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那点事｜亚特兰大血案背后的困境：针对亚裔的仇恨难定罪

在刚刚过去的那个星期天，数以千计的美国民众在包括亚特兰大、纽约、华盛顿等大城市举行示威游行，谴责反亚裔种族主义。这次示威活动也得到美国非裔、拉丁裔等少数族裔支持，他们认为有责任挺身而出，因为种族歧视“威胁所有人”。

引发此次抗议浪潮的是3月16日在美国亚特兰大发生的枪击案，21岁的白人男子罗伯特·亚伦·朗（Robert Aaron Long）进入3家按摩店射击，共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亚裔女性，1名白人女性及1名白人男性。这一事件在全美国均引起广泛讨论，是疫情开始后美国境内针对亚裔仇恨犯罪飙升的最新例证。

枪手目前已被指控8项谋杀罪与1项严重袭击罪，是否将同时对其以仇恨犯罪起诉暂未确定。亚裔群体及许多法律界人士都认为应此次枪击案种族因素明确，以仇恨犯罪起诉更为准确，反对意见则认为在调查未完成之时下定论为时尚早。

如果此次事件的枪手被控仇恨犯罪，对他的量刑将会加重。然而，在美国，仇恨犯罪在司法实践中本身就很难认定，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更是因法律设计的原因更难被坐实。亚特兰大的血案会成为这一法律困境的转机吗？

何为“仇恨犯罪”？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将仇恨犯罪定义为：完全或部分出于犯罪者对种族（race）、宗教、残疾、性取向、民族（ethnicity）、性别或性别认同的偏见而对个人或财产实施的刑事犯罪。仇恨犯罪属于附加而非独立罪名，当嫌疑人因袭击、谋杀、纵火、破坏等行为被起诉时，如果能证明犯罪动机与法定相关偏见有所关联，则罪加一等，加重量刑。联邦仇恨犯罪法律规定，如受害者受伤，罪犯最高可额外判处十年监禁并加以罚款，如被害者死亡，罪犯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并加以罚款。

仇恨犯罪于1968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8）首次入罪。该法案是美国司法史上最重要的法律之一，在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遇刺身亡后通过，覆盖因“种族、肤色、宗教或国籍”而进行的犯罪，首次为非裔及其他少数群体提供了额外的法律保护。此后几十年间，国会陆续通过立法扩大法律保护范围，各州亦纷纷跟进通过类似法律。

目前，美国46个州及华盛顿特区均制定了相关法律，由当地执法机构及法院执行，多个州同时要求执法机构收集并上报仇恨犯罪相关数据。在没有相关法律的州则由联邦机构监察执法，同时联邦机构也保留对各地犯罪额外追责的权力。各州对于仇恨犯罪的定义及量刑存在较大差别，如加州法律涵盖了针对受害人性别认同、年龄、性取向和政治背景的犯罪，阿拉巴马州的法律则不包含上述任何一个类别。

定罪难，亚裔群体难上加难

“仇恨犯罪”本意为打击因各类偏见而引起的犯罪，但由于定罪及执法难度高，在实践上始终力度欠缺，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与普通犯罪不同，如果要对被告以仇恨犯罪定罪，则检察官或法官需要证明其犯罪动机而非犯罪事实。但由于动机属于主观因素，且缺少衡量被告犯罪时心理状态的客观标准，证明难度极大。为了成功起诉仇恨犯罪案件，检察官通常会寻找切实的证据，例如被告在犯罪中使用了存在特定文化意义的符号，或在短信、网上或向他人发表种族主义言论。在缺少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检察官往往不会以这一罪名进行起诉。

在执法层面，仇恨犯罪则存在不上报的现象。由于难以界定犯罪动机，执法人员往往避免在记录犯罪事实之外上报仇恨犯罪行为。联邦调查局2019年报告显示，全国执法人员主动上报8559起仇恨犯罪，但同年司法部对于美国民众的调查数据则显示，美国境内平均每年发生超过2万起仇恨犯罪事件。两个数据的巨大差异彰显了仇恨犯罪执法力度低下的问题。

对于亚裔群体，仇恨犯罪的上报和定罪更是难上加难。纽约警局亚裔仇恨犯罪专案组警探Stewart Loo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语言不通、担心报复、引起对自身移民状态盘问等因素，亚裔群体往往不愿就相关犯罪报警。避免不必要争端的心态也在亚裔群体中广泛存在，导致大量犯罪行为并未进入执法程序。

此外，相比于针对非裔、犹太裔等群体的仇恨犯罪，针对亚裔群体的仇恨犯罪中通常没有明确的象征符号，因此定罪更加困难。以司法部2020年8月定罪的一桩非裔仇恨犯罪为例，罪犯在其黑人邻居的后院放置了纳粹十字记号，并在上方涂写种族歧视话语。这为其仇恨犯罪定罪提供了直接证据。相比之下，许多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是袭击商店等商业地点，使得明确种族歧视动机更加困难，被告可以声称其犯罪是出于获取财物等目的。在亚特兰大枪击案中，枪手便自称患有性瘾，袭击按摩店是为了消除“诱惑”。

转机正在出现？

本次枪击案所在的佐治亚州直到去年才制定仇恨犯罪法律。2020年2月，非裔青年Ahmaud Arbery在慢跑时被三名白人男子枪杀，引起广泛社会舆论。受此推动，佐治亚州于去年7月1日正式将仇恨犯罪入刑。法律所保护的类别包括种族、性别、宗教及国籍，可执行范围较广。对于轻罪，被告将面临6-12个月的额外监禁及最高5000美元的罚款，对于重罪，被告则将面临至少两年的额外监禁。

本次枪击案便是让这一法案落实的最佳试点。大众普遍认为本案的枪手作案动机包含种族、外国人、性别歧视等多个因素，而这三者均属于法案所保护的类别，即使无法针对单一类别定罪，仍能为检察官提供相当的争取空间。由于本案3个事发地点位于的富尔顿县（Fulton County）及切洛基县（Cherokee County）两县，因此预计两地的地区检察官都将参与起诉及案件审理，双方目前暂未就是否将在已有罪名基础上增加仇恨罪名明确表态。

考虑到枪手面临的8项谋杀指控定罪可能性极高，预计将面临终身监禁，额外增加仇恨犯罪罪名对于量刑的实际影响有限，可能将对于其服刑30年后能否申请假释起到一定作用。但若能定罪，对于亚裔及其他少数族裔群体的象征意义将是巨大的，可能开启美国仇恨犯罪加大执法力度的序幕。

联邦层面也已采取行动。今年1月，美国总统拜登发布备忘录谴责针对亚裔群体袭击案件的增长，承认案件上报及处理的困难，并要求司法部长“扩大针对此类个人的仇恨事件的数据收集和公共报告”。此案发生后，拜登于3月19日公开对众议院正在讨论的《疫情仇恨犯罪法案》（COVID-19 Hate Crimes Act ）表示支持，敦促众议院“快速”通过该法案。

该法案由民主党纽约州众议员Grace Meng及民主党夏威夷州参议员Mazie Hirono引入，获得了60名两院立法者的支持。法案将要求至少一名司法部官员促进联邦、州级和地方对于疫情相关仇恨犯罪的快速审查，并要求司法部向州及地方执法机构发布如何建立线上多语言仇恨犯罪报告系统的指南。如果通过，虽然该法案不会对仇恨犯罪相关法律带来巨大改变，但将直接关注由疫情引发的亚裔仇恨犯罪行为，并为所有少数族裔提供额外保护。

受疫情影响，针对亚裔群体的仇恨犯罪在全球范围内均有所上升。3月22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Farhan Haq）发表声明，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对各地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增加深感关切。与普通犯罪相比，仇恨犯罪不仅危及直接受害者，更是将整个群体置于危险之中，加大打击力度迫在眉睫。美国亚裔群体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通过各种手段推动法律变更，虽然前路漫漫，但相信进步将逐渐发生。

（车钦仪，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专攻美国法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