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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陀｜我读汪曾祺（上）

2021-03-08 14:2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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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李陀活字文化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曾拥有很多头衔，小说散文大家、京派作家代表、戏剧家、书画家、美食家、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中国最后一个纯粹文人、中国当代最具名士气质的文人，等等。图为1980年代中期的汪曾祺先生

文学批评家李陀多年前在《汪曾祺与现代汉语》中讨论汪曾祺的写作，将其写作的意义放在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发展的大背景里给予评价，他说：“不是仅仅把他（汪曾祺）当做一个出世的小说家，也不仅仅是把他当做大散文家和文体家，而是把他当做在现代汉语形成和发展历史中占有一个特殊重要的位置，他的写作使现代汉语出现新气象，我想更能道出汪曾祺的意义。”

又说：“在‘严肃文学’领域写作中尝试文白相亲、文白相融的作家，当然并不仅是汪曾祺一个，但是，我以为能在一种写作中，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得以如此和谐，好像本来就是一家子人，这大概只有汪曾祺能罢。”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李陀先生这篇名作《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原文因字数较长，在推送时分为上、下二篇。欢迎您移步至公号“消息”，查看完整版。

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

——兼谈毛文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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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陀

本文原刊于“视野”丛书《雪崩何处》

李陀

生于1939年，内蒙古莫力达瓦旗人。原名孟克勤，曾用笔名孟辉，杜雨。著名作家、理论家，文学批评家，电影编剧。著有小说《重担》《光明在前》《带五线谱的花环》《香水月季》《不眠的春夜》《雪花静静地飘》《无名指》，评剧剧本《红凤》，电影文学剧本《李四光》《沙鸥》。主编《中国寻根小说选》《中国实验小说选》《中国新写实小说选》《中国前卫艺术》《七十年代》等，为《今天》特约编辑。

《今天》编辑部准备开辟一个“汉语与写作”的专栏，并命我写一篇文章参加讨论。我马上想到汪曾祺。

翻开《蒲桥集》一页页看下去，不能想象这些优美文字的主人已经不在人世。可是汪曾祺的确不在了，他撒手这些文字，也撒手我们热爱这些文字的人，一去不返。我还清楚记得举行汪曾祺遗体告别仪式时的情景。那是一个细雨绵绵的傍晚。仪式非常简单，就是为数不多的一些亲友来默默地向他告别，没有音乐，没有鲜花。来人中作家有六位：林斤澜、李锐、余华、史铁生、何志云和我。在汪曾祺身边站了一会儿，我走到房子外边，站在丝丝细雨当中，不知所措。好像还应该做点什么，可是做什么？又能做什么？做了又怎么样？

现在“汉语与写作”的讨论给了我一个机会——我突然明白可以为汪曾祺做点什么：写一篇文章讨论他的写作，不是深究其文学上的“成就”（这个词功利色彩太重，和汪曾祺不太兼容），而是把他放在更大的一个视野里，把他当作在现代汉语形成演变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历史人物来看待。我深信汪曾祺不是一般的作家，这个和蔼平易的老头儿所应该得到的尊敬，会远在许许多多今日正声名显赫的诸般人物之上。

我想这或许是最好的纪念。

一

写这样一篇东西有相当的困难，因为我不想把它写成一篇学术味十足的论文，汪曾祺不会喜欢这样的文字，在他温和的微笑后面，我看见他在不以为然地摇头。可是讨论汪曾祺和汉语写作，不可能不涉及许多学术性非常强的课题，例如不把现代汉语看作是某种已经定型的语言，而是相反，强调现代汉语只不过有百年左右的形成、发展历史，强调它当下还继续处在剧烈的成熟演变当中，然后再把汪曾祺的写作和这个历史联系起来，看他的写作怎样纠缠于这个历史当中，又怎样成为这样一段历史发展的某种推动力——这就很难躲开现代汉语语文学这个专业性非常强的学科领域。这个领域，不仅云雾缭绕，山路崎岖，而且各家各说之间争议激烈，近几十年中一直共识不多而歧见不少，一个只熟悉文学批评的人怎么敢随便涉足其中？

不得已，只有采取一个有点懦弱却不易出错的法子：不进入现代汉语的语言学内部的讨论，小心地擦着这个学科领域的边边走，只讲文学写作和现代汉语形成之间的关系，只在这“关系”里做点文章。这办法虽然有点笼统，有点朦胧，可是值得一试，因为这方面的讨论并不多。

汪曾祺外表谦和，给人以“心地明净无渣滓”⊃1;的印象，但实际上骨子里又好胜又好奇。有人若不信，只要读一读他在1982年写的《岳阳楼记》两文，就不会认为我是瞎说。当年在《芙蓉》双月刊的目录上一见这个题目，我真是吓了一跳，且深不以为然：这老头儿也太狂了！用现代白话文再写《桃花源记》和？但当我一口气将这“二记”读完之后，竟高兴得近乎手舞足蹈，那心境如一个游人无意间步入灵山，突然之间，眼前杂花生树，春水怒生。不久后我见到汪曾祺，问他：“汪老师，《湘行二记》你是有意为之吧？”汪曾祺不动声色地反问：“怎么了？”“那可是重写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这事从来没人干过。”汪曾祺仍然声色不动，眼睛望着别处，默然不答。我以为老头儿要回避问题，不料他突然转头向我调皮地一笑：“写了也就写了，那有什么？！”汪曾祺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人，我想会支持我在讨论他的写作时，再做一点冒险的、犯禁的事，至少试试。写了也就写了，那有什么？！

就现代汉语的形成、发展和汉语写作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言，可说的当然不只汪曾祺一人。如果从晚清时期办白话报那些先行者算起，一百余年来从事现代汉语的创造这一宏大工程的人，包括有名的和无名的，有名无实的和有实无名的，进入“经典”的和被排斥在“经典”之外的，恐怕得以万、十万、百万甚至千万来计算吧！何况，文学写作只不过是各种各类写作中的一种，对现代汉语的形成来说，其他形式的写作，如新闻写作、理论写作、历史写作都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其实都应该做详尽的研究。这也是一项大工程，恐怕不但要追究现代汉语形成史、现代汉语语言学史和现代汉语写作史之间的复杂关联，还要对各种类别的汉语写作之间的相互作用做深入的研究，这令人望而生畏。不过，就拿汪曾祺开头吧，他有这个资格，就凭他有那个气魄，也有那个禀赋，重写了《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用白话文。

二

在讨论汪曾祺的写作对现代汉语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之前，我想对现代汉语形成的历史过程，尤其是其中特别重要的某些“节骨眼儿”做些回顾。但这样做，哪怕是再粗略，也要很大的篇幅，非我所能。这里只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众语运动”先做一点分析，也许不能算是偷懒，因为这件事在现代汉语形成史上算得一件大事，一个重要的节骨眼儿，其中暴露和掩盖的问题，或许比“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更尖锐，更复杂，分析起来也更有意思。用这样一幅图画作为讨论汪曾祺的汉语写作的背景，可以了。

陈望道先生在1934年7月《中学生》第四十七期以南山署名发表了一篇题为“这一次文言和白话的论战”的文章，其中对“大众语”的讨论有如下形容：

这一次文言和白话的论战，从汪懋祖先生五月初在《时代公论》上发难以来，已经继续了三个多月。论战的范围，从教育扩大到文学、电影，从各个日报的副刊扩大到周刊、月刊。场面的广阔，论战的热烈，发展的快速，参加论战的人数的众多，都是“五四”时代那次论战以后的第一次。

......

现在的阵营共有三个，就是大众语，文言文，（旧）白话文。大众语派主张纯白，文言文派主张纯文，旧白话文派，尤其是现在流行的语录体派，主张不文不白。主张不文不白的这一派现在是左右受攻，大众语派攻它的“文”一部分，文言文派攻它的“白”一部分。究竟哪一部分被攻倒，要看将来大众语和文言文的两方面哪一方面占优胜。⊃2;

这段引文中有一个细节值得玩味，就是“白话文”这个词前面为什么加了一个带括号的“旧”字？白话文就是白话文，为什么还要特别强调“（旧）白话文”？陈望道对此似乎没有做特别的说明。⊃3;但翻阅一下“大众语”讨论留下的文献，有一件事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十分触目，那就是所谓“白话文运动”质地不纯，这运动中不仅有《创造月刊》《现代评论》，还有《良友》画报、《红玫瑰》杂志，不仅有鲁迅、胡适、郭沫若，还有新式“礼拜六派”⁴诸家，不仅有“高跟鞋式”欧化白话文⁵，还有张恨水式的“旧式白话”。白话文运动在实际发展中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大约很出乎那些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的意料，在他们的理想里，文言文被打倒之后，本应是一个被新式白话文的光辉照亮了的语文新天地，谁料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令人尴尬的是，“五四”之后的白话文运动不仅分化成欧式白话和旧式白话两股潮流，而且凭借着各自背后出版机构的支持展开了一场竞赛，更不幸的是，如果以拥有的读者数目来看，旧式白话的写作明显占了上风！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么多新派或左派知识分子都对白话文运动不满，欧式白话文的这种失利，在竞赛中处于下风，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只是这些人或出于清高，或出于蔑视，往往不肯面对事实，不肯承认“旧式白话”（这里主要指所谓“礼拜六”式白话）是白话文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不肯承认“旧式白话”的写作也为现代汉语的形成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动力。陈望道的“（旧）白话文”的用法，多少反映了当时知识界这种尴尬又无可奈何的处境。

对“五四”之后白话文发展的不满，当然不是自“大众语”讨论才开始尖锐化。早在1931年，瞿秋白就写了《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的长文，系统总结了新文学运动的得失，激烈抨击“现在‘新文学’的新式白话，却是不人不鬼的言语”，其中即便有“刮刮叫的真正白话，也只是智识阶级的白话”，“更加充分暴露出‘新文学界’的小团体主义。因为‘新文学界’只管自己这个小团体——充其量也不过一万人”。不仅如此，他还批评这个小团体“和旧式白话文学讲和平，甚至于和一般的文言讲和平，而没有积极的斗争”，总之，新文学运动根本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瞿秋白因而大声疾呼，要发动“第三次的文学革命”来建设“真正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如何来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呢？瞿秋白在文中提出了他的设想，主要是：一、建立一种“言语一致”的文学，“使纸上写的言语，能够读出来而听得懂”;二、“用正确的方法实行欧洲化”，“中国的言语欧洲化是可以的，是需要的，是不可避免的”;三、“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必须罗马化”，“要写真正的白话文，要能够建立真正的现代中国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⁶如果说《鬼门关以外的战争》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汉语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献，那大概是不错的。整个“大众语运动”的发展过程就是很好的证明。“五四”之后开展的白话文运动是否真是那么严重的失败？新式白话的写作固然穿着欧式高跟鞋，但用是否和大众的口语一致作为标准来衡量其得失，这是不是合适？旧式白话的写作是不是真的一无可取？它能够获得那样广泛的读者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两种白话文对现代汉语的创立都做出了什么贡献？这些问题对大众语运动的提倡者来说都是不存在的。他们都深深沉浸在一个语言学的乌托邦之中——创立一种“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看得下”⁷，“把语文的距离缩到最少甚至零”⁸的新语言。正是在这种乌托邦冲动的驱使下，大众语运动很快与汉语拉丁化运动合流，把实现大众语这一目标与消灭汉字等同。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很难理解发动“五四”运动的先贤们，怎么会对汉字有那样的敌意，必去之而后快。但他们是认真的，例如鲁迅，就正是在“大众语”讨论中声明“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⁹，并斩钉截铁地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1;⁰

现代汉语的实际发展当然没有沿着“大众语”的方向延伸，历史为现代汉语的流变做了另外一种设计。如果以今天的立场对大众语运动做一些后设的批评，我以为有一点应该特别提出讨论，那就是在整个“大众语”论战中，论者往往都把新旧语言的冲突、替代，与在特定话语场当中发生的不同文学话语之间的斗争混为一谈。而“五四”之后发展起来的新文学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恰恰一个属话语领域，另一个则大致是语言领域。新文学运动对于传统的文言写作来说，既是一场话语的激烈冲突（科学民主对孔孟之道的批判），又是一场空前剧烈的语言变革（白话文对文言文的颠覆），这两者错综在一起，却不是一回事。只是由于某种历史机缘，它们碰了头。⊃1;⊃1;麻烦的是，这种错综还渗透到白话文运动内部，在新式白话和旧式白话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形。大众语运动的推动者后来对汉语的发展采取那样激进和极端的态度，恐怕都与此有关。

刘禾《跨语际实践》（宋伟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和文言写作的命运不一样，旧式白话的写作，不管新白话作家们多么不情愿承认，它依然是白话文运动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新文学运动的一部分。⊃1;⊃2;它一方面参与传统文言被推翻后形成的宽阔文化空间的重新分配，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地迅速进入在上海等都市兴起的商业文化，从而使旧白话比新发明的新白话更为流行。如果文言写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终于完全衰落，旧白话所起的作用不能低估。要是没有旧式白话文的蓬勃发展，仅靠“充其量也不过一万人”的新白话小团体，是否能那么快就能够把在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文言统治推翻呢？难说。只是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新白话作家们并不这样看。不管新式白话阵营内有多少激烈的冲突（陈独秀和胡适之间、鲁迅和梁实秋之间、左联和新月派之间、左联内部各派之间），也不管这一阵营围绕“文学的革命”和“革命的文学”发生过多少分化和组合，新式白话写作在话语层面上都受制于一个东西，那就是现代性——他们不仅一齐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而且共同分享着理性、进步等启蒙主义的理念遗产。正是“现代性的追求”⊃1;⊃3;，使新白话写作能够以他们的“新”，和鸳鸯蝴蝶派的“旧”相区别、相冲突，并且在话语实践中形成长达数十年的斗争历史⊃1;⁴。这种不可调和的话语冲突，使新白话作家们不可能承认旧白话写作也是新东西，是白话文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在现代汉语形成史中和他们有联盟关系。相反，前者凭借自己的理论优势，在文化消费市场之外，把鸳鸯蝴蝶们打了个落花流水。在刘禾《跨语际实践》一书的“新文学大系的建造过程”一章中，对此有这样的评述：“可以说，由于‘五四’新文学的作家们关注和推动理论，他们才能对鸳鸯蝴蝶派取得优势。在特定的话语场中，理论有生产合法性的作用，从长远观点看，这个场中象征资本比真实货币有更好的投资效益。鸳鸯蝴蝶派完全依赖文化娱乐市场而兴盛，其行情完全决定于大众消费，而‘五四’新文学作家则是依仗理论话语和设置经典、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写作等学术机制立足。理论一边生产其论述对象的合法性，同时也使自己获得合法性;理论有能力命名，能够援引权威，能够雄辩，它还能将象征资本增值、生产和再分配。‘五四’新文学的作家和批评家正是凭借这种象征意义上的权威，把自己描述为现代文学的开拓人，与此同时把论敌置于所谓传统阵营，从而在这样为双方命名和论说中获利。”⊃1;⁵《中国新文学大系》影响深远，此后有关的现代文学史写作，一律都把旧式白话写作关在门外，至于这种写作对现代汉语的形式和发展有什么意义，提出了什么新的可能性等问题，也都理所当然地被撇在视野之外。

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初衷是总结和保护“五四”新文学，但它恰恰与大众语运动相对立，甚至是对后者的反动。因为大众语运动的推动者不仅反对旧白话，也反对新白话，而且重点是在批判新白话：“白话文在形式上继承了封建文言文的象形方块字，这是对封建文言文的一大妥协”⊃1;⁶，“‘五四’时代所提倡的白话文，早就包含着妥协的病根”⊃1;⁷，“‘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只是给中国的死文学尸身剥了一层皮，大众语运动就是要更进一步设法火化这尸身”⊃1;⁸。在这样激烈的变革要求面前，“大系”还把新白话写作经典化，实际上不能不是对建设大众语的否定。“大系”的出版正值大众语的论争渐入尾声，这或许有些偶然。不过，为什么“大系”一直流传到今日，大众语运动却是昙花一现，这大约并不偶然。前者与正在为建构民族国家而进行的文化建设过程有着深刻的联系（这里不可能对此做详细讨论）⊃1;⁹，而后者“把语文的距离缩到最少甚至零”的设想，乃是一种语言学上的乌托邦。

三十年代激进知识分子们梦想的大众语没有成为现实，但它并不是过眼烟云。它的乌托邦精神不久后即在另一种不但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变革，而且对现代汉语的发展产生深刻而广泛的语言实践中复活——那就是毛文体。我过去已经在几篇文章中，对毛文体作为一种革命的话语实践进行了一些讨论⊃2;⁰，但对它作为一种语言实践则未及深入，这里正好做些补充。

我过去的文章主要是把毛文体当作一种话语，当作一种discourse来讨论的，因此毛文体这一命名带来很多误解。许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叫作毛话语？在的一个注解里，我曾经对此有过一点简单的解释：“毛文体其实也可称作毛话语，但这样命名会过多受到福柯的话语理论的限制，对描述革命体制下话语实践的复杂性有不利之处。”⊃2;⊃1;这个不利之处主要是忽略毛话语在实践中的另一个层面：在逐渐获得一种绝对权威地位的历史过程中，毛话语同时还逐渐为自己建构了一种物质的语言形式，也可以说是一种文风，一种文体。换句话说，这个话语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一种文体，它和此种文体有一而二，二而一的不能分解的关系。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对“整顿文风”格外重视，《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专门讲语言问题，那绝不是偶然的。今天再看这些文献，联系整风中对“学习”的强调，我以为不难看出延安整风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是一次整顿言说和写作的运动，是一次建立整齐划一的具有高度纪律性的言说和写作秩序的运动。这个“秩序”既要求所有言说和写作都要服从毛话语的绝对权威，又要求在以各种形式对这种话语进行复制和转述的时候，还必须以一种大致统一的文体来言说和写作。因此，延安整风可以说是毛文体形成历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但是，这一切不能都看成是毛泽东个人的发明。我们在瞿秋白的《鬼门关外的战争》，以及稍后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大众文艺的问题》⊃2;⊃2;等文中都可以发现这种把一定的革命话语与特定的“大众化”的“语体”相结合的冲动：“这个革命就是主张真正用俗话写一切文章。”⊃2;⊃3;不只是瞿秋白，其实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展开的几次论战，例如早些的有关“革命文学”的论战，后来“大众文艺”的论战，以及抗战爆发后进行的有关“民族形式”的论战，都贯穿著这种冲动。至于1934年开展的“大众语”运动，只不过是把戏演到了一个高潮而已。毛文体对汉语写作的整饬有自己的历史（对此有很多的研究要做），但这个历史又和现代汉语的形成历史有密切关系，尤其和“大众语”这条线索有更密切的关系。由此我们才不难理解，当毛文体在话语和语言两个层面建立革命秩序的时候，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说和写作会一下子“一面倒”。当然，不能把事情过于简单化，不用说，这种“一面倒”还有其他社会和政治的原因（这也应该做更多的研究），不过自“五四”之后中国知识界对大众语的神往和迷恋对毛文体形成的影响，我以为绝不可低估。很多对中国革命持批评态度的人，特别是一些西方人，在解释中国知识分子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的关系的时候，总是喜欢用“压迫”来作为理由，似乎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都是被“抓壮丁”，都是在铁链的牵动下才做出了选择。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仅就毛文体而言，我们只要看看当年在大众语讨论高潮中推出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这一篇宣言，再看看在这宣言上以蔡元培为首的688名文化人的签名⊃2;⁴，就一定会得出一些更复杂的看法，会有一些更历史化的诠释。

毛文体无疑是现代汉语发展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或方面，它在几十年的长时间里影响、左右或者完全控制了上亿人的言说和写作，大概再也不会有另一个语言运动能和它的影响相比。不过，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它对现代汉语的成熟所起的巨大的推动作用。很多语言学家把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归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展的推广“普通话”运动，认为这一运动的最大成绩，是为全民族确立了典范的现代白话文和普通话，使口语和书面语都有了一种民族共同语作为依据。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错，比如经过这种规范化之后，不仅文言文完全失去合法性，连半文半白的汉语写作也差不多绝迹。但是语言学家们似乎忽视了毛文体在这一规范化中的作用。是毛文体为这一规范化提供了一整套修辞法则和词语系统，以及统摄着这些东西的一种特殊的文风——正是它们为今天的普通话提供了形和神。这些都不能低估。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毛文体对现代汉语发展的严重束缚，这也不能低估。大众语论战中暴露出的那些现代汉语发展中的矛盾和困难，不但在毛文体中未能得到真正解决，反而更尖锐了。因为毛文体真正关心的，是在话语和语言这两个实践层面，对言说和写作进行有利于革命的改造和控制，而不是汉语多元发展的诸种可能性。这一局面的首次突破靠了两件事，一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朦胧诗”的崛起，另一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寻根文学”的出现。我始终认为这两个文学运动无论对现代汉语的发展，还是对打破毛文体的统治，都有着重大的意义。而汪曾祺正是“寻根文学”的始作俑者，他的短篇小说《受戒》早在1980年就发表了。

三

王安忆《小鲍庄》（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

韩少功《爸爸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1986年我写了一篇题为的文章⊃2;⁵，同年7月我到德国南部金茨堡（Günzburg）参加一个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并且在会上宣读了这篇文章——那时候我还不明白所谓论文（paper）是什么东西，如今明白了，西方的“paper”也是一种“体”，而且在很多时候，还是一种糟糕的文体。这个会大约算是一次盛会，当时各国从事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差不多都到了，但我惊奇地发现，大多数与会者可以说根本不知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界都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大多还在那里研究“伤痕文学”，而且基本上是当某种政治情报来读。是，有人知道阿城，可是我向他们提起汪曾祺，提起莫言和何立伟，提起韩少功的《爸爸爸》和王安忆的《小鲍庄》，听者脸上都一片茫然，我一惊之下也只好瞠目以对。

汪曾祺《晚翠文谈》

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汪曾祺可以说已经有了大名，这大概很出他的意外。从前我曾多次听他说：我的小说可有可无，永远成不了主流！但是在1986年为《晚翠文谈》写序的时候，他有这样的话：“在中国文学的园地里，虽然还不能说‘有我不多，无我不少’，但绝不是‘谢公不出，如苍生何’。”⊃2;⁶可见他改变了一点看法。不过他仍然说：“人要有一点自知。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2;⁷今天读这些文字，不禁怆然。这个自视很高又十分自谦的可爱的老头儿，可曾想到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变时刻中，自己是一个关键人物吗？当然没有。在《意象的激流》里，我曾给汪曾祺画过这样一幅像：“说他是这一群体的先行者，一头相当偶然地飞在雁群之前的头雁。这是有点奇怪，有点不寻常，因为这只头雁是个老头儿，当年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听过闻一多的课，平日好书，好画，好花木，好与各样的怪人闲谈，还是个真正的艺术家，绝不像一个先锋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把现代汉语从毛文体中解放出来这样的重大历史转变中，做了一名先行者，一名头雁。

如今头雁飞走了，留下一片清冷。

汪曾祺在大运河边

1 《蒲桥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年，63页。

2 《陈望道文集》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78页。

3 在《这一次文言和白话的论战》一文中，陈望道没有对“(旧)白话文”多做解释，翻阅《陈望道文集》第三卷其他有关文章亦未见说明，但在《大众语论》一文(87页)又有“文言文、通俗白话和大众语三种不同文体”的提法。

4 关于“礼拜六派内部的转变”和“新式礼拜六派”都见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瞿秋白文集》(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626页、634页。

5 《中国语文的新生》，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1949年，97页。

6 见《鬼门关以外的战争》。

7 《陈望道文集》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88页。

8 同上，83页。

9 《中国语文的新生》，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1949年，102页。

10 同上，119页。

11 任何一种话语都要通过某种语言形式才能被表达、传播、转述，但话语不是语言符号。话语和discourse的对译，目前已得到普遍的认可，不过由于望文生义，许多人仍然把话语和语言混同。具体到“五四”时代，由于正值现代汉语在一场文学革命的催生之下渐渐成形，文学话语和文学语言两者的关系就出现了十分特殊复杂的交错，这是需要今天的研究者特别注意的。

12 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曾说旧式白话小说“某种意义上是‘新的文学’”，这种提法很重要，很少见于其他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参见《瞿秋白文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627页。

13 参见李欧梵《追求现代性》，《现代性的追求》，台北麦田出版社，1996年，285—289页。还可参考李氏英文著作"In Search of Modernity: Some Reflections on a New Mode of Consciousness in 20th Century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Paul A. Cohen and Merle Goldman eds., Ideas Across Culture: Essays in Honor of Benjamin Schwartz ,Cambridge: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1977, pp. 109- 135。

14 但这种斗争很少表现为激烈的正面议争，而是争夺文化和话语空间。

15 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China 1900-1937,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33.

16 叶籁:士《大众语·土语·拉丁化》，《中国语文的新生》，81页。

17 黄宾:《关于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论争的意见》，《中国语文的新生》，97页。

18 闻心:《大众语运动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的新生》，87页。

19 刘禾在《跨语际实践》(Translingnal Practice)一书第8章“《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制作”中有详尽论述，可参看。

20 这几篇文章是:《雪崩何处》，见《文学报》1989年6月5日;《现代汉语和当代文学》，见《新地文学》1991年第1卷6期;《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见《今天》1993年第3期;《转述与毛文体的生产》，见《文化中国》1994年9月号。

21 《今天》1993年第3期，241页。

22 见《瞿秋白文集》(二)。

23 《瞿秋白文集》(二)，858页。

24 《中国语文的新生》，120-124页。

25 见1986年第三期《文艺研究》。

26 《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202页。

27 同注释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