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炉 · FDU | 对话周涛：长江上的鲟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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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周涛，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人，从2014年开始从事鱼类保护工作，现任宜宾长江协助巡护队队长。

“很高兴认识你，欢迎来宜宾江安体验长江巡护。”

这是微信好友验证通过后，周涛说的第一句话。无论是对生态保护事业，还是对关注他的工作的人，他都带着饱满的热情。从钓鱼爱好者到巡护员，周涛好像变得更“超然”了，他不再一味向长江索取，而是靠着一种情怀撑起长江江安段的生态保护之任。

周涛一遍又一遍地说：“我们做的是，惠及子孙后代的事。”

S = 孙欣然

Z = 周涛

S丨您的家乡在四川江安，能为我们描述一下您生活的环境吗？

Z丨金沙江与岷江在宜宾汇合后始称长江，宜宾是长江的起点，而江安县城距离宜宾市区只有40多公里，所以我们江安县也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县”。我家在长江边的一条老街上，这里曾经也是长江水运的一个重要码头，很多渔民、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都集中在这里，非常热闹。近些年随着城市改造的进行，这条街已经被翻修成为旅游景点了。

S丨这样一种临水而居的成长和生活环境对您之后从事鱼类保护工作有没有影响？

Z丨有。在江边码头长大，小时候能见到很多很多鱼，对鱼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欢；长大之后发现鱼越来越少甚至没有了，所以从2014年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鱼类保护。

S丨如您所说，曾经长江里的鱼类数量和种类都是很多的，那么童年时您就见过白鲟是吗？关于白鲟有什么特别的记忆吗？

Z丨我大概七八岁时第一次见到白鲟，当时在江安的陡码头上有几家渔民捕到一条四米多长的（白鲟）。那时候《野生动物保护法》还没有实施，捕捞和买卖都是允许的，加之上岸时白鲟已经死掉，所以就被拖到岸边切成块卖，两毛钱一斤，我舅舅还去买了一块回来。

我们小时候不知道它叫白鲟，都叫它象鱼，因为白鲟的鼻子（即吻部）很长，大约有体长的1/3。白鲟身上有种独特的光泽，因为它是灰白色的，太阳光一打到它身上看起来很亮，给人很温润的感觉。

看到长江里有这么大的鱼，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上学的时候我还会和同学们聊说，我看到一条好长的鱼。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关于白鲟的记忆，从那之后白鲟好像就越来越少了。

1994年发行邮票《鲟》中的长江白鲟

S丨2019年12月23日，长江白鲟被正式宣布灭绝，彼时距离白鲟最后一次出现在人类面前已经过去了17年。在听到白鲟灭绝的新闻之后，您的心情是怎样的？

Z丨说实话，从我们内心来说，我还是觉得白鲟没有离我们而去，因为长江太大了。我们坚信在长江上游还会有残存的白鲟野生族群，因为我们在日常巡护当中也发现了很多大型鱼类活动的踪迹，经常会向长江所的危起伟教授汇报我们掌握的一些情况，但是并没有拍摄到白鲟的活体，所以不能对外公布。

从我个人来讲，我从小到大见过三次白鲟。这种鱼被称为“中国鱼王”，如果它灭绝了，是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我们鱼类保护者，对子孙后代的亏欠。我真心希望长江实行全面禁捕之后，白鲟能够重新回到大众的视线里。

S丨长江白鲟最后出现在人类面前是在2003年，那次的追踪与救援活动您是作为钓鱼爱好者参加的，能具体谈谈您之前钓鱼的经历吗？钓鱼的经历对后来转向从事鱼类保护工作有什么帮助？是什么契机让您从“捕鱼”转向“护鱼”呢？

Z丨我在江边长大，对鱼情有独钟，而与鱼最直接接触的方法就是钓鱼，业余时间大都被用来研究各种钓法。后来通过中国钓鱼运动协会举办的比赛入选了中国国家舟钓队，我就开始代表中国参加各种类型的舟钓比赛，最好的成绩是国际公开赛的第三名。

我擅长路亚钓法，与传统钓法不同，路亚是一种以人为主动的钓法，也就要求钓鱼者充分了解鱼类的生活习性和水生环境等特征。早些年钓鱼经历中积累下来的鱼类相关知识都在辅助着我现在的鱼类保护工作。

2014年初，我在俄罗斯里海参加钓鱼比赛的时候，有一位澳大利亚的选手问我：“中国长江里的鲟鱼有三种，现在还有吗？”我想起小时候几次看到鲟鱼的场景，那时候长江里的鲟数量还很大，又想到好像确实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见过鲟鱼了。“我喜欢鱼，想知道长江里是否还有自己童年见过的那些鱼类”的想法是最初的萌芽。比赛结束回国后，我通过走访渔民才知道，我们江安县的渔业资源已经近乎枯竭了。所以我觉得有必要竭尽我所能来保护它们，于是组建了自己的团队（宜宾市反电鱼工作站）。

左二为周涛

S丨现在您在宜宾长江鲟协助巡护队工作，这一巡护队最初是怎么组建起来的？当时人员结构是如何形成的？

Z丨2014年我们开始进行鱼类保护，协助地方政府巡查非法捕捞，慢慢得到了职能部门的认可。2018年5月，农业农村部在宜宾举行了长江鲟增殖放流活动，我们作为志愿者参加了这次活动并认识了危起伟教授。我问危教授：“放流这么多长江鲟之后其实面临着很大一个问题，渔民还没有退捕转产上岸，由谁来管理这些鱼？就算没有非法捕捞，可能也存在误捕误捞。宜宾市渔政的执法力量非常单薄，依靠地方渔政的想法并不现实。”然后危教授问及我的意见，我就提出了引入民间公益组织协助地方渔政的想法。危教授回到武汉后，向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CCF）的王利民秘书长介绍了我们的情况。6月，CCF与江安县渔政站和我们联系，提出建立协助巡护队，很快就做好了合作框架和协议。

2018年7月31日，国际巡护员日，我们几名队员一起去武汉参加了CCF的培训，正式成立了宜宾长江鲟协助巡护队。成立之后，长江所派技术人员来教授我们包括鉴别、救治在内的鱼类相关知识，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现在一共有6名队员，有4名是试点转产渔民，2名是一直和我在一起活动的志愿者。渔民熟悉江安段的水流环境、鱼类的生长状态和基本捕捞方法，把他们引进巡护队对我们的工作会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他们主动放弃捕捞作业，上缴捕捞证，加入到了我们鱼类保护的队伍里来。

S丨2014年开始您就已经自发组建了鱼类保护组织，2018年宜宾长江协助巡护队才正式成立，也就是说之前都是作为志愿者自费、自主活动，2018年之后才有了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从事长江鲟保护相关工作之后你们遇到过哪些困难？

Z丨困难真的是特别多，即使是在得到了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的支持之后还是有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问题。我们使用的船只是自己买的，油费自己出，办公室的房租也是自己出，这些方面基金会的资金不可能全部覆盖到。最惨的时候，连一年三万多的房租都交不上，最后我们几个队员一起凑了五千块钱。

其实困扰民间志愿组织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来源，我知道很多最初做得很好、很有特色的组织都因为资金链断裂而无法坚持下去。我们当然也面临这种问题。我以前是做安装工程的，收入还能够支撑前几年的开销，多撑几年下去，面对家人、朋友的不理解，自己也会觉得很无望。因为我手上的资金是有限的，我们在做的这件事又是一个无底洞，每一天都会产生新的开支。

基金会马上要取消对我们的资金支持，只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不过现在情况好一些了，之后江安县要采取政府购买民间服务的方式对我们团队进行经济支持。

S丨是什么支撑着你们坚持这项事业，就是一种热爱、一种情怀是吗？

Z丨对。我们这帮人做这件事，不是为了一个月三千块钱的工资，我有时候开玩笑说，这钱还不够我的烟钱呢。但是我们为什么愿意为了这三千块天天在江上漂着？其实这件事没有钱我们也会去做，工资不仅是维持生活，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认可。

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一种对长江的热爱和情怀在做生态保护的事。我们从小生活在江边，我们有义务为子孙后代多留几条鱼。

S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巡护队的日常巡逻工作吗？长江实行全面禁渔之后，发现和阻止非法捕捞成为巡护队工作中的一个重点，如果发现，怎样去阻止？

Z丨日常巡逻主要分为日常巡护和机动巡护两个板块。巡查一次大概是半天时间。日常巡护是每天不定时进行的。因为江安有40公里的长江段、100多公里的岸线，牵涉到的面很广。我们大概两到三人一组开车沿江边公路巡查，看有没有非法捕捞或者有没有鱼受困。机动巡护是在当地渔政和公安的统一调配下开船沿江，主要是非法捕捞比较严重的江段，进行巡查。一般的巡查我们不开船，因为油费花销比较高。

现在我们巡护的目标不单是鱼类，也对其他生物进行保护，包括迁徙的候鸟、珍稀植物等等。我们这里有一种珍稀植物叫疏花水柏枝，是长江流域目前发现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种群。

从去年八月份到现在，其实非法捕捞已经很少见到了。一旦发现非法捕捞，我们会联系公安和渔政，集合几方力量对非法捕捞人员第一时间进行抓捕。抓捕以后直接走司法程序。

S丨我本身是北方人，又是业余人士，对渔业活动不甚了解，能请您大概介绍一下禁渔前长江上的常规捕捞活动是如何进行的吗？

Z丨江安县处于长江上游，滩多流急，所以我们这里的渔民采用的是流网捕捞的方式。上世纪八十年代，渔民们用滚钩捕捞大型鱼类，我们小时候见到的大鱼都是用滚钩捕上来的，但是这种渔具对鱼的伤害很大，后来就被禁止使用了。现在渔民靠在岸边时使用小套网，在主流时使用流刺网，拖在船后。

渔民选择网地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有大群鱼类在此聚集；二是水下无障碍物，不容易挂网。因为滩多流急，江安县40公里的江段大概只有四五块网地。每年到了好捕鱼的时候，就会有很多船在网地附近排队，按顺序一船打一网，打一网大概要用一个多小时。这一网打完，就到岸边休息、收拾网具，等到下一次轮到自己再去。一天下来，如果人少能打个十来网，人多的时候就只有三四网。

S丨全面禁渔之后，江安县的渔民都转业去了哪些行业？转业后的生活状况与从事渔业时相比如何？

Z丨很多渔民选择自主就业，开车、做生意、开茶馆的都有，一些能力差一些的会选择政府的公益性岗位。现在转产渔民的就业率已经达到了90%，生活状况也好了很多。很多渔民其实对转产持支持的态度，因为他们在江上不仅风餐露宿，能打到的鱼也一年比一年少。之前从事渔业活动的渔民，如果不采用电鱼等违法方式，一条船一年的收入大概在5、6万元，基本上只能维持一家人的开销。现在转产上岸后，拿到手的补助就有21万元，四川省也给发放15年每年2500元的保险，加起来每户渔民有23万多的补偿款，安置费相对于其他地区是比较高的。

转产渔民大多数也都对生态保护表示认可。即使是在转产退捕之前，我们巡护队的工作也受到了很多渔民的支持。当然也有受教育水平比较低的渔民认为我们的介入使他们失去了饭碗，对我们恨之入骨，不过这只是少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都改变了对我们的看法，认为我们做的是正能量的事儿。

后记

如果每种生物都是地球的一颗细胞，当它们中的一个破碎消失，我们脚下这颗星球的呼吸也随之暂停一秒。从白垩纪游来的“活化石”长江白鲟也未能听到21世纪20年代的钟声。我记得当时一条新闻的标题是“听见即是永别”，可我们是否曾经听见它们的呼救？

如果我们把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缤纷多彩的世界看作一种正义，或是一种义务，那么生存在这星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对未来负有全责，不容推卸。

文 | 孙欣然

图 | 来自受访者

审核 | André

原标题：《对话周涛：长江上的鲟梦人丨围炉 · F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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