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恤上的切·格瓦拉（上）：从杰作的诞生到神话的构建

附有原作者赠言和签名的《英勇的游击队员》

这张脸，相信即便你不认识，也会觉得似曾相识。他就是拉美传奇式的革命英雄埃内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虽说斯人早已作古半个世纪有余，但他留下的这幅招牌式的头像，却仍不时透过街头流行的印花T恤凝视着你，怎么也能跟你混个脸熟。

事实上，格瓦拉的这幅“标准像”可算摄影史上排得上号的经典之作。它有一个正式名称：《英勇的游击队员》（Guerrillero Heroico）。这幅作品传播如此之广，以至于有观点认为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照片，也有人称它是被复制最多的照片（包括各种形式的转换及二次创作）。

更为难得的是，这幅角度和神态都恰到好处的人像并非摆拍，而是在没有安排和告知的情况下临时抓拍到的新闻照片。即使把时间范围放宽到今天，如此完美的抓拍都是不常见的。

杰作的诞生

《英勇的游击队员》的作者是古巴国宝级摄影师阿尔贝托·科尔达（Alberto Korda），拍摄时间是1960年3月5日。

此前一天，一艘正在哈瓦那港内卸货的军火船“拉库布雷”号（La Coubre）突发大爆炸，造成近百人丧生和200多人受伤。古巴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第一时间指责了美帝国主义及其特务机关中央情报局。

次日也即3月5日，古巴当局决定为爆炸事件发起反美示威游行暨集体追悼大会。卡斯特罗全程参与并发表讲话。科尔达是负责现场记录的摄影师之一。他当时担任卡斯特罗的官方摄影师，同时肩负着为古巴官方媒体《革命报》（Revolución）供稿的任务。

在他当天拍摄的底片上，卡斯特罗无疑是主角。主席台上占据显著位置的其他军政要员以及国际友人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出现也属应有之义。然而格瓦拉入框则全在计划之外。

主席台临时搭建在两条大街交汇的十字路口，其正中最高处是演讲台。演讲台两侧站满了政要、名流和嘉宾，人多到要分立两排。格瓦拉并没有出现在前排。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被前排的人墙遮蔽。

就在卡斯特罗激情澎湃地演讲时，格瓦拉面前的人墙偶然打开了一个缺口。后排的格瓦拉趁机上前一步，放眼向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望去。

出于职业摄影师的敏锐，台下的科尔达第一时间察觉到台上要人站位的微小变动，即刻调转镜头对准那张新出现的脸庞，飞快地用横向和纵向构图各抓了一张。就在他准备第三次按下快门时，人墙又合上了，格瓦拉再度消失在视野中。这是格瓦拉当天在主席台上唯一一次露脸，前后总共不超过半分钟时间。

仅仅透过方寸大小的取景器，科尔达就被格瓦拉的眼神震撼到了。他预感会出一张好片。下午回到工作室，洗印出来的底片还是给了他一个超预期的惊喜：横向构图的第一张照片定格了格瓦拉神情最完美的一瞬，眼神中分明闪耀着摄人心魄的光芒。而第二张照片中眼神的表现力就逊色得多。也就是说，快门按下哪怕只差一秒，可能都无法捕捉到这一决定性瞬间。科尔达后来谦逊地表示，能拍到这张杰作并非自己技高一筹，纯属运气使然。

阿尔贝托·科尔达与他的代表作。他手中的那张就是未经裁切的原始版

科尔达对这张照片十分满意，《革命报》的编辑却只选用了他拍摄的卡斯特罗以及萨特和波伏娃，而把格瓦拉的这张退了稿。站在编辑的角度这其实也情有可原：原始版本的画面因前景有他人侧影入框而显得凌乱；裁切的话又太像肖像照，少了现场感，不适合作为新闻照片发表。

科尔达当然清楚这一点。可他更清楚这张照片作为肖像所蕴含的力量。他把横向构图的原始版本裁成一幅纵向构图的“大头照”，突出了格瓦拉深邃的目光。作品最终定稿。

需要指出的是，这幅日后扬名立万的作品一开始并没有名字，取名《英勇的游击队员》是多年以后的事。为行文方便，以下且称其为“科尔达切”。

事实上《革命报》的编辑并没有忘记这张照片，一年后终于为它找到了合适的发表机会：1961年4月16日刊登的一则格瓦拉以工业部长的身份发表电视讲话的节目预告。这是“科尔达切”已知的首次公开发表。

“科尔达切”绝对意义上的初次亮相

然而事不凑巧，讲话因当时突发猪湾事件而被迫延期。于是这则预告在4月28日又刊登了一次。

“科尔达切”虽然在古巴国内主流媒体上刊登了两次，但报纸上的豆腐干空间委实无力传达作品神韵，传播效果有限。偶露峥嵘之后，这幅杰作又躺回档案室继续睡大觉。

科尔达自然懂得它的价值，但也只能把它放大后挂在自己工作室里，或者偶尔加印几张赠送友人。

是金子总会发光。可作为一张早早被归档的无名新闻照片，即使日后被重新发掘，往往也要等上几十年。幸运的是，短短几年之后，这幅作品就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

From Cuba with Che

格瓦拉肖像的命运也和它的主人公一样，注定不会平凡。

1965年，位列古巴二号领导人的格瓦拉毫无预兆地消失于媒体长达半年之久。就在外界揣测古巴高层恐有不测之变时，卡斯特罗公布了格瓦拉留给他的告别信。格瓦拉在信中宣布放弃古巴的一切（包括公民身份），远赴海外追寻革命理想。

自从消失在公众视野中，格瓦拉的行踪就变得飘忽不定。这当然是他所从事的革命活动的秘密性质使然。作为在1960年代地缘政治中异军突起的古巴革命政权的元勋和前主要领导人，此时的格瓦拉早已誉满全球，他的神秘行踪也就变得举世瞩目。在他消失的日子里，总有关于他的传闻隐约飘乎坊间。有说他在南美大陆，有说他在非洲，更有甚者，说他在越南抗击美帝。

1967年8月19日出版的《巴黎竞赛画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游击队员》的文章，第一部分的小标题就抛出了一个众所关切的问题：“切·格瓦拉，他在哪里？”文章第二页则以一整版的版面隆重推出了格瓦拉永恒凝视的肖像。这是“科尔达切”在西方的首度公开。照片底下的文字只注明这是格瓦拉的官方照片，没有署名，也没有说明来源。至于《巴黎竞赛画报》当年是如何获得这张照片的，早已无从考证。

“科尔达切”在西方世界的首秀

凭借《巴黎竞赛画报》欧洲主流纸媒的影响力，格瓦拉的标志性图像第一次获得广泛传播。但让这幅照片家喻户晓的最重要推手，则数意大利出版商詹贾科莫·菲尔特瑞奈利（Giangiacomo Feltrinelli）。

菲尔特瑞奈利是激进左翼，也是第三世界革命在西方的积极宣传者。1964年他到古巴为卡斯特罗策划一部回忆录。书稿最终没能完成，他和卡斯特罗倒交上了朋友。同时，他也喜欢上了格瓦拉，希望能为他出一本书。

1967年4月菲尔特瑞奈利再度造访古巴时，希望找一张格瓦拉最好的照片为出书做准备。古巴官方介绍他去找科尔达。科尔达不假思索地指着墙上的格瓦拉像，说这就是他最好的切的照片，并表示愿意为客人加印两张。次日菲尔特瑞奈利去取照片时，科尔达表示为了革命友谊，分文不取。

与此同时在玻利维亚，法国学者兼记者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在游击队活动区被捕。鉴于他与古巴革命政权非同寻常的关系，以及格瓦拉“铁粉”的身份，外界猜测玻利维亚游击队的指挥官可能就是格瓦拉。

8月德布雷案面临庭审。在古巴情报机构的提议下，作为德布雷的朋友和出版商的菲尔特瑞奈利决定亲赴玻利维亚，欲以自己的名望和影响力争取德布雷获释。可他抵达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后不久就被人盯梢，随后被请进秘密警察部门，由中情局特工直接讯问。

作为名人，菲尔特瑞奈利在拉巴斯失踪的消息迅速登上意大利媒体头条。在意大利总统和外长的过问下，玻利维亚当局不得不在两天后将他释放并驱逐出境。

然而根据另一种盛行的说法，菲尔特瑞奈利此行，营救德布雷即便不是幌子，也是次要目的。首要目的更为机密，那就是营救格瓦拉。

当时格瓦拉的游击队已被由中情局特工和美军顾问加持的玻利维亚特种部队逼入绝境，他本人随时面临被俘甚至被杀的风险。根据这种说法，在被扣留期间，菲尔特瑞奈利曾试图拿出5000万美元和玻利维亚当局私下“勾兑”，以求放格瓦拉一条生路。当然，这一企图因他成为新闻焦点、进而迅速被驱逐出境而泡汤。

不管哪种说法，菲尔特瑞奈利总归是确认了格瓦拉危在旦夕。回到意大利，他想到动用自己的传媒资源来拯救格瓦拉：把自己先前从科尔达处获得的格瓦拉像做成海报广为散播，希望以此提升西方公众对格瓦拉危险处境的关注，进而对玻利维亚当局构成舆论压力。

然而当海报印制停当准备出街，却为时已晚。

1967年10月8日，格瓦拉的游击队被玻利维亚特种部队包围，全军覆没。格瓦拉受伤被俘，次日即遭秘密处决。尸体随后被运到附近的小城巴耶格兰德（Vallegrande），供记者拍照，并向民众展示。

格瓦拉的死讯及其遗体照片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掀起国际舆论哗然一片。菲尔特瑞奈利制作的格瓦拉海报没能来得及拯救他的生，却阴差阳错地赶上了悼念他的死——海报上市恰逢全球性的悼念格瓦拉暨抗议美帝国主义和玻利维亚军政府的运动。意大利左翼青年涌入菲尔特瑞奈利书店，席卷了格瓦拉海报，裹挟着它们涌向街头和广场，所经之处响彻“切永垂不朽”的口号。

这还只是预演。彼时已近年尾，转过年来就是那个风起云涌的1968年。这款海报找到了更大的用武之地：从春季开始就席卷整个西方世界、史称“六八运动”的抗议风潮。作为街头政治的重要的物料，这款海报据称在半年内就发行了惊人的100万张。

1968年慕尼黑街头的格瓦拉海报

虽说对照片作者是谁心知肚明，菲尔特瑞奈利还是没让作者署名。更有甚者，他竟打上了自家书店的版权标记。

菲尔特瑞奈利（戴眼镜蓄须者）与他发行的格瓦拉海报一起出现在抗议集会现场。请注意海报左下角的小白条，那就是他擅自打上的自家的版权标记

也是在这一年，菲尔特瑞奈利为格瓦拉出书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玻利维亚军队在俘虏格瓦拉时一并缴获他的两本日记本。1968年初，古巴当局收到玻利维亚方面委托信使转交的日记微缩胶片副本。出于对日记可能被篡改甚至完全伪造的担心，古巴方面花了几个月时间对日记进行了显微镜式的鉴定。直到7月初，《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的古巴官方版（删除了对古巴政权和领袖不利的内容）才以4种语言8个版本在大西洋两岸同步推出。其中就包括菲尔特瑞奈利的意大利文版。这个版本以高反差极简风的“科尔达切”作封面，扉页之前的插页再附上照片的全色版。照片同样没有作者署名。

《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意大利文版菲尔特瑞奈利出版社1968年第一版的封面与插页。

六八运动中的“科尔达切”海报另一个大行其道的版本，则是爱尔兰艺术家吉姆·菲茨帕特里克（Jim Fitzpatrick）设计的波普艺术版。这个版本也是如今T恤和其他衍生品上格瓦拉头像的一个重要的复制母本。菲茨帕特里克宣称他自己的创作母本——清晰的“科尔达切”的照片并非来自菲尔特瑞奈利，而是荷兰左翼组织“青年无政府主义者”（Provo）。而后者又是从同样拜访过科尔达的萨特手里获得的。但这一说法无法得到他所提及的当年其他当事人的佐证。

菲茨帕特里克与他作品的限量复刻版。格瓦拉左肩依稀可辨的字母F是他隐藏的签名。“科尔达切”的高反差版本凡是有这个F的，其源头都可追溯到菲茨帕特里克版。

回到古巴国内。就在格瓦拉去世前几个月，“科尔达切”已经被官方发掘出来用于宣传。实际上就在菲尔特瑞奈利在西方大力推广这幅作品之前，它已然在古巴传播开了。

格瓦拉死后，古巴当局更是不会放过这一极具传播力的资源。格瓦拉的死讯一经官方确认，艺术家就根据这幅照片连夜赶制出格瓦拉像的巨幅挂幅。随后它被悬挂于哈瓦那革命广场边九层楼高的内政部大楼外墙上。10月18日卡斯特罗在号称百万人参加的格瓦拉追悼大会上宣读悼词时，他身后就是这幅格瓦拉巨像。

1967年10月18日卡斯特罗向格瓦拉致悼词

为纪念格瓦拉，卡斯特罗宣布将1968年命名为“英勇的游击队员年”（“英勇的游击队员”是古巴授予格瓦拉的荣誉称号）。科尔达遂将他这幅无名作品也命名为《英勇的游击队员》。从那时起，这幅世界名作才拥有了大名。

图像与神话

某种程度上，是格瓦拉的遇难成就了《英勇的游击队员》。但这幅作品的走红也不纯然是机缘巧合、搭顺风车。作为政治明星，格瓦拉留下的影像资料极为丰富，其中拍得好的照片自然也不会少。可被当成他“标准像”的，为什么偏偏是这幅？

不难看出，作品采取了仰拍角度。仰拍是当时现实主义美学用以美化乃至神化人物的典型视觉语言，如今早已被视为俗套。可这幅作品非但没有陈旧感和过时感，格瓦拉犀利的目光还能穿透数十载的时空阻隔，径直击中今天的观者。不得不承认，这幅作品是超凡脱俗的。

可以看到，画面中的格瓦拉神情肃穆，目光如炬。略带仰角的目光（拍摄角度造成的错觉）看似伸向远方，却并不发散，而是明显聚焦于某处。目光的高远指向暗示着人物追求超越性的精神气质，目光的聚焦又带有一种穿透性的力量。人物不同凡响的气场马上就立了起来。

这幅作品的魅力还不止于此。同许多伟大的人像一样，其人物表情带有难以精确定义的多义性和暧昧性，犹如蒙娜丽莎的微笑。

科尔达曾描述格瓦拉当时的表情是毫不宽恕，兼有愤怒与痛苦。后来他又指出那表情传达出坚定与坚忍。其实这里面还可以有更多的解读空间：隐约之间，这张脸庞在忧伤中透出一种坚决，悲愤中又包含一份悲悯。而这一切又十分内敛，人物有种凝神的平静，以至于可以理解为某种冥思状态。

这种多义性，只要把这幅作品和它的“孪生兄弟”——科尔达几秒钟后拍下的第二照片放在一起，即可一目了然：后一张的表情可以明确解读为愤怒和蔑视。相形之下前一张则暧昧得多。

科尔达前后两次按动快门所出照片的对比。前一张就是著名的《英勇的游击队员》。后一张不常见，因其本是废片（格瓦拉右肩上露出后面一人的头顶），后经数码修片修去瑕疵后才得以重生

即便存在多义性，我们也能达成这样的共识：鲜有摄影作品能如此充沛饱满而又恰到好处地传达出一个人的精神力量，让人肃然起敬，心悦诚服。甚至可以这么说，这是一种自然而然而非人为修饰的神圣感，给人以一种近似宗教经验的强烈触动。图像中的人物仿佛戴上了一圈神圣的光环，让人不由产生膜拜的冲动。

当然，格瓦拉并非仅仅因为这张照片才成为膜拜对象，或者说，偶像的。在这张照片走红以前，格瓦拉早已是饮誉世界的政治明星了。

整个1960年代堪称反叛的十年。在这十年里，不管在西方世界以外还是在其内部，对既有秩序的不满成为青年人的主导情绪。左翼思潮空前高涨，反对西方体制的社会运动乃至武装斗争此起彼伏。西方世界的抗议与第三世界的革命成为这个十年的主旋律。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乃至资本主义都变得前所未有的恶名昭彰，而与之对抗的弱势一方占据了道德高地。

在这种背景下，古巴革命的“奇迹”具有了标杆性的意义：一小群年轻的革命者（核心团队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在没有外援的条件下，单凭勇气和决心，仅用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就在美国深耕半个世纪的后花园实现翻盘。并且新政权扛住了美国的颠覆和打压，成功存活下来，而后还敢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继续叫板美国。古巴俨然成为世界左翼运动眼中的“革命灯塔”。而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格瓦拉，更是冉冉升起为一颗政治新星。

在古巴革命战争中，格瓦拉仅以敌人十分之一的兵力就赢得了圣克拉拉（Santa Clara）一役的决定性胜利。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感觉大势已去，第二天便仓惶出逃。旧政权顷刻间土崩瓦解。紧接着第三天，格瓦拉的部队便开进哈瓦那。因此说格瓦拉是古巴革命的第一功臣并不为过。

要知道古巴革命最初只是民族民主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反巴蒂斯塔的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也呈现从左到右的复杂光谱。而格瓦拉作为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代表着光谱左端更革命、更激进、更不妥协的一极。

相形之下，卡斯特罗显然更实用主义，也不那么“革命”——起初他只表现出民族主义倾向，直到建政的头一年他都不愿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都未打算和美国翻脸。以至于1959年大局初定后他作为新政府首脑首次访美时，还向美方重申了自己保护私有产权甚至反共的立场。卡斯特罗后来左转，选择坚定的反帝立场和社会主义道路，固然主要出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一推一拉的合力，但跟格瓦拉的牵引也不无关系。

作为革命元勋，格瓦拉长期在军政两界身兼数职。因作风强硬，他被视为强推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的合适人选，从而被委以掌管经济的重任——先是国家银行行长，继而是工业部长。不过说实话，作为打天下的功臣而非坐天下的技术官僚，格瓦拉履行的这两大要职从经济实效上来讲都不算成功。他身上理想主义的气质和实践精神也与官僚的文牍主义格格不入。相较于安坐办公室里批阅文件，他似乎更热衷于垂范“社会主义新人”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赤膊上阵地现身于工地、工厂、码头和甘蔗田，与工农打成一片。

真正让格瓦拉大放异彩的，还是他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从新政权草创的1959年开始，他就代表新古巴频繁出访及参加国际会议。形象、口才俱佳又个性张扬，如此充满魅力的政治家天然具有吸引媒体聚光灯的磁力。

在公开场合，抨击美帝永远是他的保留节目。政治人物怒怼美国的激烈表达，如今人们早已审美疲劳。可在1960年代初，在正式外交场合敢于这么做的人仍数凤毛麟角，尤其对于一个小国的领导人而言。格瓦拉的这一姿态，在左翼思潮和运动欣欣向荣、而美国政府的公众形象江河日下的1960年代背景下，很容易受人瞩目，并为他赢得道德资产。再加上他能言善辩和仪表堂堂，“自带流量”也就不足为奇。

1964年格瓦拉代表古巴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了长达一小时慷慨激昂的演讲。主题当然是谴责美帝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出于对苏联妥协退让的失望及其以古巴为棋子的不满，他又公开怼起了“苏修”，全然不顾自己身为苏联小盟友高官的身份。他也因此与当时还紧跟苏联的卡斯特罗产生了分歧。

此时的苏联，因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及后继的匈牙利十月事件的爆炸效应，更因其在冷战中的表现，暴露出它和美国一样的霸权主义本色。西方激进左派把目光投向第三世界，那里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运动就被视为推动世界革命的新引擎。

在这种背景下，古巴革命奇迹般的成功便引起全球瞩目。古巴革命团队大都是意气风发的青年，加上他们极善对外宣传，其国际形象熠熠生辉。而团队领导核心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更是俨然一对双子星。有人甚至把他们和马克思和恩格斯相提并论。

但卡斯特罗在猪湾事件后向苏联一边倒并对其亦步亦趋，还是令其形象减分不少。相形之下，仍然保持独立精神、并不讳言苏联之恶的格瓦拉则俨然代表了良心。格瓦拉的国际声望毫无意外地超越了带头大哥卡斯特罗。

当然，格瓦拉言辞激烈并不意味着他像当今许多说话出位的政治强人那样，属于有着表演型人格的高度自恋者。他最终为理想而献身自证了其言行的一致。

但是如果仅凭这些政治品质，格瓦拉至多也只是甘地那样的政治偶像（icon）。政治品质不足以解释他的风靡何以会溢出政治圈层。应当承认，和以往的政治偶像或革命英雄不同的是，格瓦拉身上还有着作为文化偶像（idol）的特质。

格瓦拉虽是建政功臣、军事将领，性豪侠而厌恶官僚习气，但绝非一介武夫。他出身中上阶层，受过良好教育。学生时代涉猎广泛，热爱哲学和文学（尤其诗歌），读书品味不错。他也是才思敏捷、文笔练达的作家，留下的著作就有十几部之多。除了日记和回忆录，理论著作涵盖了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和军事理论。即使在西方意义上，他都堪称“知识分子”。

格瓦拉在大学时代进行了两次深入拉美底层社会的长途旅行。后一次纵贯南美大陆的旅行见闻录后来被冠以《摩托日记》之名出版，一度成为畅销书，并成为他最知名的作品。

虽然格瓦拉未必读过“垮掉派”作家的作品，但他在1950年代初进行的这种近乎流浪的漫游，与同时期正在显山露水的垮掉派所主张的处世哲学惊人地吻合。而《摩托日记》的写作甚至还早于垮掉派倡导这种旅行方式的《在路上》的出版。垮掉派的理念后来在1960年代催生出蔚为潮流的嬉皮士运动。而格瓦拉无疑是走在文化潮流锋尖上的人。

与政治上的“愤青”形象不同的是，格瓦拉在人际交往中总能给人留下极佳印象：热情大方、不拘一格、幽默风趣、善于沟通，脸上时常挂着迷人的微笑，极具亲和力。而且你能感觉到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率真，而非精心包装的人设。

更不消说他形容俊朗，某种意义上还走在时尚前沿（尽管未必出于自觉），以至于被誉为“穿军装的詹姆斯·迪恩”。

和格瓦拉有过互动的记者都是阅人无数的资深媒体人，政治立场也不尽相同，但在报道中几乎都不会忽略对其个人魅力的描述，诸如“气场堪比摇滚明星”、“与其说是列宁，不如说是列侬”。

在格瓦拉之前，人们印象中红色革命家的标准像是列宁式的：文韬武略、意志坚定，但多少欠缺一点人性化的东西，让人难以亲近。而格瓦拉的横空出世重新定义了这一形象：革命者也可以极富审美价值。叛逆激情、理想主义、诗人气质，这些特质汇聚到一个人身上，就是对青年极具杀伤力的革命浪漫主义。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政治场域内的高官和媒体场域内的明星，格瓦拉却淡泊名利、清心寡欲，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私德近乎完美——除了生性风流这一点可能略显瑕疵（当然这也常被认为无伤大雅）。

格瓦拉的人格甚至得到了敌人的敬重。中情局特工菲利克斯·罗德里格斯（Félix Rodríguez）曾参与围捕格瓦拉，并亲自讯问过他。罗德里格斯虽然一直坚称格瓦拉是杀人犯，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对其勇气与尊严的钦佩。

这样的人，太符合文学作品中理想化的英雄形象了，简直是不世出的完美偶像，尤其对1960年代的左翼青年而言。连左翼大V萨特都成了他的粉丝，不吝溢美之词地赞颂他为“今世完人”。

尽管在粉丝眼中已臻完美，格瓦拉并不打算止步于此。在玻利维亚的最后日子里他已身陷困厄，不仅革命无望，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被俘时瘦骨嶙峋和衣衫褴褛便是明证）。然而他并没有如同上次在刚果时那样勉强接受撤退的建议，而是矢志战斗到最后一刻。这无异于主动选择了殉道。这一壮举，最终为他完成了登上神坛的加冕礼。

如果说格瓦拉在世时，其粉丝主要还是集中在激进左翼圈层，那他的殉道则把其影响力向外拓展到不那么激进的泛左翼青年的圈层。

泛左翼和激进左翼的分歧在于不主张暴力革命或任何破坏性制度变革，他们关切的主要议题甚至都不一定是政治性的。他们虽然也参与政治运动，但并不像激进左翼那样，是铁杆的行动主义者。他们深受1950年代兴起的垮掉派文学和1960年代初兴起的新左派思潮的影响，更希望通过推动“文化革命”来争取社会整体性变革——具体来说就是诉诸一种离经叛道、愤世嫉俗、偏离社会主流价值的生活方式来达成对“建制”的反抗，最终通过影响和改变大众的价值观来塑造一个新世界。这种意识形态在西方左翼青年中广为传播，最终在1960年代下半叶汇成了蔚为壮观的“反文化运动”（或称“反主流文化运动”）。

反文化在美国的主流形态就是嬉皮士运动。普通嬉皮士未必关心国际政治，在1967年10月之前也未必了解格瓦拉。当他遇难的消息成为新闻热点、回顾与纪念文章以及“科尔达切”的迷人肖像铺天盖地之际，嬉皮士发现格瓦拉的蓬乱的长发和邋遢的胡须、愤世嫉俗的姿态、反建制的立场、理想主义的情怀，无一不契合他们向往的摇滚范。因此虽然没有音乐作品，格瓦拉在嬉皮士心目中还是迅速跻身与摇滚明星同等的地位。格瓦拉海报（通常是“科尔达切”的某个版本）一时间成为青少年卧室中常见的和摇滚明星海报并列的装饰品。

然而格瓦拉与嬉皮士合拍的地方恐怕徒具其表。且不说他的勤勉自律与嬉皮士的颓废放纵背道而驰，他的言论与主张也和嬉皮士倡导的南辕北辙。他所致力构建的社会主义制度更是崇尚集体主义、排斥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恰恰是嬉皮士哲学之本。在一次讲话中，格瓦拉还特意把个人主义拎出来吊打。

如果说格瓦拉“登上神坛”在西方语境中还只是一种隐喻，在拉美“解放神学”和“殉难迷恋”的文化土壤中，这一描述却近乎实指——确有很多拉美人、尤其底层民众把他当作宗教偶像来崇拜。

当格瓦拉的尸体被停放在巴耶格兰德一家医院的洗衣房示众时，最早的“参观者”中有人震惊地发现，他的遗容酷似宗教绘画中下十字架的耶稣的形象。传言不胫而走，当地人竞相前往“朝圣”，有人甚至趁排队通过尸体旁的机会偷偷剪下一绺头发作为圣髑，以求庇佑。

这种说法在两周后得到进一步背书。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指出格瓦拉尸体的照片与两幅历史名画异曲同工，其中一幅就是安德烈亚·曼特尼亚的《哀悼基督》。

格瓦拉的遗容被指酷似耶稣

在格瓦拉死后的第二年，纪念他的弥撒或其他天主教仪式就出现在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意大利学生还将他命名为“和平天使”（宗教意义上）。在巴西则出现了批量印行的格瓦拉遗容的照片，说明文字是“今世圣徒”。

格瓦拉和耶稣的关联，如今的形式是一种“切稣基督”的形象（Chesucristo，由西班牙语的耶稣基督Jesucristo变形而来）——把“科尔达切”演绎成耶稣，或把耶稣换上“科尔达切”的脸。这类图像主要出现在拉美，但不限于拉美。

美国艺术史学者戴维·孔兹（David Kunzle）所著《切稣基督》意大利文版封面，展示了三种切稣基督的形象

对格瓦拉的宗教崇拜，热情最高的还要数玻利维亚人。格瓦拉被玻利维亚农民奉为圣徒，冠以“拉伊格拉的圣埃内斯托”（San Ernesto de La Higuera）的尊号（埃内斯托是他的本名，拉伊格拉是他的遇难地），其肖像常与耶稣、圣母和教宗像并置。当然，这一“私推”的圣徒身份是得不到罗马教廷承认的。

“圣埃内斯托”的信徒相信向他祷告能疗伤祛病、获得力量、平顺诸事。有农民甚至相信仰面朝天轻声念诵他的名字，或者为他点一支蜡烛，就能找回走失的牲口。

在巴耶格兰德还存在“切的诅咒”的说法。在格瓦拉死后，六名参与处决格瓦拉的官员和军官，包括下令的雷内·巴里恩托斯总统，都先后横死，另有一名将军因手枪走火而瘫痪。有人相信这是切的亡魂在显灵。

拉伊格拉村和巴耶格兰德如今已成朝圣之地。“圣埃内斯托”的信徒相信他的亡魂仍然游走于这两处。拉伊格拉村中小广场上，格瓦拉雕像与十字架赫然并列；巴耶格兰德的洗衣房则满墙涂鸦，内容不是景仰之语，就是祈福之辞。

玻利维亚有关格瓦拉的两处“圣地”——拉伊格拉村和巴耶格兰德的洗衣房

然而讽刺的是，格瓦拉身前在这里打游击时，却几乎得不到当地农民的帮助。更有甚者，农民反而向政府军通风报信。游击队最后被包围，就是源于农民提供的关键情报。格瓦拉战败身死，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缺乏群众支持。

格瓦拉若泉下有知，恐也不愿被人奉若神明。这不仅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无神论、反对宗教的立场，更是由于格瓦拉不认同基督精神。1956年他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不是基督或慈善家，……和基督正相反，我为信仰而战，用所有能用的武器，让其他人去死。所以我不会被钉上十字架或其他什么地方。”显然，基督的爱、宽恕与和平是与他无缘的。

在随后的古巴革命中，格瓦拉证明了自己的杀伐决断。因他的这种品质，胜利之后被委以的第一份重任就是镇压“反革命”——其驻军的拉卡巴尼亚城堡（La Cabaña）被辟为监狱，作为指挥官的他亲手签署了至少上百份处决令。

在古巴导弹危机后接受采访时，格瓦拉更是语出惊人地表示：“导弹发射钮若掌握在古巴人手里，它们会被按下；社会主义的胜利，值得用数百万核战亡魂去换取。”以他讲话一贯的激情澎湃、甚至口无遮拦，这一表态难免有夸张成分。但这些话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人文关怀或宗教情怀扯上关系。由此可见，格瓦拉崇拜，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怕是被投射了太多的想象。

回到《英勇的游击队员》。这幅神作之所以神，恰是因为捕捉到了人物的某种“神性”。站在现在的角度，当然可以认为这种神性很大程度来自于对人物先入为主的印象所提供的强烈暗示。如果剥离人物背景，《英勇的游击队员》仍会是一幅让人眼前一亮的杰作，但恐怕不会和某种既定意义绑定；如果没有切的殉道，“科尔达切”仍可能成为广为流行的图标，但恐怕不会成为某种精神图腾。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幅照片的存在可有可无。恰恰相反，它在格瓦拉神话的构建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要知道格瓦拉的封神并不在他身前，是殉道把他推上神坛。他的死讯引爆的媒体洪流可以说是一波造神运动，而《英勇的游击队员》恰逢其时地出现在那个时点，以其直观的审美感染力，为话语提供了最有力的注脚。更不用说以照片本身的神韵，太适合作为代表偶像的符号来领受膜拜了。可以设想，若是缺了这幅杰作，格瓦拉的神龛必定逊色不少，也不会引来那么多信徒；而若没有这幅杰作以艺术审美为造神运动推波助澜，格瓦拉虽然仍会位列红色英雄的万神殿，但恐怕不会占据那么显眼的位置。