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刚︱从“9·11”到“1·6”：美国VS美国

【按语】

2018年的早春，我又一次来到曼哈顿下城。这是我2003年离美回国后的第三次重返纽约。华尔街在经历了恐怖袭击、金融风暴等一系列暴风骤雨之后，似乎已经恢复元气。

我站在纽约证交所大楼前的时候，道指正在向25000点发起冲击。我依然记得 “9·11”之后，道指狂泻至8000多点时，电视上出现的人们的恐惧表情。

不远处，“9·11”纪念碑中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映射出新世贸大厦的壮丽身影。华尔街没有倒下，它讲述了一个帝国重振的故事。

但这不是一个完整的美国故事。仅仅三年之后，我在电视上看到挥舞着棍棒的愤怒人群冲进国会，尖锐而激烈的对立将整个美国分解成了“政治部落”。

这也是一个美国的故事。两个故事，构成了一个真实的美国。

在大选获胜之后，美国新总统拜登讲的最多的就是“团结”（unity）。这让我想起了“ 9·11”恐怖袭击发生时的一些事情。当时我在纽约。

那段时间，我在曼哈顿大街上看到许多标语，不少都带有“United”（联合、和谐之意）的字样。其中一个标语牌写着：“ United，we stand up。”（意为团结起来，我们挺身而立。）

这个词也提醒了我们，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合众之国”（United States）。

2001年9月13日，纽约街头有很多人打出标语，相互鼓劲。这两位年轻人的标语牌上写着：我们不会让他们摧毁我们的精神。

在美国总统标徽上和硬币上，印着这样一句箴言：“合众为一”。这个“一”就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基础之上的价值观。

WASP（白种White、盎格鲁－萨克森人Anglo-Saxon、清教徒Puritan，统称WASP）创造了美国，缔造了美国的宪法，构建了美国的制度，控制着美国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他们的族裔、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特征构成了美国的主体认同。

五角大楼和纽约世贸中心的烟尘尚未落定，美国媒体就几乎一致地认定，这场袭击的目标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一夜之间，星条旗遍布纽约，塞缪尔·亨廷顿教授的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热销。

“9·11”事件也是美国本土第一次被外敌“入侵”，这加剧了美国人身份认同的危机感。大敌当前，用不着总统或媒体多说什么，搁置分歧，团结起来很快就成为共识。

现在，20年之后的今天，美国新总统拜登又一次向国民发出紧急呼吁：团结起来！

精英们坚信，只要团结起来，让合众为一的大熔炉重具熔铸之力，美国就能从混乱中走向和谐，重新焕发生机。

但这一次他们面对的不是外敌，而是内部的冲突与分裂。

“9·11”事件发生后的几年，美国最大的麻烦是奥萨玛·本·拉丹。前总统布什在回忆录中说，（当时）让他晚上睡不着觉的事情是，担心再发生一次恐怖袭击。不知道现在拜登总统会因为什么问题睡不着觉，但在他优先考虑的问题中，一定会有“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

美国面临的问题不再是两个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竞争或较量，而是价值观的分离，是对“谁是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分化，也是一直具有平衡能力的两党制的分裂，并出现了向两极撕扯的极端倾向。有时就像是两道90度的悬崖峭壁对立，根本没有中间道路的生存空间和政治调和的桥梁。传统体制所具有的妥协、互补和修复能力已严重弱化。

看上去，去年那场总统竞选是在两个70多岁的老白人之间进行，但在国家层面呈现的，却是一半美国人反对另一半。大选成为7400万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与超过8000万支持拜登的选民之间的摊牌。

这是中产阶级之间的分裂，是多数派反对多数派的分裂，是两个政党的分裂，是两个“政治部落”的分裂，更是各种小部落的分裂。

对同性恋、堕胎、医疗保险、最低工资，以及移民和妇女平等权利的激烈争论只是几个例子。这些问题也并非今天才有。但在大选中，它们都变成了与美国价值观，甚至西方文明的底线有关，是涉及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

一方强调，美国的本质在于民主与妥协；另一方则坚持认为：“耶稣是我的救世主，特朗普是我的总统。”一些人说，美国文明靠的是开放和多样性；另一些团体则相信，白人文明正在被摧毁。有人反对建立全民医疗保障的体系，认为这将导致大政府；另一些人认为美国的福利体系已经崩溃，必须予以修复。

支撑这些不同诉求的价值观元素其实都囊括在美国大熔炉的“底料”之中，正是这个“熔炉”塑造了今天的美国。

过去，由于总统和两党政策的重点不同，一直都有上述问题引发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两党体制的政策互补下得以平衡，但是今天，这些矛盾变得异常尖锐，甚至越来越不可调和。

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说，美国内部分裂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美国的制衡机构与政治两极分化相互作用，从而导致僵局和永久党派内斗状态”，而“加剧国家政治两极化的第二个事态发展——无法估计其影响力——是，从对政治问题的辩论转向对身份认同的斗争。”

正如我们从1月6日美国国会被攻击那一幕中看到的，那些冲进国会的人倍感愤怒的是，“白人至上”的底线已被彻底打破。我们同时也感到了美国精英人士对如此暴行的愤怒，让他们惊恐的是美国民主制度正面临崩溃。

不仅如此，身份政治几乎渗透到了美国一切政策议题之中。比如，在大流行之下是否应该戴口罩？从公共卫生的角度看，这本是一个没有疑义的问题，但在2月底举行的“保守派行动大会”上，当组织者按照会场规定要求与会者戴上口罩时，现场却爆发出巨大的嘘声。在保守派看来，口罩已不再是一件防护用品，而成了自由派的标志，因而必须予以反对。

从“9·11”到“1·6”，美国需要团结起来应对的“敌人”从外部转向了内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再树立一个外来之敌，也很难想象美国会再次“合众为一”。

新世贸大厦

3月3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了首次外交政策讲话，阐述了美国临时对外战略方针的要点，他强调，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内政和外交的区别从未如此小，二者是如此的相互交织，只有内政梳理好，才能够加强美国在全球的优势。

布林肯强调的内政才是团结的关键所在。原因很简单，只有一个团结的美国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当今的全球化是在二战后美国着力塑造的世界秩序下出现的，而美国是举着价值观旗帜的构建者和治理者。现在，构建者自身的价值观、治理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麻烦。

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在不久前发布的“2021年世界十大风险”报告中，将美国政治分裂列在了首位。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美国大熔炉能否或如何将如此严重的两极分化重新熔铸在一起，将会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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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美国脱美国化”系列的第一篇。作者丁刚，原为《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曾驻欧洲、美国、拉美以及东南亚。有《脱美国化——寻找中国现代化的定位》、《中国方向》等著作。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