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厚安：把“理论务农”的接力棒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今年是华中师范大学教育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农村研究院）建设20周年。在这个有记念意义的时刻，我想谈点自己的想法，这也算是寄语学院年轻的老师和全体研究生同学们吧。

从建立农村问题研究基地至今已经二十周年，但是如果从我们开始研究农村问题和最初成立的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算起，到今天则与1979年改革开放同步，已经将近40年了。根据1982年新宪法的规定，在农村将改变当时正在实行的党政不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的体制，恢复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乡镇人民政府并在农村最基层实行村民自治的体制。正是根据此，当时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政治学研究室的同志们敏锐地认识到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发生变革的同时中国农村基层政治体制也即将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政治组织即将发生重大变革。这时，他们认识到作为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该走在这一变革的前面，应该研究长期被人忽视了的农村基层的政治问题。也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在湖北省一次政治学年会上，我在大会的发言第一次提出了＂理论务农＂的口号。在发言中我指出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应该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应该深入农村，研究农村的改革，并把研究的成果去服务农村的改革。也正是从这时起我们政治学研究室通过申报先后获得并担负了＂七五＂、＂八五＂两个国家五年规划的科研项目，也正是这个时候我们起步，研究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进而我们又研究了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农村基层政治组织与基层治理。在这期间先后参加这个研究团队的主要成员有徐勇、项继权、郑邦兴、吴之龙、王克安和我。必须指出这是一支人数不多但是理论基础扎实、研究能力很强的队伍。此外，这个时期我们的政治学研究生都把政治学理论的专业学习与参与农村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并为农村问题研究作出了贡献。谈到这里，我不能不沉痛地告诉大家，在这些早期我们战斗在一起的六个人里面有三位同志，他们虽然都比我年轻却先后离开了我们。他们是曾经担任过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副主任的郑邦兴教授还有王克安教授和吴之龙教授。我们不能忘记了他们，万事开头难，在那段艰难起步的日子里大家团结在一起，没有名利也较少矛盾，他们为农村问题研究奉献了自己的后半生，是他们的努力为今天的农院打下了基础，他们都是华中师范大学农村研究基地和农村研究院早期的奠基人。

正是由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室的老师们在农村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所以在2000年教育部决定在华中师范大学建立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当时仍然是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就把＂理论务农＂的接力棒交给了徐勇教授，他开始担任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我从此成为顾问）。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进入到了第二阶段，直到2011年中心更名为＂中国农村研究院＂，徐勇教授任院长。这个时候中国农村研究院的骨干成员先后有项继权、贺雪峰、吴毅和邓大才、吴理才、刘筱红、刘金海、刘义强、陈军亚、田先红等人。必须指出，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又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但是有一点未变，那就是我们研究农村问题的切入点是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农村基层政治、基层政治组织和农村基层的治理等问题。这也是我们所坚持的研究方向。所以在这个时期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和＂中国农村研究院＂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院长是徐勇教授。再往后两个学院正式分开，分别成为独立的＂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鸣（现在是胡宗山），和＂中国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到了2016年徐勇卸下了行政职务，从此邓大才教授任中农院院长。2018年中农院更名为＂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如果说在农村问题研究中心阶段，中心的老师们在中国农村研究方面打下了扎实基础的话，那么到建立农村研究基地后的20年则是一个大发展时期，夕日的幼苗已经成为果实累累的大树，中国农村研究院2015、2016年度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测评中蝉联优秀，其中2016年度测评总分位居全国第一。在此，我要特别强调，徐勇教授在这个时期对中国农村研究院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在他的主持下使得我们＂理论务农＂的队伍不断壮大，是他和全体中农院老师的共同努力才使中国农村研究院有了今天良好的局面。徐勇教授在接力赛的第二棒中跑得很出色，他同时又为中农院今后进一步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中农院需要更多的像他这样的学术带头人！

在这里我还想强调一点，那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正是以政治学学者的身份，用我们掌握的政治学知识来实践＂理论务农＂的誓言的。我们研究院的成员必须明白，我们这一生所从事的专业是政治学，而研究的方向则是农村问题(特别是农村政治）。在这两个方面决不能放弃、不能转向，而且要不断线地发展下去。这不仅是研究院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农村改革的需要，更是国家的期盼和广大农民的期盼。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农村问题研究上所以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就是因为有政治学学科理论的支撑；我们在政治学学科建设中所以能走在前列凭的则是我们在农村政治研究上展示出的公认的成绩！从政治学的视角去观察、研究农村问题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我们必须保持这个特点和优势！

在徐勇教授把接力棒交给邓大才教授后，今天＂中国农村研究院＂在＂理论务农＂的道路上已经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了。前此有学者问我：你们研究农村问题这么长时间并且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什么还要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呢？我的回答是：因为农民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一个根本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关系到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三大差别的问题。所以这不是几代人就能轻易解决的，这必须全国人民长期努力才能逐步解决。我们理论工作者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必须在＂理论务农＂的道路上长期坚持下去。华中师范大学农村研究基地、中国农村研究院在这二十年里由于全体老师和研究生共同努力应该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我们为此感到高兴、骄傲，甚至自豪。但是我们也必须谦逊谨慎，必须看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看到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历史阶段迎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希望与寄语：

最后谈点对农村研究院今后工作的希望，并寄语给学院年轻的老师、硏究生和所有的志同道和坚持在＂理论务农＂道路上的的朋友们。

1、要为农民发声，为农民维权；＂理论务农＂任重而道远。

我们研究农村问题的出发点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农民，农村改革的历史使命是为了实现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富裕，农村的兴旺和农村生活环境的改善。我想我们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的老师、同学不只是为了发表几篇文章，出版几本著作，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些文章和著作起到了什么作用，看它们是否反映了农民的心声维护了农民的权利，找到了农村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否为农村改革起到正面的作用。我们一定要接受历史教训，不要总是自以为比农民高明，总是想主观的给农民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为农民规划一种＂最好＂的生产生话方式。中国农村走什么道路最终应该是农民说了算，因为只有他们懂得＂什么鞋＂最适合自己的脚，去走什么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高兴地看到了农业在机械化、现代化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过去那种肩挑背扛，主要靠牛耕田的场面正在迅速改变；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农村不少地区存在着人去楼空（空壳村）、土地抛荒、环境污染萧条凋敝的景象。最近，我看到一位湖南大学的老教授回乡过春节有感写的一首打油诗。我摘抄几句如下：

过年回乡村、归来泪满巾，

田荒藏野兔、不见种田人；

难寻儿时伴、多见老少孙，

儿童多留守、未见爹娘亲；

蓝天依旧在、碧水无处寻，

乡音虽未改、面容已陌生；

红砖碧瓦青、豪宅空无人，

父母今猶在、病痛缠枯身；

……

我们应该看到农村的进步和改革的成绩，同时也应该看到发展的不平衡和存在的令人忧虑的一面。农村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2、要解放思想，彻底改变＂唯书、唯上、不唯实＂思想僵化的教条主义学风。

应该强调指出，对改革开放前社会科学研究＂学风＂深刻地转换性的反思乃是我和中心的学者们多年来能在农村问题研究中取得一些成绩的主要原因。我本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半个多世纪,但是在改革开放前的25年,尽管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可是从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看,总跳不出一个＂怪圈＂,那就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基本上是一种注释式、经院式、教条式的研究。我想,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状况，应该说这是当时整个社会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学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在各个领域都在发生迅速的变化,社会科学界也被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特别是在这个时期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从而对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挑战：社会科学研究应该遵循什么方向?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要不要变?在反思中,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领导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报纸、电台和书本上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唯书、唯上、不唯实＂了（主要是指不分是非的搞＂两个凡是＂）。不变是没有出路的。社会科学必须随着社会的变革而转换其研究内容和方法,变革的方向是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为社会改革服务。不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希望，大家能够坚守这条底线。＂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一一列宁。

3、要营造一种宽松和谐＂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在学术问题上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整人。

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成立以来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那就是有一个和谐宽松的学术研究的氛围，特别是对老师们所持不同的学术观点不随便扣帽子、打棍子，互相之间不告密、不打小报告，总之＂不整人＂。所以几十年来全所老师在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上都敢于各抒己见，出现不同见解能够开展正常的讨论，较少无原则的矛盾和冲突，能搞好团结。

农村问题涉及的面很广泛。如土地制度问题、农村发展的道路问题，（公有还是私有？是否再走合作化道路？土地承包经营权下一步怎么办？等等），对农村改革现状的评估，对村民自治的现状的评估，对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的看法，对历次农村改革的评估（包括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四清运动、土地承包）等等。实际上，上面提到的每一个问题今天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甚至争论。中农院应该营造出一种对理论和实际问题自由思考和讨论的氛围。中农院的师生不能在上述问题面前哑口无言。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看法並且敢于表明自己的观点（我们今天研究的具体项目可能不是这些问题，但是作为农村研究院的教授、博士生硕士生能够对这些重大问题一无所知？！）。我们都是政治学学者、专家；我们同时也是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学者、专家。我们应该对各种政治理论问题，特别是有关农村方面的政治理论问题发声。我们是当前农村改革的参加者，不是旁观者。我们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4、在哪些方面中农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提高。

回顾过去,华中师大中农院在＂理论务农＂的道路上取得了不小成就。展望未来,必须探讨在那些方面还有待加强和提高。

首先，当前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是我们的研究还须要进一步的系统化和理论升华。也就是说,在基地建立后，尽管经过二十年来的深入调查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对这些成果的系统整理,使之上升为关于农村政治的理论并形成一家之言，创立华中师范大学农村研究院农村研究学派仍显不够。当然,这种不足也是任何实证研究都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必须强调指出，如果说40年前社会科学研究主要的问题是理论脱离实际，有忽视实际的倾向；那么今天则应该警惕忽视理论学习的倾向，政治学研究生投身于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同时必须对政治学学科各个方面的知识有深入的研究、和系统的掌握。

其次，从研究方法上看,我们以前主要是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研究农村问题,现在看来还不够,今后应该同时注意到从多学科的角度,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角度来共同关注农村各个方面的问题。只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与碰撞,才会产生更多的思想火花。另外，如果说以前我们做得比较多的是经验研究,那么今后还应该在量化和细化上下工夫。事实证明，只有在一个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和一个良好学风的环境下，才能出现社会的变革、发展与社会科学硏究的良性互动；同时只有当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向社会,紧密联系实际,提出了与客观发展规律相符合的正确的理论结论并为政府决策和社会改革服务时，同样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最后，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农院还必须加强人才培养，扩充、壮大中农院的理论队伍。我们必须认识到团队精神的重要性，一个和谐、团结、奋发图强理论队伍乃是中农院不断发展进步的保证。

张厚安

2019年12月28日于深圳

（这是为去年农村研究院建院20周年写的一篇发言稿。后因疫情，纪念会一直未能召开）

原标题：《张厚安：把＂理论务农＂的接力棒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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