怼张桂梅鼓励女孩子离开家乡寻找机会的背后

原创 维舟 维舟 收录于话题#社会观察5个

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在建校12年来，带1804名女生走出大山，改变了她们的命运。如果不是她，这些女孩子的人生下一段路程，很可能就是在家养猪、生孩子。

张桂梅曾说：“办这个女高，我可以把命搭上！”多少年来，她竭尽全力，就是为了挡住这些女孩子被拉回去干活、嫁人。也是出于这样的信念，她强烈反对女性在考出去之后回归家庭，毕业后当全职主妇的，即便回来捐款，也被她毫不客气地扫地出门。

像这样一个人物，被当选为2020年“感动中国”人物可说是实至名归，确实有无数人被她的事迹所感动。然而，日前“知乎”上却出现一种声音认为，张桂梅的做法是歧视男性。

知乎大V李新野宣称，张桂梅不仅仅是“过誉”了，甚至“根本就不应该得到任何的宣传”，因为正是她极力推动女孩子离开家乡寻找机会，“整天想着嫌弃自己的父亲、兄弟、儿时青梅竹马的男友，整天就想着去县城、去北上广、去美国。一个社会有少数极端利己主义者这么想没多大问题，而把这种思想当正确思想来宣传，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番言论一出，底下附和者云集，随后发酵成一个公共话题，很多人为之震惊，网上骂声一片，最后以知乎删帖了事。

他们为何反感张桂梅？简言之，在他们看来，张桂梅改变了女孩子的命运，但却动了他们的奶酪，触犯了男性的利益。

李新野的一位支持者就表达了这种底层男性的危机感，说越来越多的女性只知道伸张自我权利、索要高额彩礼，一旦进城就不愿再回乡，而他留在农村的不少堂表兄弟，越来越难娶到老婆。他质问，他们难道不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吗？又有谁来照顾他们的权益、满足他们的意愿？

这早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对小地方的女性来说，“城市的空气给人自由”，但当她们向上流动之后，剩下的女性就成了稀缺资源，而往往越是这样的地方越是重男轻女，这又加剧了男性之间的竞争。

此前，我就在文中分析过一个小县城里的现象：当近年来女性能自主选择、终于有机会离开时，原先占尽优势的男性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反过来说，女性应该怎么做才合他们的意呢？答案恐怕是：别想着摆脱现有的处境，而要留在原地，安于社会分配给她们的角色，安心相夫教子，特别是繁衍后代——“养育子女的伟大与辛苦”才是这些人赞颂并肯定的。

然而，且不说成为这样一个“伟大而辛苦”的母亲对现代女性而言毫无吸引力，他们这种想法本身就表明自己无法真正代入进去理解女性的处境，仿佛女性本是他们的“资源”。借用波伏娃的话说，将女人等同于利他主义就是要求女人对男人的绝对忠诚，这（被剥夺超越性）是父权制下女人被指定的命运，但绝不是她的天职，正如被奴役并不是奴隶的天职。

因而在此吊诡的一点是：正因为他们是这么想的，那些女孩子才要想方设法奋力抓住任何一个机会离开，而此时，他们非但没有幡然悔悟，相反却是诅咒张桂梅这样帮助那些女孩子离开的人。

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奴隶主，当面临时代大变动之际，却拒绝做出改变，他想不通原先的奴隶制度有什么不好的，为什么奴隶们不能再安于现状，于是把愤恨都发泄在那些唤醒奴隶、引领他们离开的废奴主义者身上。

这种归因也意味着，他们隐含着一种家长制心态：“孩子”本来没有自己意志，现在被“教坏”，那只能是有人教唆所致。这正对应于一种极其保守的社会结构，在这其中，女孩子不能自主、没有主见，更不会反抗被安排给自己的社会角色。

然而，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就算没有张桂梅，也会有李桂梅、王桂梅，甚至哪怕那些女孩子们辍学打工，也迟早还是会接触到外面那个精彩的世界——想保存自己那个狭小的旧世界，仅靠隔绝是无济于事的，外部的新鲜空气已经不可阻挡地渗透进来，你无法阻挡人们去呼吸。

这种反应也意味着，这些人缺乏反思原有机制的能力，因而在出现结构变动时，他们并不是顺应调整，而是试图竭力回归自己心目中那个井井有条的秩序。然而，那个图景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虚构出来的，从未那么美好（至少对女性这样的弱者来说），现在却被抬出来作为解决现实困境的出路。

如果以为这只是一小群人的呓语，那就错了，恰恰相反，它在中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我曾说过，中国特别多这一类人，他们即便在面临变局时，也缺乏对新局面的想像力，而是固执地抱紧自己那可怕的单一化思维。

虽然这在小地方的底层男性中尤为常见，但其实却不是一个“阶层”问题（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何底层女性较少这样），而不如说是一种思维定势。至少像李新野本人据说就是清华毕业，也早跻身精英无疑，但他出身于潮汕这样的文化传统极其保守的地域，可想价值观的形成深受影响。

社会心理学家Gordon Hodson等人在近年来诸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发现，“越是认可社会保守主义的个体，在认知上越是僵化刻板，越缺乏认知灵活度，总体复杂性就越低”，由于认知能力在开放思想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认知能力较低的个体可能更倾向于社会保守主义的右翼意识形态，主张维持现状不变，由此获得心理稳定性与秩序感”。

这就是经济学家Milton Friedman所说的“现状的专|制”：人们往往对现有状况产生强大的依赖性，畏惧改变。现状的变化，在这些人看来则是“瓦解”，在“看不懂”之余，他们内心的感叹其实是“像以前那样多好”。他们想逆转这个让他们不满、不适的现实，但自己却不愿做任何调整适应。

不难想见，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年来一些女性拥有更多自主选择权固然对她们自己是好事，但对另一些底层男性来说，却是动摇秩序的坏事，激发出他们的危机感和恐惧感，而他们最终指望的，其实是“老办法”能解决“新问题”。

问题在于，这没有提供任何新东西，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对他们竭力想挽留的女性也很难产生吸引力，最后总显得像是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他们不知变通地陷在自己的信念之中，以至于最后他们的诅咒看起来也像是可悲的哀鸣。

本来，困境并不是没有出路，但所谓出路，总要从改变自己开始，然而，这却又是他们本能抗拒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更难适应变动，因为他们拒绝承认，将他们困住的，其实正是自己的思维。但如果女性已经改变了，为什么男性不可以呢？

原标题：《底层男性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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