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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故事上音记忆 | 贺老《游击队歌》手稿背后的故事
原创 小音 上海音乐学院
传承红色基因,讲述党史故事
昨天,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布上海市首批革命文物目录,其中包括150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和208件/套可移动革命文物。
上海音乐学院老院长、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创作《游击队歌》的手稿被列入名录,作为中国共产党伟大革命光辉历程的重要见证。
《游击队歌》创作于1937年底,1938年春首次公演。据悉,1961年时任上音院长贺绿汀将手稿捐赠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献礼建党40周年。同年8月13日,贺绿汀撰文“《游击队歌》创作经过”刊载于《解放日报》。徐明(副馆长)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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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歌》原谱手稿,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这张年代久远、陈旧泛黄的小纸片,看似毫不起眼,然而,那上面的每一个音符,都来自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都记录着中华儿女为实现民族解放浴血奋战直至最后胜利的壮丽史诗。
历经战火和风雨,贺绿汀始终牢牢地珍藏着《游击队歌》原作手稿。1961年,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贺绿汀,把手稿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40周年华诞的珍贵礼物,郑重捐献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这份小小的手稿,是中国人民顽强不屈、英勇抗争的冲锋号,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永远奋斗的最强音,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进行曲!
毛亚容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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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陈旧泛黄的纸片,晕漫的水渍显示出岁月的沧桑,在锈迹斑斑的骑钉两侧,布满了小蝌蚪般的音符和潦草的钢笔字,轻轻的,不经意间,很容易被人所忽视。不过,如果你知道它就是由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歌》的原曲稿时, 你一定会肃然起敬,感受到它那金子般的光彩,沉甸甸的分量。
贺绿汀是位杰出的音乐家,《游击队歌》则是他在中国共产党的熏陶下创作的最为成功、永垂不朽的经典歌曲。这首抗日战歌迅速传遍全国城乡,甚至在敌占区,人们也广泛传唱。它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像阳光一样驱散了人们心中恐惧强敌的阴影,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夺取胜利的斗志和信心。
光阴荏苒
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
让我们一起重温
这部红色经典创作背后的故事
感受那个年代以贺老为代表的文艺工作者
拳拳爱国之心,报国之志
《游击队歌》创作经过贺绿汀
1937年8月13日,日本强盗在上海正式发动战争。上海文化界为了配合全国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组织了很多宣传队到内地及华北前线去,称为“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我参加了第一队,于8月21日在炮火声中从上海西站出发,经当时的苏嘉铁路到南京。那时南京已是兵荒马乱,白天各式各样的飞机满天飞,可是晚上敌机来空袭时毫无办法。数日后乘船到武汉去,在船上积极准备到武汉后的演出工作,创作《歌八百壮士》《黄浦江》等上海抗战题材的剧本及《全面抗战》《为祖国战争》等歌曲。在武汉演出后即北上到开封,住在一所由冯玉祥的西北军用木头修建的很大的剧场里。当时我们的队伍有崔嵬、丁里、王震之、欧阳山尊、李丽莲、陈默、潘奇、张林簃、王贵、宋之的、王苹、刘白羽、塞克、马彦祥等同志,总归不到二十人,从音乐、戏剧的创作、排练到演出,包括布景、灯光、音响效果、卖票、开座谈会,一直到打前站、搬行李、办交涉,什么都得干。所以我除了做在音乐方面应做的事情以外,还得跑龙套及在台后作音响效果等。我们还帮助当地的学生组织演剧队,教他们唱歌、演戏;等我们离开开封时,当地的宣传队也一队队下乡演出去了。
到了实际工作中,才发现我们根据上海的生活搞的一套节目与客观实际有很大的距离。因此我们在各地演出中不断修改并创作新节目。当我们在郑州、洛阳、西安等地演出后,从风陵渡过黄河到山西临汾时,我们的节目已丰富得多了。那时阎锡山的总部设在临汾城,八路军办事处设在城的西郊刘村。我们这些从上海亭子间出来的“文化界人士”在国民党地区闯了几个月,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不过是全凭一时的爱国热情;到了这里才算正式受到了党的教育,我们也就不客气地请求在办事处休整半个月,并且在那里过新年。同志们利用这个时间看文件、听报告、学习、讨论并排演新创作,这样,我们的创作也就有了更明确的方向了。《游击队歌》就是在学习了当时关于游击战争的文件之后写的。
应该说战争是残酷的,但是我们整个民族是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必须动员全体人民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因此一首群众歌曲如何通过艺术形象来感染和激励群众,在群众中起积极的教育作用,就必须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当时我写了三首歌,每一首都是根据不同的对象写的:《干一场》的对象是老百姓,歌词内容重点在用事实说明,除了和敌人战斗外没有别的活路。另一首《日本的兄弟》用日文唱,目的是瓦解敌军,内容说明中国、日本的士兵都是被压迫的阶级兄弟,真正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军阀与日本资本家。在创作《游击队歌》以前,我也从各种角度考虑了很久。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是一回事情,如何把这些战略战术的方针体现在具体的群众歌曲中,那又是另一回事情。它必须通过生活形象,赋予一定感情趣味,才能使唱和听的人有兴趣。但是游击队的生活与游击队员的思想感情也是很复杂的、多方面的,必须有所选择与集中,才能生动而又有积极的教育意义。因此在歌词方面强调英勇、顽强、机智、乐观的一面,在音乐处理方面则侧重愉快、活泼的军队行进的节奏。
歌词与曲调几乎可以说是同时考虑的,可是最先完成的还是曲调。在这方面我考虑到为了使唱的人容易记忆、容易上口又要有兴趣,就必须既要有一定的变化,同时又要照顾到全曲的统一, 因此采用了西欧民歌的AABA的形式。这种形式也完全符合我国唐诗绝句“起承转合”的布局原则。第一、二、四句基本上相同,仅在结尾时第一句是半结束,第二、四句是完全结束;但是这三句的本身在节奏上都有极其丰富的变化:就音符的时值来看,从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到十六分音符都有,而这些音符的组织原则是按照军队行进时军鼓的节奏组成的。因此它既有丰富的节奏变化,又能合上部队行进时的脚步,再加上旋律在这个节奏基础上的上下旋转,就可以产生愉快活泼的感情。由于第一、二、四句在节奏上几乎完全相同,假如第三句仍旧是同样的节奏的话,势必使全曲显得单调贫乏,所以第三句在节奏与音调处理上采取了与一、二、四句完全相反的手法,因而产生强烈的对比,并造成全曲的高潮。这恰恰就是唐诗起承转合中的“转”字的作用。然后再唱第四句时才能使人感到完满结束。
由于首先完成曲调,所以有可能写成相当整齐的结构,每句四小节共十六小节,这种句法好处在于比较完整,但也不是值得推广的办法,因为假如处理得不好就可能变得很单调贫乏。同时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在既成的曲调的基础上配歌词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一、二、四这三句的节奏变化相当复杂,既要使歌词的节奏完全符合曲调的节奏变化,又要使歌词的句法语调完全符合旋律的音调变化,这中间不单是有语势问题,还有那些比较重要的单词的平仄音韵的问题。这些方面如果处理得不好,唱起来就会很别扭。不单是歌词的形式与音调问题,更重要的还在于歌词的内容,必须从游击队的具体生活出发,在已有的音乐结构与音调的基础上塑造形象,抒发感情,使音乐与歌词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不得不花很多的时间反复推敲。在歌词的内容、结构以及选词等方面,既要考虑到整首歌词的完整,又要考虑到每一句歌词的精练、通俗、有力,必须通过歌词塑造出游击队生活的生动而鲜明的形象,才可能有感染力。所以它既要有精练而丰富的内容,又要有简洁而严整的词句,每一句都要既有煽动力又有教育意义。譬如“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是全曲创作的出发点;整个歌词的内容是从这两句发展起来的,音乐的构思也是根据这两句的语势节奏而形成的。这两句不但一开始就给人以游击队员的英雄形象,同时也暗示游击队员:勤学苦练以达到节省子弹大量消灭敌人,是在敌后与敌人作战的所有游击队员头等重要的任务。
在创作过程中得到同队的同志们很多的帮助,才得以完成,但也还存在一些缺点:臂如曲调中有“Fa”字, 唱起来很易唱成“Sol”字;又如“没有枪, 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当时听到刘白羽同志唱起来把“给”字放在强拍上,其实他唱得比较更合理一些。可是这曲子已经唱开了,同时还要能合上第二首词,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再改了。
这首歌在1938年春八路军总司令部在临汾附近洪洞县乡下开高干会议时,曾以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第一队献给英勇的全体八路军将士的名义,在会议的晚会上第一次演出。当我们出发到八路军各部队演出时,这首歌已在我们到达以前就传开了,因此我们只好去放“马后炮”,可想见当时革命歌曲传播之快。
二十几年的时间变化真大。当时的队员现在都成了著名的演员、作家、艺术家。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有很多队,在抗战中都做了不少的工作,假如有人把它记录下来,对今后文艺工作者是有教育意义的。
上音原创歌剧《贺绿汀》片段,讲述贺绿汀投身抗战,创作《游击队歌》的历程。
《游击队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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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曲 贺绿汀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那密密的树林里,
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那高高的山岗上,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没有穿,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
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强占去,
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哪怕日本强盗凶,
我们的兄弟打起仗来真英勇,
哪怕敌人枪炮狠,
找不到我们人和影。
让敌人乱冲撞,
我们的阵地建在敌人侧后方,
敌人战线越延长,
我们的队伍愈扩张。
不分穷,不分富,
四万万同胞齐武装,
不论党,不论派,
大家都来抵抗。
我们越打越坚强,
日本的强盗自己走向灭亡,
看最后胜利日,
世界和平现曙光!
来源:校史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设计:leisurelyzs
编辑:彭畅
原标题:《党史故事上音记忆 | 贺老《游击队歌》手稿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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