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春：摄影是我一生的最爱

2006年摄于王福春在北京的工作室。摄影：付党生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第三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王福春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3月13日上午6点零8分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

王福春是一位持续用镜头来关注百姓生活的摄影家。从1978年开始，他用镜头持续记录了列车车厢里中国百姓的生活百态，映射出时代的变迁，形成了中国当代纪实的经典作品《火车上的中国人》。从这部经典作品延展开来的是他对东北老家的黑土地以及现代都市中地铁乘客的关注，拍摄成果凝集成了《黑土地》《东北人家》《东北人》《东北虎》《地铁里的中国人》《天路藏人》《中国人影像》等多个摄影专题。因为这些优秀的作品王福春曾经获得第十七届全国影展金牌、第三届中国摄影金像奖，以及被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德艺双馨优秀会员。2014年，凭借其作品《火车上的中国人》，王福春被IPA（Invisible Photographer Asia）评为全亚洲最具影响力的30位摄影师。

图为2018年7月，王福春《火车上的中国人》40年摄影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一群幼儿园小观众热热闹闹地进入展厅观看作品，王福春热心地为小观众们讲解。

今天推出《中国纪实摄影家成长实录》（上卷）（中国摄影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 宋靖著）一书中收录的王福春访谈，以此纪念这位40多年来记录下车厢里的人生百态及社会变迁的摄影家。

图文 | 王福春

火车的车厢是一个小社会、一个临时大家庭，中国人出行首选坐火车，实惠、安全。中国人坐火车从20 世纪80 年代“民工潮”开始以后，常常人满为患，乘车难，买票难。那时我在火车上拍片，遇到很多危险，可以这么说，我的摄影作品是用生命代价换来的。我这人活得比较单纯，头脑也简单，除了摄影以外什么都不行，两件事三件事放在一起做，就是一锅粥，成了“东北乱炖”了，一件事也做不好。所以摄影成了我一生的最爱，也是付出代价最大的。

我的肋骨曾两次骨折，左腿胫骨骨折，三九天掉进松花江、镜泊湖、兴凯湖，几次大难不死。1995 年7 月10 日我乘坐哈尔滨—北京—西宁—格尔木—武汉—长沙列车，一路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头痛得厉害，整宿睡不着觉，又从高海拔到武汉至长沙高温火炉。我是北方人，在冰雪里长大的，耐寒不耐热，车厢里人又特别挤，车外温度38—39℃，车厢里超过40℃，汗味、烟味、臭味，熏得我喘不过气来，全身都湿透了，头跟水洗似的，哗哗流汗。那时绿皮车没有空调，风扇吹的都是热风。后来实在受不了就到餐车要点盐面冲水喝，就这样还是虚脱了，晕倒在车厢里。半个多月时间掉十多斤称。

让我刻骨铭心的一次，是90 年代初在哈尔滨—上海的列车上，也是夏天，车上超员百分之二百多，座席底下、行李架上、厕所里、过道中挤得满满的全是人，我夹在人群里，想挤也挤不过去，想出也挤不出，卡在中间一动不能动。趁列车来个紧急制动，好不容易才挤出人群。我要走过另一节车厢，可是过不去，我想下车走过另一节车厢，可我还没能走到那节车厢门，车就开了，我赶紧跑两步，顺手抓住车门栏杆把手，列车运行在站内速度还很低，身体还能保持垂直，等到出站后，车速快了，我的身体开始倾斜，就在这关键时刻，车门“咔啦”一声打开了，列车员和几名旅客把我拽上车，我坐在地上呼呼喘着粗气，苍白的脸上淌着虚汗，在地上坐十多分钟站不起来，到现在我也没记住那是什么站，一想起这些就后怕。很多人说，你可以不上，乘下趟车走，我说不上不行啊，我的摄影包在车上，里面有镜头胶卷等好多用品。那是我摄影人生中最刻骨铭心、最危险的经历。

哈尔滨-北京，1986年。石家庄-哈尔滨，1990年。北京一沈阳，1994年。北京-哈尔滨，1994年。哈尔滨站，1994年。武汉—长沙，1995 年。哈尔滨站，1995年。武汉一南宁，1995年。广州-成都，1996年。北京-哈尔滨，1997年。通辽一集宁，1998年。北京-哈尔滨，1999年。哈尔滨—牡丹江，1999年。

我把20 世纪70 年代、80 年代、90 年代还有新世纪拍的火车题材，分为普通车、动车和高铁三个系列。从蒸汽机车拉的绿皮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拉的红皮车、蓝皮车，到今天动车高铁的白皮车，它承载了整个铁路的变化，还有火车里人的变化。

70 年代、80 年代那个时候，人们都戴解放帽，穿解放服，千人一面，千人一服装。80年代中期时装开始出现，什么喇叭裤、蛤蟆镜、留长发、跳街舞等，手拎三洋录音机听邓丽君的歌。90 年代人们追求时尚很普遍了，奇装异服人人穿。2000 年新世纪进入数字时代，手机、电脑满车厢，上网聊天的、看电影的、听音乐的、炒股的、玩游戏的、玩IPAD 的，从老人到小孩全是玩手机的低头族，而且他们也不再看车上的电视节目了。我在1986年拍摄了电视机第一次上车厢，那时全车厢的人都在看电视。现在车厢电视无人看，都低头看自己的手机或电脑。这是时代的变化、车的变化、人的变化，也是国家的变化。而且我拍摄时也没想到铁路发展这么快。

我对铁路感情太深了，我一踏上列车就兴奋，不知疲惫地一次次在车厢里来回走，有座也不坐，有铺也不休息。说来也神了，那时我患神经衰弱，吃安定五六片睡不着觉。可躺在列车上，列车左摇右摆，五脏六腑都要颠出来的感觉，车轮的隆隆声，就像一首交响乐、催眠曲，很快让我入睡。可是一回到家，一静反倒睡不着。

2001 年我的《火车上的中国人》画册出版了，我深深地呼吸了口气，心想：我这么多年在车上奔波，从没好好休息过，这次坐火车一定老老实实当回旅客，享受旅客的待遇。可在卧铺上躺了不到一个小时，心里就像长草一样，没办法又拎着相机到车厢里窜。我真的说不清楚，我患上了职业病，上瘾了。

北京—哈尔滨，2007年。北京-拉萨，2007年。北京-柳州，2008年。上海—北京，2008年。西安—昆明， 2009 年。广州—北京，2009年。北京-上海，2010年。上海-哈尔滨，2010年。北京-沈阳，2010年。北京-哈尔滨，2011年。宜昌-汉口，2012年。重庆-北京，2014年。北戴河-北京， 2015年。

过去拍片叫潜心摄影，现在叫潜伏摄影，就是不能公开，像特工人员。我把相机侧肩挎，穿上外衣，当我发现目标时，用手拽出，按完快门手一松，相机回到衣服里，被摄者抬头一看没看见相机，他就以为没照相。另外我也形容自己是“职业小偷”，有些镜头想在我眼前溜过去都不容易，因为我在火车上拍片两眼到处乱看，在车厢里来回走，你走一个来回还可以，走四五个来回旅客就注意你了，多次被旅客通报乘警，说我是小偷，乘警审讯查证件，弄得我哭笑不得。这些年在车上拍片，练就了一双“贼眼”，列车到什么地段小偷多，小偷什么时候出场，我非常清楚。有时与小偷不期而遇，小偷以为我是小偷，其实他是小偷。

这么多年越拍越有感觉，越拍越有感情，拍到后来铁道部的人也被我感动了，他们通过报纸、电视、杂志看到了我的照片，就来找我，还主动给我开了免票，开介绍信，支持我继续拍动车高铁里的中国人，所以我还是觉得和铁路有缘。到现在我的创作欲望、拍摄激情都一点儿不减。而且摄影让我享受快乐，不是那种刻意追求的快乐，而是就在你眼前突然出现的快乐。经常是我出门去办事，不管我走多远，一摸发现相机没带，马上回家取。发现手机没带，我都不考虑，爱带不带，我爱摄影就到这种程度。卡片机24 小时伴随在我身边，不放过一切机会，有些镜头就是不经意间出现在眼前，顺手拍下，非常难得，都是生活中的小碎片。

内容选自《中国纪实摄影家成长实录》（上卷）

原标题：《王福春：摄影是我一生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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