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经验”｜虞万里：修身与读书互为因果

上海志达书店的“悦悦讲坛”邀请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傅杰主持题为“我的读书经验”系列讲座。傅杰表示，“将不定期邀请我敬佩的师友来书店，或忆一忆他们的读书经历，或聊一聊他们的买书故事，或谈一谈他们的读书心得，或向青年朋友推荐若干他们心目中的好书。”澎湃新闻经“悦悦图书”授权刊发该系列讲座稿和视频。

第七讲傅杰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上海儒学学会副会长虞万里。虞万里著有《榆枋斋学术论集》《榆枋斋学林》《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高邮二王著作疑案考实》等。

虞万里在讲座现场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这段话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读过，但当时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学也，禄在其中”。那个时候，一会儿倡导“读书无用论”，大家都不读书了；一会儿倡导“复课闹革命”，大家又回到学校去。所谓的中学时代就是这样晃荡几年，基本没怎么读书，也就谈不上“学”与“禄”的必然关系。我还跟傅杰老师说，我一生从来没有把照片贴在毕业证书上让校长盖章。今天我主要就是谈谈自己当年是怎么抄书和买书，以及买了些什么书。或许大家由此联想到自己，能获得一些所谓的读书经验吧。

谈抄书

在书荒的年代，没有书，也没有钱买书。“文革”之初，我曾看到过烧线装书的场景，一些人不断拨动着余火未尽的残页，那时也不了解那些泛黄的旧书有什么价值；“文革”之后，在各地书店看到很多线装书，但由于没有钱，也就没有买。所以，只能抄书。

小的时候没书可抄，我就抄歌曲，革命歌曲、“黄色”（爱情）歌曲都抄，那些简谱的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也都用尺画线标示，非常认真。我最初抄的一本书是《毛泽东选集》中运用到的《成语典故》。课堂上读不到几个四字格成语、典故的我，一看就很感兴趣，书无法拥有，就把它抄下来。抄完之后，对古代的成语、典故有了初浅的印象。差不多同一时期，我也买到了王力的《诗词格律》，学做格律诗，这典故、成语自然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成语典故》

“文革”发生在我11岁到17岁之间，那时属于“封资修”的书很稀有，很多小说不是一套一套的借，而是一册一册地传阅，并且还有时间的限制。记得先借到《三国演义》上册六十回，我看了之后转述给同学听，往往看几回就讲几回。由于小学读书教的是简体字，自然不认识繁体，所以看书就靠一本六毛五分钱的《新华字典》。看了一二十回之后，繁体本阅读就基本没有障碍了。看过《三国演义》，后来陈寿的《三国志》再版时，初以为是同一种书，及至问同学借来一看，才发现原来是一本史书。《三国志》的“评”写得精彩，很多四字格语词不是我们认为的成语，却非常凝练独特，所以我把陈寿《三国志》所有的评语抄了一遍。现在大家说到史书，总是推崇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其实我觉得，从文学尤其是语言词汇的角度来看，范晔的《后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绝不亚于前面两者。

俗话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我那时看《水浒传》，确实是热血沸腾。书里的一百零八将，我也和荣新江老师一样可以倒背如流。不同的是，荣新江老师一考就考到了北大，如今在敦煌学领域的地位可以说是“天魁星呼保义宋江”；而我因为没去考大学，现在只是“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当然我还比较努力，不然就应了“解名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的典实，今天也就不可能和大家见面了。

看书，喜欢看什么书，都与人的性情有关。《西游记》的读者面当然很广泛，但我凡是看到吴承恩写一个妖怪或什么角色出场，往往详细描写他从头到脚的穿着打扮，这些段落我基本上就跳过去了。《红楼梦》这种描写部分更多，一桌菜、一处景、一群人……在看过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飞剑奇侠传》之后看这个，觉得没有胃口，第一次看到十七回，我就看不下去了。那时流行一个说法：不看《红楼梦》，就不能算是研究古典文学的人。迫于这种无聊的说法，我再次拿起书，从十七回看到三十回，又乏味地放下了。知识的贫乏就只能从众，看看人家都看了几遍《红楼梦》，也想着自己要与古典文学沾点边，后来又勉强看了一回，前后三次拿起书，总共看了三十一回，此后就再也没有正儿八经的读过这书，只记得“一畦春韭熟，十里稻花香”这样的佳句——尽管后来背了很多蔡义江编的《红楼梦诗词》中的诗词，包括敦敏、敦诚的诗；在编《汉大》时也隔三差五地翻阅《红楼梦》查书证。四五十年过去，我常想借陆游一句诗反其意而用之，叫“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自己到底算不算或者可以不可以研究古典文学？只能由大家来评。我自己偏激的看法是：一个人即使不看《红楼梦》，也完全可以研究古典文学。假如你一生一味地去循俗，就会活成一个俗不可耐的你——但须说明我不是说看《红楼梦》就是俗。

李汝珍《镜花缘》这本书和我有一个小小的缘分。一个是书中载有苏若兰的《回文诗图》，顺读倒读，横读竖读，好奇不已，就用色笔照样画抄一遍。一个是在上本写到紫衣女子所说“吴郡大佬倚闾满盈”的反切，当时哪懂切语，懵了，急切想知道是什么意思。但作者卖了个关子，前六十回没有写出谜底。急的是下半本我怎么也借不到，时隔半年还是一年才总算借到。原来“吴郡大佬倚闾满盈”切出“问道于盲”四字。这个小说细节使我对“反切”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及至17岁时买到《康熙字典》，反复琢磨里面的“反切”，窃喜还稍微能切出一部分，但有的反切就切不出来，那时哪知道反切还有“音和”和“类隔”呢。尤其是书前《切音指南》图上的“清、浊、半清、半浊”黑白圆圈，更莫知所云，所以我曾发誓，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把这些弄懂。

1973年底至1974年初，我去了苏北农场。在去农场之前，我家里是一本书都没有的。到农场之后，各路老知青弄来很多书，包括胡云翼《宋词选》《（新著）中国文学史》这样的书。我当时看的时候，书已经破旧到甚至封面都没有了，但如《孔雀东南飞》和《古诗十九首》等名篇，我就是从这些书里第一次看到。那时看到喜欢的诗文，没有别的途径，就只有把它们抄下来。我这个人到现在也分不清东南西北，开车离不开导航，但还记得当时大夏天读《史记选译》，热不可耐，我穿着帆布工作服和半高筒雨鞋，竟然把《选译》里注释的古今地名全部抄录，并对照《中国地图册》里的经纬度，标注其上，这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仍然是个地理盲。但是，像陈婉俊补助的《唐诗三百首》，我也把她的注释全部抄了一遍，这至少让我对唐诗语词的理解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宋词选》

1978年1月我上调回城以后，因为喜欢文学史，在上海图书馆的大众阅览室里看书，基本上把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青木正儿的《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以及郑振铎、刘麟生、胡云翼、林庚、游国恩、中科院文学所编写组、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等各版本的《中国文学史》，李长之的《中国文学史略稿》，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胡怀琛的《中国文学史概要》，刘宇光的《中国文学史表解》，梁乙真的《中国文学史话》，朱谦之的《中国音乐文学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等，都看了一遍，有的还有详细摘录。其中，刘宇光的《中国文学史表解》使得我对表解比较感兴趣，后来我在台湾买了好多“表解”的书，如《国学表解》、《论语表解》等。这些对人的记忆和认识还是很有帮助的。当时我还年轻，看了那么多文学史后感觉很自得。等到商务印书馆“七十六年史学书目（1900-1975）”和“八十年史学书目（1900-1980）”出版以后，我一看仅仅到60年代就已经有两百多部，之后就不敢说自己看得多了。

还有两本值得一提的书是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和《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罗常培是一位著名的音韵学家，年轻的时候很穷，做过速记员，所以他听老师讲课时就用速记法，事后基本上可以全部“复原”。《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就是罗根据刘讲课的记录复原的，此书写得非常精彩，我全部抄完了。《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也写得非常好，鲁迅就曾说刘书在当时是最好的一部文学史。《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特点是用南北朝史书里对作家的评论来分析他的作品，亦即用当时人的文学观来论当时的作品，没有现代有色眼镜的偏见。《专家文研究》一书让我感受特别深的是第五章《论文章之转折与贯串》。现在我们学写古文，往往转折虚词如“而”、“然”等用得很多。但根据刘师培分析，汉魏作家往往是不用那些虚词的。虽然没有转折虚词，但读他们写的文字又能明显感觉到语气的转折——根据孙德谦在《六朝丽指》中的说法以及现当代骈文学家们的观点，这个叫做“潜气内转”。这算是在比较高的层次上谈古文，我读了觉得是比较受益的。另一篇让我觉得受益的是《蔡邕精雅与陆机清新》。蔡邕的《郭林宗碑文》等碑铭文当然写得很好，但范晔将它转录到《后汉书》时，把其中文句删掉了，使文章更简洁精神，范晔有他的文学观。后来我去对照了一下，果然如此。不得不说，刘师培的学问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及的。

我学音韵学，与《汉语诗律学》和《诗词格律》这两本书有点关系。我在去农场前买到过《诗词格律》，胡乱学过一点，也试做格律诗。但王力的《汉语诗律学》是公认最权威的著作，农场当然看不到。回城后我就到上海图书馆去借，普通阅览室大库没有，就设法去参考阅览室借。就想研究七言诗里面主、谓、宾、定、动、状等分布的结构。但之后我在图书馆遇到一位老师也在那里抄书，他研究词谱，把平仄转成AB的形式，好像还懂数理。我想既然已经有人做得那么深了，就没有必要“重蹈覆辙”。我这个人有个特点，用上海话说，勿欢喜轧闹猛。人家都在做的话，我就不大愿意去做了，相反越是难、越是搞不懂的，我就越有兴趣。所以，从这以后我就不再写诗，也不去研究格律了。

虞万里抄录的各类资料

在农场时因为看不懂《康熙字典》前《等韵切音指南》图表，曾发誓要学会它。所以不再研究诗词格律后，我就专心去钻研音韵学。要想看懂《切音指南》，首先得去找《韵镜》。但一时找不到，于是就抄了一本。自学《韵镜》里的韵图很难，我就同时抄了董同龢《等韵门法通释》和曾运乾《等韵门法驳议》，因为涉及到《广韵》的重纽，于是抄录了两篇有名的文章《广韵重纽的研究》和《广韵重纽试释》。那时《广韵》根本买不到，我托人买了几十公斤的卡纸，请印刷厂切纸车间帮忙切成卡片，一字一张抄《广韵》，打算把《广韵》五卷26194字都抄下来的，才抄了一两个韵，买到了书，就没有继续抄。

研究音韵，尤其是上古音，当然离不开段玉裁提出的“合韵”。于是我就抄了方孝岳1956年发表在《中山学报》上的一篇文章《关于先秦韵部的“合韵”问题》。合韵关系到韵部划分，韵部划分涉及到各部的音值。上古音的音值到底怎么读以及如何演变，上世纪二十年代有过一场古音学上的大辩论。辩论的发端是钢和泰《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一文，汪荣宝就发表《歌戈鱼虞模古读考》，讨论唐宋以前和魏晋以前读“a”或读“O”的问题，遂引起许多学者参与讨论。最后魏建功写了一篇很长很长的文章《古音学上的大辩论——〈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引起的问题》，因为这涉及上古音类音值的重要问题，我几乎把它们全都抄了下来。

在音韵之外，我其他方面的兴趣也很广泛，因为古汉语的各个方面都是互相关联的，比如不懂训诂和文字，就没有办法深入研究音韵。文字，涉及到六书，六书涉及到形声字，形声字与古音相关的是声符。所以，在当时书不多的条件下，我就把胡朴安的《中国文字学史》《中国训诂学史》、张世禄的《中国音韵学史》，挑重要的摘抄下来。我抄书是连目录全部抄下来的，这样才容易理解作者整部书的结构和布局，而胡、张这三本书的目录尤其详细，便于我们掌握传统文字、音韵、训诂学的构架和方方面面。一直到现在给博士生上课，即便我家里已有五六十本训诂学著作，我仍然向他们推荐胡朴安的《中国训诂学史》，因为这部书把尔雅派、传注派、方言派、注疏派、清代汉学家训诂方法等五个系统概括得最为详细。

说到训诂、文字，当然不能少了《说文解字》。《说文解字》跟音韵最相关的就是“读若”，我还曾抄下了陆志韦的《说文解字读若音订》、方勇《说文读若考例言》等。我跟我的博士生说，可能最近我要写关于读若的文章了，读若与经学有关系，可能和陆志韦等人写的语言类文章有所不同。文字方面，我特别推荐蒋善国，他的文字学著作《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汉字形体学》和《尚书学》著作《尚书综述》，总结了很多东西。训诂方面，我觉得沈兼士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训诂学家。中国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唐兰曾在四十年代说过：目前近二十年最卓越的训诂学家就是沈兼士。我曾把他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一篇六万字的长文全部抄下来，受益匪浅。还抄了他《声训论》《义同换读》《初期意符字的特性》等文章，感觉他对汉字字义的把握远在同时代学者之上。迄今为止，如果衡论在训诂学上的开创与总结之功，沈兼士无疑是一位先驱。

这里我还要提到他的《广韵声系》。现在我也会跟我的学生说，一定要很好地利用这部书。现在研究简牍、音韵以及单纯教学的，很少说到并利用这本书。但如果你仔细去看《广韵声系》里同一个声符在声和韵上极其复杂的分化与流变，就不会再相信现在很多写得很简单的音韵学书——实际的语音不规则的分化和融合远比教科书要复杂。不关注这本书，也就很难理解中国的语音在两千多年里的变化与发展。我先在上图借阅此书，后来在古籍书店看到这本书时，标价八十块钱，我当时工资只有五十多块钱，没办法买，我就想把它抄下来。还没开始抄，中华书局就出了十六块钱的影印本，我很兴奋地买了一本，等第二次重印涨价到四十八块，我又买了一本藏着，心里很满足。

有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人物是林语堂。林语堂关于方言和方音的文章，我基本上全部抄过。印象最深的是《陈宋淮楚歌寒对转考》和《燕齐鲁卫阳声对转考》。他的《语言学论丛》，从目录看就会发现，基本上都是关于古代方音的问题，比如《前汉方音区域考》《周礼方音考》《左传真伪与上古方音》等。受其影响，后来我研究郑玄《三礼注》方音时，也画了一张作家籍贯方域表，籍以窥探当时的方音区域。

现在我不再搞音韵学，是因为我对复辅音有自己的看法。这不是因为我闭眼不看或守旧，当时我其实什么都想研究的，很多相关的书抄的都是第一版。我曾经抄下了王辅世1956年发表在《中国语文》上的《怎样分析和记录汉藏语系语言的声调》，严学窘1962年发表在《江汉学报》上的《上古汉语声母结构体系初探》和1963年发表在《武大学报》上的《上古汉语韵母结构体系初探》，赵元任先生翻译的《高本汉的谐声说》，李荣先生的《切韵音系》，方孝岳先生的《汉语语音史概要》等。

《切韵音系》

高本汉的书，我算是收得比较全的，只要是被翻译过来的，我基本都收藏了，包括早些时候张世禄翻译的《汉语词类》和《中国语与中国文》，后来出版的《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和《汉文典（修订本）》，以及我在台湾客座时买的《高本汉诗经注释》《先秦文献假借字例》《高本汉书经注释》《高本汉左传注释》《高本汉礼记注释》《书经高本汉注释斠正》等。他的名著《中国音韵学研究》，我先是在上海图书馆借的，因为这本书很厚，也不敢占用太多时间全部去抄。后来我进了汉大后发现附近的卢湾区图书馆竟然有一本，我就常借，甚至都借超时了。后来在上海古籍书店用四十块钱买到了原本。等到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我又买了两本。

高本汉确实伟大，令人佩服，他的音韵学研究在上世纪初期几乎把整个语言学界大佬的思想“清洗”了一遍——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他的观点，翻开了音韵研究新的一页。有几十年，甚至可以说是高本汉的时代。但现在看来，在很多方面他其实是把我们很多人“带到了沟里”，因为汉语其实是不一定能够按照他那样的路数去研究的。附带说一个事，上世纪末人们在翻译《汉文典》的过程中，有人是学俄语的，不擅长英语，在翻译中遇到困难。有人跟他说，高本汉的《汉文典》是从《康熙字典》翻译过去的，翻不过来就与《康熙字典》校核抄过来。其实这样做是有问题的。高本汉注释过《诗经》《尚书》《左传》等书，参考过甲骨金文研究成果，他著《汉文典》确实利用了《康熙字典》，但也融入了他注释几部经典的训释成果，如果直接从《康熙字典》搬过来，一定会有出入的。

魏建功也是一位令我很佩服的语言文字学家。我曾在上海图书馆借他的《古音系研究》这本书，每次都借不到，因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上海图书馆旧平装书是没有目录的，就靠一个工作人员在内部卡片翻找。我大概递了一年的白条，最后总算找到了。这位馆员叫张善信，我很感念他为我拿了多年的旧平装书。拿到这本书以后，我就抄了一份笔记。这本书的音规很难看懂。后来我也买到了1935年版的原本，等到商务印书馆新排印本出版，我也买了两本。

虞万里的“《古音系研究》笔记”

文字音韵训诂之外，关于词汇、语法的书，我也看了不少。比如孙常叙的《古汉语文学语言词汇》，我借抄的是1962年吉林师范大学的排印本，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这本书，叫《古汉语文学语言词汇概论》。这本书出了之后，我看到书里由他的学生写的序，序里提到了一位学者，虽然没有提名字，但指的是我。序里是这样写的：“多年以前我去上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那里遇到一位学者和我提起先生的这本书，说到他年轻时读到此书是如此的受益，不忍放下，竟用了好多天把它抄了一遍。在遥远的上海，不知他是怎样得到这部印数有限的校内排印本的……”——上图这一本书，当然是吉林大学赠送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书一般要上交国家新闻出版局和各大图书馆样书的，上图绝对有资格受赠。孙常叙的书，我还买到了试印本《汉语词汇》，这书也难得一见。

由词汇而牵涉到古汉语，我特别要讲朱星的《古汉语概论》。这本书我是在上海图书馆抄过的，书中列有文字、音韵、词汇、语法、文体各章节，比较有特色的是他对上古声纽和声调的研究，还有100多面的假借字表，对初学者来说很实用。当时的大学生所用基本都是王力的四本《古代汉语》，在字典稀少的年代，里面一千多个常用字很实用。朱星只在天津用自己的书教学，影响力不是很广，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他的书。可能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抄过，心里有一种感情，后来在文庙看到这书，我用高价买下来藏了。在台湾，我还买到了《朱星古汉语论文选集》，里面的论文如果倒推五六十年衡量，都是很前沿很有深度的文字。书后附有《中国文学语言源流变迁表》，尽管现在回过头去看不无商榷之处，但在当时，已把中国文体语言的嬗变列得非常细致了。

当初，凡是跟文字、音韵、训诂有关的书，我在上海图书馆基本上全部看过。所以我被上海图书馆盛巽昌先生介绍到徐家汇藏书楼去看书的时候，他就说：“那个小青年把我们上海图书馆所有语言学的书都看了。”全部看了是不太可能的，但可以说大部分我都是借出来浏览过。

除了语言书籍外，还有经学的书。我在研究音韵学的时候就感觉到，中国的语言学——音韵、文字、训诂等，其实都离不开他的大宗材料——经学，也就是两汉的经学。我曾经做了一个比喻：两汉的经学就像淝水之战时苻坚说的投鞭断流，汉代的经学一鞭打下去之后，所有两汉以后的文学家、历史学家所用的语言基本上都带上了经学的因子。我曾设想过要研究经学语义学、经学语言学等，所以从那时起就对经学非常关注。

上世纪八十年代你要想做学问、写文章，就得做卡片。最初我连卡片也买不起，就和我朋友田荣海联系一家印刷厂，买了上百公斤的卡纸边料，请人帮忙裁成卡片大小，以充当卡片。我的老房子里有很大一部分空间都是柜子，柜子的抽屉里全是卡片。搬到新房子之后，因为用电脑了，我就把几万张卡片都丢掉了。留下来的包括“音韵、方言、方音”、“十三经典故”、“经学语义学”、“思维与语言”、“殷商、古史、神话、考古、民族”等极少数的一点点。但是不得不承认，用了电脑之后，记忆力明显不如从前了。

我写的第一篇古音学的论文是1980年左右的《从古方音看歌支的关系及其嬗变》，十四年之后才发表。如果放到现在教育体制下，硕士甚至博士这么长时间发表一篇文章，恐怕早就被勒令退学了。虽然我在这篇文章里的观点，四十年来并没有改变，但文章里的资料肯定是有错的。因为我那时必须白天去图书馆抄，晚上回来再整理一遍，这样转来转去肯定会有错。

虞万里《从古方音看歌支的关系及其嬗变》论文草稿

1982至1983年我在人民大学进修，基本上整天待在图书馆。同学寒假都回去了，我仍在图书馆看书，到春节闭馆了我才回上海几天。我已有《清经解》，知道里面所收郝懿行《尔雅义疏》是简本，而在人大图书馆发现有郝懿行《郝氏遗书》，所收《义疏》是全本，就把两书从头至尾对照着读，所有繁简两种文本的差异、误字、讹字和郝懿行的语言理论、精到释义、引前贤时贤说、驳前贤时贤说、引金石文献等等，都用符号标注摘录，抄了很厚很厚的一叠。不过，后来只写了一篇文章《〈尔雅义疏〉及其作者郝懿行》，开了个头，也没再写下去。现在想来有点可惜。其它如阮元《揅经室集》、胡培翚的《研六室文抄》等也读了好多。

虞万里抄录的《尔雅义疏》整理资料

应该说，在去人大进修之前，我对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乃至经学、文献等都浏览摘抄过许多，有一定的基础，但到了人大听课时，我还是认真听讲，记了很多笔记，因为这样做对自己的好处。用朱熹的读书法来讲，就是“心到、手到、口到”的举一反三的事；从心理学上来说，识记以后保持，保持以后重现，重现以后再现……我们学的东西会不断忘记，要使学到的知识长期保持，使其能够重现甚至再现，必须不断重复。与其在课堂上闲着没事，不如认真再听写一遍，所以有厚厚一叠的上课笔记留存。八十年代，我们很多学生听一位老师的课多是二三遍甚至更多。这可能是我们和现在学生不同的地方。

假若深一层探讨这个问题，有时只听一遍，真不一定能完全理解——语言是有魔障的。我特别推崇李安宅，他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他编译过《巫术与语言》，更早的时候出了一本《意义学》，在买到这本书之前我是在上海图书馆抄过看过抄过原本。书里关于语言的层次、语言的魔力等，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给了我读书和自学的许多启发：有时你认为懂了，其实并不一定真懂，因为你的理解很可能不是你老师所说含义。即使简单明了的问题一听就懂，你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去进一步思考深发。就像有人说，姜丕之、张世英等都研究黑格尔的专家，但姜丕之研究出的是姜丕之的黑格尔，张世英研究出的是张世英的黑格尔，都不是黑格尔的黑格尔，因为黑格尔说过，没有人能够懂得他。由此可以悟彻听课、读书的艺术或者说谛义。

谈买书

十几岁的时候我买到一本《分类格言精华》，这本书分上、下两卷十六类。上卷为：达观、勉励、劝戒、悖凶、修身、齐家、事亲、处事；下卷为：御人、察物、涉世、从政、治国、存养、惠吉、修道。这书是油光纸，当时都被我翻烂了。读书与为人，是人的一生必须面对的，我觉得，读书固然不仅要读还要多读，但为人则更为重要。你想修炼自己的话，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因为读过这本书，后来我还买了《蓄德录》。即便现在已经年过耳顺，我在台湾地区仍买了很多关于励志的书，比如《历代名家苦学录》《中国格言集》《伦理道德故事》《中国格言大辞典》等。大家会笑我这个年纪还对立志、修身感兴趣。其实修齐治平，治平不一定轮得上你，修齐则是一个人必须面对的过程，修身更是一生不能间断的功课，它与读书互为因果，却比读书更重要。现在有些人书是读了些，修则浑然不知其事，于是自以为有知有识，却尽干些无德无耻之事，说些荒唐不经的话。所以我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注意修身，那么读书比不读书更糟糕，说白了，会更坏。

虞万里的藏书

在“批林批孔”时期，大家不敢随便谈论孔子。有一次在古籍书店，我看到几个人在低声谈论某本好书，说是对做人如待人接物很有帮助。我听不清楚，只听到“孔子”和一个“论”字。几天后再去，看到一本四部备要本王充《论衡》，就用一块两角钱把它买下来了，回家翻开之后，竟有“问孔”“刺孟”两篇，懵然而大失所望。后来问了一下，才知道他们当时谈论的是《论语》。我买到的第一本《论语》是《〈论语〉批注》。在农场翻阅的时候，我是按照先“原文”，再“注释”，再“翻译”，最后“批判”这样的顺序看的。一开始我是全部看的，后来觉得“批判”的部分太牵强附会，甚至强词夺理，就不再看这部分文字。本世纪以来，我在台湾地区买到了五六十种各种注本的《论语》，很多是他们“文化复兴运动”的产物。

赵翼的《陔余丛考》、俞正燮的《癸巳类稿》、王鸣盛的《蛾术编》、成瓘的《篛园日札》、江侠庵编译的《先秦经籍考》、陶鸿庆的《读诸子札记》、胡玉缙的《许廎学林》等书，现在看来可能已经不稀奇了，但倒退四十年去看，即“文革”后长大来读书的人，恐怕连书名都没有听到过，不要说见过这些书。这里有个故事，当年上海旧书店经常有旧书展销，书展是上海爱书者延颈企盼的福音。旧书展销当日，都是早早在门口挤得水泄不通，九点一到开门，全是冲锋陷阵地冲进去“抢书”的。我在一次展销会上大约十五分钟左右就抢了一大堆，上面这些书都是这次书展的“战利品”，就此也博得了“蝗虫”的雅号。现在回想，是因为我在上图多借阅过这些书，在阅读《清经解》时知道这些书，所以一旦这些书出现在眼前，当然不假思索地“霸占”下来。相反，当年即使进了大学读书，知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作者赵翼的人，也很可能没读过《诗经》，即使读过《诗经》选篇，也不会知道《南陔》《白华》六篇佚诗，不知道《南陔》，看到《陔余丛考》，自然要先翻一翻是什么内容，值不值得买，这样一蹉跎，当然“佳人已属沙托利”了。

关于淘旧书，还有一个小故事。我曾经每星期带儿子去学画，他上课了，我就抽空跑到古籍书店去淘旧书。有一次我看到了六十本蓝色封面的《昭明文选》，品相很好，标价60元。但这书没有牌记，看不出版本信息，我不放心，就先没有买，回去查了查，发现这是明代末年的刻本，于是第二次去就准备把它买下来。但我现场一数，只有五十九本，还缺一本，就问店员。店员问我觉得这是什么版本，我就老实地告诉他说应该是明刻本，店员答应帮我找找缺了的那一本。但等到我再去，这套书就没有了。就这样，我与一套珍贵的明刻本擦肩而过了，当然，我也恍然醒悟这套书为什么是缺一本的原因。

很多人在网上看过我买《清经解》的故事（《我与家藏五部清经解》）。那是我在研究了文字、音韵、训诂之后，觉得所有这些都离不开经学。研究经学，绕不过《清经解》，因为这套丛书里收录了清代最具价值的经学著作。我去古籍书店问了约个把月，都没有。后来，经同学的弟弟介绍，说他南通的亲戚家有一套，但要五十块钱。虽然当时我只有三十多块钱的工资，还是想着不能错过。于是就买了高价船票去南通，买回了这套书。这是第一套《清经解》。

1987年，上海书店要影印《清经解》，听说我对此书有研究，就让我写一篇前言。一篇前言几千字就可以，但我最后写出了四万字，时间也拖了很长。等到我写完以后，他们的书已经要印了，说来不及了，把我的文章拿过去，撮其要写了一页半的出版说明，就把稿子还给我了。然后说送你一套新印的书，这是我第二套《清经解》。这套书是十六开本，比石印本大，是我几十年来用得最多的，上面插满了签条。

第三套其实是我单位里的，是一套残缺的《皇清经解分经汇编》，比如《论语》著作归在一起，《左传》归在一起。因为是石印本，字也很小，《汉语大词典》的同事们几乎没人要用。后来汉大搬家，出售复本和多余的书籍，残本当然在列，所以我就收藏起来了。

第四套是江苏古籍要印《清经解》，他们听了徐复老的意见，要把我写的长文置于书前作为导言。我当时建议他们重新剪拼道光本，用四拼一的十六开影印。但后来他们还是找了一种石印本放大影印，因为我的文章作为前言，所以也送了我一套。这是第四套。

2015年，上海书店出版社许仲毅社长想重印1988年的本子，我为他们指出了当年哪些地方拼接有缺页，经修补改正，也将我的文章冠首作为前言。他们不付稿酬，也送了一套书。这是第五套。

虞万里收藏的《清经解》

因为阮、王《正续清经解》按人物先后排列，查检非常不便，我是自己编了索引用了几十年。台湾地区在上世纪有艺文和汉京两家书局也分类编辑过《清经解》，但确实编得很乱。近年我受朋友之托，用分类的形式重编《正续清经解》，按照《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四书（附《孝经》）、五经总义、小学这样的类别重新拆分，然后再拼接，书后面还做了书名和作者的索引，用起来很方便。又附有四种《清经解》的册页对照表，也便于利用其它不同版本。记得当年中国书店原想四拼一影印，还印了广告，只是被上海书店抢先占了市场，就此搁置。一晃三十年，最后我编的这套书就由中国书店来承印出版，这实在是一个冥冥之中注定的轮回。因为这套书是四拼一的，共有六十本，总价四万八千块，一般读者买不起也不会去买。出版社给了我一套，我自己又买了一套。一套就送给我们交大的图书馆，另外一套我没有打开，因为也没有那么大的地方放。《清经解》是我学术生命的灵魂，而这六部大书是我学术经历和足迹的见证。

我对台湾地区书籍比较熟悉的原由是，1978年在上海图书馆看书时，借到一本台湾王茉莉和林玉泉主编的《全国硕博士论文分类目录》，里面的硕博士论文题目用上世纪七十年代眼光来衡量，学术含量非常之高。我就把其中的经学、文字、音韵、训诂、历史、文学等所有硕博士姓名、论文题目以及指导教授姓名全部抄了下来。这对我了解台湾五十到七十年代的学术概貌很有帮助。2019年我去成功大学讲课时，转去高雄的茉莉书店，居然看到了四十年前抄过的这本书。

我对台湾学术进一步的了解，主要是靠《汉学研究通讯》。《通讯》的前面几十本，是徐文堪从荣新江那里借过来的。看了之后我觉得信息量很大，就给主其事的刘显叔写信，刘先生好善乐施，就每期都给我寄过来。我也几乎每一本都从头读到尾。里面有汉学论文汇目、硕博士毕业论文和指导教授、演讲动态等各种信息，是了解台湾学术很透明很直接的一个窗口。《汉学研究通讯》里的汉学论文汇目，后来被刘先生编成了《台湾地区汉学论著选目汇编本》，是一个很有用的索引。只是近几年老一辈学术动态少了，所以我看得也少了。

此外，一些纪念集、寿庆集，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书。出版纪念、寿庆论文集日本很早也很多，我国近代第一部是1933年出版的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研院”迁台，台湾学术界延续了这一传统。能有“纪念”“寿庆”论文集的主人，一般都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而且后来的纪念寿庆集多有传主或寿翁的学术简历和著述年表，通过这些书不仅可以了解作者的学术经历，还可以了解他周围的学术群体——他的老师、朋友、学生等，从而了解他们整个的学术。这收藏这一大摞书，如台静农、林文月、屈万里、孔德成、王叔岷、徐文珊，包括鲁实先先生，程发轫先生等，有些是我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客座的时他们送的，有些是我在旧书店淘旧货淘来的，还有几本则是作者自己送给我的。

我在做《汉语大词典》的时候，经常翻吴廷燮的《唐方镇年表》，也买过中华出版的吴的《北宋经抚年表》《南宋制抚年表》《明督抚年表》。客座台大时三天两头去旧香居转悠，看到王寿南的《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签名本，是王寿南送给政治大学陈圣士教授的，很想买，但价格是一千块，就暂时没买，想着等我回沪之前再买也不迟。不意某日再次前往，发现已被人买走，之后到处找也没有找到过，悔恨不已。2018年在日本的时候，和朋友孙致文教授感慨起这本书，让他帮我找，他竟然在奇摩二手书店帮我找到了。但价格标了三千块，我因为有过失落心情，果断托他买下。等到2019年我去“中央大学”客座的时候一看，这本书就是旧香居的那本。估计是书商看到签名本玩了一次倒卖的把戏，而我又做了一次“洋葱头”。刚才我还跟傅老师说，我准备写一个“台湾淘书记”，已经写了几万字了，记述自己淘书的乐趣、奇遇和懊丧，当然着重写书籍奇特的流转，签名本的各种形态，学者互赠的朋友圈，纪念、寿庆集和哀思录的形态，从书里书外来反映学者们的师承和学术，会很有趣。

接下来我谈三个系统的骈文和古文，就上世纪后半叶而言，民国的骈文在台湾有一个很好的延续。五十年代以后在台湾文坛上较有影响的人物不少，其以骈文古文名者有三位：第一个谢鸿轩，他是唐文治古文系统；第二个是成惕轩，他是民国大儒王葆心系统；第三个是王礼卿，他是晚清翰林后裔。

唐蔚芝文治先生，1907-1920年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校长，一般只知道他是交大工科开创者、教育家，其实他还是一个传承曾国藩古文又得到吴汝纶指点而自成一派的古文辞家。唐在无锡国专陶冶出来的学生辈有不少去了台湾，比如冯书耕到了台湾之后，继承其古文辞，与金仞千写了一本《古文通论》，里面引用了不少唐夫子关于古文的学说。毛鹏基到了台湾，著有《论语孟子会通》，继承其《论孟大义》而求其会通。讲到骈文，不得不说唐蔚芝另一个学生——谢鸿轩。谢鸿轩自认是谢灵运的后代，他编了谢氏宗族的族谱《谢氏文献乙编》四巨册，祖先就上溯到谢灵运这一代。谢鸿轩在台湾以骈文和联语名世，他的骈文自己汇编为《元首颂言汇编》《谢氏述德汇编》《美意延年粹编》《美意延年续编》《美意延年新编》五本。第一本多是歌颂蒋家父子的寿颂文字，故称“元首颂言”；第二本是关于谢氏家族事例，后面三本才是其他各种内容文字。这五本书很难买到，我是南北兜寻、网上线下一本一本淘来凑齐的。他的骈文文句华美，但遣词造句未免稍涉俗平，与李审言适成鲜明对照，当然不如下面要讲到的成惕轩。他还写过一个关于古文和骈文的著作《骈文衡论》，获得了嘉新文化基金会优良著作奖。谢鸿轩是长寿之人，活到九十五岁，现在无锡的唐文治纪念馆有他纪念蔚芝先生的刻石。

《骈文衡论》

由谢鸿轩说到李审言，因为李详的文集我仔细读过，他绝不肯用陈词，而每每刻意求新。记得有人记述，如果要求他一篇骈文，须提前二三个月交三百大洋预约。当时读了心里未免嫌其孤高，但读过他的文字，知道他确实在用心甚至是呕心地在做。很多讲近代骈文的书，列举了六位十位或更多的骈文家，我总觉得大概李是其中的翘楚，及至我看到成惕轩文章之后，才有改观。

十年前我在台大附近的古今书廊看到《楚望楼骈体文》精装一套，标价800台币，虽然喜欢骈文，略觉有点贵，未买，过了一年后又去转悠，书还在，再下一次莅台，仍赫然在书架上，就买了回来。一翻，使我大为吃惊，一个二十世纪的人，能将骈文写到这样的境界，驱遣汉字/典故到这样的娴熟程度，我确实惊为天人。读了他的《古文辞通义序》，才将他与罗田王葆心重新联系起来。其实他作序影印的《古文辞通义》我以前也看过，当然读过这篇序言，但还是疏忽遗忘了。《通义》一书在文章学研究史上，不说空前绝后，至少是里程碑式的著作。老杜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读了《通义》，我真想说“得失葆心知”。所以《通义》我有王水照先生编的《历代文话》竖排本和武大百年名典的横排本。得知成惕轩先生是王的高足，其成就之高度也就有联想的路径了。自此之后，我用心收集成先生的著作，如《楚望楼骈体文》我在台南一家新开旧书店里又买到一套，《续编》则在台北牯岭街买到的。先是《楚望楼诗》买不到，听到商务印书馆重印，奔过去一问，有最后三本，我全买了。一翻，是原书再拍照翻印，字已模糊，有点悻悻然。后来在旧书店买到了原版，很欣慰。不仅他的著作，连他的纪念集，如《庆祝阳新成楚望先生七秩诞辰论文集》，以及《成惕轩先生年谱》《成惕轩先生纪念集》《成惕轩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集》也都搜入囊中。还与其高足庄雅州、陈庆煌两位教授成了好友。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在中大客座，孙致文教授送了我一本《藏山阁骈文》，戋戋薄册，是《楚望楼骈体文》最初的编集本，非常稀珍。

虞万里收藏的成惕轩相关著作

成惕轩在台主要是考试委员会参事，也在政大、师大、中大和文化大学任教，桃李无数，传诗传骈文者各有翘楚。骈文的传人，无疑应该数张仁青，因为他一生以骈文为终生事业。撰骈文，选骈文，注骈文，更撰写《骈文史》。如《历代骈文选》《中国骈文析论》《俪辞探赜》《骈文学》《中国骈文发展史》《扬芬楼文集》等等，著作很多。其《骈文史》一书，不断重印，也不断提价，可算是高档次的学术畅销书。关于《扬芬楼文集》，也有小故事一则。我先在古今书廊以六折720台币买了一套，时隔不久，又在茉莉旧书店看到一套500元，翻开一看，是因为某人去淡江大学做了一场《红楼梦》的讲座，陈庆煌教授遂签赠给他一套。大概因为研究《红楼梦》的人不喜欢骈文，转手送到旧书店，正好碰上我这个喜欢骈文但没有读完《红楼梦》的人，因为这个因缘巧合，我莞尔一笑，又买下藏之书架。除了张仁青，成惕轩的学生还有陈弘治、林茂雄、简宗梧、马芳耀等很多人。其中陈、林后来专治诗词注释，简的成就在汉赋。马芳耀多才多艺，是去年去世的。他一生写了1000多篇骈文，在近代以时间来算是数量最多的，毕竟每一篇骈文不说呕心沥血，也都需要搜肠刮肚去编织。不过我看了他的《湖海俪辞选》之后，觉得他的骈文质量和他老师还是不能比并。

再说一下王礼卿。2007年我在静宜大学客座，在图书馆发现了一套十六开四巨册的《四家诗恉会归》。因为我对陈寿祺、陈乔枞乃知王先谦的书用得多很熟悉，总觉得是三家诗、四家诗的里程碑式著作。看了这套书之后，惊讶居然还有这样统摄前人成果而又自出机杼的大著作。此书篇幅很大，结构布局也都有超越。我先前只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古文选家，因为程克雅教授曾送过他四册一套的《历代文约选详评》给我。询之知情人，说作者的女儿在辅仁大学任教。正惊叹不已之际，辅大王初庆教授叫我去参加他们中文系办的学术会议作讲评。我于是找到了王令樾教授，与她协商将这套巨著引进在大陆出版，让更多的学者研习。经她与青莲出版社联系接洽，征得同意，才有华东师大出版社影印本。我读《会归》一书，感叹他的绎义的别致，他是用典雅的文言翻译《诗经》，这在近代《诗经》研究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在与令樾教授交往过程中，我获知礼卿先生祖上多是晚清翰林中人，其高祖王文骧、伯祖王绳、祖父王绰都是翰林，曾祖王祺海是进士，是一门三翰林四进士，代代书香，可谓绝无仅有。我以前读他的《历代文约选详评》，知道他对文言与白话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和精辟的见解，其注释古文，亦循桐城一路，兼讲其作法，分“徵实”与“课虚”，徵实是典故和训诂注释，而课虚则是对文章作意布局等的分析阐释，是非深于古文的人所不敢道。再体味其用文言翻译《诗经》，其人之人格、风格可见一斑。老先生中年以后信佛，与雪庐李炳南居士过从很密，所以《会归》由青莲出版社出版。

虞万里收藏的王礼卿相关著作

还要讲一个有趣的买书故事。故事主人公是李云光和张寿平。这要从我接触的第一部台湾学术著作说起，在汉大工作时看到《三礼郑氏学发凡》，因为那时醉心于音韵、训诂和经学，一见这书就很亲切，而这书的作者就是李云光。到1988年我写《三礼汉读异文及其古音系统》的长文，对郑玄《三礼注》中的汉读异文做统计和分析，觉得段玉裁讲的汉读三分法很有问题，而与李云光《发凡》所统计的结论基本符合，因为所见略同，不免惺惺相惜，所以对《发凡》也更有感情。在2016年春夏多次逛旧香居的时光里，看到一本有李云光题赠的《发凡》，上书“寿平吾兄教正 李云光敬赠 民国五十六年八月”。“寿平”二字勾起了我的联想。我写马一浮、龙榆生这段“龙马因缘”，就是用蒋秋华教授赠我的张寿平辑释《近代词人手札墨迹》一书，撰文时我还不知道张寿平是何许人。等到我在台湾淘书，才发现张氏出过很多书，家中藏品也很多。有书画印章藏品，我想应该是随国民政府迁台人员。后来在古今书廊买到他的《西德的汉学及其他》一书，读了他的《手翻诗卷认生涯》一文，才知道他与政府迁台毫无关系。他是常州人，日本人打进来之后，他曾去逃难，后来回到常州后，碰到了与他青梅竹马的女孩。本来两小无猜，而今翻觉羞涩，所以他给那女孩写了很多很多情诗。这事居然被女孩的祖母发现了。大概是两家门不当户不对吧，她的祖母就打上门来，大兴问罪之师。要他们断绝来往。于是张寿平母亲流泪劝告儿子，说人家不赞成，不要枉费心思。张寿平看到母亲流泪，一绝念，就远走高飞，飘零天涯海角，到了台湾。这是1946年，他才二十二岁。到台湾后，张寿平碰到了成惕轩，成惕轩劝他参加高考，居然高中，又为他介绍曾霁虹和刘孝推。曾又为他介绍洪京，结成连理。大约在1950年冬天，他也认识了李云光，曾有诗赠李。据我的考证，李云光赠张寿平《发凡》的时间是“民国五十六年八月”，那时张寿平正在西德中部慰慈堡的马克西米里昂大学执教。如果从台湾到德国慰慈堡的邮递以一个月计，张也正好在从里昂大学去往薄荷姆参加欧洲第十九届国际汉学会议之时。所以这本书应该是先被寄到德国，然后又被张带回台湾的，可以说是经两位名人之手而“周游列国”的一本书。而我，买了这本书，连同前面一本，已有复本，又在台师大书廊上捡到一册破旧不堪的，等大陆黄曙辉筹划影印之后又给我一本，我居然有四本各有故事的《三礼郑氏学发凡》。

虞万里所收不同版本的《三礼郑氏学发凡》

因为张的故事牵涉到几位名人，所以再插一个细节：张寿平在常州就读青云中学，而这所学校正是史学大家吕思勉辞去上海光华大学史学系主任后，隐居家乡教书的学校。所以张去南京中央大学，就是吕思勉叫他去考的。因为吕赏识张的才气，觉得他应该去学文学，而中央大学有龙榆生和陈柱尊，龙以词学名，陈则经史子集兼通，著作等身。及张到南京入中大不久，陈即去世，张得到龙的赏识，成为他一生引以为豪的“龙门弟子”。张成为龙榆生的学生，因而与黄永年成了好友。 

买新书，淘旧书，书里书外，多有故事，今天所讲的，多是一些有趣的买书故事，至于那些因为阮囊羞涩而买不起，竟“一失手成千古恨”的辛酸往事，等有机会时再和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