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信札︱《新青年》编辑同人思想演变的历史见证

前段时间，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热播，剧中重点展现了《新青年》杂志在启迪青年、唤醒民众中的巨大作用，以及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青年》编辑同人从合作到分裂的思想演变过程。一个世纪过去了，除了屏幕上重现的那些鲜活的历史场景以外，这些思想文化先驱们互通的一封封书信，留下了他们交流沟通的痕迹，成为他们思想演变的历史见证。

《新青年》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由陈独秀创办于上海，一年之后改为《新青年》。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新的国民性即新青年的六条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指出这六条标准的基本精神就是“科学”与“民主”，并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由此，陈独秀团结一批知识青年，以《新青年》为阵地，猛烈批判旧思想、旧伦理、旧教育、旧文学，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陈独秀、胡适、李大钊

从创刊至1917年，《新青年》前三卷由陈独秀一人担任主编和主撰，这时期的主要撰稿人还有高一涵、易白沙、吴虞、刘叔雅、谢无量、高语罕、李大钊、刘半农、胡适等。1917年1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甫一上任，即奏请北洋政府教育部聘任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北上就职，《新青年》随之迁至北京，编辑部设在他的住所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把在北大任教的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李大钊、高一涵、胡适、周作人、鲁迅等都吸收进了编辑部。自1918年第四卷起，《新青年》“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本志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对于每一期稿件，采取集体讨论制度。从第五卷第一号开始，改由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轮流主编。这样，《新青年》聚集了以北京大学为主的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学者，他们纷纷撰文，批判旧文化，宣传新文化，引领着全国思想文化的发展。

《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由李大钊负责主编，名为“马克思研究”专号，刊登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引起了胡适的不满，两人发生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说明新文化阵营开始分裂。（唐宝林：《陈独秀与胡适难舍难分的历史记录——关于新发现的陈独秀等致胡适的13封信》）因此，从第7卷开始，《新青年》重新改由陈独秀主编。1920年2月，陈独秀离京赴沪，《新青年》的编辑事务也随之移至上海，编辑部设在陈的寓所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4月26日，七卷六号即“劳动节专号”出版前夕，陈独秀给李大钊、胡适等12位北京编辑同人写信，征求他们对于编辑问题的看法：“(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第89页）请他们尽快回复。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20号的陈独秀故居暨《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5月7日，陈独秀给胡适和李大钊二人写了一封信，催问《新青年》到底采取哪种编辑办法，并公开披露了他与负责出版发行《新青年》的群益书社的矛盾。这也是人大家书博物馆所收藏的13封《新青年》编辑同仁信札中时间最早的一封，全文如下：

适之、守常二兄：

因为《新青年》六号定价及登告白的事，一日之间我和群益两次冲突。这种商人既想发横财、又怕风波，实在难与共事，《新青年》或停刊，或独立改归京办，或在沪由我设法接办（我打算招股自办一书局），兄等意见如何，请速速赐知。

罗素全集事，望告申甫、志希二兄仍接续进行，西南大学编译处即不成，我也必须设法自行出版。

守常兄前和陈博生君所拟的社会问题丛书，不知道曾在进行中否？

我因为以上种种原因，非自己发起一个书局不可，章程我已拟好付印，印好即寄上，请兄等切力助其成，免得我们读书人日后受资本家的压制。此书局成立时，拟请洛声兄南来任发行部经理，不知他的意见如何，请适之兄问他一声。

弟 仲白

五月七日

回信望直寄弟寓，不可再由群益或亚东转交。又白。

随后，陈独秀分别于5月11日、5月19日、5月25日、9月5日单独致函胡适，7月2日致函高一涵，12月21日致函高一涵和胡适，次年1月9日致函胡适、高一涵、张慰慈、李大钊、陶孟和、鲁迅、周作人等9人，均就《新青年》的编辑问题征求同仁意见，诸如到底是在北京办，还是在上海办，到底是谈学术，还是谈政治，并且催促北京同仁尽快寄上稿件，力图维护新文化阵营的团结。

此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筹备共产党组织，他的思想正在由一个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作为《新青年》的负责人，他既要负责每期稿件的编辑，又要负责刊物的出版发行，编辑群体实际上已经分裂，稿源不济，出版发行工作也后院起火，势必另起炉灶。作为一个有着广泛影响的思想舆论阵地，陈独秀是不可能放弃《新青年》的，所以他在写给胡适等北京同仁的信中既维持着战友的情谊，又坚持着自己的独立主张。尺素鸿雁，纸墨之间，种种矛盾，缕缕温情，难掩无奈与遗憾。

从1920年9月1日八卷一号开始，《新青年》实际上已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上海发起组成员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袁振英等先后加入编辑部，解除了原与上海群益书社的关系，成立新青年社，独立自办印刷发行，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陈独秀公开发表《谈政治》，宣传马克思主义。（欧阳哲生：《〈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直到第九卷前几期，《新青年》基本还维持着南北同人共同参与的格局。此后，生存环境恶化，屡遭查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最终成为中共的理论刊物，直至1926年7月停刊。

《新青年》从一个综合性的同人文化杂志，嬗变为中共中央的一个理论性机关刊物，是新文化运动史、五四运动史、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的一个颇耐人寻味的标志性事件。其中，《新青年》编辑部同人的思想流变是一个深入探究的重要切入口。而此一时期他们之间的往来书信则为我们提供了特殊的解读路径。（齐鹏飞：《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俱珍的重要历史文献——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刍议》，《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