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统战 | 探寻二疏及二疏文化承传（五）

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习近平

二疏精神对陶渊明“归去来”主题的影响

二疏对道家思想的领悟和不慕名利的操行，正是陶渊明所敬仰的。

“二疏散金”为李瀚《蒙求》所载而为经典，与陶渊明诗文在唐代文人中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无关系。

陶渊明从出仕到归隐的人生走向，正是二疏影响的结果。

二疏“既归乡里”对交往对象不计贵贱等级的宽阔心胸最为接近陶渊明的追求。

二疏之哲，承传无隙，汉晋唐宋，乃至后世。二疏之归隐，虽无外社会、历史之氛围，亦足显道家思想之影响与启迪。道家哲学思想，重要内涵即“重身轻物”“少私寡欲”。老子曰：“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四十四章》）其哲学思想之于后世影响弥笃。疏广之决意归隐，谓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乃“重身轻财”“少私寡欲”之人生态度。汉之后，诸多诗文涉二疏者，可谓不胜枚举矣。西晋张协《咏史》开篇即言前汉时期，“朝野多欢娱”，以之为相对而论，前汉君臣相与，关系尚平缓，此情势下，二疏尤能“遗荣忽如无”，全身而退。所感人至深者，除“上疏乞骸骨”外，其“挥金”不吝，亦留给后世难以磨灭之印象。唐初王绩《赠梁公》曰：“疏广岂不怀，策杖还故乡。”盛唐诗人李杜均笔涉二疏，李白《拟古十二首》之五曰：“达士遗天地，东门有二疏。”杜甫《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曰：“敢忘二疏归，痛迫苏耽井。”

二疏，遂为汉唐士人立身之重要参照。

二疏对道家思想的领悟和不慕名利的操行，正是陶渊明所敬仰与追求的。陶渊明称赞二疏，赞其人格和性情，也是对自己归隐田园的肯定。陶渊明不仅关注自然，更倾心于历史，并深刻影响到他的诗文。在诸多历史人物中，二疏地位不可替代。陶渊明田园诗中描述饮酒的习惯用语及其蕴含的历史深意，是受到“二疏散金”一事所体现的“放意余年”与“有子不留金”精神的影响。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与表达回归主题的田园诗所开创与定型的“归去来”人生主题，也得益于他对二疏在辞官返乡中“知止”精神的提炼与升华。

陶渊明《咏二疏》曰：“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借问衰周来，几人得其趣？游目汉廷中，二疏复此举。高啸还旧居，长揖储君傅；饯送倾皇朝，华轩盈道路。离别情所悲，馀荣何足顾；事胜感行人，贤哉岂常誉！厌厌闾里欢，所营非近务；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放意乐馀年，遑恤身后虑。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

汪春泓云，陶渊明此诗融合儒道，以更高远开阔的视野，来观照二疏生平。开头两句“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典出《论语·阳货》：“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老子》第二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天地、四季及事物，皆自然运行，对此，人无丝毫的作用，若明乎此，人则会以谦卑的心态，来看待世事，人，若居功自傲，就极为可笑，于是，便逻辑地推导出《老子》第九章所谓：“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而二疏人生，正实践了“功成、名遂、身退”之轨迹，陶渊明尊之为春秋末期以来，远绍孔、 老之贤人！知易而行难，真能参透世事，踵武二疏者，孔、老以来，亦凤毛麟角耳。二疏“知止不殆”，“余荣何足顾”，此凝聚止足的智慧；此诗亦近乎张协《咏史》，对二疏一生，用五言诗做完整的复述，从诗歌写作手法而言，此诗几乎纯用赋体，比兴手法则少见，钟嵘《诗品序》谓：“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然而，陶氏此作却并无“芜漫之累”，何也？由于二疏故事已极富象征性意味，所以陶诗即使多用赋，其赋体亦极具比兴之义。实际上，在此诗中，赋即比，赋即兴也，在平实叙述中，一字一句，均兴味盎然，其得益于二疏之一枝一叶，均拨动士人之心弦，感发无穷者也。

《咏二疏》在陶诗中意义非凡，它为文学史提供了陶渊明何以出仕及归隐的思想依据。陶氏曾出仕，做过参军、县令等小吏，此莫非受二疏之影响？惜乎赋金未得，却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观陶氏仕途，乃二疏之具体而微者乎？二疏之后，唯陶氏得老庄之真趣！陶氏复二疏之举也。老庄、二疏之道，并非人亡道灭，继之而起者，陶氏乃此道之中坚也。而陶氏与二疏之区别，二疏尚可优游“挥觞道平素”，有赐金可挥，而陶氏则需荷锄躬耕，以维持生计。“挥”者，于“酒”于“金”，乃陶氏生之所“挥”多也。由此启发，读陶氏《责子》诗，“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乃指己老体衰时；其所谓“虽有五男儿”，暗扣陆贾之“有五男”，亦关乎养老事。二疏和陆贾之事例，在古人眼里乃同功一体者也，其中饱有陶氏黑色幽默：陆贾流转于五男之家，五男既贤且孝，陆贾尽享天伦；而自家五男儿，无一成器。以此观之，养老无望矣。此情此境，陶氏亦能知命达观，且随遇而安、由他去吧！

尹玉珊乃有文（如汪春泓云，后注）曰，与“二疏散金”同样影响深远的还有二疏挂冠返乡一事。在治国上以“霸王道杂之”的汉宣帝时期，二疏在事业的巅峰期毅然离职的举动，在当时文人中产生了爆炸性的新闻效应，从《汉书》对于东都饯别场景的描述即可见一斑。二疏事迹如果不被载入史书，仅仅作为口谈佳话，在文人间的流传也不会久远。它能在新闻的热度完全冷却的两晋南北朝再度吸引了文人目光，一方面与文人读史有关，另一方面也因此时老庄思想盛行，二疏辞官返乡的举动与两晋南北朝文人知足、止足的追求相契合。关于这一点，井上一之、李寅生在《论陶渊明〈咏二疏〉诗的思想意义》一文中论述比较充分，文中所举西晋羊祜与华谭、东晋王彪之、萧梁沈约等人所追慕的都是二疏辞官。该文意识到了二疏事迹对陶渊明的影响，注意到《咏二疏》一诗所述二疏事迹的侧重以及此诗对咏史诗传统的创新，但仅仅局限于对《咏二疏》一诗进行阐发，意有不尽之处。

“二疏散金”为李瀚《蒙求》所载成为经典（文为“二疏散金，陆贾分橐”），与陶渊明诗文在唐代文人中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无关系。评估二疏辞官一事给予陶渊明个人的深度影响方面尚可深挖，因为这不止影响到全面评价二疏在思想文化史上所做的贡献，也会影响对陶渊明的深刻了解。二疏事迹给予陶渊明人生出仕、归隐模式的规划与实践，及对其创作《归去来兮辞》都有深刻影响。从生活实践的角度来看，如果说二疏给予羊祜、华谭、王彪之与沈约的影响，仅在于为他们提供致仕的口实，那么陶渊明从出仕到归隐的人生走向，正是二疏影响的结果。

从《归去来兮辞》序言看陶渊明的辞官举动似属被动，但从“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的自述可见，他的出仕是有预谋的，不仅仅是为子女谋口食，也是在为自己后半生的归隐做经济上的准备。也就是说，陶渊明的出仕、归隐不是受外界所迫的一时冲动，而是受到二疏返乡启发之后的主动追求，出仕与归隐都在他的计划之中。虽然“三径”一典出自汉代隐士蒋诩，但陶渊明出仕捞金的自信无疑源于二疏。原因如下：

首先，在诸多深刻影响着陶渊明思想的历史人物中，二疏辞官的自觉和不计贫贱的人际交往，与陶渊明的理想最为接近，仅就《归去来兮辞》一篇所见，他所仰慕的历史人物大致有孔子、楚狂接舆、荷篠（同“筱”）丈人、陈仲子、疏广、蒋诩等。从他所用典故来看，他从孔子身上只吸收了“知退”的一面，儒家的人生理想永远不能占据他的思想和生活重心，它如同陶侃等先祖的功业一样，带给陶渊明的更多的是内心的波澜而非宁静。这些影响着陶渊明思想的人物中，先出仕再归隐的只有疏广与蒋诩，其他均为道家代表人物。蒋诩的归隐政治意味更浓，不似疏广表现为更自觉的人生追求，而且在返乡后，蒋氏只与高士求仲、羊仲往来，而疏广则是“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疏广返乡后，他们对交往对象不计贵贱等级的宽阔心胸最为接近陶渊明的追求。所以，仅就此文看，在诸多历史人物中，与陶渊明最为接近也是影响最大的当属二疏。

陶诗中（赠答诗除外）出现频次最多的现实人物是农士：田父、邻曲，诗中所谓“素心人”并非鸿儒，可能更多的是务农的“白丁”。在农民中间，陶渊明绝无高贵与孤傲之感，这一点不仅与蒋诩不同，也与后世很多故作清高的文人大不相同。所以，赋中的“三径之资”之典，陶氏仅取其隐居之义，而无标榜自己清高之意。

陶渊明其他诗文中叙写的历史人物较为丰富，除去那些未曾出仕过的隐士、农士与道家代表外，相比《归去来兮辞》还多出这样几位：三良、荆轲、陆贾和扬雄等。陶渊明所景仰的历史人物大约分两类：一类是作为精神上的审美追求，如三良、荆轲等人。这表明，陶渊明欣赏的人格风貌是丰富的，淡泊宁静与金刚怒目都能统纳到其精神世界内；一类是作为人生的榜样与模范，扬雄、二疏即属于这一类，但他所取法的轻重与多少则因人而异。扬雄虽然有归田的理想与憧憬，但不曾付诸实践。陆贾的归隐实属仕途不得意所致。因此，陶渊明的出仕与归隐的人生模式只能是源于二疏的启发，是他为自己在社会 与个体的矛盾洪流中，把历史与现实相融合而浇筑成一条最适合自己的生命之舟。

其次，陶诗中无论实写还是比喻，都充满对二疏返乡的反复吟唱与赞美。如：

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

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

（《杂诗》其七）

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

（《拟古》其三）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饮酒》其六）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归园田居》其一）

展鸟暮来还，悬车敛余晖。

（《于王抚军座送客》）

厉厉气遂严，纷纷飞鸟还。

（《岁暮和张常侍》）

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

……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还旧居》）

诗中所言“好爵”，肯定不是陶渊明曾担任的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与彭泽县令等卑职，而可能是对二疏官职的描述，即使为假设之辞也含有二疏的为官作参照。“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既是自述，也正是二疏东门挂冠、荣归故里的写照。飞鸟所还的是“旧林”、“先巢”，池鱼所思的是“故渊”，就像二疏返“故乡”，自己还“旧宅”一样，他在诗中反复表达的返乡归隐后的自由与舒畅的心情，是其与二疏人生取向相同之处。与二疏不同之处在于，二疏的出仕一因“明《春秋》，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一因“宣帝幸太子宫，受迎谒应对，及置酒宴，奉觞上寿，辞礼闲雅，上甚欢说”；而自己的出仕是为“口腹自役”，无“生生所资”，依靠家叔而“见用为小吏”。二疏返乡是“功遂身退”，不仅携金而且有“公卿大夫故人邑子”东都送行，属于荣归故里；而自己借避督邮之责“自免去职”，形单影只，仓皇逃离。两相对照，即使“有酒盈尊”，他仍不免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的苦闷。他在《还旧居》中，先是实写自己归来，最后自然过渡到二疏，其中“去还归”不就是“归去来”的另一种表达吗？

最后，他在《归去来兮辞》中所言“悦亲戚之情话”正呼应了二疏“厌厌闾里欢”的温馨。《晋书·陶潜传》中说他“又不营生业，家务悉委之儿仆”，正是他对二疏“所营非近务”的直接效仿。汪春泓谈及陶渊明《咏二疏》诗时说：“此作在陶诗中意义非凡，它为文学史提供了陶渊明何以出仕及归隐的思想依据。陶渊明曾出仕，做过参军、县令等小官，此莫非受二疏之影响？惜乎赐金未曾到手，却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挂冠去了。观陶渊明仕途，乃二疏之具体而微者乎？”这段话揭示了二疏对于陶渊明出仕、辞官返乡的人生模式与二疏之间的必然联系。而最能代表陶渊明人生模式的宣言是《归去来兮辞》，它凝聚了陶渊明“归去来”人生模式的思想精华，也是陶渊明“归去来”人生实践的总结，使得“归去来”人生主题在文学中得以定型。

由此看来，正是二疏返乡之举给予陶渊明深刻的人生思考，决定了他的由出仕走向归隐的人生模式。也就是说，二疏返乡给陶渊明以启发，让原本在出仕与归隐之间徘徊的陶渊明终于找到了一条能够把自己妥帖安置的生活模式，最终唱出了“归去来” 这一响亮的人生宣言，并深刻影响了后世文人。“归去来”这一人生模式的定型，是陶渊明一生思考与实践的结晶。中间虽经几次反复，但彻悟后的他一直坚守，直到生命的终点。下面这首诗，几乎可以看作一篇诗体的《归去来兮辞》，展示了他在归隐前的曲折探索：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冉冉星气 流，亭亭复一纪，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饮酒》其十九）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如同“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遂见用为小吏”；“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如同“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如同“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因为自己已经彻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人生之路，所以不会再作杨朱之泣。而《归园田居》五首，是他以村居自由人的身份对乡村生活细腻详尽的描写，更是其人生“归去来”不悔选择的生动写照。

综上所述，陶渊明的“归去来”人生模式正是由于受到二疏行事的启发而逐渐变成他的自觉追求。对于二疏，陶渊明发掘了前人与同时代人所忽略的一点，即“先出仕，再归隐”，然后又加入了自己的人生体验，从而使得归隐的主题得以升华，不仅炼成了一个前无古人的“田园诗人”，而且打造出“归去来”这一融合儒道的自由生活模式，为后世文人拓宽了人生道路，开出了别具特色的一种生活。

经陶渊明改造后的“归去来”模式，给予后世文人无穷的慰藉，受到他们的极力推崇。那么，其中原因何在？就在于陶渊明的辞官归隐并非建立在功成名遂的基础上，这是他与二疏的最大不同。因此陶氏“归去来”的魅力在于，打破了二疏所创并为世俗所认同的“身退”必须建立在“功遂”这一条件之上的“知止”观。因为假如文人都追效二疏的功成身退，最终还是无法解开“不遇”这个命运死结，文人心灵依然无法从儒家的人生罗网中挣脱出来。比如，上述以二疏辞官为榜样的羊祜、华谭、王彪之与沈约等人，他们都是当时政治上卓有成就的重臣。他们的辞官要么因认同知止思想，要么为避祸，即所谓见机归隐，仅仅把归隐作为一种低俗的政治避难手腕，而非最高人生境界。陶渊明“归去来”的突破在于取消了那个“功名”的基础，而把归隐建立在心灵解放的宗旨上，这就打破了儒教的紧箍咒，把社会人变成自在人，不用拘泥于儒家的所谓大善、小善的界定，挣脱了达与穷的纠缠。

站在历史与现实之中的陶渊明，时刻不忘汲取历史的营养以培育现实的人生。他对于二疏精神的自觉承传与提炼、升华，既使得二疏事迹进一步推广传播以至成为世人皆知的经典。同时，二疏事迹以及前人对二疏的评价也成为其诗文创作的思想与史料来源。

原标题：《文化统战 | 探寻二疏及二疏文化承传（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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