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三星堆文物背后的人：给文物做手术，为历史做拼图

原创 郭春雨 时培磊

3月25日这天，杨晓邬刚从三星堆遗址回到位于成都的家。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此前与四川省博物馆合署办公）工作近50年，修复文物数千件，杨晓邬大半辈子都用在了三星堆遗址的研究修复上。

文物修复大师杨晓邬

修复师是站在文物背后的人，三星堆博物馆里的每一件青铜器，杨晓邬都认识它们。它们出土时的伤痕，它们隐秘的修补痕迹，以及它们无声诉说的历史。

三星堆埋有多少秘密？

没有人知道，但通过对文物的不断发掘和修复，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

为历史做拼图

破碎的青铜残段，参差不齐的混在泥土中。

这是三星堆1、2号祭祀坑，这片从古蜀国就沉睡了的泥土，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

已经74岁的杨晓邬回忆初次见三星堆祭祀坑的场景——“整个坑都是碎成块的青铜器，我的头都大了。”站在这块久经尘封的土地上，茫然的眼前破碎的青铜残片，实在无法想象它们曾经的样子，“我就想，我的天哪，这得修到什么时候，我觉得我一辈子都修不完。”

此时的杨晓邬不知道，这将是考古学史上亘古未有的发现——这些旷世神品的出土，让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一直致力于三星堆文化研究的黄剑华曾将此次发掘誉为“世界东方文明的一颗明珠，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写下了神奇的一页”。

原因是古蜀历史由于缺少文字记载，一直云遮雾绕扑朔迷离。在扬雄《蜀王本纪》和常璩《华阳国志》等汉晋时代的文献追述中，地处长江上游内陆盆地的古蜀国曾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王朝。但他们究竟是传说的人物还是确有其人？千百年来，神秘的古蜀历史一直扑朔迷离。“有了三星堆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才终于揭开了古蜀神秘的面纱，可知传说中的古蜀国并非子虚乌有。”黄剑华表示。

珍宝现世于1986年。1929年，广汉当地的一位农户在干农活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揭开了三星堆遗址的一角。此后的几十年里，三星堆遗址的开发历经数次的转折，一直到1986年，三星堆1、2号两大祭祀坑相继出土，此次出土珍贵文物1700余件。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贴黄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文物之精美、风格之诡谲，超出了人们当时的认知范围，三星堆从此有了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的美誉。

有发掘，便有修复。杨晓邬是1986年这一次发掘的修复负责人之一，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在那之前，他修复的基本都是一些普通的文玩古物，但在那之后，杨晓邬经历了上千多次把碎片“拼图”成功的过程，从最初简单的器皿，到后来的铜人、铜像，再到青铜神树，一次次的“拼图”成功，杨晓邬也一点点揭开了古蜀国的面纱。

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最大的困难制造者，恰恰是古人。祭祀坑发掘的青铜器之所以碎裂的极为严重，是因为蜀人制作这些青铜器不是为了展示和欣赏。青铜器铸造好后，很快就会被大力砸碎，然后堆进祭祀坑里，最后用火焚烧，以用作祭祀。因此三星堆数量庞大的青铜器发掘出来后，没有一件是完整的。不光破碎，而且还因为埋土层夯紧后导致扭曲变形，也有一些碎片被火烧给融化掉了。

作为当时四川省博物馆唯一一位正式的修复师，杨晓邬说，自己就像一只小蚂蚁，被丢到了庞大的青铜海洋里。最棘手的问题是，因为古蜀国极为神秘，很多青铜器从未现世，也没有任何资料和线索。要把文物恢复到几千年前的原貌，还不能有丝毫的差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1986年12月初开始，杨晓邬带着徒弟郭汉中开始挑战“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用的是最笨的方法：在几千件碎片中挑挑拣拣。管道形的堆在一边、圆环形的堆在另一边……把东西分好类后，找出结构最简单的碎片，根据碎片和碎片之间断裂的缝隙结构，像玩拼图游戏一样把它们拼起来。

这是一项枯燥而繁琐的工作——瞪圆了眼睛，在茫茫的碎片海洋中观察碎片边缘的断裂痕迹，找有可能的接口。一旦发现某块的边缘和另一块的边缘吻合，就用粘合剂或用焊枪把它们接上。这项工作并不沉重，但是需要常人难以想象的忍耐力，而且还要忍受称得上恶劣的环境——蹲在泥土中，观察泥土、发掘泥土、清理泥土，与泥土打交道这些年，粉尘给杨晓邬造成了不可逆转的肺部病痛。

日子久了，杨晓邬一眼就能分辨这些碎片的差异——那个小小的，只有指甲盖那么大的玉石碎屑，来源于一块雕着鱼鸟花纹的玉璋；方方正正的青铜像下颌骨，材质和另一块已经被火烧的看不出模样的残片能预合上。

修复的多了，慢慢的熟练了，杨晓邬逐渐觉得，自己与三千多年前的人有了跨越时空的一种默契：他们在制作这些精美器物时的心情，他们的意图，他们创作的激情和想法，杨晓邬觉得和他们互相熟悉——为了同一件器物，制作和修复都是给予器物生命的创作。

跨越两个时空的工匠，在一件器物上重逢、对话。

时间的力量

74岁的杨晓邬，眼睛不花，耳朵不聋，就是走路有点慢。

成都是个很浪漫安逸的城市，大街小巷里常有酒馆、茶馆，麻将馆，走在成都街头，常见三五成群，一起聊天、搓麻将。杨晓邬年轻的时候喜欢唱歌，年纪大了爱好只剩下钓鱼。

他是个很稳的人，不疾不徐，稳稳当当，喜欢全神贯注于一件事情，他向记者传授钓鱼的经验：“没别的技巧，就是要坐得住，静下心，不要学小猫钓鱼，三心二意”。

修复文物是个需要耐得住的活。从简到难，逐渐修复完铜瑗、玉戈、眼形器、青铜人头、青铜面具等文物相后，杨晓邬决定启动修复青铜神树的工作。

最大的困难是不知道青铜神树是什么——被发掘时的青铜神树，只是掩埋在泥土中的碎片。树干断成3截，树枝断成18截，树上挂的鸟儿、果实碎片更是多得难以计数。

这些长长短短的枝桠，形状是如此的怪异。任何一册史书，任何一处遗址，都不曾记载过这些管状的青铜碎块，而他的任务，则是将这些青铜残块一点点拼接复原，重现出3000多年前的样子。

“这就像个拼图，每一块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你要一点点的把它拼起来。”杨晓邬用手指着已经泛黄的老照片，给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看青铜神树修复前的碎片，“你要仔细看，这个断层、截面都是不一样的，每一块的成分也是不一样的，你要耐心去观察。”

时间和耐心，是最好的修复工具。杨晓邬和团队用了3年的时间，去研究青铜神树的背景和用途，再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将青铜神树一点点拼接而成。

这个过程，相当不易。和普通的文物不同，一号青铜神树有3.96米高，150多公斤，它不像那些小型文物，放在桌上或拿在手里观察，就能一眼看出哪些部位变了形，应该怎样修复。要知道它的整体状况，就必须先预合，也就是把神树的残片捆绑连接起来，看一看它原本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为了节约经费，杨晓邬和他的团队在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修复室外面的天井里自己搭了个5米高的棚子和脚手架，围上挡风雨的塑料膜，盖上玻纤瓦，充当工作台, 他们就站在上面逐一给神树拼上树枝以及枝上的鸟儿、果实和圆环，让神树慢慢恢复原形。

传说中的青铜神树，当可视作上古先民天地不绝、天人感应、人天合一、人神互通之神话意识的形象化写照，它在古蜀人的神话意识中具有通灵、通神、通天的特殊功能。

从1990 年持续至1997年，一个凡人，一个现代的人，用时间的力量，在日复一日的寻找中，修复了古蜀先民祭祀用的通天神器。

时间的力量也应验在杨晓邬身上。杨晓邬是三星堆文物研究修复的泰斗，但作为文物修复师，他的起点不高。

1966年，杨晓邬初中毕业后，刚好赶上上山下乡运动，被分配到西昌当知青，一去便是8年。直到在1974年，杨晓邬离开插队的乡村，回到成都后，他被分配到省博，跟随民间铜匠黄师傅学习青铜器修复，这时候杨晓邬已经27岁。对于学徒来说，27岁算得上高龄。

跟着师傅学了两年，1976年，国家文物局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全国青铜器文物修复培训班，学习周期半年。杨晓邬是当时四川选派的唯一一位学员。

从来没有受过正规培训的杨晓邬分外珍惜这个机会。由于当时上海博物馆的文物有限，也不可能拿出那么多的文物供学员实践，因此每位学员都需自带文物。杨晓邬带的是一件“完全是碎片”的汉代铜釜。“用塑料口袋背着一袋的铜片，心头就想一定要把它修好。”

在上海，杨晓邬主要学习了焊接和着色做旧，同时老师还教授了一些纹饰的制作方法。虽然学的时间短，但老师教的都是“实打实”，不讲理论，没有教材，直接动手操作，开学就开工。

就这样动手学了半年，培训班结业，杨晓邬拿着修复完整的汉代铜釜回到省博，成为当时四川唯一经过正规培训的文物修复工作者。“当时因为条件差，不少文物只要能拿回来放到库房就不错了，哪有钱去修，专业人士就更没有了。我回来以后，就我和师傅两个人。”

师傅的文化程度不高，虽然没能教杨晓邬文物的知识和理论，但有句话，杨晓邬一辈子受用：“既然当了泥鳅，就不怕泥糊眼。”意思是既然干了这一行，那就什么都别怕，别嫌脏别嫌累，一直干下去。

杨晓邬也确实做到了，在日复一日，与时间对抗磨合的过程里，他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黄金面罩、黄金权杖……三星堆目前出土的成百上千件青铜器，一大半是他亲手修复的。

完不成的作品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不仅仅在于意义非凡，凑近了看，哪怕是不懂历史和美术的人，都会被其所震撼。

杨晓邬震撼和沉醉于这些文物的美。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的祭山图玉璋，图案里描绘的是古蜀先民在圣坛上举着牙璋祭祀天地山川的场面。

杨晓邬给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看玉璋上的图案，“你看上面人的耳坠，不是向下的，而是像左右两边雕刻的，说明这些人在舞蹈，一下子画面就有了动感。”杨晓邬有一个90年代样式的老相册，里面放着各种文物的老照片。他兴兴头头的一张张的指着给记者看文物的细节，“你看这个大拇指，翘翘的，这个造型非常好看。还有穿的这个靴子，尖尖的，表示他们在跳跃。”

在三千多年的时间里，这些精美的文物，被砸坏、被火烧，被掩埋，还经历过灭国的战乱。很多都已经碎成了几十、几百甚至上千片。杨晓邬能做的，就是一点一点的搜集，整理，复原。一个铜人的脸，碎成了几十块，最小的碎屑甚至像米粒那么一点。杨晓邬把这些历史的碎片找到，让它重新组合，成为一个整体。

遗憾总是很多，比如总有很多文物已经无法完整，在几千年的岁月里他们的某一部分已经不见踪影。或者是已经化在火里，或者是仍然掩埋在土中，杨晓邬不得而知。就比如青铜树的树冠，上面到底是什么？因为碎片找不到，这个谜团就无法打开，现在不知道，以后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就像没人知道三星堆里有多少秘密。不过，每发掘、修复好一件文物，也就解开谜团的一角。

在继1、2号祭祀坑发掘后，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考古工作者新发现了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祭祀坑”平面均为长方形，规模在3.5-19平方米之间。目前，3、4、5、6号坑内已发掘至器物层，7号和8号坑正在发掘坑内填土，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形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占地仅3.5平方米的5号“祭祀坑”一片金光闪闪——考古队员已从此处清理出多件金器和60余枚带孔圆形黄金饰片、数量众多的玉质管珠和象牙饰品。新出土的一件黄金面具，虽然只有半张残件，但已十分震撼。该面具宽约23厘米，高约28厘米，重286克。据专家推测，完整的金面具总重量将超过500克。经专家初步判断，这些有规律的金片和玉器与黄金面具形成缀合，推测为古蜀国王举行盛大祭祀仪式时所用。

“出乎意料的是，此次还出土了一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青铜器，比如有些青铜尊附着有奇异诡谲的龙或牛的造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说。

最具神秘色彩的，是考古人员在6号“祭祀坑”发现了一具“木匣”，长约1.5米、宽约0.4米，内外均涂抹朱砂。它是做什么用的？它有什么特别的来历？考古人员对这个神秘的“木匣”给予了格外关注，在现场反复讨论“开匣”方案。

像“木匣”这样的未解之谜，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去破解。往后还有多少？没人清楚。杨晓邬已经74岁了，对于文物来说，这个年龄只是沧海一瞬，但对于需要极高精力的修复师来说，留给他在一线的时间，不多了。

杨晓邬年轻时

三星堆1、2号祭祀坑发掘的时候，杨晓邬带着徒弟郭汉中在发掘现场做提取和修复；在3号坑发掘现场，作为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师，郭汉中成为现场提取的主导者，师傅杨晓邬做指导专家进行配合。

杨晓邬对此很得意，甚至比他自己亲自上阵一线还要骄傲。“汉中参与修复了1、2号祭祀坑，现在又能主持3号的修复，这种连续性，对文物修复是很好的。”

因为三星堆3—8号祭祀坑的发掘，在这最近半年时间里，杨晓邬频繁前往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现场，一方面，是为年轻后辈提供技术指导，另一方面，他在层层面纱下的三星堆遗址中寻找，寻找3000多年前古蜀国文明留给自己的答案。

“青铜神树，我只修复完成了70%，还有30%，因为不知道是什么，所以现在仍不得而知。”杨晓邬说，修复师们常常修复到一半就被迫停下来，等待两三年甚至四年后，找到它剩下的部分。但也有一种可能，剩下的部分就是很难再找到了。

不过，青铜神树的谜团，有可能从3—8号祭祀坑内窥得踪迹：“目前找到了一个青铜神树上碎掉的龙爪，接下来有可能会找到更多的碎片，甚至有可能能够修复完成青铜神树。”杨晓邬高兴地给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描述那个刚出土的青铜龙爪，“龙爪做的非常拟人化，很秀气，爪很纤细。特别的漂亮，我一眼就看到了。”

给文物做手术

修复一件文物，可能需要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但这并不不意味着，修复文物是一份陈旧机械的、与时代毫不相关的工作，恰恰相反，修复的整个工作流程和理念是现代的、先进的，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在1、2号祭祀坑发掘的时候，对文物的提取、修复主要靠经验，但在3—8号祭祀坑发掘的时候，科技手段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与1986年的发掘相比，此次发掘引入了一些“黑科技”：便携式X射线荧光、扫描电镜、超景深显微镜……甚至从探方里挖出的泥土，都要取样装袋打上二维码进行存档，就像是给泥土制作一张“身份证”。

为了在此次发掘中提取大口尊，郭汉中曾介绍，此次提取中，首先使用3D扫描仪对文物进行扫描及周边数据收集，然后根据坑内文物原型进行3D打印，打印一个1:1的树脂模型。之后再用这个模型进行开模，制作硅胶保护膜。最终将这个硅胶保护膜套到文物上。当硅胶体保护套与大口尊完全贴合后，外面还要再灌注一层厚厚的石膏保护层，放在专门的套箱里，使器物和箱体融为一体，最后进行整体提取、出坑。

文物出坑落地后，文保人员再将套箱和包裹的石膏分为四块，分别取下，并对文物表面进行清理，通过拉曼光谱仪、X光、金相分析等科技手段，保存文物所有的原始信息。

这也间接的弥补了杨晓邬的遗憾。在修复青铜树底座的时候，为了给底座加固，曾经想在底座上打一个孔，但现代的机器设备，却无法穿透几千年前的薄薄青铜。杨晓邬一直想知道青铜底座的成分，但因为当时设备等局限，已经修复完成的底座留下了永远的谜团。

“如果是用现在的分析仪器，一定能检测出来合金的成分。”杨晓邬说，传统的修复靠的是手艺，现在有了科技的设备，文物可以得到更好的修复和保护。

在当初修复金面具残片的时候，需要测试其中的金面含量，但因为没有检测设备，需要用最传统的“火烧法”去测试金面。“金面只有0.2毫米的厚度，温度稍微大一点就融化了。”千年国宝系于修复师之手，杨晓邬燃起木炭融金，全靠手上的技艺，完成了金面具修复。

“现在好喽！现在检测一下就行喽！”杨晓邬一高兴，就忍不住带出四川口音，他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的记者，修复文物，本质上是给它看病，延长它的寿命。应尊重历史的原真性，要求尽量减少对文物的破坏。“所以给文物修复，不仅要会做‘外科手术’，还要学会做‘中医’，不要过度的干预，保持原真性，这就是修旧如旧。”

传承

这几年，国内的文博热达到了一个高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到文物修复，但杨晓邬还是很多担心。

“要喜欢，要钻研，要长期。”杨晓邬说。文物修复这份工作太需要耐心了。坐在那里，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的去寻找、修复，不是容易的事情。

更何况，这份工作称得上清苦：年轻修复师的工资到手只有两三千元，除去必要的生活开支，买不起房，也没法靠着这份工资去讨老婆、养孩子，正因为这样，新一代的修复师中，女孩多于男孩。

90后的谢丽已经在三星堆博物馆文保中心工作了7年，她从文物修复的专科学校毕业，这时她理想中的工作。“我们班大概70多个同学，现在还在做文物修复的，已经不到10个人。”谢丽说，同学们离开本专业的原因很多，但无非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待遇低，工作枯燥，有些就算能耐得住寂寞和清贫，家庭的压力也逼着他们转行。

谢丽在进行文物修复。

但是，如果能够在这个行业做下去，时间越长，越能发现这个行业的美妙：谢丽曾经用两周修好了一个西周饕餮纹铜罍的盖子，她从手机里找出照片给记者看，铜罍的铜盖纽部原本有残缺，盖面有两个孔，盖子口沿有三处缺口，经过去锈、塑形、做旧，修复后的铜盖和铜罍浑然一体，浑朴精美。

年轻人在这里，也很容易忘记时间。谢丽说，自己还要干很多年，可能才能修出一件自己老师那样的作品——她的老师是郭汉中。曾经有一个小陶碗，谢丽已经到了修补最后的调色阶段，但调了一个月的颜色都始终没能成功。郭老师只简单单的调了一下，上色后陶碗几乎看不出修补的痕迹。

“颜色只有5、6种，用哪种颜色需要靠经验去调和掌握。这个需要时间。”时间可以成就很多东西。谢丽给记者看她修复的一只青花瓷碗。原本的青花瓷碗已经碎裂成了三块，最小的一块只有花生仁大小。这只碗她从去年10月份开始修，她用了两天塑形，再用3天补配，再用7天打磨，最后一遍一遍的作色，一直到现在，这只碗才算完成。

“瓷器的颜色要从里通透到外面，要有瓷器的光泽感，不能一次上色，要一遍一遍的上色才行。”谢丽说，将碎片一点一点修补成功的过程，特别有成就感，但不能着急，“就像这个碗的上色，需要上一层，等几天，再上一层，再等几天。”

我们坐在博物馆的一个会议室聊天，隔着一个走廊，就是三星堆的文物。南方多雨，成都的天一直阴着，衬得博物馆更为幽静，春天蓬勃的花木郁郁葱葱，绿的好像要滴下水来。

在博物馆，好像时间都静了下来。

面对镜头，谢丽说自己很不习惯。“我就喜欢一个人待着，静静地修文物。”对于三星堆新出土的文物，谢丽说她没有格外的关注具体有哪些，“反正以后时间还长，就慢慢修吧。”

采访的最后，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同杨晓邬一起在成都的锦江边走了走。河水也是流动的历史，成都城市史是一部治水的历史。这条河经历了古蜀时期的排洪、先秦时期李冰治水，再到西汉文翁、晚唐高骈等的疏浚灌渠，终成为成就了成都的“天府之国”。《华阳国志.蜀志》这样记述成都：“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这些和三星堆一样，都是历史。”杨晓邬说，“跟现在、未来都有关系。”

来源：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郭春雨 时培磊

原标题：《为历史做拼图！站在三星堆文物背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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