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里关外：上一代人交了答卷，我们要接着努力啊 | 家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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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任碧萱（北京大学）

指导老师 | 王洪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人心初热，思潮百态，可哪一个人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呢？”——电视剧《大江大河》

闯关东与战争：初到吉林

中国近代史中有三大移民潮：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 “闯关东”形塑了现在东北地区的民生百态，如今东北族群的特征和肌理离不开当初的闯关东。“闯关东”的“关”和现在“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关”是一个意思。严谨地说，“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内地居民向东北移民的简称，始于清末，于20世纪后形成高潮。

无论是母亲的父母还是父亲的父母，都是闯关东才来到东北的。

母亲一家闯关东还算顺利，虽然来回两次，但没什么大坎坷。姥爷名叫李之兰，生于1924年。最开始姥爷因为河北人地矛盾恶劣，吃不上饭，一个人直接移民到吉林省长春市。随后姥爷在长春市定居了一段时日。那时还在解放前，还是包办婚姻。关里家（指闯关东移民的老家）操心姥爷的终身大事，挑了媳妇（我的姥姥，张秀芳），特意把姥爷叫回河北成亲。后来姥爷又带着姥姥，第二次闯关东，回到长春。

饥荒是天灾，战乱是人祸，“天灾人祸”——其实无非是这四个字，让中原一带素来安土重迁的小老百姓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懵懵懂懂、迷迷糊糊、跌跌撞撞，一路颠沛流离到关外苦寒之地。

姥姥与姥爷还算幸运。关里老家位于偏僻村庄，偏僻到抗日时日本人都懒得打。他们只是吃不饱饭，没怎么受战乱之苦。即使后来长春围城，姥爷都抢到了人民广场上空飞机投放下来的大米。

 如今的长春市人民广场

但父亲一家的闯关东就没那么顺利了，他们的闯关东伴随着战乱。我的太爷爷春荣和太奶奶玉荣原本住在河北省河间市任丘村（现在变成了市）。1938年，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了。也就是在那一年，年仅16岁的曾祖父加入了八路军，在二十三团卫生队服役。他的司令员是当时冀南军区首长，后来的铁道部部长吕正操。爷爷说太爷爷在世的时候总给他们讲抗日的故事。抗日战争的时候，我军装备水平和日本差距悬殊，因此伤亡惨重。所以负责医疗的卫生队是个社会网络节点，太爷爷在卫生队接触过很多干部，还见过刘少奇和彭德怀。

下图是太爷爷在卫生队时使用的压舌板，是从日军那捡来的医疗物资。左一和左二是盒子，左三、四、五是压舌板。

不得不感慨当时日本科技的发达，一百年快过去了，这些物件依旧崭新，都没怎么生锈。

 抗日时太爷爷跟随部队从日军那里捡来的医疗物资

河北省位于山西省东北部，是抗日战争中沦陷区与未沦陷区的交界，既是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也是战争最残酷的地方：百团大战和四一二大扫荡都与此有关。太爷爷参加过百团大战的子战役——“任河大肃”秋粮保卫战。

“任河大肃”是四个地名的缩写，即冀中平原中心的4个县：任丘、河间、大城和肃宁。

这四个地区，交通便利，有路；物产丰富，有粮。

有路又有粮，兵家必争。

原本任河大肃地区全部是我军的抗日根据地，但自从1939日军会师华北后，这一地区几乎全部被日军所占领，每个道路上的瞭望台都有日军。行军不便，又正值秋收，于是中央派主力部队前来支援，抢秋粮，夺回任河大肃！

这场战役虽然没全线胜利，但还算收获颇丰，据吕正操将军回忆：“连续攻克东固贤、良村、西刘庄等29个日伪军据点，以伤亡573人的代价，歼灭日伪军1456人，其中毙伤日军805人、伪军322人，俘虏日军3人、伪军326人，缴获迫击炮1门、轻重机枪6挺，破毁铁路5公里、公路159公里。”

“任河大肃”秋粮保卫战很顺利，但遗憾的是，后来太爷爷所在的部队在1941年的四·一二大扫荡中被打散了。在那个通讯不便的乱世，太爷爷没能再联系到战友。再后来太爷爷回到了任丘村，但任丘村已经被日军把守，出村方向就是日军和伪军的炮楼，只许进不许出，到底未能复员。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太爷爷在任村当村干部，一家受军属待遇。但河北仍然有严重的人地矛盾，于是家里五个孩子中的三个哥哥——大哥书年（我的爷爷）、二哥书田（我的二爷）、三哥书元（我的三爷）决定闯关东，到了关东再想办法接济家里。

抗日战争结束后是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闯关东很不顺利。关东路上的关口层层审查，十分严格。三个爷爷被当作劳工，抓到了如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干苦力。后来乌兰浩特发大水，他们哥三个又逃水荒，加上听闻东北地区物产丰盈到——“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于是他们再次闯关东，来到了爷爷的舅舅所在的吉林省公主岭市。

公主岭也不算富裕，因此当地人很排外，把闯关东的人叫作“氓流”。三个爷爷没有工作，只能自食其力，开小吃铺为生，卖饸烙、元宵、对联等等。父亲家的人都烧得一手好菜，之前太爷爷还因给村里的红白喜事掌厨而闻名。

爷爷他们哥三个吃苦耐劳，并且勤奋好学，学习成绩都很好。但在当时最令他们困扰的是落户问题，没有户口就只能回河北老家挨饿。爷爷作为家里的长子，加上为了早点工作赚钱接济家里，没有继续念高中转而报了中专，到长春市地质学院学习。二爷后来得以去师范学校念书，三爷读完高中就去参军了。

爷爷牺牲自己的读书机会换得了一家人的落户资格，由此才算是闯关东成功，在东北正式落脚。但二爷心里一直过意不去，后来二爷在公主岭市的教育局工作，仕途顺利。父亲和姑姑的上学问题和工作问题二爷都帮了大忙。

矿石、钢铁与工人

新中国建立后，东北地区被誉为“共和国工业长子”，建国初期东北地区的单位制、城市化、工业化、国营经济发展水平走在全国前列。当时姥爷在东北长春市钢铁厂，全名长春市冶金局下属国营全民所有制钢铁厂，从事翻砂铸造的工作。工厂倒闭以前，姥爷一家的工作都是在这个钢铁厂解决的。厂里单位福利好，入秋发足冬天的大白菜、土豆子、胡萝卜。

工厂不仅仅是上班的地方，东北老一辈都懂。工厂是单位大院，是朋友亲戚在的地方。

以前啊，工厂就是家。

姥爷做事很认真。周末的时候掏炕下的煤炉掏得一干二净、一点煤渣也不剩，做煤球、拖煤坯子得心应手。大姨搬家的时候，姥爷用推车推东西，路上掉了搬个砖头都要捡起来。

姥爷是共产党员，受党教育多年。

姥爷为人善良。当时厂里的老范头摔下了楼梯，满头是血。老范头儿女不孝，无人看管，可怜兮兮。是姥爷把他送到了医院，一直看护到其康复出院。

姥爷勤劳肯干，年年都是长春市劳模。每天上班早去晚走。姥爷天天穿蓝色工作服，拎着两层的铝饭盒（和《红灯记》里的一模一样），里面装玉米面窝窝头，改善生活的时候就煎两个鸡蛋，加点咸菜。

姥爷是得矽肺去世的，他们整个车间的工人都是。

之前母亲不告诉我真相，怕我翻旧账闹事，只说是肺癌。直到这次作业前我都以为姥爷是抽烟而得的肺癌，一直以来对烟草公司怀恨在心。

我没有见过姥爷，但我从母亲和她的姐姐们口中，一直觉得他是天使一样的好人。姥爷当了一辈子老黄牛，勤勤恳恳，吃了一辈子苦。姥爷是1983年1月2日去世的，也就是这一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才真正吹到东北——允许做小买卖，大姨在这波窗口期里发了财，帮扶全家过上了好日子；那年之后工人条件也有所改善。

可惜姥爷没赶上好日子。

那时中苏关系恶化，大舅原话：“毛子动不动就在边境挑事。”毛主席提倡“人海战术”，于是姥姥姥爷一连生了八个孩子。

我的母亲淑新是家里最小的妹妹。她有七个哥哥姐姐，其中去世了两个哥哥，不然不会有后面连续五个女儿。二姨说姥姥重男轻女，所以一直生到第五个女儿的时候才罢休。第一个男孩因骨癌而去世，第三个男孩是因为脑炎。那时中国的医疗水平还很差，这两个病放在今天其实都可以医治，不至于丧命。

1953年，我的大舅培林，母亲家后来唯一的男孩出生了。16岁时他在“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口号下下乡，在榆树生产大队。1973年大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在师范学校学英语。

其实大舅不喜欢英语，只喜欢做木匠活。但在那个年代木匠活做得好，反而就不能做木匠活了。

毕业后，大舅被分配到建材局高级中学当英语老师。大舅也不愿意当老师，那个年代当老师还受人白眼。终于，工厂学校体制改革，取消了国营单位的办校资格，大舅开开心心地改了行，可以去工厂接着做木匠活了。

改革春风在东北：呼啸而过

虽然改革开放的政策从1978年开始实施，但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地并非一帆风顺。

1983年姥爷去世后，全家人都很迷茫。大姨淑华，1957年生人。本来大姨也该下乡，但来要人的官员看她是家里老大，上有老下有小，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管。而后她从姥爷手里接过了钢铁厂的班，和大姨夫成为工友，并在钢铁厂结婚。

大姨不仅接过了姥爷的工职，还继承了姥爷的精神成为家里的主心骨，主动挑起了帮扶全家的重担。但工厂里一个月二十元的工钱并不幸福，家里人口又多，日子很难。

东北的冬天是农业市场的沉寂期，市场上食物种类少，数量也少。改革开放的除了制度，还有思想，广东的商人在当时最先成为市场化的弄潮儿，抓住了这个商机把小广告传到了东北。1983年，春风终于吹到东北，工厂开始鼓励员工做小买卖，个体户“窜上热搜”。

有货源、缺钱、不甘于贫穷、政策允许，大姨和大姨夫说走就走。

他们坐绿皮火车一路南下，到广东找农产品供应商。他们是东北第一批个体户，东北的农产品的市场、渠道、物流、供销网是他们这波人从无到有、摸着石头过河硬闯下的一片天地。大姨和大姨夫那时饱尝辛苦，每天晚上十一点睡觉，凌晨三四点天还没亮就起床去清点货物、走街串巷、分发卖出。刚开始只卖广东的水产品，后来卖水果蔬菜，再后来有了下线分销商，不用亲自奔波。生意做的风生水起，甚至一度垄断长春的农产品市场成为当时长春市首富。

大姨大姨夫赚钱只是为了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没有资本家的那种投机冒险精神，更没有韦伯所写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后来，肯德基中华区负责人曾找他们做长春的总代理，80万加盟费打9折，大姨夫没答应。再后来，有人劝他们去做房地产。大姨夫一看需要贷款，便不愿意贷款去做更大的生意。全家人至今谈起这事儿都啧啧遗憾，但不后悔。

大姨帮衬了我家很多，母亲在长白山宾馆的工作就是大姨帮忙找的。长白山宾馆的建设是出于政治目的，在上个世纪是长春唯一的四星级酒店暨涉外宾馆。中日建交后，长春和日本各个城市来往很密切，以宫城县和仙台县为代表。母亲年轻时十分貌美，原本大姨安排的是文职工作，后来被调去当礼仪小姐迎接外宾。

每每看到照片中母亲年轻时的美貌，我都感到很遗憾，为什么母亲的瓜子脸我没遗传过来。

“五朵金花”，母亲家姐妹五个，左一是母亲

母亲其实是改革开放中没跟上时代的人。她在90年代东北国企员工下岗潮中正巧怀上了我，不方便工作，随后半主动、半被动的从长白山宾馆辞职，成为全职主妇。

社会学管这种现象叫“为母之罚”。母亲其实很有经商头脑，我偶尔会自责。

“闯”关里，看今朝

年轻人想离开。

除了大舅和大姨家的孩子留在长春，其他人都北漂去了。二姨家的孩子，我的哥哥熙源，他和嫂子在北京定居，两个人都在银行工作，准备今年8月1日生子。三姨家的孩子，我的表姐，现在也在北京，她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外科室从事研究工作，新冠疫情时还随北大医疗队去武汉一线支援。四姨家的孩子，我的表哥，准备读大学和国防某部门的计算机博士双学位，以后也打算留在北京。

至于我，我现在在北大念书，在北京被哥哥姐姐关照很多。

今年赶巧被叫到深圳实习，领导问我以后想不想留在深圳，我一时语塞。东北计划生育执行得很严格，对我来说表哥表姐就是除了父母爷奶以外最亲的人，真的要我到一个没有亲属的地方去闯荡，我还真有点害怕。

东北人有种体制情结，总觉得体制外的工作没有体制内好。

但在北京，到底体制内好还是体制外好，说不上来。

哥哥有时会想“跳槽”到外企或者民企，虽然他现在的单位住房、出行、文娱、衣食都没什么大问题，但工资好像还是外企或民企高。姐姐嫁给了军人，姐夫现在在部队做电子对抗。之前计算机相关的部队有一波辞职潮，因为计算机人才的市场价格飙升。之前某互联网公司给他开了很高的价格，是体制内工资的近三倍，但他还是留在了部队。

从疫情这段时间看，体制内有体制内的优势。

其实改革开放一直在进行，并非一劳永逸。上一代人交了答卷，我们这代人还接着努力啊。

现在一家人从东北又“会师”到了北京，闯关东又闯回了关里。

历史总是在轮回中制造惊喜。

参考文献：

【1】      高荣伟，下南洋_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人口大迁徙，《云南档案》杂志2016年第9期

【2】      吕长发. 闯关东——中国近代的移民潮[C]. .耕耘录：吉林省博物院学术文集（2003-2010）.:吉林省博物院,2010:249-250.

【3】      个人图书馆，《百团大战（21）任河大肃战役》，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226/15/18841360_63215883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