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总斌｜回忆张申府先生的《西洋哲学史》课·华北革大琐忆

正在给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授课的祝总斌先生

回忆张申府先生的《西洋哲学史》课

1948年4、5月间，因一个偶然机遇，我转到北平华北文法学院中文系借读，秋后成为二年级正式生，直到1949年初北平解放，学校停办为止。在这大半年时间里，尽管常有罢课活动，但还是听了不少课，张申府先生的《西洋哲学史》课便是其中之一。

张先生个子不算高，方脸，口才很好。本着学生崇拜名教授的心理，大家听他的课，精神都很集中。

张先生的课我至今难忘的有两个地方：

一是他讲到古希腊哲学诡辩学派时，一方面比比划划，通俗地、生动地介绍芝诺的“两分法”：一个人跑步如要到达终点，自然首先必须通过这段距离的二分之一，为此又要首先通过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一，依此类推，二分之一是无穷尽的，这人便永远通过不了这二分之一距离，因而也就永远到达不了终点。显然这与事实相悖，然而在逻辑上又好像言之成理。它引起了同学的兴趣，课堂上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接着张先生又将这“两分法”与时间相距不远，我国先秦《庄子·天下》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说联系起来，作了对比，说明东西方哲学思想的某些相似点。这也使同学开阔了眼界，打开了思路。在来北平以前我大学一年级时，高亨先生开《庄子》课，讲《齐物论》，涉及庄生与蝴蝶不知谁梦谁的疑问；沈启无先生开《文选与习作》课，讲《庄子·秋水》又讲过庄子、惠子在濠濮上关于“非鱼”“非我”之辩；学了张先生的课（就诡辩学派言，张先生还讲过“飞矢不动”等，都很有趣），进一步激发了我对哲学、逻辑思维的兴趣和学习它们的积极性。或许这些内容对搞文史的学生未必能增加什么具体知识，实际上对提高整体文化素质言，却是颇有好处的。

不过令我印象更深的还不是这些一般课程内容，而是另一些毫不相关的内容。情况是这样的：

1948年11、12月间，北平被解放军包围。国民党军在故宫后面景山上设置炮台，不时向城外解放区发射炮弹；而解放军也曾炮轰城内国民党的临时军用机场（在当时东单广场），有一次炮弹射偏，落到南池子，还炸死过一名东北流亡学生。人们虽然全部都迫切盼望共产党进城，但对战争炮火毕竟是害怕的。北平的仗打不打得起来，能否和平解放，便是大家关心焦点。就在这时，大约10月底，11月初，不知从哪一堂课开始，张先生把西洋哲学完全撂在一边，大讲起时事和他的政治主张来，直至期末。张先生神采奕奕、侃侃而谈，一面举证凿凿，痛骂国民党腐败，并不时流露对共产党的赞许、钦佩；另一面又认为炮火无情，会毁灭一切，为了全国和平和保护北平千年古城和城内无数珍贵文物包括故宫，特别是广大居民生命安全，他呼吁解放军千万不要攻城，国共双方应立即停战，并说已公开发表文章，阐述这一观点（当指1948年10月23日发表于《观察》上的文章《呼吁和平》）。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张先生在堂上苦着脸说，好心没好报，他挨骂了。国民党骂他破坏剿共大业；共产党也批他“小骂大帮忙”，是在为国民党反动派苟延残喘、他日东山再起制造舆论，认为他已投靠国民党反动派，是“叛徒”。张先生无奈地说：我与国民党联系没有很多，国民党也没给我一分钱，全靠在学校里教学和写文章维持生计，只不过发表些政见呼吁双方停战，怎么就成了叛徒呢？张先生本是民盟方负责人，为了他发表前述主张，民盟中央把他开除了。不过五十多年后我还记得这事，主要是因为期末考试，张先生出的考题竟是：你对我这一政治主张怎么评价（大意）？与《西洋哲学史》课毫不沾边，这在教育史上怕也是罕见的，然而这是事实。那时我才十八岁，政治上很幼稚，只不过读了点革命书籍如《大众哲学》等，向往共产党而已，至于整个政治形势以及思想战线斗争，则知之甚少。出于信任和爱护老师，对张先生的境遇，我颇同情，觉得他毕竟是好心。当时我家住在复兴门里库资胡同，离城墙不远。守城的国民党军霸占了我个人所住的东房，士兵进进出出，吵吵嚷嚷，还把马带入院子，院里的人确实害怕一旦解放军攻城，“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所以我一向呼吁和平，保护北平古城没错的，不过，既然挨批了，两面不是人，就又建议张先生不如就此打住，缄默不言，听其自然发展好了。我在答题中讲了这一看法后又说：先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春秋公羊传》语），心虽好，但招来是非，有悖《庄子》逍遥之观、养生之道，何苦呢！以解放后的正统观念来衡量，我这是糊涂思想，在思想改造中，我还作过检查。可当时张先生竟给了我八十分，因此我高兴了好一阵子。

张申府

刘清扬

碰巧的是，解放之初我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部工作，竟与张先生的一个女儿是同事。她长得很像张先生，原是地下党员，但她绝口不提她父亲。我这才知道张先生是周恩来总理的入党介绍人，妻子刘清扬已与他离婚，名气也很大。从此我莫名其妙地更以有过这样一位老师而暗中骄傲。谁知“文革”中，1967年或1968年，有一天我路过北大东南门，听到高音喇叭中传达周总理的两个入党介绍人不是好人。这使我大吃一惊。经打听，方知原来刘清扬也是周总理的入党介绍人。解放以后张、刘二人政治待遇本有天壤之别、云泥之隔，张先生1957年还被打成“右派”，现在他们竟成了“一丘之貉”，真让人不胜慨叹！完全把人搞糊涂了！那时，解放十七年灌输给我的极左思想已经由动摇而淡化，看到听到的莫须有冤案实在太多了。听到高音喇叭后我只有一个念头，这就是在心中默祝二十年未见的张先生和他那位我从未见过面的前师母能咬牙挺过去，平安渡过难关。十年动乱结束后，刘清扬同志不幸去世，但张先生平反了，我深为之高兴，并相信他的女儿和他的关系因此会恢复和好。1986年张先生去世，《人民日报》讣告称他是“著名的民主爱国人士”。这固然不错，可又觉得似乎缺一点什么。每当人们提到张申府先生，我也就想起当年他那无奈的神情和“我怎么就成了叛徒呢”的声音。

华北革大琐忆                     

北平解放后，从1949-1953年我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工作。校址在西苑，离颐和园很近。据说这里原是宋哲元二十九军兵营，后被日寇占据，抗战胜利后又成国民党军队驻地。一栋栋楼房全是灰色的，破破烂烂，因年久失修，有一年东边一栋楼二层一间房的天花板曾整个地掉下来。学校周围全是农民的稻田（京西稻），秋天稻穗熟了，远近一片金黄，分外壮观。如果进城，当时只有个体户的小柴油车，一开动便嘣嘣作响，来回于颐和园与西直门之间。有时往西直门的路上客未坐满，车主便会放慢车速，大声喊：“两百块，两百块（解放初旧币，约合今两元）！”价钱虽不贵，可我们开始是供给制，每月零用，男的发六斤小米钱，女的十一斤（因有卫生费，比男的几乎多了一倍，令我们颇为羡慕），买了日用品如牙刷、牙膏、肥皂后所剩无几，全用来解馋了，如买花生米等，哪里还坐得起车？偶尔星期日进城回家，全靠两条腿步行，像我因为家里没有多余行李，还得背着被子。由西苑往西直门的马路当时是单行线，相对说比较狭窄，也就是两辆汽车可以错车的宽度，有的路段破碎不堪；路旁栽植一色的钻天杨，据说因爱生虫子，后来便换了别的品种。一路上行人、人力车稀少，偶尔才会有辆汽车驰过。过了海淀镇东行，两边多是庄稼地，朝右远望，颐和园排云殿隐约可见。如今中关村大街重重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当时是一点影子也没有。只有五一、十一节日进城游行，可坐上火车。大队人马清晨悄悄地列队穿过燕京大学，由西门入，经未名湖南侧小径，出东门，擦燕东园边，前至清华园站登火车，从西直门下车后，徒步远行，绕至天安门东边（往往是南池子）休息、等待。游行开始，一队队人马从东边过来了，我们便按原定计划有秩序地插了进去，经过天安门接受检阅；只有1949年开国大典我们是直接进入天安门对面西侧空地，与华北大学队伍并排坐在地上，观看整个游行过程。天黑下来，华北大学学员举着火炬，我们紧随其后，拥过金水桥，到天安门下仰看城楼上人影幢幢，有人在挥手，大家则疯狂地高喊“万岁”。当时是在为祖国天翻地覆的变化、前途一片光明、无限美好而欢呼，谁能料到以后二、三十年中还会不时有着风风雨雨、挫折与倒退呢！

华北革大被称作思想改造的“熔炉”。校长是刘澜涛。因他主要是华北局第三书记，所以学校日常工作由副校长胡锡奎负责，教育长侯维煜佐之。除开第一部轮训共产党员外(因革大前身是华北局党校)，第二、三部则是改造解放后参加工作的一般知识分子思想的地方；后来三部改称政治研究院，改造对象又增加了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也有一部分投诚过来的国民党党政人员。前后毕业学员至少也有一万多人，分配到全国各地工作。

学习过程据我记忆大体是这样的：先听大课，几千人聚集在操场里，坐着小马扎，由艾思奇等讲《社会发展史》《中国现代革命史》等，然后按班以组为单位(约二十多人）回去自学讨论，体会精神（如劳动创造人类世界，什么是剩余劳动、剥削，没有共产党便没有新中国等）。一课又一课，学习到了一定阶段，个人要就一些理论观点问题，以大课内容为指导，结合自己的糊涂、错误认识，进行批判，写出心得，集体进行民主评卷，明辨是非，提高认识。在这过程中穿插体力劳动（如195l年在学校西部修建阶梯式露天讲堂，可坐数千人，大家都挑土运砖，参加劳动）；看话剧、歌剧（由革大文工团演出，如《白毛女》《赤叶河》等。李丁、韩静如等当时都是团员)，以配合思想改造。记得1951年韩静如在露天讲堂演出，高唱“鸭绿江的流水青又青，中国出了个英雄的志愿军”，歌声清脆，感情充沛，一时间大家纷纷仿效，至今我还会唱上几句。

等到全部课程结束，最关键的一个环节便是思想总结。每人运用学到的革命理论观点，系统地联系个人思想（主要是指错误的政治观点和个人主义、个人英维主义)，分析批判，力图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唯物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再由小组讨论通过，班干部审查。虽然自我批判有深浅，大家认识有高低，用语有轻重，但当时讲究说服教育，强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真正做到“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此借用后来流行语），大家都是心悦诚服地在改造思想。最后毕业分配工作，基本上都是高高兴兴地离开学校（记得我组一位据说有特务嫌疑的同学，同样分配了工作)。

我个人先在三部学习（正副主任是阎子元和谢飞），毕业留校部工作。有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

一、1950-1951年学校举办思想改造成绩展览，我和另一位同志具体跑腿。请到在政治研究院学习的吕斯百、黄苗子、郁风等先生，将学员从听大课开始，到最后个人思想总结整个过程，用彩色连环画的形式画出来，适当地配以文字、照片、实物（如挑选典型的学员思想总结等）展出。展览室设在校内西北部一栋废旧的大仓库中，因为内容具体，画笔精彩，一度参观者不断，影响不小。不过当时我孤陋寡闻，有眼不识泰山，对大名鼎鼎的吕、黄、郁三先生全然不了解，只知道他们是“民主人士”，彼此忙忙碌碌地交往，又淡淡地分别了。革大结束后，连环画自然也不知去向。如今三位先生俱已仙逝，他们这段挥笔作画经历，怕只有我这小文中有所记载了。

二、办完展览，1951年曾将我临时下放到政治研究院四班工作，参加一些小组讨论。因为这个班有不少投诚过来的国民党党政人员，包括高级特务。我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出于政治上的幼稚，在一次参加小组会发言中，脑子一热，竟说出了“你们一些人手上都沾有革命者鲜血”之类的话，引起学员思想波动。这是违反政策的，立即挨了一顿批评，完了不让我参加小组讨论了，调去专门照看一名学员——包惠僧，了解他的生活要求，思想动态，并将他思想总结中的重要观点及时向班领导反映。包惠僧参加过中共一大大会（代表陈独秀)，自称担任大革命时期我党北平市委书记、武汉市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当了国民党的官。他说全国解放后，他到北平求见周总理，总理很和蔼，和他谈了半晚上的话，写了个条子，他便来革大了。当年他五十八岁，思想总结写了一大摞，有些地方我竟然也敢给他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当然只限于观点，如他一再强调当年他是反对张国焘“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我则按《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口径，指出他是站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上反张的，等等)。不过我俩关系一直不错。因他是周总理直接介绍来的，且有心脏病，按上级指示，班上对他很照顾（住单间），提意见也是商讨式的。他也虚心，一会叫我“祝同志”，一会叫我“小同志”（那年我二十一岁），有时还问问我的家事，或把我当小孩子，笑着夸我点什么。遗撼的是，他在总结中涉及中共一大前后到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的一些具体人际关系和细节，应是稀罕史料，而我当时为完成任务，只顾从中找观点的毛病，对于事实、内容一点也没记，也没想到要记下来，这让我若干年后一度与党史研究结缘时后悔不已。包惠僧毕业后好像分配到中央哪个参事室一类单位工作，安度晚年。

我们革大1952年没有招生，干部多下放锻炼。如我上半年去唐山、昌黎67军201师中国人民志愿军留守部队，参加三反运动；下半年转河北大名县农村搞农业合作化试点。前后一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体会到的经验教训，终生难忘。到1953年春，刘澜涛校长给全校作报告，宣告革大历史任务已经胜利完成，学校结束。不久，干部便另行分配工作，风流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