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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远方未远》看“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

2021-03-24 12:0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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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纪录片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和传播媒介,承担着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塑造“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形象的使命,那么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纪录片应如何积极参与其中,构建一个让世界认同的“一带一路”形象?

近年来我国涌现了一批诸如《一带一路》、《锦绣记》、《穿越海上丝绸之路》等以“一带一路”为题材的纪录片作品,这些作品都积极参与了“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的形象构建。

而即将播出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陈庆团队历时三年、跨越六国、精心打造的纪录片《远方未远——一带一路上的华侨华人》,将视角聚焦在海外华人,以“一带一路”为主题主线,深度聚焦 12 组华侨华人的工作、生活状况,通过真实记录关于纽带、财富、融通和梦想的个体故事,以类似影像文化志的方式,勾勒出“一带一路”建设道路上6000万华侨华人的生动群像。

此类题材的纪录片有助于澄清多元文化语境冲突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刻板偏见、歪曲和误会,还可以有效对冲“文化折扣”带来的理解偏差,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社会上的认同度,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从梦想照进现实。

2013年以后,随着“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的实施,国家更加高度重视影视作品在塑造国家形象、传播中国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却逐渐凸显了一些问题。

纪录片从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上看,表现主题侧重于宏大叙事以及过于宣传国家政府的“刚性”形象,对国内社会大众普遍关心的社会命题关注不足。

人们期望在众多的文化认同中凸现自文化认同的愿望,导致偏爱内群体,结果往往是对外群体成员的歧视,阻碍了对新文化的开放性接受。

纪录片外部话语权的缺失的原因,主要在于传播渠道的不畅,传播渠道单一。

复杂多变的跨文化传播环境也有一定的影响。一方面,涉及国家众多、文化多样性的挑战,如何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能够对影片内容产生认同感本身就是一个较为困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复杂多变的国际传播环境以及一些国家对中国本身持有的刻板成见,也让“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面临着多种噪音的干扰,人们被不同意义的符号包围,面临着复杂的文化选择。

以上种种困难都在警示着我们,提升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能力,建立合理有效的跨文化传播策略迫在眉睫。

《远方未远》在情感层面的跨文化传播能力和合理适度的移情能力,形成了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良好共鸣,让观众感受到自己似乎就是片中的主人公。

而《财富》也通过这些普通人物的故事向观众表明了,华人华侨心中最宝贵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自己的家人,进一步提升了观众对“一带一路”的文化认同。

在《融通》这一集中,影片讲述了移民匈牙利的来自黑龙江的王玉祥一家的故事。王玉祥20几岁之前一直在黑龙江生活,操着地道的东北口音,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华人的形象。他的女儿王文妮则是主要接受匈牙利教育的。而这个家庭中最让人感到与众不同的是与王玉祥一家毫无血缘关系的安娜奶奶。但影片却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家庭与一个中国或匈牙利的普通家庭毫无二致。在片中王玉祥这样评价安娜奶奶:“做饭把碗筷排好,伺候一家老小,不就跟亲妈一样”。而安娜奶奶也这样评价王玉祥:“他在我面前长大,我没有孩子,如果没有他那我就是一个孤独的老太太”。

《远方未远》的拍摄者并没有想当然的把中国文化置于中心的位置,而是将视角聚焦在生活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华人和身边的本国民众的情感和生活上。无论对于影片创作者还是观众而言都会产生局内人(insider)和局外人(outsider)双重视角。

在叙事方法上《远方未远》采取了描述性、非评价性的叙事方式。在人们的刻板印象里,非洲国家往往代表着贫穷和落后的。但《远方未远》并没有采用居高临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叙事方式,既没有故意展现马达加斯加过去的贫穷,也没有过分展现“一带一路”建设后的欣欣向荣进行对比。

《远方未远》的播出并没有局限于国内主流媒体,而是采用了多平台、多语种传播。在拍摄和制作过程中《远方未远》十分重视和在地国家的互动与合作。在创作层面,摄制组积极与当地拍摄团队合作。

影片并没有将本土文化过分的贬低或抬高,而是通过影像语言表到了对彼此文化的尊重,通过对比的方式展现中外文明的平等地位。

《远方未远》从情感、认知和行为三个层面逐渐形成了一种平等、互动和融通的类似对话传播模式。

通过《远方未远》等纪录片,启示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

首先,在传播理念上要尊重不同群体和国家的文化差异。无论是对影片的被摄对象还是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创作者都要在片中强调对话各方的独立性和平等性,否认片面的权威。

其次,在题材选择上要更加关注展现中外文化交融的杂糅文化。不能一味的突出中国文化,应该体现的是不同文明的平等对话。例如《远方未远》中武术冠军用中国功夫演绎着阿根廷的神话故事;《一带一路》中,阿丽娅向家乡人民演唱中文歌曲《神话》等都是很好的案例。

再次,在创作过程中要学会“对话的倾听”,在叙事方法上要通过小人物故事展现大时代特征。例如在《远方未远》融通这一集中,观众们最先看到的袁建平并不是一个标签化市议员的形象,而是一个和我们一样喜欢旅游、去菜市场买菜的普通人,简单的几句话迅速的引发了观众的共鸣和兴趣。

总之,“一带一路”在为纪录片的创作者提供了大量的选题、市场资源和展示的空间的同时,也对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纪录片作品《远方未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以借鉴的思路。

当前,面对复杂的国际传播环境,如何更好的通过纪录片构建一个让世界认同的“一带一路”形象,如何进一步提升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能力,仍然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在这方面我们仍然任重道远。

原标题:《从《远方未远》看“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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