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读《史记》|世间本无“西楚霸王”

辛德勇

2021-03-25 16:3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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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枭雄项羽,在诛灭暴秦之后,表面上尊奉张楚怀王为义帝,使之成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随之,“项羽乃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并分封诸将相及业已自称王号者十八人为诸侯王(《史记》之《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项羽所谓“西楚霸王”一称,即由此而来。
这是关于项羽本事最早的原始记载,套用一个市面上很流行成语,可谓“自古以来”如此。可这“古”并不意味着一定是“真”。《晚笑堂画传》中的“西楚霸王”

《晚笑堂画传》中的“西楚霸王”

一、“三楚”的地域观念与“西楚霸王”的窘境
世世代代读《史记》的人,世世代代谈论中国历史的人,就这么“西楚霸王”、“西楚霸王”地叫着,可大多数人根本没想哪里是东,哪里是西,更没想立都于彭城之地的这个诸侯王国到底该不该叫作“西楚”;即使有那么很少一小部分人想了,分析了,也解释了,可从来也没有人解释清楚过,甚至解释了还不如不解释,越解释越让人摸不着头脑。
不管西楚,还是东楚,这“西”和“东”,都是以战国的楚地来区分其相对方位。听我这么一说,大家一定急着想问:当时人所说的西楚究竟是在哪里呢?其实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把这事儿讲得是清清楚楚的:
越、楚则有三俗。
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已诺。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

通篇上下,谈的都是西、东、南三楚之地的事儿,可前边却是以“越、楚则有三俗”这句话来提领其事。对这一点,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解释说:“越灭吴则有江淮以北,楚灭越兼有吴越之地,故言越、楚也。”这一解释非常重要,也相当妥切,他告诉我们这三楚是兼有吴越之地的;也就是说,这西楚、东楚和南楚的地域范围,从“楚夏之交”处的陈向南,直抵南岭脚下,涵盖南方大部分疆域(岭南当时尚在赵佗南越国的治下)。至于确认这一点的具体意义是什么,且容我在后面再来叙说。
现在,我们仅仅拿《史记·货殖列传》里讲的这个东楚之地的范围,来对比一下项羽“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的属地状况,就会发现“西楚霸王”之称所存在的问题。关于项羽封给自己的这梁、楚之地九郡,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做过考证,但都未能尽得其实。周振鹤先生在研究西汉政区地理时,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此做出了最为真确的复原。下面这幅《项羽“西楚国”示意图》,就是利用周振鹤先生《西汉政区地理》一书的插图而改制的。项羽“西楚国”示意图

项羽“西楚国”示意图

通过这幅示意图可以看出,在泗水、砀郡、东郡、薛郡、东海、鄣郡(案应正作“故鄣郡,别详拙著《建元与改元》)、会稽、陈郡和南阳郡这九郡之中,只有陈郡一郡属于《史记·货殖列传》所说“西楚”的范围之内,最靠西侧的南阳郡乃为“夏人之居”,根本不属于司马迁所说楚地,北部的砀郡、东郡则应属于梁地,也就是魏国故地及其邻接区域,而“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这一表述,显然也包括彭城和彭城所处的泗水郡在内(另外还应兼有文中没有提及的薛郡)。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就用李唐的政区名称解释说:“彭城,徐州治县也。东海,郡,今海州也。吴,苏州也。广陵,杨州也。言从徐州彭城历杨州至苏州。”即以城邑论,彭城乃是所谓“东楚”的西端起点。过去有些人,如宋人孔平仲撰《孔氏杂说》,即强自把彭城解作“西楚”(见该书卷三),而这样的解释是完全不符合司马迁本意的。
总括而言,按照《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可以说项羽留给自己的这个封国的国土即大多属于“东楚”,国都也在“东楚”,即如清人钱大昕所云,“据此文,彭城是东楚,非西楚矣”(钱大昕《十驾斋养新録》卷一一“三楚”条)。居处在这样土地上,项羽又怎么能给自己定下个“西楚霸王”的称号呢?岂不怪哉,岂不怪哉!
阅读《史记·货殖列传》,思考西楚、东楚和南楚的地域区分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清楚,司马迁在这里讲的是西汉前期人的地域观念,而这也是目前所知距项羽生活年代最近的一种地域观念。审其具体地域,如前所述,自是楚国灭越之后才能产生这样的观念,因而若是没有其他反证,这样的观念可以看作是从秦楚之际即已流行于世的。事实上我们在《史记》、《汉书》的相关注释里和后人的论述中也没有看到比这更早的关于西楚、东楚以及南楚的地域认识。换句话讲,《史记·货殖列传》上述记载,乃是后世学者解读“西楚霸王”问题最早、最可靠的史料依据。
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人文颖,在注释《汉书·高帝纪》“羽自立为西楚霸王”一事时,先是引录《史记·货殖列传》的说法,以明三楚之说的历史渊源,由于这渊源有自的说法显然同“西楚霸王”这一名号相抵触,于是文颖不得不缀加一句话,来勉强为之疏说:“项羽欲都彭城,故自称西楚。”这里的“故”字应是用作“特地”之义,即项羽因立都于彭城,而强自把这里称作了“西楚”,意思是说,虽然这不符合通行的习惯用法,可项羽就这么用了,我也只能这么说明一下情况。过去清人汪士铎就是这样理解文颖的说法,以为“据此则彭城至项王始谓之西楚”(汪士铎《汪梅村先生集》卷二《三楚考》)。文颖是老实人,说话做事儿就是这么老实。尽管这话左支右绌,根本讲不通,可他就是这么实话实说,老实得实在可爱。
比他行年稍晚一点儿的曹魏时人孟康,就不这么老实了。面对项羽这一奇怪的“西楚霸王”称号,孟康先是把这一情况认定为确切的史实(当然文颖也是对此深信不疑),然后放胆解释说:
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汉书·高帝纪》唐颜师古注引孟康说。又《《史记·项羽本纪》之裴骃《集解》引孟康说)
这“旧名”二字就不是个话,你要真的有什么根据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孟康自己没说,比他早和比他晚的那些其他的注释《史记》、《汉书》的人也没有别人见过他说的这种“旧名”,这事儿的真实性不能不让我充满疑虑。再说南楚、东楚和西楚,本来都是区域的称谓,可孟康讲述的“旧名”,却成了江陵、吴和彭城这三处城邑的名称,违逆正常的观念和逻辑,显然也很不对头。
在我看来,孟康这种说法,乃是强不知为有知,硬是以立都彭城的所谓“西楚”为基点,强自给它配置上“东楚”和“南楚”;也就是说,项羽封给自己的这块地方本来确实不叫“西楚”,可他自己既然这么乱叫了,那“东楚”和“南楚”也只能顺着这个“西楚”来定。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我辛某人忽生横解,厚诬这位孟氏夫子以心注史,清初著名舆地沿革专家顾祖禹,在引述孟康此语时就是如此看待这一问题,乃谓彭城之地本属东楚,“项羽改为西楚,而以吴为东楚”(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九《南直·徐州》。附案今中华书局点校本误将顾氏这一判断读为孟康注语原文,因而也就抹杀了顾氏的认识)。
这里既以吴邑为东楚,也就如同《史记·货殖列传》讲述的三楚观念一样,只能是在楚人灭越以后才能产生,因而也不可能比《史记·货殖列传》的三楚观念更早、更旧,其“旧名”云者,不过虚张声势而已。退一步讲,这个“旧名”也只是比孟康本人降生人世的时间稍微老旧一些而已,其事只能像文颖所讲的那样,是因项羽自号“西楚霸王”之后才产生的说法,更清楚地讲,孟康所说“旧名”,就是从项羽分封诸侯时才定下的崭新的地理区域名称。而包括今天我们这些人在内,后世学人在解读《史记》、《汉书》中“西楚霸王”这一记载时,是万万不宜以后事来阐释前因的。这样做,太不逻辑。
清人钱大昕虽然极力想给项羽的“西楚霸王”之号的合理性做出解释,可对孟康这一说法,却只是淡淡地讲道:“此又一说,与《史记·货殖传》不合。”(钱大昕《十驾斋养新録》卷一一“三楚”条)显然觉得要想合理地阐释这一问题,还是应该依据《史记·货殖列传》来立论。书读得多了,学问做得深了,至少有那个眼界,能够及时躲开那些过分荒诞的认识路径。
汉魏之际人文颖解释不通项羽为什么自号“西楚霸王”,是因为这“西楚”二字严重悖逆当时通行的地域观念。
如上所述,紧继其后的孟康,当然同样也没能讲清这一问题。但由于再也找不到任何合理的依据,也讲不出其他自成一说并足以服人的道理,后来裴骃在南朝刘宋时撰著《史记集解》,只好照样转录了孟康这一说法(《史记·项羽本纪》之裴骃《集解》)。到唐代初年颜师古注释《汉书》的时候,也只好稀里胡涂地表态说“孟说是也”(《汉书·高帝纪》唐颜师古注)。尽管这种表态站队在学术上并没有任何价值,尽管后来张守节在开元年间撰著《史记正义》的时候,还是一并转录有《史记·货殖列传》和孟康各自讲述的两种“三楚”说法,尽量给读者提供一个平衡而又客观的参考,可是孟康这种说法,还是因颜师古的肯定而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譬如宋人孙奕的《履斋示儿编》、王应麟的《小学绀珠》等都是如此(《履斋示儿编》卷一四《杂记》“地名异”条。《小学绀珠》卷二《地理类》“三楚”条)。
这种“无厘头”的说法,写诗作文时当个虚头巴脑的辞藻用一用自然无妨,可严肃的学者是无法把这当真事儿看的,清代的考据学家读书读到这里时更不能不想来试试身手。
问题这实在是个难题,即使是当时的历史考据第一高手钱大昕,也说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儿:
《史记·货殖传》:“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此南楚也。”据此文,彭城是东楚,非西楚矣。项羽都彭城而东有吴、广陵、会稽郡,乃以“西楚霸王”自号者,羽兼有梁、楚地,梁在楚西,言“西楚”则梁地亦在其中也。又考三楚之分,大率以淮为界:淮北为西楚,淮南为南楚,唯东楚跨淮南北。吴、广陵在淮南,东海在淮北,彭城亦在淮北而介乎东、西之闲,故彭城以东可称“东楚”,彭城以西亦可称“西楚”也。(钱大昕《十驾斋养新録》卷一一“三楚”条)
这段考证的要点有二:一是项羽乃“王梁、楚地九郡”,故虽然彭城地处“东楚”,但因“梁在楚西,言‘西楚’则梁地亦在其中也”,所以项羽才会自号“西楚霸王”;二是彭城之地介乎“东楚”与“西楚”之间,“故彭城以东可称‘东楚’,彭城以西亦可称‘西楚’也”,实际上是说项羽所王九郡中的彭城以西部分,本来就属“西楚”。
这两点解释,乍看似乎有那么几分道理,实际上都很不合乎逻辑。一者即使“西楚”确如钱氏所云可以兼该梁地,但这样一来,泗水(治彭城)、东海、吴、广陵等“东楚”之地怎么办?就为照顾梁国旧地竟弃置国都所在的彭城于不顾而取“西楚”为号,这么说,能合理么?我怎么看都觉得很不合理,这太不合理了。二者项羽属郡中彭城以西的陈郡固然属于“西楚”,《史记·货殖列传》也讲明了这一点,但这在其属地中只占很小一部分,特别是项羽的国都彭城不属“西楚”而归于“东楚”,因而项羽更没有道理会取“西楚”作为自己封国的名号,即所谓“名不副实”也。
就连钱大昕这样的一代考据大家也讲不出个子午卯酉,甚至在他的考辨中还颇有几分前言不搭后语的窘迫,这说明了“西楚霸王”这一称谓确实是很难讲得通的。明人陈士元评述“西楚霸王”这一名号,曾以“号为西楚,本东楚地”这两句简简单单的话,概括了这一称号给人们认识这一问题所造成的窘境(陈士元《江汉丛谈》卷二“三楚”条)。
二、不是“西楚”是“四楚”?
话怎么讲也讲不通,这往往意味着认识的路径根本不对。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就不宜一条道走到黑。变换一个认识的角度,也许会在我们的眼前展现出一片全新的天地。那么,我们要把认识的角度转换到哪里去呢?陈士元“号为西楚,本东楚地”这两句话,提示我“西楚”的“西”字有可能存在问题——不是字讹,就是字误,这个“西”也许应该是另外一个字。
下面的问题是,假如按照胡适之博士指示的治学路径,先大胆假设“西楚”的“西”字存在讹误,那么,它应该是什么字的讹误呢?古代典籍的文字产生讹误,最常见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因读音相近造成的“音讹”,另一种是因字形相近造成的“形讹”。对这个“西”字,我首先想到的是字形相近的“四”字,即姑且假设“西楚”是“四楚”的讹误,也就是原本的“四”字被错讹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西”字。
历史经过那么久了。我们在研究历史问题时需要注意,在关注每一项具体史事的时候,都应该基于这一事项后面普遍的背景。这样,浮现在我们眼前的,就不仅是一时一事。我们需要意识到大多数事物都会有某些共同的规律性特征,先人著述的文字错讹也是这样,而这种规律性特征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基本的客观可能性,作为我们分析具体事项的参考。
因此,在“小心求证”上述假设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西”和“四”这两个字,在古代,在当时,是不是存在相互致讹的可能。不管是“西楚”的“西”,还是“四楚”的“四”,都是作为前置的构词要素同后面的主体名词组成一个复合名词,只不过一个属于方位词,另一个属于数词而已。这种构词形式的相似性,是“四楚”错讹成“西楚”的逻辑前提,亦即“西”、“四”两字相互致讹之后,从表面上看,原文在逻辑上通常仍很通顺,这样才会使读者不知不觉地接受错讹的文本,承认错讹的文本。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古代典籍中“西”、“四”相讹的例证。如《礼记·丧服小记》“及郊而后免反哭”句郑玄注“墓在四郊之外”,即有刊本将“四郊”讹作“西郊”(王太岳《四库全书考证》卷一二)。此类事例甚多,无须赘叙。
这一方面,在校勘学史上更为有名的事例,也在“四郊”与“西郊”之间,也是出自《礼记》郑注,即《礼记·祭义》篇“天子四学”句下郑玄注云“周西郊之虞庠也”,其“西郊”二字在流传过程中被讹作“四郊”,而唐人《礼记正义》的原本尚非如此(清顾广圻《抚本礼记郑注考异》卷下。《顾千里集》卷七《与段茂堂大令论周代学制第二书》、《与段茂堂大令论周代学制第三书》)。清嘉庆丙寅张敦仁仿宋刻本郑玄注《礼记》附张氏《考异》

清嘉庆丙寅张敦仁仿宋刻本郑玄注《礼记》附张氏《考异》

这一事例,最易体现在特定的情况下“西”、“四”互讹是古文献中极易发生的情况。粗略看上去,这两个字的形态,就如同一个人扎了领带或是没扎领带一样,基本样貌差不了多少,人们也就很有可能会把“四楚”当作“西楚”来看。
三、“四楚”的真相及其由来
既然就其字义、字形而言“四”字极易讹变为“西”,那么下边大家就容我用“四楚”来替换掉“西楚”,看看项羽会不会自号“四楚霸王”。我知道,很多人看到这个说法,未免会觉得是“非常异议可怪之论”——你不认“西楚霸王”就改个“东楚霸王”呗,怎么弄出来个“四楚霸王”?司马迁本来说只有西楚、东楚、南楚这“三楚”,你怎么又整出个“四楚”?
大家若是觉得不可思议,下面不妨先从“三晋”说起。“三晋”是什么,是韩、魏、赵三个故晋国境内的诸侯国,那么好好一个晋国怎么变成了“三晋”了呢?分的呗,韩、魏、赵三家瓜分晋土,各自独立建国,这是开启所谓“战国”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我想稍微了解一点儿中国古代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一点。其实不光“三晋”是从一个整体中活喇喇地硬分出来的,“三晋”西面的“三秦”和东面的“三齐”,也分别是从秦、齐两国故土上分割出来的三个诸侯国,只是其剖分为三的时间要晚一些,是在大秦帝国灭亡之后,才被项羽拆分出来,即项羽三分关中,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成雍、塞、翟三国;项羽又将齐国故地一分为三,分别封授齐将田都为齐王、原齐王田巿为胶东王、原齐王建孙田安为济北王,成为齐、胶东、济北三国。
“三晋”、“三秦”、“三齐”既然那如此,那么,要是将楚国故地一分为四,岂不就成了“四楚”?请大家看下面这帧插图——它是从南宋建安黄善夫书坊刊刻的三家注本《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扫描下来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南宋建安黄善夫书坊刻三家注本《史记》之《秦楚之际月表》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南宋建安黄善夫书坊刻三家注本《史记》之《秦楚之际月表》

在“义帝元年”这一纵列之下,有“分楚为四”四个字,这是我在这里所要关注的焦点。至于我聚焦关注的是什么,不用说,大家也都明白,那就是同“三晋”、“三秦”、“三齐”颇为相似的“四楚”之地已经凸显在我们的面前。
不过在具体讲述这一记载之前,需要先对《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相关的内容做些基础的校勘工作。大家看到的这个三家注本《史记》的《秦楚之际月表》其文字虽然存在一定问题,但比起现在同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毕竟还是要好出很多。更清楚地讲,是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的《秦楚之际月表》,被点校者以不误为误,妄自删除了原文当中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因而我们在认识这一问题时不得不采用三家注本等早期刻本作为论证的依据。
首先是在义帝元年这一列前面“十二月”那一纵列之内的内容,有些应归入后面“义帝元年”这一列之下。这主要是和“分楚为四”性质相同的“分赵为代国”、“分齐为三国”这样一些内容。
这一列的“十二月”,是秦国的纪年,即子婴就任秦王后所值秦历的十二月。依本表,子婴系于本年九月任秦王,而这一年为秦二世皇帝三年。按理说子婴已自行废除帝号,退而称王,宣告大秦帝国不复存在,本应当即改元,以示改帝年为王年,可当时秦社覆亡在即,子婴就这么稀里胡涂地即位了,并没有改行新元。依据三家注本等传世刻本和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分赵为代国”、“分齐为三国”等等诸如此类的内容,就都被系于这一年十二月之下。
可是这些史事都是同下一列里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并分封十八诸侯事同时发生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所谓“分国”正是项羽自立为王及其分封诸侯的第一个步骤,是前后脚紧连着的事儿,在《史记》的《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中对此也都有清楚的记载——这一类事项同“分楚为四”之事一样,都被《史记·高祖本纪》记作义帝元年的“正月”。
这样看来,像“分楚为四”这样系年于义帝元年正月的栏下,应该是《太史公书》本来的面目,而那些系在这上一年十二月下的“分赵为代国”、“分齐为三国”等同样性质的内容,则应该是《史记》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讹误,是在后世写录刊刻时被错移了位置。昔张文虎在清同治年间为金陵书局校勘三家注本《史记》,不仅没有能够看出“分楚为四”一语系于义帝元年正月之下的正确性,反而依据梁玉绳《史记志疑》的谬说(见该书卷一〇),以不误为误,将此四字挪移到前一年十二月下(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二),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则不仅照样沿承其误,而且连个校勘说明都没有出,普通读者也就完全失去了探求的线索。凤凰出版社影印宋刻十四行单附《集解》本《史记》之《秦楚之际月表》

凤凰出版社影印宋刻十四行单附《集解》本《史记》之《秦楚之际月表》

另外,在单附《史记集解》的宋刊十四行本《史记》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义帝元年正月“分关中为汉”那一行里,书作“分为关关中为汉”(其上一栏里已列有“分关中为四国”)。联系上述情况,这里看似增衍“为关”二字,即似应当书作“分关中为汉”,以与下一行的“分关中为雍”、“分关中为塞”、“分关中为翟”相统一。可是这看似增衍的“为关”这两个字,提示我们在这一位置上本来应当同前面提到的“分楚为四”一样,写有“分关中为四〔国〕”的语句(这就是被通行文本中错移到上一栏里的“分关中为四国”),而这“为关”二字只是这一语句剩存下来的一点残痕而已(文字的顺序且前后舛乱),从而愈加证明了上述分析的合理性。
进一步深究,还可以看到,即使如三家注本等书作“分关中为汉”、“分关中为雍”、“分关中为塞”以及“分关中为翟”,仍然不够妥切。清人张文虎校勘《史记》,以为“前表已书‘分关中为四’,则此亦当如楚、赵、齐、魏、燕、韩例书‘分为汉’、‘分为雍’、‘分为塞’、‘分为翟’可矣。‘关中’字疑衍”(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二)。现在我们看“为关”这两个“分关中为四国”之句的舛乱残留,更有理由推想这几个“分关中”云云的“关中”,应是《史记》流传过程中受到原本中上面汉国一行“分关中为四国”之句的影响而衍生,现在理应按照张文虎的推断删去。
按照这样的认识,可将三家注本《史记》中相关内容复原如下:
三家注本《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相关内容复原表

三家注本《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相关内容复原表

为了便于现代的阅读习惯,我把原表文字的排列方向由从右向左改成了自左及右,但表格的编排次序并没有改变,依然是右先左后。此外,表中用圆括号()括注的内容,是我为便于大家阅读附加的说明性文字;用梯形括号〔〕括注的内容,是原文有缺而敝人以为应当补入的文字;用直方括号[]括注的内容,系原文所有而我认为应当删除的内容;用黑括号【】括注的内容,是我认为此一黑括号前一字有误而应当用黑括号内的文字来做替换。
在义帝元年正月这一纵栏内,我添加了一条竖线,把这一纵栏一分为二。这样的做法未必符合《太史公书》的原貌,但眉目清晰,便于大家理解相关事项的逻辑关系,希望大家给予谅解。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从前一纵列“十二月”下后移到义帝元年正月栏内的文字,不仅限于“分赵为代国”、“分齐为三国”这类性质的内容,还有“项羽怨荣,杀之”和“羽倍约”、“臧荼从入”这三条记述。原因,是这三条记述的也是项羽分封十八诸侯的前提条件,这也就是前边所说的项羽自立为王及其分封诸侯的第一个步骤,即在这一意义上它同“分赵为代国”、“分齐为三国”之类的内容性质完全相同,所以这几条纪事应是同样被错置于前一月下,现在理应一并重归旧位。
另外,对表中校改的内容,在此也需要稍加说明。
具体地讲,黑括号【】内的“黜”字,《史记》原文书作“杀”。今中华书局新点校本径行删去“杀之”二字,说明云:“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〇:‘荣故(固?)在齐,羽安得杀之?《史诠》谓“杀之”二字削。’按:《汉书》卷一上《高帝纪》田荣被杀在二年春正月,本书卷七《项羽本纪》亦在二年,此时尚未被杀。今据删。”今案一般校勘古籍的原则,是恢复原书本来的面目,而不一定非替古人改正其原稿的错误不可;即使非要去改,也一定要先最大限度地排除其他可能,再做改动。对像《史记》这样的经典尤其应当如此。
这里的“杀之”二字诚然不符合史实。容有舛误,但却不一定是增衍所致。因为凭空增衍出这两个字的可能毕竟太小太小,很难找到出现这种情况的缘由。换个角度,就古籍文字错讹的原理来看,这“杀之”二字倒很有可能是其他文字的讹变。昔清人梁玉绳即曾提到“或曰‘杀之’当作‘不封’,又有本作‘怒荣叛之’”(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〇)。综合考虑相关情况,我推测这个“杀”极有可能是“黜”字之讹。
盖田荣乃齐王儋之弟,当乃兄被秦将章邯诛杀后,齐人立故齐王建弟田假为王,田荣怒,驱赶田假入楚,另立齐王儋子田巿为王(《史记·田儋列传》),自任丞相,操弄权柄。《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上文在秦二世三年端月(即正月)下“齐国”栏内记云“项羽、田荣分齐为二国”,指的就是他们各自操控的田假、田巿这两个齐王。在这一前提下,“田荣以负项梁不肯出兵助楚、赵攻秦”,招致项羽怨恨,所以在项羽主持分封十八诸侯时才没有得到王位,而所谓“项羽怨荣,黜之”,即谓项羽因怨恨田荣而黜落了他参与分封的资格,亦即褫夺了他获取那个本应属于他的田巿那个位置的机会。
在我把“项羽怨荣,杀(黜)之”这句话后移一月之后,这条纪事同项羽“分齐为三国”而封之的前后逻辑关系便愈加凸显出来。大家看看,这是不是文从字顺畅达无碍呢?我想至少这要比活喇喇地割去“杀之”两字会好许多。试思梁玉绳所说“不封”二字,与今本《史记》的“杀之”出入太大,文字舛讹,不易至此;另一方面,田荣直至此时也未尝叛楚,只是坐观楚秦成败而已,故亦无“叛之”之事可言。因知梁玉绳所引异说,都不能成立。
接下来再看“分楚为四”这句话。审视下文“分齐为三国”、“分关中为四国”和“分燕为二国”这几条的表述方式,依通例,“分楚为四”句末似亦应补一“国”字,即言“分楚为四国”。又存世单行本《史记索隐》记述楚国之外其他诸国在项羽分封十八诸侯时被分拆状况是“赵为二”、“齐为三”、“关中为四”、“燕为二”、“魏为二”、“韩为二”,其中齐、关中和燕的记述形式与今三家注本《史记》相同,而赵今本《史记》作“分赵为代国”,魏今本《史记》作“分魏为殷国”,韩今本《史记》作“分韩为河南国”。观《史记索隐》对赵、魏、韩三国的注释分别为“代、赵”、“魏、殷”和“韩、河南”,可知其所对应的《史记》原文必定是《史记索隐》载述的“赵为二”、“魏为二”和“韩为二”。当年张文虎在为金陵书局校勘三家注本《史记》时,即以为“此表赵、魏、韩三国亦当如楚、齐、关中、燕例,疑《索隐》本为是”(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二)。如果像今通行的三家注本那样,书作“分赵为代国”、“分魏为殷国”和“分韩为河南国”,这样的注释就迭床架屋,多此一举了(三家注本《史记》就是因为这一点而在相应语句下略去了司马贞的《索隐》,今中华书局点校本依样画葫芦,也是连个校勘说明都没出)。道理同前边讲述的一样,即今三家注本等“分赵为代国”云云的写法,应该是《史记》流传过程中在把这些内容改移到前格时无意间造成的文字讹误。明末汲古阁刻单行本《史记索隐》

明末汲古阁刻单行本《史记索隐》

现在我在表中所做的订正,主要参据的就是此表行文的通例以及单行本《史记索隐》所反映的古本旧貌。不过《史记索隐》“分楚为四”句作“楚分为四”,依通例当属误倒,张文虎在校勘《史记》时已经指出这一点(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二)。又单行本《史记索隐》“楚分为四”条前有“十八国”三字,为三家注本等传世版本《史记》所无,而这三个字也应出自司马贞所见《史记》本文。这“十八国”是针对衡山以下十八个项羽所封诸侯国而言,统而摄之,写在这里。依一般行文习惯,“十八国”前尚应另有一字,述其来由、属性,故余臆补一“封”字,以成完句。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此表燕国栏内“臧荼从入关”的“关”字,是依据梁玉绳《史记志疑》的意见增补,不过梁玉绳并没有讲述这样看的理由(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〇)。其实只有按照敝人的意见将这一纪事后置到义帝元年正月项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司马迁记述此事的用意和补入“关”字的合理性。盖《史记·项羽本纪》载录项羽分封臧荼事时记云:“燕将臧荼从楚救赵,因从入关,故立臧荼为燕王。”这与《秦楚之际月表》之“臧荼从入〔关〕”句正相呼应。梁玉绳虽然从文句本身推断当补入“关”字,却未能识破这句话的内在涵义,所以他不仅没有看出此句当后移一列,反而还以为“此应书于燕二十七月”,即将其前移两格,放置到刘邦入关中的“十月”项下(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〇),实在差之远矣。
四、“四楚”之国与项羽的“楚国”
在祛除种种衍生的讹夺之后,更加显示出《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分楚为四国”这一记载的实质意义及其合理性,这也为求证“四楚霸王”的存在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大家看看,前边我举例子谈到的“三秦”和“三齐”不是同所谓“四楚”在同一时间、出于同样的原因而分置出来的么?我们是不是越来越看到了“四楚霸王”这一假设的合理性?
历史研究就像西洋人那句谚语所讲的那样,魔鬼就隐藏在细节当中。真心想要做历史研究,真心想要看历史的真相,我们就要耐得住心性而怕不得麻烦。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相关内容

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相关内容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麻烦的事儿还远不止这些。下面这几帧书影,取自中华书局本《史记》,是其《秦楚之际月表》中义帝元年前三个月的部分内容:对比一下前边我出示的三家注本和单附《集解》本《史记》之《秦楚之际月表》,还有我复原的三家注本《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请大家看上面第(一)帧书影最上边两行的内容,其间最大的差异,是中华书局本把古刻旧本前三行归并成了两行;就此表的总体形式而言,是几乎所有古刻旧本均开列二十一横行,而中华书局本却成了二十横行。那少了的一行哪里去了?——活活被校勘古籍的人吞到肚子里去了。
这是一项严重的疏失;不,更准确地讲,不能说仅仅是疏失,而应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疏失是无意的忽略,而这里的问题是人们对《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的有意更改——只不过刊改者没有把错的改成对的,反倒是把对的改成了错的。
为便于大家对比参看,我先把古刻旧本《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相关内容略加考订,摘录于下。
古刻旧本《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相关内容表

古刻旧本《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相关内容表

核实而言,这个大错可谓久已铸成,并不是中华书局本的点校者所独创。其直接的前因,是承自中华书局本的底本、亦即清同治年间的金陵书局刻本(参据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二);若再向前追溯,则至迟梁玉绳在乾隆年间即已倡言此意(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〇)。比老梁稍早,有个叫张照的家伙,在给乾隆爷校勘武英殿本《史记》的时候,更自我作古,代替太史公重编了个“新表”,附在《史记》本篇的后面,自以为“庶可识太史公之本意”(见殿本《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篇末附史臣《考证》)。不过从张照,到张文虎,他们都没有任何版本依据,只是个人主观看法而已。中华书局点校本虽非始肇其祸,但最近这次重新点校其书,既然遍核天下古本,也总应该在校勘记中对金陵书局本之外那些古老版本的情况予以说明。
中华书局点校本这一沿错袭缪、改是为非的举措,情况相当复杂。对此,我在《史记新本校勘》一书中已经做过很细致的考辨分析,大家若有兴趣详细了解,可以自己去查看(见该书第三篇第四节)。在这里,只是为便于大家理解所谓“西楚霸王”问题,迻录其中与此直接相关的分析,再略加发挥和补充。
简单地说,古刻旧本《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在义帝元年之后开列的这二十一横行,其第二行,是承续“楚王”的法统。大家看我复原的三家注本《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我把本表最开头显示每一横行归属的“秦、楚、项、赵、齐、汉、燕、魏、韩”标记,列在了诸行开头的地方,所谓“楚王”的法统就是由此承袭而来。请大家注意,这表格在义帝元年之前,本来是列作九个横行的。司马迁之所以把“秦”列在第一行,是为了显示秦辖治天下的地位。
可到义帝元年正月“诸侯尊怀王为义帝”之后,“天下”的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首先是义帝在形式上业已取代秦朝皇帝,成为天下共主;其次是项羽正式顶替了楚怀王原来对楚国兵马僚属的统治地位,号称所谓“西楚霸王”。但紧随其后,甚至可以说是与之同时,“西楚伯王项籍始(德勇案:“伯”即“霸”之异写),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过去我在《史记新本校勘》那部书中,曾主张把“西楚伯王”这句话读作“西楚主伯”,现在看来是错误的,这里改从中华书局点校本的读法),这意味着项羽同样继承了楚怀王在灭秦之前作为各路反秦力量之“天下”盟主的地位,“义帝”只成了一个象征性的虚衔。
请大家注意,作为主命天下的“西楚霸王”,项籍的“霸王”之都是设在彭城。但在另一方面,“霸王”总得先是个“王”,项羽本人在由“鲁公”晋升为“王”之后,也要有个自己的“王都”,这就是古刻旧本《月表》第三行载述的江都。过去清人刘文淇写过一篇《项羽都江都考》,很具体地认定过项羽以江都为王都这一史实(见刘氏《青溪旧屋集》卷四)。
大家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一行是直接从本表作九横行时“项”那一行延续下来的,而它上面那一行、也就是第二行的所谓“西楚霸王”行则是直接从本表作九横行时“楚”那一行延续过来。这意味着所谓“西楚霸王”继承的是楚怀王作为诸方反秦力量共尊盟主的地位,而立都江都的只是项氏自己直接统治的王国。
相互对比可知,从张照,到梁玉绳,再到张文虎,再到今中华书局点校本秉笔操刀的人,由于没有能够理解这两横行的来由,因而也就未能理解其性质,竟然妄自将原表第二、三两横行合并为一行,并妄将原表第二行“诸侯尊怀王为义帝”这句话上移到第一行,同时还径行删除了项羽“都江都”一事。这是多么大的改变啊?还不出一句说明的文字,告诉读者相关情况,以致你若不去阅读古刻旧本,就会误以为太史公就把书写成这个样子了,后果真的相当严重——其最为严重的消极后果,就是很彻底地泯灭掉了所谓“西楚霸王”的真相!
这就是项羽在“分楚为四国”之后,他是一人兼具两重身份:一重是所谓“西楚霸王”,这是一个“霸王”之国,从《秦楚之际月表》载述的情况来看,其都城似乎是设在彭城;另一重是四分之后的楚地之一国,这是一个普通的诸侯王国,都城设在江都。当然一人之身无法分作两处,这实际上是有一个先后的次序,更有内在性质的差异,而正是这个先后的次序,向我们展现了项羽本人的诸侯王国同所谓“西楚霸王”之国的分别,透露出所谓“西楚霸王”的真相。
区分出项羽本人的诸侯王国与所谓“西楚霸王”之国以后,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就忽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看“项羽乃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这段话,那么这个“梁、楚地九郡”之王,似乎应该是指所谓“西楚霸王”。可如前所述,把“梁、楚地九郡”之地称作“西楚”,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再说这样一来必然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难题,即项羽本人那个以江都为王都的诸侯王国又在哪里呢?这看起来似乎很绕,但至少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尝试着按照这样的思路把二者区分开来分析相关问题。
还是回到刚才提到的认识路径,这篇《秦楚之际月表》,至义帝元年发生了一项重要改变,即在形式上由九横行改为二十一横行;实质内容上,则由陈涉揭竿反秦之初的秦、楚、项、赵、齐、汉、燕、魏、韩这九大政治势力,改变为义帝、“西楚霸王”及项羽所封十八诸侯国等二十余股政治势力。在这一改变发生之际,表中项、赵、齐、汉、燕、魏、韩诸项所涵盖的地域范围,实际上大体相当于战国后期的楚、赵、齐、秦、燕、魏、韩诸国所控制的疆土,可以形象地理解为“战国七雄”重又并立出世。项羽自居为王以及封授其他那十八诸侯王,就是以此地域空间为基础。
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再来看这所谓“战国七雄”是怎样演变成为项羽十八诸侯的。归纳起来,有如下三种形式。第一种,是被彻底剖分。“秦”亦即所谓“关中”之一分为四(分为汉、雍、塞、翟四国)就属这种形式。第二种,是分出新诸侯国,剩下的原有王国更名。属此类者有“赵”之分出代国之后,剩下的赵国故土“更名为常山”;“齐”之分出济北国和胶东国之后,剩下的齐国故土“更名为临菑”;“魏”之分出殷国之后,剩下的魏国故土“更为西魏”。第三种,是分出新诸侯国,剩下的原有王国保持旧名不变。属此类者有“燕”之“分为辽东”后,剩下的燕国故土仍名之曰燕国;“韩”之“分为河南”后,剩下来的韩国故土仍名之曰韩国。
那么,同“西楚霸王”相关的那个“楚”呢?《秦楚之际月表》记述“分楚为四国”之后,我们见到的情况是“分为衡山”、“分为临江”、“分为九江”,亦即从“楚”国之身分出了三个新的诸侯国。那么,剩下来那一块楚国故土怎么办了呢?单纯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份表格来看,这实在很不清楚。依从第一种形式,可以理解为被另分出一个名为“西楚”的诸侯国;若依照第二种形式,则可以理解为把剩下来的楚国故土更名为“西楚”。但这两种理解都讲不通,即如前所述,其地理方位与时人的“西楚”观念相抵牾,即按照当时的地理方位观念,这里更应该称作“东楚”而不是“西楚”。
既然这两种方式都不相符,那么,就只能是采用剩下来的第三种方式了——即“分楚为四国”中那最后一国,沿承楚国旧名未变,徒称之为“楚”!骤然听到这一推断,很多人也许会感到惊讶。不仅《秦楚之际月表》,《史记》的《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在载述项羽分封天下时都没有提到这一点。人们感到惊讶是不足为怪的,当然更多的人可能从来就没有像我这样思考过这一问题。
五、四楚霸王与灭秦之初的政治地理格局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古往今来世世代代读《太史公书》的人多了去了,该想,早就有人想了;若是没人想,似乎根本就不应该像我这样胡思乱想。实际的情况是,在认识古代历史的过程中,很多人,很多学者,更喜欢把世人通行的看法当作确切无疑的史实,然后再恣意驰骋自己超乎常人的评判。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把荒唐的认识当作真实的历史来看,当作真实的历史来讲,这样的事儿多了去了。像“始皇帝”本来是一个谥号性质的名号,故只能用于赵正那个畜生的身后,那个畜生还活在阳世祸害天下苍生的时候当然更不会这么叫自己,这事儿够有名、够重大了吧?可中国的大学历史教科书、中学历史教科书,多少年来就一直讲赵正那个畜生是“自称始皇帝”(别详拙文《谈谈“始皇帝”的谥号性质》,收入拙著《正史与小说》)。还有像楚汉相争的决战之役“陈下之战”,千百年来,一直被误称作“垓下之战”,现在中国的大学历史教科书和中学历史教科书也都这么顺着胡讲(别详拙文《论所谓“垓下之战”应正名为“陈下之战”》,收入拙著《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世人也是笃信不疑。
其实若是闭上眼睛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对待我们眼前正在生活着的这个世界,大致也是如此。这是人性的缺陷。了解到人性这一缺陷,我们就大可不必怀疑任何一项符合正常逻辑的思考,对自己,对他人,对世界,都是这样。做历史研究,就像胡适之博士讲的那样,认真读书,虔心思索,先大胆假设,再小心求证就是了。
其实,关于项羽自封之国为“楚”,这在《史记》当中的记载,是连篇累牍、目不暇接的。自从诸侯兵罢戏下,各自就国之后,《史记》述及项羽之国,都是以“楚”相称,所谓楚汉相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以东者为楚”(《史记·项羽本纪》),就是其最有代表性的表述。另外大家再看看刘邦在陈下(即所谓“垓下”)击灭项羽而登基做皇帝后发布的天下第一号诏令,便是封授韩信为“楚王”,乃谓“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史记·高祖本纪》)。周振鹤先生复原韩信这个“楚国”所涵盖的地域,谓“以秦郡言数自西至东当有陈郡、薛郡、泗水、东海、会稽等郡”(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大家对比一下前边我出示的那幅《项羽“西楚国”示意图》看看,这不基本上就是项羽故国的范围么?请大家注意的是,这个诸侯国的国名就是“楚”!它不是直接承自项羽的旧名又是承自哪里?
按照这样的认识,我在前边出示的那份《古刻旧本〈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相关内容表》上,臆补出“楚”和“王项籍始。故鲁公”这些内容,以与这一行后面的“都江都”三字相对应。窃以为这是依照《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理当记有的内容,只是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脱佚掉了而已(另外这份表格中“韩国”一行称韩成为“故韩将”,“将”字应正作“王”。《史记·项羽本纪》记“韩王成因古都,都阳翟”可证)。
在认识到项羽自有的这个楚国之后,所谓“西楚霸王”的真相也就不难揭开了。
这就是项羽“分楚为四国”的这四个诸侯国,除了项羽本人的楚国之外,其余衡山、临江、九江三国的国君,即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敖和九江王英布这三个人,原来都是楚国的部属。如《秦楚之际月表》所示,临江王共敖为“故楚柱国”,九江王英布为“故楚将”,衡山王吴芮乃因率英布及越人起事反秦,并且把女儿嫁给英布,因而也是附从于楚(《史记·黥布列传》、《汉书·吴芮传》)。故简单地说,这四块地方,国是“楚”的地,王是“楚”的人,分之为四国,合之当然可以称作“四楚”,这同前面提到的“三秦”和“三齐”是同样的道理。
“四楚”既然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存在,那么,所谓“四楚霸王”也就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在分封十八诸侯之前,项羽乘巨鹿决战获胜的余威,已经成为楚国事实上的君主,分封天下时他从楚国故地中割出三块区域,划定衡山、临江、九江三个诸侯国,分别封授给吴芮、共敖和英布这三个旧部属——正是为继续保持对这三块土地和这三个旧日部属的有效控制,项羽才创制了“四楚霸王”这一特别的称号,即谓他这一楚王仍有权力以“四楚霸王”是名号继续管控衡山、临江、九江这三个楚国旧境内的诸侯国,吴芮、共敖和英布三人旧日是楚臣,现在则依然是他这个“四楚霸王”的臣属。
我们看就在项羽封授的各路诸侯就国之初,故齐相田荣就起兵夺权,自立为齐王,项羽不得不统军征齐,为此,“征兵九江,九江王布称病不往,遣将将数千人行”;待后来“汉之败楚彭城,布又称兵不佐楚。项王由此怨布,数使使者诮让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九江王,又多布材,欲亲用之,以故未击”(《史记·黥布列传》)。项羽这个楚王是王,黥布的九江王也是个一模一样的王,项羽凭什么就这么大模大样地“征兵九江”?黥布为什么虽然自己“称病不往”,却仍不得不“遣将将数千人行”?到后来刘邦兵入彭城之后,项羽再一次征兵九江,黥布则因“又称兵不佐楚”而招致项羽怨恨,只是碍于当时形势才隐忍未便加以讨伐,这又都是为了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项羽这个“四楚霸王”对“四楚”之地都具有绝对控制的权力,除了直属于他本人的楚国之外,衡山、临江、九江这三个诸侯国也都要听命于他。“四楚霸王”的“霸”字,首先就体现在这一点上。当项羽在彭城打败刘邦之后,鉴于英布在楚汉相争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刘邦遣随何游说英布,劝诱其背楚从汉。当随何问询“窃怪大王与楚何亲也”的时候,英布回答说:“寡人北乡而臣事之。”(《史记·黥布列传》)“北乡而臣事之”这句话,明确无误地表明了项羽这个“四楚霸王”与他这个九江王之间的君臣关系。
“四楚”之国的另外两国、亦即衡山国和临江国,也同黥布的九江国一样受制于项羽这个“四楚霸王”。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由于实力和地理位置等关系,衡山王吴芮并没有具体参与其间,而且在陈下决战(亦即所谓“垓下之战”)之后,随即归附于刘邦;而临江一方虽然没有参战,却一直忠实于项羽,在项羽败亡于陈下并最终自刎乌江之后,始被刘贾、卢绾等击灭亡国,而且即使是在这种孤立无援情况下,尚坚持数月之久(《史记》之《高祖本纪》、《荆燕世家》、《韩信卢绾列传》、《傅靳蒯成列传》)。
其实只要老老实实地阅读《史记》,自然而然地,都必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手头有一部《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东北师范大学所编绘,用于中国历史的函授教育。这本图集中有一幅《楚汉战争图》,标出了项羽所封十八诸侯国和他留给自己的那个“独立王国”,而在这里标记的项羽之国就是光秃秃的一个“楚”字,而不是像前后时期其他那些同类地图那样将其绘作什么“西楚”(附案此图标绘略有疏失,即图例未注明诸侯国的王都乃用实心黑圆点表示。又原图没有以此符号注记代、蓟、无终这三个代、燕、辽东之国的王都,而是标作表示“一般地名”的空心圆圈。此外,该图用“国都”来标记“咸阳”,这也显然很不妥当)!当然,你要是不深想,也不会理解到寄寓其间的其他那些历史内涵,体会不到在这当中还有更大的名堂。1955年东北师范大学函授教育处出版《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分册

1955年东北师范大学函授教育处出版《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分册

其实能够体现衡山、临江、九江三国隶属于项羽这个“四楚霸王”的一个突出事例,是项羽在诛杀义帝时,是同时指令九江王黥布、衡山王吴芮和临江王共敖将其击杀于南去长沙郴县的途中(《史记》之《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黥布列传》)。只有对那些隶属于自己的心腹,才有权力、也才有可能发布这样的指令。不说不知道,一说就很明了。
这样看来,今本《史记》中所谓“西楚霸王”,理应是“四楚霸王”的讹误,只是这处文字讹误产生的时间相当早,因为我们看到东汉前期撰成的《汉书》就已经同样误书为“西楚霸王”(《汉书·高帝纪》)。同这很相似的情况,有《史记·天官书》中五区星官的“官”字也都很早就因字形相近而被讹作“宫”,《汉书·天文志》袭用的就是这样的文本,现在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依然如此。幸好唐人司马贞著《史记索隐》时见到的本子还保持着《史记》本来的面目,使我们得以指实这一讹误(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三)。由于世代相承,习非为是,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很多似是而非的缪误。现在我把“西楚霸王”这一讹误揭示出来,或许会有一些人感到很不舒服(因为这些人很不愿意相信自己一直稀里糊涂“将错就错”地在做研究),当然也更不愿意接受,但正确的史实就摆在我们的面前,用这一史实来解释相关的史事,可以说通体畅通,了无窒碍。硬要不信,着实也不大容易。
在复原所谓“西楚霸王”的真实面貌及其历史内涵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项羽初封诸侯之时的中国政治结构,也才能更好地认识当时的政治地理版图。
项羽在分封十八诸侯之前,先“尊怀王为义帝”(《史记·项羽本纪》)。本来这个“怀王”只是反秦之楚国的国王,虽然这个楚国始建于首义的陈涉,并且在各路反秦力量中实力最强,影响最大,但具体的权力毕竟局限于楚,与反秦的其他各诸侯国,并没有垂直的统属关系。现在这个被项羽“尊奉”的义帝,在名义上,乃是统管全国的帝君。
不过给了这个名义,并不等于你就一定会有相应的能力去行使这个名义所赋予的权力。实际上这时义帝已经完全被项羽所控制,什么权力也没有,史称项羽“实不用其命”(《史记·高祖本纪》)。刘邦攻入关中,拔取灭秦的头功,本是缘于楚怀王有意为之。这就是在项羽奉命北上救赵的同时,怀王刻意选派刘邦西略关中,并郑重相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史记·高祖本纪》。案关于这一约定的原委及其历史地理意义,拙文《论刘邦进出汉中的地理意义及其行军路线》一文有具体的论证,感兴趣的朋友可自行参看,该文收入拙著《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但项羽入关之后,并不想让关中这块宝地落到刘邦的手里。当项羽向怀王请示处置办法时,怀王却坚持先前的约定,答之曰:“如约。”(《史记·项羽本纪》)。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项羽才不得不走上前台,直接“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义帝从表面上看,好像是较原先的“楚王”骤升一格,辖有天下疆土,可项羽却说本无灭秦定天下之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史记·项羽本纪》)。刚给个名义,还没放手里捂一下,就都让项羽给分光了,而且干干净净地,一丁点也没剩。更让这位义帝窝火的是,自己原来的地盘楚国,这下子竟被项羽把表面上的名义也剥夺走了——项羽在名义上正式承续了楚国的法统,成了楚王,更在此基础上进而成了“四楚霸王”,怀王只落得个空头的“义帝”。
不过即使是个空头的“义帝”,也要有帝都。彭城这个地方,是当初项梁兵败战死之际,楚怀王从盱眙移居的都城(《史记·项羽本纪》);也就是说,从那时起,楚国的都城就一直设在彭城,楚怀王也一直住在那里,到项羽将其“尊”作义帝时依然如此。刘邦起事反楚之后,在汉四年曾数落项羽的十大罪状,其中第八条是“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史记·高祖本纪》),这说明在项羽“自都”于此之前,彭城乃是义帝之都,也就是全国的都城。
项羽把义帝逐出彭城,事在汉元年四月项羽从关中东归之后。史称“汉之元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项王出之国,使人徙义帝。……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史记·项羽本纪》)。从而可知,从这时起,彭城才成为项羽的都城,此前则为义帝的帝都。这样联系前面讲述的情况,我们便能够明白,项羽自己给自己的楚国拟定的都城江都,实际上他并没有入住,而汉元年四月的彭城,才是项羽楚国真正的国都,当然这也是楚国唯一的都城。至于所谓“四楚霸王”,由于这一霸王乃是项羽以楚国国王的身份兼有这一“霸王”的地位,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再为其另设国都。
需要说明的是,这份《古刻旧本〈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相关内容表》所标示的义帝元年之二月、三月这两纵列的内容,都同这两个月份毫无关系。这些内容绝大多数都应该是在义帝元年正月这一个月内与项羽分封诸王同时发生的事情,只是分作三个纵列分别标记而已。稍微有些特殊的,只是表中第二行注记的“都彭城”,指的应该是汉高祖元年四月之后项羽楚国的都城,从彼时起,它也是“四楚霸王”的都城。
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把项羽初封诸侯时中国政治结构的基本形态,勾勒如下:
义帝元年政治结构示意图

义帝元年政治结构示意图

通过这幅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全国的最高统治者,在名义上是义帝。但这个义帝的“帝”,同秦始皇创制的那个“皇帝”是完全不同的。即使是在名义上,它也不是一个集权统治者,只是一个像上古圣明君主尧帝、舜帝那样的帝位。当时实际控制天下的最高权威,是四楚霸王项羽,在名义上,他的位置是居于义帝之下的。四楚霸王项羽直接统辖有楚国这个诸侯国,但同时还对楚地分置的衡山、临江和九江这三个诸侯国具有控制权,不过这种控制权是明显弱于他对楚国的统治权的。对剩下的那十五个诸侯国,四楚霸王项羽则只有一种“霸权”,即以“霸主”的地位威吓震慑诸国,令其服属于自己,而其实际效用如何,则只能看当时的具体情况。
若是把上述认识,转化到地域空间上去,我们就可以看到下述情况:四楚霸王控制区域示意图

四楚霸王控制区域示意图

这幅图同前面那幅《项羽“西楚国”示意图》一样,利用的也是周振鹤先生《西汉政区地理》一书的插图,只是按照上面讲述的看法,适当修改了图中部分内容。其中把韩国的土地也圈在“四楚”的范围之内,是因为“韩王成无军功,项王不使之国,与俱至彭城,废以为侯,已又杀之”(《史记·项羽本纪》)。从而可知,在分封十八诸侯之初,韩国的封地实际上也应入属项羽的楚国管辖。
从这幅示意图中大家可以看出,作为“四楚霸王”,项羽能够控制的地域范围是相当广阔的,相对于汉王刘邦,本占据强大的优势。项羽睥睨天下的“霸气”,在很大程度上就应该出自这种地域控制的优势——既不是所谓“西楚”,也不是什么“东楚”,更不是那个“南楚”,而是包括全部楚地以及梁地还有所谓韩地的“四楚”。
这是“四楚霸王”一称所体现的政治地理意义,这也就是当时政治地理格局的基本形态。楚汉相争,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展开的,只有认清这一基础,才能清楚理解楚汉之争的全貌。
2021年3月8日记
2021年3月22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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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臧继贤
校对:徐亦嘉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史记,司马迁,汉书,项羽,刘邦,钱大昕,历史地理,二十四史,战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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