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论·流动｜项飙：我们回到寻常，寻常不一定回到我们

思想市场的“疫论”专题开设“疫论·流动”子栏目，将在这个子栏目中陆续介绍牛津大学的“疫情与流动”论坛上的文章，该论坛是项飙主持的MoLab (Mobility, Livelihood and Health Lab) 项目的一部分，文章均由项飙策划与编辑，并与《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合作，经项飙重新编选后在本栏目刊发中译版。

2020-2021年新冠疫情在全世界造成的短期震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未曾有过的。在此之前，虽然危机不断，但是它们限于一定的地域和部门。而新冠疫情波及所有人群，在全球范围制止了像出门上街这样最基本的人类活动。

2020年9月11日，希腊莱斯沃斯岛，大量移民和难民露宿街头。

震动之后会怎样？

后疫情时代，我们期望它是回归寻常的时代。但是，什么叫寻常、寻常是由什么构成的，却不是不言自明的。扫码支付、吃外卖、看手机上推送的新闻，这些今天的寻常在2015年都是无法想象的。“最后500米治理”、健康码、平台数据，这些疫情间强化的措施也在全面重构寻常。那么，疫情之后，我们会回归到原来寻常变化的轨迹，还是会被推到新的拐点？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社会中看似寻常甚至天然的规则，往往来自于紧急情况下的临时对策。当紧急情况过去之后，这些应急措施却被常规化了 (Anderson and Adey 2012)。美国2001年9-11恐怖袭击完全是意外的事件，美国政府和警方采取了一系列紧急特殊措施搜集、监测私人信息。这些措施并没有随着恐怖主义威胁的降低而消失，反而不断强化，成为寻常。当时的这一转折甚至是大数据技术和大数据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Zuboff2019)。在中国，不管是1950年代禁止城乡流动的户籍制度，还是1970年代末的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最早都是局部的应急措施。2003年非典之后，由于经济下滑、劳动力流动不顺畅，政府劳动部门鼓励劳务派遣，以把生产任务不足的企业的工人暂时转移到需要劳动力的企业。2008年，劳务派遣被正式合法化。到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劳务派遣和非典的关系？

但是历史也告诉我们，危机之后回到“老常态”也是大概率事件。当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很多人预期，世界经济将不得不发生体制性变革。然而结果令人失望。“老常态”的生命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得多。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意外特别是灾难，其实一直在不断推进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Klein 2008)。灾难分散了公众的注意力、削弱了公众对相关经济政策的审视和抵制能力。政府和资本又以“尽快恢复经济”为由，推行市场自由化。乌尔里希·贝克 (1992) 指出，当我们创造财富时，我们也在创造风险。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财富是通过风险产生的。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从危机中迅速“复苏”其实并不奇怪————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在复苏，而正是靠危机式的震动来壮大自己。

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很可能同时看到变和不变。我们的日常生活可能在表面上很快恢复常态，但是深层系统会有种种深刻变化，其后果可能要到相当长时间之后才会凸显。这震动与恢复之间的来回互动关系，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固有特征。一方面，资本主义具有高度的“事件性”(Sewell 2005)，其发展被一些看似不可逆转的变革性事件所驱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是高度重复的。浪涛过去，流水如常。“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各种意外事件，对资本来说是获得新利润来源的机会”(Sewell 2008: 525)。资本主义“既是不变的，又是高度事件性的”(517)。

关注我们在如何回归寻常，不仅仅是为了更快地恢复寻常，也不仅仅是为了记住那些不寻常的时刻，而是要思考：那些不寻常，是不是正是各种我们在平常视而不见的寻常的凸显？而眼前“回归”的寻常，究竟是一个什么状态？

危机下的“应激性流动”

突发性事件引起人口流动，我们或可称之为“应激性流动”。这些流动可能强化危机中的矛盾，但是也可能化解危机；在危机之后，流动的恢复往往是重新建立常态秩序的关键之一。

应激性流动常常被处理成短暂的例外事件，很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我们有多少人还记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4年印度洋海啸、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2013年日本海啸、2018年埃博拉疫情所引发的人口流动的剧烈变化？我们对应激性流动的模式、持续时间、密度、人口组成和时间动态知之甚少。但是了解应激性流动，对处理危机、对理解危机如何转化为新的常态，至关重要。在新冠疫情中，我们至少观察到以下五种应激性流动。这些应激性流动，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全新的行为。它们其实根植于原来的“寻常”中，有时候是对原来的寻常因素的重新组合。

2020年8月27日，印度加尔各答在为期两周的封城期间，贫困居民在豪拉火车站前排队领取免费救济食物。

反应性流动(Reaction mobility)是对危机的直接反应。人类学研究表明，逃跑是所有社会中面对高死亡率的流行病最常见的反应 (McGarth 1991)。例如，在2020年3月24日印度政府宣布对新冠流行病实行全国封锁后，截止5月23日，有750万印度国内的流动人口绝望地蜂拥回家 (The Tribune 2020)。由于没有公共交通，许多人走了好多天。当疫情中心从亚洲转移到欧洲、随后又转移到美国，来自亚洲的学生，特别是中国学生，纷纷离开这些新的热点地区回国(Kirton and Woo 2020)。机票价格一夜之间涨了10倍。许多学生同时买了多张机票 (Japan Times 2020)，因为航班随时会被取消。封锁在短期导致了加剧的、更大规模的人口外逃 (Rothstein et al. 2003)。3月初，为了躲避防疫封锁线，数千人逃离米兰；卡拉布里亚州长称这次南迁是“疯狂”的行为，并督促国家政府阻止这种行为(Kington 2020)。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信息表明，在导致反应性流动的因素中，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比他们对病毒的恐惧更重要。

反应性停滞(Reaction immobility)指在危机下，流动突然停止。在新冠疫情下，两类群体最快地采取了反应性停滞。一是有条件居家隔离的城市中产阶级，因为他们对健康风险很敏感。二是边远地区的农民，他们甚至在村周围修建围墙、破坏公路来实现自我封闭。由于医疗条件的匮乏，在物理空间上隔离自己，是他们唯一可以自保的手段。

生存性流动(Survival mobility)，即在危机下失去生计的人通过流动以求生存。回家是一种典型的生存性流动方式，不论“家”里的情况多糟糕。截至2020年5月下旬，超过6.8万委内瑞拉人返回了他们逃离、饱受危机困扰的国家（Idler and Hochmüller, 2020）。鉴于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之间的7个官方边境都关闭了，据说是犯罪团伙将移民偷渡回委内瑞拉。

悬置性流动(Limbo mobility)，即没有目的地、甚至无法停止的流动。在疫情期间大家匆忙流动，对自己要去哪里、怎么去，是没有准备的。当武汉刚封城时，路过武汉的人无法离开城市回家，也无法入住酒店，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为了获得食物、水和过夜的空间，他们在公园、火车站和医院之间穿行。在印度，由于大量的流动者被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悬置状态，最高法院命令所有地方政府向移民提供免费的食品和交通，并于6月9日再次要求所有移民应在15天内被送回家 (The Hindu 2020)。截止2020年6月，全世界有15至20万海员因港口关闭而被困在船上(ILO 2020)。

替代性流动(Substitution mobility)即某些群体代替其他群体进行移动。替代性流动可能由政府组织。比如中国政府“下沉”干部到基层社区充当送货员。世界各地的志愿者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替代性流动也可以是商业性的。平台公司，特别是运输或外送平台公司，在组织替代性流动这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震动之后：流动的再分配

在全球疫情开始缓解的2021年初，流动在恢复，但是流动的具体方式和意涵——什么群体在怎么流动——在发生变化。流动在不同群体和方式之间重新分配。

2021年1月16日，危地马拉，来自洪都拉斯的又一次难民潮试图经过危地马拉进入美国。

1. 底层群体不得不继续流动，不得不冒险突破各种关于流动的管治。他们的流动因此更危险也具有更强的非法性。比如我们在伊朗-阿富汗和伊朗-伊拉克边境地带看到的那样。

2. 中下层群体，可能会对流动采取保守的态度。像在危地马拉的农民那样，会更加意识到流动带来的多种风险。如何在不流动的情况下维持生计，可能成为人们的首选家计策略。

3. 政府会加强流动的管治，但是不一定会减少流动。像日本的案例显示的那样，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可能让日本政府更需要外劳，所以可能会采取措施去稳定、甚至扩大其所谓“技能实习生”计划。政府的管治可能会体现在微观上的对流动过程的“安全”化，而不体现在总量上的控制。

最后，平台公司可能会进一步推进流动的“商品化”。需要流动但是不愿意流动的人，可以购买别人的流动，比如外卖、跑腿、快递等服务。这些流动的“恢复”，将连带着个体-政府-资本，以及地方-国家-全球之间多重关系的变化。

References:

Anderson, B. and Peter Adey. (2012). ‘Governing Events and Life: “Emergency” in UK Civil Contingencies’. Political Geography 31 (1): 24–33.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First Editi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Idler, A. and M. Hochmüller. 5 June 2020. ‘Venezuelan migrants face crime, conflict and coronavirus at Columbia’s closed border’. The Conversation. https://theconversation.com/venezuelan-migrants-face-crime-conflict-and-coronavirus-at-colombias-closed-border-137743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2020). ‘ILO: Release more than 150,000 seafarers trapped on board ships due to COVID-19’.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news/WCMS_747293/lang--en/index.htm

Japan Times. 5 April 2020. ‘Chinese students feeing virus face uneasy reception back home’.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0/04/05/asia-pacific/chinese-students-fleeing-virus-face-uneasy-reception-back-home/#.XuCxRUZKi00

Kington, T. 8 March 2020. ‘As Italy extends quarantine zone, many flee; angry officials tell them to go back’. Los Angeles Times. https://www.latimes.com/world-nation/story/2020-03-08/italy-extends-quarantine-across-north-many-flee

Kirton, D. and R. Woo. 17 March 2020. ‘Chinese students flock home as coronavirus shuts Western campuses’.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china-students/chinese-students-flock-home-as-coronavirus-shuts-western-campuses-idUSKBN2150J4

Klein, N. (2008).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Macmillan Publishers.

McGrath, J. W. (1991). ‘Biological impact of social disruption resulting from epidemic disease’.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84(2), pp. 407-19.

Rothstien, M. et al. (2003). ‘Quarantine and Isolation: Lessons Learned from SARS: A Report to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Institute for Bioethics, Health Policy and Law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School of Medicine.

Sewell, W. (2005).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ewell, W. (2008). ‘The temporalities of capitalism’. Socio-Economic Review, 6(3), pp. 517-537.

The Hindu. 9 June 2020. ‘Coronavirus India lockdown Day 77 Updates: June 9, 2020.’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india-coronavirus-lockdown-june-9-2020-live-updates/article31784353.ece

The Tribune. 23 May 2020. ‘4 crore migrant workers in India; 75 lakh return home so far: MHA’. Tribune India. https://www.tribuneindia.com/news/nation/4-crore-migrant-workers-in-india-75-lakh-return-home-so-far-mha-88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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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boff, S. (2019).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Profile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