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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史话 ‖ 明德学堂（一）：上下求索屈子魂

2021-02-27 14:2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不安，政治风云变幻不定。这时，经过戊戌维新的宣传推动，西方教育打破了中国传统儒家教育大一统格局，诞生了中国的新式学堂。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注定是创纪元的一年，要记入长沙教育的历史史册——就在这一年内，长沙成立了三所推行西式教育的新式学堂：其一是2月28日由长沙县黄琼（？—1907年）、黄萱祐（1862—1953年）姊妹捐集私财，在影珠山下西冲黄锳（黄氏亲族）私宅开办的影珠女校（亦名隐储女校，为2010年停办的长沙县开物中学前身），为长沙也是湖南第一所乡村女学。

其二是当年5月由曹佐熙（1867－1921，字摅沧，益阳人，著名史学家、诗人，曾主持《船山学报》创办，倡修《湖南通志》等）等人发起倡建、1910年由罗德源（益阳人，清末举人）、贝允昕（1865—1927年，字元澄，浏阳人，刘人熙女婿，朱镕基之师，从日本留学归来后曾创办妙高峰中路公学、省立一中等，又创办长沙《大公报》，曾任湖南都督府法治院院长、熊希龄内阁编纂兼统计等职）、贺寅午（邵阳人）等人在乐古道巷复圣庙重建的私立育才中学堂，曾开办四二一制中学班而闻名全省。

其三为胡元倓（1872—1940年，字子靖，号耐庵，晚年自号乐诚老人，湘潭人）于当年3月在长沙市原西区泰安里创立的明德学堂（今明德中学前身）。三校中，以明德学堂名气最大，毛泽东早期在新民学会《本会总记》中就称颂说“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它常被人指称为长沙创办最早的近代中学、湖南省第一家私立中学。

磨血与乞讨

地处长沙市原西区泰安里的明德中学作为一所私立学校，能在恶劣的环境中逐渐发展壮大，与它的创办人——教育家胡元倓先生“磨血育人”的一生不可分割。

胡元倓与张伯苓（1876—1951年，原名寿春，天津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的最早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齐名，号称“北张南胡”。

他出生于世代书香门第，排行第九。他的祖父曾任广东南海县知县,父亲师从广东著名学者陈澄，长兄是著名学者郭嵩焘的弟子，六兄为学者王闿运的女婿，各有著述，家学渊源。他很早就考取了秀才，并被选为丁酉科拔贡。1902年，思想开明的俞廉三任湖南巡抚，首次选派学生赴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师范教育，胡元倓得以获选。留学期间，他对日本教育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佩服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

胡元倓认为，正是因为福泽谕吉毕生在野不仕，通过创办庆应义塾为明治维新输送人才，才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国民的思想启蒙，并最终导致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当时，中国刚刚经历了甲午、庚子两役的惨败，面对着内忧外患，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有识之士提出了不少救亡图存的办法，如君主立宪、实业兴国，而这次日本留学使胡元倓坚信：“非从教育着手不足以救中国之亡，非办私立学校不足以行一己之志。”他决心为福泽谕吉为榜样，教育救国，培养人才，复兴民族为己任，并发誓“不做官，不入党派，不怕困难”，以“此身誓已成千古，不为崎岖有变迁”之句自勉。

1903年，胡元倓学成归国，立即着手筹办学校。他与时任泰兴知县的表兄龙璋（1854—1918年，字砚仙，号甓勤斋主人，晚号潜叟，攸县人，光绪年间举人，晚清时历任江苏如皋、沭阳、上元、泰兴、江宁等知县及候补道，曾参与领导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民国后曾任湖南民政长、西路巡按使、国民党湖南支部评议长、代省长）、表弟龙绂瑞及好友黄忠浩（1859—1911年，字泽生，黔阳人，曾任湖南提督、巡防营统领）商量办学事宜，几人一拍即合，并得到龙绞瑞的父亲、前清刑部侍郎龙湛霖（1837-1905年，字芝生，攸县人，同治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历官江苏学政、直隶知州、刑部右侍郎等，湖湘派诗人的代表，与王闿运齐名的“湘中五子”之一）出资两千银元作为开办经费。3月，他们租赁长沙城北左文襄公祠为学校校舍，取《大学》开篇之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中的“明德”为学校名号。龙湛霖任总理，黄忠浩任监督，胡元倓为副监督。当月29日正式招生，共招收甲乙两班80人。此后，他担任明德校长达38年之久，直至逝世。

办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需要长期的艰苦跋涉，需要具备坚韧的磨血精神，始终如一，才能有所成就。胡元倓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说：“凡办学校要有恒心，要慢慢来，不能希望今天创办，明天、明年就能办好。”“从表面上看，教育不会有什么危险。但要教育能达到成德达材的任务，为国家造就有用的人才，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一种需要发奋努力的艰苦事业——磨血事业。中国的建国问题非这样不能解决。”他曾对黄兴说：“公倡革命，乃流血之举；我为此事，则磨血之人也。”他刻了一枚“磨血人”的图章，以之自许。他还请王闿运写了两匾“忍耐为希望心”、“虽九死吾犹未悔”，以自惕励，又刻一“从苦打击”的石章来表示其乐观与坚定。所谓磨血，并不似流血革命那般轰轰烈烈，为世人所瞩目，而是要有足够的恒心与毅力，将自己的心血与精力，一点一滴地拿来推动育人这盘沉重的磨子。

正是这种非凡的磨血精神，使他不为冷嘲热讽所吓倒，也不为困顿颠沛所折服，抱定初衷，至死不渝。为了维持明德学堂的办学，胡元倓不得不放下读书人的面子，或向政府部门申请津贴，或向亲人、朋友、同乡、社会人社募捐。他几十年风尘仆仆，奔走南北以筹措经费。据其次子胡毅回忆:“他每年总有半年不在家，而是在国内外各地奔走筹款。”明德学堂创办之初，连教员工资都发放不起，多亏胡元倓的好友，后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捐资一千元，方得解困。

1904年，由于学校要聘请日文教员，又要添置理化仪器及标本，胡元倓到上海找任上海道的老乡袁树勋募捐，袁初不允应，胡屈膝以求，袁树勋深受感动，捐助万金，成为私人捐款最多的一位。时任内阁总理的熊希龄，因是湖南人，也常被胡元倓讨要募捐。筹款时若熊外出未归，胡便拿着被褥睡在门房等，以至于熊曾对人说：“胡九真难对付，常来捐款，不给则坐卧不去，而请其作官，则又坚持不就。”另一次，他向教育总长、湘阴人范源濂救助，范避而不见，胡元倓便将被盖搬到教育部传达室，声称不见到总长就此绝食。范闻讯，只得以范夫人名义捐赠金钏一对解围。还有一次，明德经费困难，胡元倓到南京向端方借钱，端方同意，但其下属拒绝。当时风雪横江，天寒地冻，胡元倓急得几欲投江自杀。幸教师捐款，才得以渡过难关。为筹得办学经费，他还曾“持三日粮，为背水阵”，只身赴南洋群岛募捐。甚至，有一次因学校紧着用钱，他到湘雅医院找明德校友借钱，声称自己得了阑尾炎，需动手术，以此借了600元过关。为此，胡元倓被人称为“胡九叫花”，还流传出“人生大不幸,碰到胡子靖”的顺口溜来。当时上海《新民晚报》刊载了题为《咏三湘人物》的打油诗，其中有一首就是写他：

四海扬名胡叫化，办学天天打背弓。

屈膝求师兼募款，南方武训乐诚翁。

在担任校长期间，胡元倓为明德筹款达十万之巨，建造了二十余所校舍，添置了大量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使明德学堂的图书和仪器设备为全国中学之冠，“视大学无逊色”。据校友回忆，当时的明德：“校园环境优美，四层教学楼——乐诚堂教室宽敞明亮，楼前有碧波涟漪的两个大池塘，塘边梧桐垂柳，绿荫成行，隔着池塘对面，有两三层楼的西洋古典建筑风格的学生宿舍和图书馆。”而实验室里“物理器械，大多精良，其来自德国者，器精而适用，殊不易得。”

几十年里，胡元倓“不治私产，不作官吏，孜孜似明德为务”，大革命成功后，黄兴邀请他做教育部部长，他坚辞不就。他本人一直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在明德几十年，尽管校舍雄伟壮丽，他却一直住在三间又窄又矮的小土房里，既无地板，也无套房，称为书房兼起居间里挂着“虽九死吾犹未悔”的横幅和“坚苦勖毅力，勤勉医灰心”的对联；一家人经常在学校食堂搭餐；终身只有一个佣仆老毕；直到1930年，因大陆银行总理傅丽行赠送，他才拥有一辆六成新的人力车；他一袭敝裘也为学生周安谟所赠。出外募款，他总是手携纸伞一把，脚穿钉鞋一双，车船票多由校友购赠，住宿多借居亲友或学生家中。他甚至曾因衣着朴素而被挡在清宗室振贝勒的门外，后借衣袍雇马车方得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