这个决定，远在湖南的大女儿激烈反对，她从小留守在老家上学，不想妹妹步自己后尘。说到这，刘峰使劲抿了口酒，脸涨得通红，“她哪里知道大人们的难”。

饭桌另一边坐着的是龚家姐弟的父亲龚贵雄，他在汽配厂做弹簧，周六日也要上十二个小时夜班。进入2021年，他即将第二次站在孩子小升初的关卡上。

两年前，大女儿龚娉从民办小学升初中，他忙前忙后，把能积的分都积上了，甚至还包括做义工的加分，好不容易把女儿塞进了一所公立中学。但父女俩都对学校不满意——因为积分排名靠后，这所中学在公立学校中只算得上边缘，“对本地（广州）小孩来说，很差的才去这里”。

今年轮到儿子龚震读六年级，龚贵雄早早开始研究积分。他想着，又为这个城市多卖命了两年，分数又高了一点，可以尽量让儿子上个比他姐姐好一点的学校。

家长们有时想不通，为什么对许多普通家庭很正常的选择和决定，到了这栋楼里会这么难。

龚大哥给儿女起名龚娉龚震，取的是谐音为“公平”“公正”，他期待孩子们对人对事对世界都公平公正，也希望这个世界对他们报以公正和公平。“但是有绝对的公正和公平吗”？他喃喃着问自己，然后再自我宽慰，总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吧。

05

流动的联结

公平公正，显然是区区一个mini图书馆无法解决的。

更何况，流动人口的居住特点决定了楼道里mini图书馆受众群的不稳定性。熊亚洲认为，图书馆的遭遇本质上不是遇冷，只是面临了新的变化，“也许同样一栋楼里，再过几个月又会住进新的家庭”。他相信，孩子们读书的需求始终还在，只是像水一样流走甚至散开了，这需要机构更细致和更有针对性的工作。

孩子们借书，登记联系方式，社工们可以电话回访，也可以扫楼拜访。但比邻人手紧张，联系、拜访家长并不如想象中顺利，但时间长了，总有那么一两家可以熟络起来。小澄的妈妈金凤便是其中之一。她被拉入了志愿者的群聊，有空的时候会带着小澄和其他家庭一起参加比邻组织的徒步爬山、放映电影等活动，最近，她又接触到一些专为女性工友准备的课程。

洋城学校门口，家长们正在等待孩子放学

大伙儿聚在一起，真实的烦恼总会袒露无遗——今年过年能回老家吗？工厂拖欠工资如何讨要？家庭暴力如何应对？孩子托管哪家靠谱？积分入学需要什么手续？具体怎么办理？

在相似的流水线和出租房里，大家的困惑不尽相同。淑君发现，有一个母亲特别想督促孩子读书，可孩子爸爸总爱拿手机打游戏，带着上小学的儿子也沉迷起游戏。夫妻俩因此吵架，却总也吵不出解决办法；2020年上半年，学校停课，一对很早复工的夫妻为了工作，把原本上幼儿园的孩子反锁家中，孩子整日整日地哭，没办法只好送回老家。现在一提“广州”，孩子就害怕。

淑君逐渐意识到，问题是结构性的。比如所有人都想教好孩子，想督促孩子读书，但怎样才能让孩子真正拿起书并感受到乐趣呢？忙碌在厂房内外的父母们，少有时间关心，没有机会知道。

在最近的一次扫楼里，她认识了正在家中穿口罩挂绳的浩哲妈妈李丽。

在淑君帮忙做了几十个挂绳的间隙里，李丽问起附近哪个中学最好、升学政策等问题，然后拿来那张她不满意的语文试卷，让淑君帮忙指导一下作文。仔细读完浩哲的作文后，淑君露出夸张的表情，大声惊叹，“我觉得他写得很好哎！你看这句，很有想象力！他真的很聪明！”

夸奖来得猝不及防。浩哲低头笑了。

这篇作文里，他写的是啄木鸟为松树除虫的故事：“虫子已经钻到他的皮肤里安家了！危急时刻，啄木鸟再次飞到松树的身体上，一下子把虫子都吃光了。松树更加生气了，说：‘你把我的皮肤都弄破了！’‘那我以后不帮你吃虫了’。”

“从那以后，啄木鸟再也没有来过，松树呢？它就枯死了，我估计虫子还在它的身体里安家吧！”

（文中刘峰、李丽、金凤为化名）

原标题：<出租屋里的流动图书馆：一个不算成功的成长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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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打工子弟的mini图书馆，流动在城市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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